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校对)第775部分在线阅读

　　徐弱认为想要守住，依靠新郑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困守孤城永远都是死路一条，必须要有外部的援军解围。
　　但不能支撑一两个月就没有办法等来援军，而想要支撑一两个月，郑人是否愿战的态度很关键，在假使郑人肯战的前提下才需要考虑战术。
　　他的战术就是在旧城墙的后面，利用墨家的组织术，迅速再修筑起一道新式的简易城防。
　　这种简易城防防守太久不可能，但徐弱认为如果能够解决民众敢战的问题，防守个一两个月当无问题。
　　只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郑人为什么要守城？为什么要卖力守城？
　　旧的氏族国野体系已经崩塌，新的共同国民宗教还未建立，郑人没有让他们感动的祖国这个概念，士人效忠的是赐予他们封地的主人，可偏偏新时代的战争不再是士阶层主导的而是广大的庶民阶层，春秋时候百十个士人几万徒卒的战争已经变为了几万十几万人的阵型对抗，这种情况下靠什么来说服郑人守城？
　　主持会议的墨者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只让众人讨论了一下徐弱的建议是否可行。
　　不少人都是在战场上历练过的，还有不少也是科班出身，略微讨论了之后，都认可了徐弱的想法。
　　主持会议的墨者便道：“如此说来，如果能够解决郑人欲战的问题，那么防守一两个月撑到天下局势有变是有可能的？”
　　众人都认为的确有可能，那墨者便道：“上派我们来之前，对于这一次的任务说的很明确。”
　　“非攻是义、不宣而战是不义。这固然没错。但是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不义的？”
　　“我们非攻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地。”
　　“这就像是在东海的边上有座金山玉山，有人知道方向，告诉我们向东，于是我们便向东。可走着走着没有了向东的路，问过之后知道有一条路需要先向西再向东，那么我们要不要先往西走？”
　　“或有人说，往西走是错误的，应该向东，这在于咱们内部，称之为‘在’，或者叫迂古不化的教条。”
　　“就像是子墨子说的，舜之政，于当时是善政，但于此时便不是；如禹之治水，于当时是天下第一要务，于此时却不是。”
　　“这其中的思辨，就在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非攻是目的？还是手段？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的目的是利万民、利天下，非攻只是一种手段。”
　　“你们也知道，巨子和非攻立国的迂古派一直以来进行着斗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轻视。”
　　说到这里，这一次在郑国活动的纲领问题其实已经引了出来。
　　墨家的内部斗争是半公开的，关于非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之类问题的争论从墨子去世之后就一直在争论，一直到适成为巨子后的两三年这才算是争论出了结果。
　　非攻立国派如今已经基本靠边站了，更为非攻一派的纯粹非攻和平止战派更是基本上淡出了墨家的政治活动。
　　这一次对于郑国的非攻宣言，便必须要和参与的众人讲清楚，在路线问题上不至于出现疑惑和不解。
　　主持会议的墨者接着说道：“在之前，中央派人前来郑，探讨加入非攻同盟的事，其前提就是郑国必须要进行变革，使得民众得利，唯有如此咱们墨家才可以援助郑国，非攻止战才是对民众有利的。”
　　“若非攻是目的而非手段，那么也就没有必要非要郑君进行变法变革。”
　　“正因为非攻是利万民利天下的手段之一，所以我们在之前才没有接受郑君守城的虎符。”
　　“现在郑国是守还是不守？不在于我们，而在于郑君和一众贵族。”
　　“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诸位同志，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昔年子墨子、子禽子、适子守商丘之事，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利郑之万民，这也就不是一个难以解决不知所措的问题了。”
第一百一十一章
背叛（中）
　　这种纲领性的内容说出来，其实对于在场的诸多墨者而言就已经很直白了。
　　二十年前楚人攻商丘的那一次是怎么做的？
　　除了守城之外，还迫使宋国发生了政变和改革，使得宋国的民众得利，借助于守城之后民众集中在一起的机会，合理合法地进行一些道义的宣传。
　　今日郑国的事也是一样。
　　如果说，只要是战争那就是不义的，这对于转守为攻开始四面出击的墨家来说就不是一个说得通的道义：假如有一天墨家出兵魏韩，主动出战，那么是义还是不义？
