事实：用数据思考，避免情绪化决策(校对)第15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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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你的知识。有些知识很快就会变得过时，技术、国家、社会文化和宗教都在持续的改变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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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年人对话。如果你想弄清楚价值观是如何改变的，请想一想你的祖父母们的价值观和你的价值观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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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文化改变的案例。找到反面的案例来挑战那种认为文化一成不变的说法。
CHAPTER
8
第八章
单一视角
为什么政府不应该被认为是冷酷的
为什么鞋子和砖头有时候会比数字
更有用
我们可以相信谁
如果你仅仅依赖媒体来形成你的世界观的话，这就好比你仅仅看着我的脚的照片来形成对我的看法。虽然我的脚是我的一部分，却是我整体上比较丑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我的胳膊就没有那么丑，我的长相也并不难看。所以仅仅看到我的脚，是不能代表看到了我的全貌的。
那么我们能从媒体以外的什么地方获得信息呢？我们可以相信谁
呢？我们需要相信专家吗？毕竟专家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研究一个特定的细分领域。对于这一问题，你要特别小心。
单一视角本能
我们非常喜欢简单的想法。我们欣赏洞见真相的时刻。我们也享受真正理解到真相的喜悦。当我们拥有了一个简单的想法，并且发现它可以解释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开心，觉得这个世界变得简单了。所有的问题都有单一的原因，我们只需要解决这个原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有单一的解决方案，我们只需要采取这样的方案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简单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我们彻头彻尾地误解了这个世界。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有单一的原因和单一的解决方案，我把这称为人类的单一视角本能。
比如说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好的，那么大家就会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政府干预。我们只需要消除政府干预，减税并放松监管，那么就可以释放自由市场的力量，解决一切经济问题。
相类似地，有另一个简单的想法，认为平等是最重要的事。那么我们就会简单地认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由不平等带来的，我们需要反对不平等，而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平等地分配资源。
如果我们都用这种方式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我们无需深入了解事情的本质或者真相，就可以下结论或者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的大脑节省大量的时间。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的话，这么做是无用的。如果你总是执着于或迷信于某种特定的想法，那么你就会自动忽略不符合你想法的信息。这不是一种能够帮助你认识真相的方法。
相反，你应该持续地测试自己的想法的不足之处。对你自己有限的经验采取谦卑的态度，积极获取最新的信息。对你专业领域之外的知识要保持好奇心。要多和拥有不同意见的人交流，把这些不同意见看作帮助你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有用的资源，而不是仅仅和那些和你有共同观点的人一起交流。我对这个世界曾经有过很多错误的理解。有些时候是现实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更多时候我是通过和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交流发现自己的错误的。
为什么人们总是习惯于用单一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呢？我发现了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是政治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我在后面会继续介绍；
其二是专业局限性。
专业人士：专家们和社会活动家们
我喜欢和专家们讨论问题，我也非常依赖他们的专业看法来帮助我认识这个世界。比如说，当我知道所有的专家都一致认为世界人口将在
100亿和120亿之间停止增长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数据。再比如说，当我知道历史学家、人类统计学家和古人类学家都一致认为，在1800年之前妇女平均会生育5个以上的孩子，但是其中只有两个会活下来的时候，
我也相信这个数据。再比如说，当我得知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增长的成因持有不同的观点并彼此争论的时候，他们的观点也是非常有用的。这提醒我必须非常谨慎，并且促使我思考：对于这个问题，可能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单一的解释方法。
我喜欢专家，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首先非常明显的是，专家们都只对自己熟悉的特定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尽管他们往往不承认这一点。这很容易理解，我们都希望自己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对他人有
用。我们也都希望自己所拥有的特定知识可以使自己高人一等。
但是，请允许我说，但是……
很多非常有头脑、喜欢科学思维的人士，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都得到了很差的分数。
那些受到了高等教育的人，比如说《自然》杂志的读者们，对于我们提出的事实问题，回答得也很差，很多时候甚至比普通民众还要差。
