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用数据思考，避免情绪化决策(校对)第20部分在线阅读

时准备接受新的事实来改变你的观点。保持谦卑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因为它意味着你不需要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了解，或者都有观点，你也不必随时准备为你自己的观点而辩解。
保持好奇心，意味着你应当对新的知识和信息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且积极地寻找新的信息。它意味着你能够拥抱和你世界观不符的事实，
并且可以努力去理解它们背后的含义。它意味着让你的错误激发自己的好奇心，而不是难为情。我怎么会错得如此离谱呢？我能够从这个错误中学到什么呢？那些人都很聪明，那么为什么他们会使用那种解决方案呢？保持好奇心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过程，因为它意味着你永远都会发现有趣的事情。
但是世界还在持续变化。教育下一代解决不了成年人的无知问题。你在学校里面学到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在十到二十年之后就会变得过时。所以我们还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对成年人的知识进行更新。在汽车行业，当人们发现汽车有缺陷的时候，就会召回产品。你会从汽车生产厂家那里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我们将会召回你的汽车，并为你更换刹车片”。当我们在学校中学到了关于世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变得过时之后，你也应该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抱歉，我们以前教给你的知识已经过时了，请返回学校，我们将对你的知识进行免费升
级”。或者也许你的工作单位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请学习下面的材料并进行考试，这样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就不会出丑了。”
把宽边帽换成收入大街图
孩子们在学龄前教育中就开始学习其他的国家和宗教文
化。我们通常会给孩子看一些很可爱的世界地图，在地图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人物，穿着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这样孩子们就可以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不同，并且尊重这种不同。这种意图是好的，但是这会给孩子造成一种印象，使他们觉得世界各地的人们非常不同，同时使他们对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过时的认识。当然，墨西哥人有时会爱上巨大的毡帽，但是现在的墨西哥，只有那些游客才戴这种大的毡帽。
让我们给孩子们看收入大街图吧。让他们了解人们日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一位老师，请带着你的学生们在
dollarstreet.org的网站上来畅游世界，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同和相似之处。
商业活动
如果你在自己的简历上打错一个字，有可能你就得不到这份工作，
但是如果你把10亿人口放错了大洲的话，你不仅不会被炒鱿鱼，说不定你还可以得到晋升。
很多西方的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员工，仍然有着根深蒂固
的、过时的、错误的世界观。然而对世界的全面理解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是越来越容易。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和世界各地的消费者、生产者、服务商、同事和客户一起沟通工作。在几十年前，我们是否了解这个世界并不重要，当时我们也缺乏可靠的全球化的统计数据。当世界变化的时候，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就需要随之变化。在当今社会，很多学科的数据都很容易获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当我对全球化的误解宣战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是一台复印机，但是今天，这些数据都可以很容易在网上获得，无论是关于就业、生产、市场，还是投资。对于公司和员工而言，基于实事求是的世界观来做决定、采取行动已经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也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利用数据来理解全球化的市场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人们抱持着错误的世界观，只看到片面或错误的数据，或没有数据，那么就会被误导。如果不是有一天人们接受了全球知识的测试，他们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是错误的。
对于销售和市场工作而言，如果你在欧洲或者美国运营一个很大的业务，你和你的员工必须理解，世界的未来市场在亚洲和非洲这些高速增长的地区，而不是在西方世界。
对于员工招聘而言，你需要理解，作为一个欧洲或美国公司，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国际性人才的优势了。比如，谷歌和微软已经成为真正全球化的公司，而不是美国的公司。他们的亚洲和非洲的员工希望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化公司的一部分，而事实上他们确实做到了。他们的首席执行官都是在印度出生，并在印度接受了教育。
我在给欧洲的企业做演讲的时候，总会劝他们降低自己公司的欧洲色彩(比如把企业标志上的阿尔卑斯山图样去掉)，把他们的总部——而
不是他们的欧洲员工——搬到其他的国家去。
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你需要认识到全球化进程并未结束。几十年前，西方公司认识到通过把工业化生产外包给收入水平在第二级的国
家，可以以低于一半的成本来生产相同质量的产品。然而全球化是一个持续化的进程，而不是一锤子买卖。当孟加拉国和柬埔寨进入收入水平第二级的时候，纺织工业从欧洲转移到了这些国家。但是当这些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而进入收入水平第三级之后，他们必须及时地多样化自己的工业布局，从而避免纺织业的工作转移到非洲国家之后带来的后果。
在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你需要忘掉对非洲陈旧的殖民地的印象
(今天的媒体仍然在做如此的宣传)，而要理解，在加纳、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你有可能发现最佳的投资机会。
我认为很快企业家们就会认识到，他们的员工和客户都需要及时更新世界观，这远比检查拼写错误更重要。
记者、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
记者、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也都是平常人，他们并没有刻意地对我们撒谎，他们只是自己对世界有着错误的认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应该经常检查并更新自己的世界观，并且养成实事求是的思考习惯。
记者们可以采取更多的行动，来给我们展现一个比较正确的世界
观。比如在事件的描述中加入历史背景介绍，就会起到很大的帮助。有一些记者已经认识到负面新闻给人们带来的错误的影响，正在起草新的更有建设性的新闻准则，并且希望改变新闻界只报道坏消息的习惯，从而能够使得新闻更加有意义。目前还很难评估这样做的实际影响会有多大。
归根到底，展现真实的世界，并不是记者的本职工作，也不应该是社会活动家或政治家的目标。他们永远都要用激动人心的故事和夸张的描述来竞争人们的注意力。他们只会聚焦异常的情况，而不是平常的事情。他们总是会关注新奇的事物，而不是渐变的模式。
我认为即便是最高质量的新闻媒体也不可能像统计机构那样，展现一个中性和不夸大的世界。那会是正确的，但是太沉闷了。我们不应当期望媒体能够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相反地，我们应该学会如何消化吸收
媒体的信息，并且认识到新闻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其实是没有太多帮助的。
你的组织机构
一年一度，全球各个国家的卫生部部长都会参加世界健康大会。他们会规划健康系统，并且比较不同国家的健康数据，然后他们会一起喝咖啡。有一次，墨西哥的卫生部部长，在茶歇的时候，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每年我只会有一天关心国内的各项平均数据，那就是今天。其他的364天，我只关心各种个体之间的差异。”
在本书之中，我讨论了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现实情况的无知。我认为在国家层面仍然会有这种系统性的对现实的无知。在每一个社区和每一个组织之内，应当也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测试了很少的本地化事实问题，同样看出了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认知也存在着相似的偏差。比如说在瑞典，我们向人们询问下面的问题。
今天20%的瑞典人年龄超过65岁。十年以后，这个比例会变成什么样子？
□
A.20%
□
B.30%
□
C.40%
正确的答案是20%，保持不变，但是只有10%的瑞典人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这是一种对基本事实的可怕的无知。尤其是当瑞典人在辩论下一个十年规划的时候。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人们过去听到了太多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过去的20年间，老年人口确实是在增长，因此他们就假设老年人口数量会持续按照直线增长下去。
我们非常希望能多问人们一些本地化的话题，看看人们对自己当地的事实的了解程度。生活在你的城市里的人们是否了解人口的比例和未来的趋势呢？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还没有做这样的测试。但是我相