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回答这些事实问题的正确率也并不比其他人高。
我曾经非常荣幸地参加了第64届林道诺贝尔奖得主大会，并且为一群极具天赋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诺贝尔奖得主来做演讲。他们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是顶尖的专家，然而关于儿童疫苗注射率这个问题，他们的正确率比普通人还要低，仅有8%的人选择了正确答案。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专家们能够在他们擅长的领域之外有任何权威性了。
拥有高智商，数学很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得过诺贝尔奖，这些都不能确保你能更正确地认识世界。有些时候，所谓的专家甚至在他们自己专长的领域也不够专业。我曾经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家团体中做演讲，因为我相信，要想推动世界的进步，这些社会活动家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最近我参与了一场关于女权运动的演讲。我非常支持女权运动。在这次会议中，全世界有292名非常勇敢的女权主义者来到斯德哥尔摩，为争取更多的妇女教育权利而奋斗。但是她们当中竟然只有8%
的人知道，在全世界，30岁的妇女平均受到的教育只比30岁的男人少一年。
我并不是说女孩的教育在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在收入水平第一级的极少数国家，很多女孩仍然不能接受小学教育，在女孩和妇女们接受初中教育或者高等教育这件事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在收入水平第二、第三和第四级的国家生活着60亿人，那里的女孩几乎和男孩享受了同等的学校教育。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这是所有的女权主义者应当知道，并且为之欢呼庆祝的事情。
我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我所说的不仅仅是针对女权主义者。几乎我遇到的所有社会活动家，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夸大他们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事实问题11：
在1996年，老虎、大熊猫和黑犀牛被列为濒危动物，那么请问到今天这三种动物中的哪些还是濒危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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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部都是
□
B.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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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全部都不是
人类曾经在这个星球上滥用自然资源，很多动物的栖息地遭到了破坏，很多动物遭到猎杀以至于灭绝，这是很清楚的事实。但是致力于保护濒危动物以及动物栖息地的社会活动家，总是会犯我刚刚描述过的那种错误：他们拼命地想让人们关注这些濒危动物，而他们自己却忘记了发生的进步。
去解决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严谨的数据库。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用一下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红名单(Red
List)，在这个网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濒危物种的信息。这个网站是由全球的一群高水准的学者组建的，他们追踪世界上不同野生动物的数量并协作起来监控变化趋势。你猜如何？如果我去查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网站或者红名单的话，我可以看到，除了在个别地区或者某些细分物种，大熊猫、老虎和
黑犀牛的数量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是持续增长的。那些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张贴保护熊猫贴画的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然而，即便在瑞典的公众之中，也只有6%的人知道他们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效果。
我们已经在人权、动物保护、妇女教育、天气变化、灾难防范以及其他的一些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社会活动家们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总是在告诉我们事情在变得更坏。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社会活动家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是我在想，如果他们能够不犯这种单一视角的错误的话，如果他们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所产生的进步并且愿意把这个社会的进步告诉所有人的话，他们也许能获得更多的成就。人们知道了所取得的进步，就会受到很大的激励，而反复地强调问题的存在，却不会给人们带来任何激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拯救儿童运动、组织人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的人，他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了这样激励公众的良
机。
锤子和钉子
你也许听过这样一句谚语：你给你的孩子一把锤子，他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作钉子。
当你拥有某种专长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够有机会使用它，有些时候一个专家总是试图使用他们所擅长的知识，然而他们所擅长的知识和技能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你会看到擅长数学的人永远都会对数字很执着，气候变化主义者则到处宣扬太阳能的重要性。而医生们则总会宣扬医药治疗的重要性，虽然他们明知道预防往往是更重要的。