信，结果很可能是大家不知道。
你的专业知识怎么样？如果你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附近研究海洋生物，你的同事了解波罗的海的基本事实吗？如果你在森林行业工作，你的同事知道森林火灾发生的频率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你们知道最近的一次山林火灾造成的损失比以前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呢？
我相信，如果我们持续地问这些关于事实的问题的话，会发现人们更多的无知。这就是为什么我强烈地建议把这作为第一步。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在你自己的组织中发现无知。你可以从问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开始，看看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
有时候人们会对此感到很紧张，他们认为他们的同事和朋友都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测试。因为一旦他们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他们就会很不高兴。我的经验却恰恰相反，人们非常喜欢做这样的测试。大多数人都会非常高兴地发现真实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大多数人都会很热切地希望开始学习。用谦卑的方式测试人们的认知，可以激发人们巨大的好奇心以及新的真知灼见。
最后的话
我认为用一生的时间与无知做斗争，传播实事求是的世界观，虽然有时会遭到挫折，但整体而言是非常快乐和激动人心的。我认为，仔细地研究世界的真相，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也发现，把我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其他人，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当我最终能够理解为什么传播正确的认识和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是如此困难的时候，我也感觉到非常兴奋。
有没有可能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能够建立起实事求是的世界观
呢？我们总是很难想象巨大的改变，但这绝对是可能的。我也坚信，它一定会实现，这基于两个简单的原因：第一，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对我们的人生很有指导意义，就像准确的GPS一样；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自在。相比过分夸大的世界观，它不会给我们制造太多的焦虑和绝望。这是因为过分夸大的世界观总是太过负面和可怕。
当我们拥有了实事求是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像它看起来那样的那么糟糕。我们也会认识到，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事实的经验法则
结语
2015年9月，汉斯和我们俩决定共同写一本书。到了2016年2月5
日，汉斯被诊断出患有不可治愈的胰腺癌，后期发展情况的预测结果非常差。医生预测，汉斯最多还能活三个月。如果姑息治疗的效果非常好的话，他还可以活一年。
在经过了一开始的恐惧和震惊之后，汉斯想开了。生活仍然可以继续。他仍然可以和他的妻子阿格尼塔，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一起享受一段生活。但是他的健康状况将会变得不可预知。所以在一个星期之内，
他取消了未来一年内所有的67场演讲，还有所有的电视、电台演讲以及电影制作。对此汉斯非常伤心，但是他别无选择。遭受到如此的人生巨变，写这本书成了他剩余不多的时间里最重要的事。悲中有喜的是，在他原本繁忙的工作中，写这本书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而现在成了他唯一的工作乐趣，他可以专心致志地完成这一重要著作。
他有太多的事情想说。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面，我们三个人用极大的热情，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足够让我们写一本非常厚的书：关于汉斯的生活、我们共同的工作以及我们的一些想法。直到生命的终点，他仍然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和热情。
我们共同制订了这本书的提纲，然后开始写作。我们曾经在很多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中共同工作了很多年，也已经习惯了为如何取得最佳的效果进行持续的争论。然而我们很快就发现，当我们三个人身体都很好的时候，这种辩论是多么容易的一种沟通方式，而现在当汉斯生病之
后，这种激烈的沟通方式变得非常困难。我们几乎就要失败了。
2017年2月2日星期四的晚上，汉斯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我们叫来了救护车，汉斯把这本书的草稿带上了救护车。在草稿上，他写满了各种批注。几天后，在2月7日，星期二的早上，汉斯去世了。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天，他还带着他的草稿和欧拉一起讨论。他还在医院里面给出版商发了一封邮件，很高兴地告诉出版商，我们实现了写这本书的目
标。“我们共同的工作，”汉斯写道，“最终变成了非常有趣的文字，帮助全球的读者来理解这个世界。”
当我们宣布汉斯去世的消息之后，朋友们、同事们以及全世界各地
的粉丝们，都表达了哀悼。互联网上也有很多网友表达了悼念之情。我们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们一起在卡罗林斯卡学院为汉斯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另外在乌普萨拉城堡举行了葬礼。这完美地体现了我们所了解的汉斯：勇敢，有创意，严肃认真，永远相信奇迹。他是一位伟大的朋友和同事，也是一位被深爱着的家庭成员。我们也组织了马戏表演，当然也有吞剑者表演。我们的儿子泰德也表演了他自己研究出来的戏法。我们用了美国歌手弗兰克·辛纳屈的歌曲《我的路》来作为结尾。这不仅是因为汉斯永远我行我素，也因为几年前的一次幸运的意外。汉斯对音乐的兴趣从来都不大，他总是说他自己是音乐盲，但是有一次他的小儿子马格纳斯却听到汉斯在唱歌。是汉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误拨了马格纳斯的手机，给马格纳斯留下了一段四分钟的语音留言。这段留言记录下了汉斯在开车的过程中大声地唱着弗兰克的歌。这就是典型的汉斯。你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在研究全球性风险的清单，另外一方面却在上班路上愉快地唱歌。这是他的两个方面，既关心世界又充满欢乐。
我们和汉斯一起工作了18年。我们为他写演讲稿，和他一起讨论
TED的演讲内容，并互相争论各种细节问题。汉斯的每一个故事我们都听过很多遍并且以多种方式记录了下来。
创作这本书的过程，在汉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面是异常痛苦的。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几个月，当我们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却感到非常欣慰。由于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在最后的收尾部分，
我们总觉得汉斯的声音还在我们脑海中回响，我们经常感觉他似乎并没有去世，而是仍然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工作。完成这本书成了我们纪念汉斯的一种最好方式。
如果汉斯还在世的话，他一定非常乐意去亲自推荐这本书，而且他一定会做得非常出色。然而，当汉斯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后，他就已经知道这不可能了。我们将会继承汉斯的遗志，来继续完成我们和汉斯的共同使命。汉斯关于实事求是的世界观的梦想仍然与我们同在，我们希望他的梦想也能与你同在。
安娜·罗斯林·罗朗德，欧拉·罗斯林
于斯德哥尔摩，2018年
致谢
我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绝大多数并不来源于坐在电脑前面阅读研究报告或者分析数据，而是来源于和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沟通。由于工作的便利，我有机会能够在全世界各地旅行学习和工作。在我的工作中可以接触到来源于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我可以向跨国公司的CEO学习，可以和生活在非洲的极度贫困的妇女们学习。我可以向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基督教的修女们学习，也可以和我斯德哥尔摩的博士生们一起学习。我可以和班加罗尔医学院的学生们一起聊天，也可以和德黑兰的学者们探讨学术问题。我曾经和世界上最富有以及最贫穷的国家的领袖们一起开会，这包括莫桑比克的前总统爱德华·孟德兰，也包括比尔·盖茨夫妇。我希望向你们所有的人表示感谢，是你们和我分享了很多知识，使得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美好。是你们向我展现了一个和我在书本中学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
了解这个世界是一回事，把自己的理解变成演讲和书是另外一回事。是我身后的团队一如既往的无私奉献和支持，使得这一切变为可能。我要感谢团队中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成员。是Gapminder团队为我提供了所有的素材。
我要感谢我的代理人Max
Brockman给我的各种建议和支持。也要感谢我们的编辑，来自英国Hodder出版公司的Drummond
Moir和来自美国Macmillan出版公司的Will
Schwalbe，感谢你们的信任，也感谢你们在整个过程中给予的指导。感谢Harald
Hultquist建议我们寻求国际代理的帮助，也感谢我们瑞典的编辑Richard
Herold，他在早期帮助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新朋友Deborah
Crewe，她勇敢地接纳了我们，倾听我们的需求，并且用她的耐心、幽默和专业技能帮助我们最终达成任务。