知识有时候会成为专家的障碍，使他们看不到真正的解决方案。所有的解决方案，对于解决特定的问题都是很管用的，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案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多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
数据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我并不热爱数据。虽然我喜欢研究大量的数据，但是我并不热爱数据本身。数据是有它自己的局限性的。仅仅在数据能够帮助我理解数字背后的现实的时候，我才会喜欢使用数据。比如在我所研究的领域，我就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检验我的假设。然而我所有的基本假设都来自与人们的交谈、倾听以及观察。虽然没有数字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世
界，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对仅仅通过数据推导得出来的结论保持一定的怀
疑和警惕性。
在1994年到2004年，莫桑比克的总理都是帕斯库亚尔·莫昆比，他在2002年访问了斯德哥尔摩，并且告诉我他的国家正在经历伟大的经济进步。我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因为我知道在莫桑比克，经济的统计数据往往是不够准确的。难道他是看人均GDP的数据得出这一结论的吗？
他回答说：“我会看这些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并不是太准确，所以我自己会观察每年5月1日参加游行的人。这个游行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我就观察这些参加游行的人的脚，看他们穿什么样的鞋。我知道这个游行对所有莫桑比克的人民来说，都是最最重要的节日，所有人都会在这一天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和鞋。在这一天，没有人能够向朋友去借一双鞋来穿，因为他的朋友这时候也需要。所以我就观察他们的脚，我看他们是光着脚还是穿着破鞋，还是穿着很好的漂亮的鞋。我把我每年观察的结果做对比。
“另外我也会在全国旅行，看那些建筑。如果建筑工地上已经长满了荒草，那就是一件很坏的事情。但是如果建筑工地上有人持续添砖加瓦，我就知道人们现在口袋里有钱，可以进行投资，而不是每天都把钱花光。”
一个英明的首相会看数据，但是不仅仅依赖于数据。
而且有一些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和表达的。我们可以用数字来描述人们在疾病中遭受的苦难，我们也可以用数字来衡量人们物质生活的进步，但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个人自由以及文化。而这些是无法用数字表达的。试图仅仅用数字来衡量人类的进步是一个很奇怪的主意。数字永远不能够反映人类生活的全貌。
没有数字，我们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也不可能仅仅通过数字来理解。
药品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医疗专家们往往会非常固执地相信药品，甚至某一种药。
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丹麦的公共健康医生，哈夫丹·马勒博士，
对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了一种消除肺结核的方法。他的计划是用一批携带着X光机的小型货车在印度的村庄里边到处转悠，给所有的人拍X光
片，一旦发现有肺结核患者，就给他吃药来治疗他的肺结核。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是因为当地的人对此非常不理解，而且很愤怒，他们面临着更多更紧急的医疗问题，然而却有一大批医生和护士，不但不帮他们解决骨折、腹泻或者生孩子这些问题，反而要给每一个人拍X光片去治疗一种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疾病。
这个项目的失败表明：与其试图去根治一种或者几种特别的疾病，
还不如致力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医疗健康水平。
在医疗健康行业的另外一端，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已经开始下滑。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非常努力地试图开发出革命性的、能够延长寿命的药品。我曾经试图说服它们相信下一个影响世界人口平均寿命的突破口将来自商业模式，而不是医药技术。这些大型的制药公司并没有能够进入收入水平在第二级和第三级国家的市场。在那里，数以亿计的人并不需要什么革命性的新药，而只需要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已经成熟使用
的、有疗效的药。如果这些大型制药企业能够调整它们的价格，为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消费者服务，那么它们就可以利用已有的产品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专门研究难产的专家们很理解锤子和钉子的故事。他们深深地知
道，要想挽救那些死于难产的贫困的母亲，最重要的并不是训练更多的护士来做剖宫产手术，也不是训练更多的医生来进行大出血治疗，而是提供快速的交通手段，使得她们能够在第一时间被送到医院去。如果这些孕妇不能及时到达医院，医院就起不到作用。如果没有救护车，或者没有能够让救护车通行的道路的话，光有医院又有什么用呢？同样地，
教育工作者们非常清楚，电灯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更多的教科书和更多的老师，因为电灯使得学生们可以在太阳落山之后做家庭作业。
性病专家的单一视角本能
我曾经和许多性病专家进行交流，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在一些贫穷的国家收集各种关于性传播疾病的数据。这些性病专家都非常勇敢，他们面对各种性病患者，敢于把自己的手指放到患者的任何部位。他们也从来不介意向这些性病患者询问各种关于他们性行为的问题。我非常想知道这些患者得性病是否
和他们的收入水平有关系。所以我希望他们在和患者进行访谈的时候能够询问一下他们的收入水平。他们非常惊奇地看着我说：“什么？你想向人们询问他们的收入吗？那可是个极端私密的问题啊!”他们敢于把自己的手指放到患者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他们也敢于问患者关于他们性行为的各种隐私问题，却不愿意去问他们收入的问题。