我要特别感谢罗斯林家族中最年幼的一代。感谢你们，允许我和你的父母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的周末和夜晚。我希望当你们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可以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并且原谅我占用了你们的父母——安娜和欧拉——这么多的时间。我也要感谢你们自己所做的贡献。感谢麦克斯花了无数的时间和我讨论，并且在我的办公室里帮我修改了上百份手稿。也感谢泰德为我们的收入大街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在自己的班级
里做问卷调查，还去纽约代表我领取联合国的人口奖章。也感谢埃巴帮助欧拉为本书做了艺术设计。
在瑞典语里面有一个词叫作“stå
ut”，这很难翻译。它的意思是忍耐、坚持和忍受，在此我把它理解为“挺住”。我希望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们知道我对你们的无尽感激之情。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和我一
起“挺住”。我知道，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我经常缺席一些事情，即使在你们身边，我也经常会心不在焉或者变成一个很讨厌的人。在工作
中，我经常会有失落沮丧的情绪。所以我要感谢所有的同事和朋友。我还要特别感谢Hans
Wigzell，是他在最早期的时候就勇敢地支持了开启民智基金会，并且竭尽所能地试图延长我的生命。
最后，我要将我最深厚最诚挚的感谢献给我青梅竹马的爱人，我的妻子，以及我一生的伴侣阿格尼塔。献给我心爱的孩子，安娜、欧拉、马格纳斯以及他们的伴侣。也献给我的孙子孙女麦克斯、泰德、埃巴、桃瑞丝、斯蒂格、拉尔斯、提基、米诺，是他们给了我对未来的希望。
我也要感谢：
Jörgen
Abrahamsson，
Christian
Ahlstedt，
Johan
Aldor，
Chris
Anderson，
Ola
Awad，
Julia
Bachler，
Carl-Johan
Backman，
Shaida
Badiee，
Moses
Badio，
Tim
Baker，
Ulrika
Baker，
Jean-Pierre
BaneaMayambu，
Archie
Baron，
Aluisio
Barros，
Luke
Bawo，
Linus
Bengtsson，
Omar
Benjelloun，
Lasse
Berg，
Anna
Bergström，Staffan
Bergström，
Anita
Bergsveen，
BGC3，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Sali
Bitar，
Pelle
Bjerke，
Stefan
Blom，
Anders
Boiling，
Staffan
Bremmer，
Robin
Brittain-Long，
Peter
Byass，
Arthur
Camara，
Peter
Carlsson，
Paul
Cheung，
Sung-Kyu
Choi，
Mario
Cosby，
Andrea
Curtis，
Jörn
Delvert，
Kicki
Delvert，
Alisa
Derevo，
Nkosazana
Dlamini-Zuma，
Mohammed
Dunbar，
Nelson
Dunbar，
Daniel
Ek，
Anna
Mia
Ekström，
Ziad
E1-Khatib，
Mats
Elzén，
Klara
Elzvik，
Martin
Eriksson，
Erling
Persson
Foundation，
Peter
Ewers，
Mosoka
Fallah，
Ben
Fausone，
Per
Fernström，
Guenther
Fink，
Steven
Fisher，
Luc
Forsyth，
Anders
Frankenberg，
Haishan
Fu，
Minou
Fuglesang，
Bill
Gates，
Melinda
Gates，
George
Gavrilis，
Anna
Gedda，
Ricky
Gevert，
Marcus
Gianesco，
Nils
petter
Gleditsch，
Google，
Google
Public
Data
team，
Georg
Götmark，
Olof
Gränström，
Erik
Green，
Ann-Charlotte
Gyllenram，
Catharina
Hagströmer，
Sven
Hagströmer，
Nina
Halden，
Rasmus
Hallberg，
Esther
Hamblion，
Mona
Hammami
and
the
team
in
Abu
Dhabi
behind
Looking
Ahead，
Katie
Hampson，
Hans
Hansson，
Jasper
Heeffer，Per
Heggenes，
David
Herdies，
Dan
Hillman，
Mattias
Högberg，
Ulf
Högberg，
Magnus
Höglund，
Adam
Holm，
Anu
Horsman，
Matthias
Horx，
Abbe
Ibrahim，
IHCAR，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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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kena
G.
Jackson，
Oskar
Jalkevi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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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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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t
Janer，Joch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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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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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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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ör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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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sson，
Linley
Chiwona
Karlt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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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is
Shah
Khatt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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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okhar，
Niclas
Kjellström
Matseke，
Tom
Kronhöffer，
Asli
Kulane，
Hugo
Lagercrantz，
Margaret
Orunya
Lamunu，
Staffin
Landin，
Daniel
Lapidus，
Anna
Rosling
Larsson，
Jesper
Lar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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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ohla，
Martin
Lidholt，
Victor
Lidholt，
Henrik
Lindahl，
Mattias
Lindblad，
Mattias
Lindgren，
Lars
Lindkv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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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strand，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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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åkan
Lobell，
Per
Löfberg，
Anna
Mariann
Lundberg，
Karin
Brunn
Lundgren，
Max
Lundkvist，
Rafael
Luzano，
Marcus
Maeurer，
Ewa
Magnusson，
Lars
Magnusson，
Jacob
Malmros，
Niherewa
Maselina，
Marissa
Mayer，Branko
Milanović，
Zoriah
Miller，
Katayoon
Moazzami，
Sibone
Mocumbi，
Anders
Mohlin，
J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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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Mondlane，
Louis
Monier，
Abela
Mpobela，
Paul
Muret，
Chris
Murray，
Hisham
Najam，Sahar
Nejat，
Martha
Nicholson，
Anders
Nordström，
Lennart
Nordström，
Marie
Nordström，
Tolbert
Nyenswah，
Johan
Nystrand，
Martin
Öhman，
Max
Orward，
Gudrun
Østby，
Will
Page，
Francois
Pelletier，
Karl-Johan
Persson，
Stefan
Persson
Måns
Peterson，
Stefan
Swartling
Peterson，
Thiago
Porto，
Postcode
Foundation，
Arash
Pournouri，
Amir
Rahnama，
Joachim
Retzlaff，
Hannah
Ritc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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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h，
Anders
Rönnlund，
David
Rönnlund，
Quiyan
Rönnlund，
Thomsa
Rönnlund，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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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us
Rosling，
Pia
Rosling，
Siri
Aas
Ru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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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hlin，
Xavier
Sala-i-Martín，
Fia-Stina
Sandlund，
Ian
Saunders，
Dmitriy
Shekhovts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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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or
Software，
Harpal
Shergill，
Sida，
Jeroen
Smits，
Cosimo
Spada，
Katie
Sta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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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nson，
Karin
Strand，
Eric
Swanson，
Amirhossein
Takian，
Lorine
Zineb
Nora
“Loreen”
Talhaoui，
Manuel
Tamez，
Andreas
Forø
Tollefsen，
Edward
Tufte，
Torkild
Tylleskär，
UNDP，
Henrik
Urdal，
Bas
van
Leeuwen，
the
family
of
Johan
Vesterlund，
Cesar
Victoria，
Johan
von
Schreeb，
Alem
Walji，
Jacob
Wallenberg，
Eva
Wallstam，
Rolf
Wdigren，
John
Willmoth，
Agnes
World，
Fredrik
Wollsén
and
his
team，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We
Want
Foundation，
Danzhen
You，
Guohua
Zheng，Zhang
Zhongxing。
感谢Mattias
Lindgren替我们制作了经济与人口演变的资料。我要感谢我所有的学生和博士生，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也要感谢那些允许我们去他们的学校做实验的老师和学生。感谢那些全世界各地帮助我们的顾问。感谢维基百科的共同创办人威尔斯(Jimmy
Wales)和编辑，
感谢参与收入大街项目的所有家庭和拍摄人员。
感谢基金会之前和现在的董事的坚定支持：Hans
Wigzell,
Christer
Gunnarsson,
Bo
Sundgren,
Gun-Britt
Andersson和Helena
Nordenstedt。感谢基金会的优秀团队：Angie
Skazka，
Gabriela
Sa，
Jasper
Heeffer，
Klara
Elzvik，
Mikael
Arevius和Olof
Granstrom。感谢团队负责人Fernanda
Drumond在我们写这本书时帮助我们继续为基金会制作免费材料，并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我要向所有的朋友和家庭致谢，感谢你们一直以来耐心的陪伴以及无私的支持，你们知道没有你们的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谢谢你们!
附录：世界各个国家答得如何
2017年，“开启民智”测试启动，测试共有13个问题，分A、B、C三个选项。2017年，开启民智基金会与益普索和诺瓦斯测试了来自14个国家的12000个人，他们代表成年人群体接受了线上测试。这14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日本、挪威、韩国、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这13个测试题有多个语言版
本，可以在www.gapminder.org/test/2017上获取。关于测试结果，可以浏览：www.gapminder.org/test/2017/results。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这些测试的方法和正确答案背后的数据，请参阅第329~361页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