几年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和世界银行中组织全球收入调查的团队见了面。我希望这些专家在进行问卷调查的时候能够加入一些关于性行为的问题。我很想弄明白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性行为模式之间是否有联系。这些专家的反应几乎和那些性病专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尽管他们愿意去调查人们关于收入的方方面面，包括黑市交易等极其私密的问题，但是却绝不会提关于性生活的任何问题。
这些专家似乎永远都只会从自己的单一视角来看问题，从来都只是画地为牢给自己添加诸多限制。
意识形态主义者
人民的共同信仰，也就是意识形态，可以使我们建造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使得我们拥有了民主自由和公共卫生保险。
但是意识形态主义者也和那些专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一样，他们的思维往往被单一视角所固化，而且有时会造成更加有害的结果。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古巴和美国人的现实生活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专注于单一视角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们往往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总是相信单一的解决方案，例如自由市场或平等这些意识形态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药，而不是去客观地观察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产生的现实结果。
古巴：穷国中最健康的国家
1993年，我在古巴度过了一段时间，专注于调查研究一场影响了4
万人的传染病。我有几次和古巴当时的总统卡斯特罗见面的机会，也有和很多古巴卫生部的专业人士一起工作的机会。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
育，并且非常敬业。他们努力在当时非常压抑且欠缺灵活性的体系中工作。由于我曾经在莫桑比克这样曾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作过，所以当我去古巴的时候，我并没有对他们的体制抱有任何浪漫的幻想。
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古巴看到的无数不靠谱的事情。比如当地的私酿酒是放在闪着荧光的电视显像管中，然后加入水、糖和带粪便的婴儿尿布来发酵。比如当地的酒店，从来就没打算迎接任何客人，也没有任何食物。我们只能开车到附近的老人的家里去吃他们标准口粮中剩下来的很少的食物。比如我的古巴同事们，如果给他们在美国的亲戚寄了明信片，他们的孩子就会被学校开除。再比如，我的研究成果必须当面向卡斯特罗总统做汇报，才能得到批准。然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告诉你们
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为什么会去古巴，以及我在那里究竟发现了什么。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从1991年末开始，在古巴一个种植烟草的叫比那尔德里奥的省份，很多贫穷的农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他们逐渐变成色盲，并且发展出四肢麻木这一类的神经系统问题。古巴当地的传染病专家曾经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到答案，所以向国际社会寻求帮助。而当时苏联刚刚解体，古巴无法从苏联得到任何帮助。在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过贫穷农民的神经性传染病的专家中，他们选择了我。一位名叫康吉塔·胡尔哥的古巴政治局委员在机场迎接了我，
卡斯特罗总统在我到达古巴的第一天也接见了我。当时他带着全副武装的卫兵，把我全身上下检查了个遍。他绕着我转圈时，他脚上的黑色运动鞋在水泥地上吱吱作响。
我花了三个月调查研究这种传染病的病因。我的初步结论是这种病并不是由于患者们从黑市买到了有毒的食物而造成的(当时有谣言说黑市的食物有毒，是这种病的病因)，也并不是由于细菌导致的新陈代谢系统问题，而是由当时的宏观经济问题带来的普遍的营养不良造成的。在苏联解体之前，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苏联货船向古巴运送土豆，以换取雪茄和糖。而在1991年末，苏联解体了，他们满载土豆的货船并没有来到古巴，这造成了古巴全国的食品短缺。古巴政府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食物配给制度。成年人把仅有的一点有营养的食物分给了孩子、孕妇和老人。他们自己只能吃少量的糖和大米。我尽可能小心谨慎地把我的研究结果向古巴政府做了报告，因为我知道，我的研究结果说明古巴的计划经济已经失败了，他们不能够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古巴政府官员向我表示感谢，然后把我送走。
一年以后，古巴政府邀请我回到哈瓦那去给卫生部做一场演讲，介绍古巴人民的健康状态在全球中的排名位置。当时古巴政府在委内瑞拉政府的帮助下已经度过了食品短缺的危机。
我在演讲中展示了古巴的健康状态，以及在全球所有国家中的排名位置。尽管古巴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的1/10，但是他们的婴儿成活率却和美国人几乎一样。古巴的卫生部部长在我演讲结束之后，非常兴奋地跳上讲台向台下的观众总结发言说：“我们古巴是所有穷国中健康水平最高的!”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我的演讲就此结束了。
然而台下的观众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这一观点。在我去洗手间的路上，一个年轻人轻轻地抓住了我的手臂，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告诉我他负责做健康数据的统计。他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你的数据都是正确的，但卫生部部长的结论却是错误的。我们不是穷国中健康水平最高的国家，而是同等健康水平的国家中最穷
的。”
说完，他放开我的手臂，笑着走开了。当然，他是对的。古巴的卫生部部长只是从他自己的单一视角给出了一个结论，但是却有另外一种解读事实的方法。为什么要满足于成为穷国中健康水平最高的国家呢？
难道古巴人不配变得像其他健康国家的人一样富有、自由吗？
美国：富裕国家中健康水平最差的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古巴是所有贫穷国家中健康水平最高的，那么与之相反的就是美国，美国是所有富裕国家中健康水平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