　　当诛不义和大不攻小冲突的时候，以何为先？
　　这是墨家内部的路线之争。
　　是故这件事必须要讲清楚。
　　这一次墨家用了非攻弭兵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必须要说清楚其背后在修正了墨家道义下的合理性，不然的话对于将来天下的局势反倒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以墨家这些年的经验，什么时候各国君主最有可能接受民众的条件？在有亡国之虞的时候。
　　民众强则君权和贵族权力就很容易被限制，尤其是民众内部有墨家这个组织在聚拢的时候更是如此。
　　况且，这件事本身也是解决郑国困境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郑人凭什么守城？
　　就现在这种情况，君臣贵族们日富而民众日穷，等到打仗的时候想起来让民众守城，未免有些异想天开。
　　即便两百年前长勺之战的时候，鲁侯还知道告诉曹刿自己多少还干了点人事，所以民心方可用。
　　更况于现在。
　　徐弱对于主持者的说法极为赞同，跟进道：“巨子说，我们要用一切合乎旧制度的、或者不合乎旧制度的手段，以利天下，以利万民。”
　　“在泗上，我们可以做到不顾旧规矩，翻天覆地。在郑地，我们当然也可以在合乎旧规矩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得民众得利。”
　　“非攻守城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以非攻为目的，那么无论郑君多么残暴，只要郑是小国我们就要帮助守城，这无疑是错误的，也是子墨子当年就反对的。诛不义和非攻之间的界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其判断是否合于道义，就在于子墨子之三表，以及是否能够利于天下。”
　　“如今通讯不便，上的命令还未下达，但战局不等人，故而我建议：我们应该借此机会，逼郑变革，使之利民。若不然，则我们便没有守的义务。”
　　“倘若现在我们就实行守城禁令，那么民众反而会怨恨我们，以为我们在助纣为虐，逼死他们。”
　　“士人明白为何而守，因为他们守卫的是他们的利，也就是由利而产生的义。由此来指责民众叛国无义，那是没有道理的。”
　　“况且，只靠士阶层，也难以守住。时代变了，不再是百余名士人带着徒卒民众就能野战守城的时代了。”
　　徐弱的意思，便是现在泗上那边因为交通不便不能够迅速下达指令，事起突然，这就要求在郑地的墨者发挥民主集中制，在符合大义道义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现在新郑如果墨家不介入，是根本守不住的。
　　以暴力手段推行守城禁令，这又违背了墨家的道义，会导致民众的怨言，民众本身也没有任何想要守城的意愿。
　　介入的话，就必须要借此机会，学二十年前商丘之变，迫使郑君接受一些利民的变法条件，否则的话墨家就不可能守。
　　毕竟这件事最开始就定下来基调：郑国不接受政治条件，那么墨家就不会保郑独立。
　　他之前所说的在城墙后面再建一座新式防御，也是需要墨家全面接管城邑的城防、有郑君背书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墨家守城，拆房拆屋，必须要“主券书之”，日后战争结束要照原价赔偿的。
　　守城的整体战，更是需要征粮、征调民力，这些都需要郑君出面表示认可才可以实行，否则的话墨家不可能去拆屋建新城防的。
　　在新郑的墨者不少，如果将民众组织起来，提出纲领性的变法条件逼迫郑君接受，效仿当年宋国事，这也是可能的。
　　前提就是先接受守城的虎符，有合理合法的名义组织民众，至于说组织起来后宣扬什么，那就不是郑君能够管得到的了。
　　众人又讨论了一阵后，迅速做出了表决，最终同意了主持者和徐弱的意见，选出三人为代表入宫和郑君谈判，在郑君保证事后会变法变革的前提下，接手新郑的防务。
　　……
　　新郑宫室中，郑君乙已经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他此时算是真切体会到了当年韩侯的心态，大梁城之战前，郑国背弃了魏韩郑同盟，趁着魏韩出兵鲁阳的机会围攻了韩国都城，以至于那一年韩侯薨，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
　　韩侯薨当然不是被郑人围城杀的，但围城所带来的紧张和不安只怕也有一部分原因。
　　郑君乙是万万没想到，魏国居然和韩国一起瓜分郑国。
　　郑国和韩国的确有血仇，可郑国一直以来都抱着魏国的大腿，利用魏韩矛盾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为了魏国，当年郑国不惜和楚开战，王子定出逃，郑国公开表示收留，这都是为了讨好魏国，告诉魏国郑国的忠心，祈求魏国能够保证郑国的利益。
　　郑国是魏国牵动韩国的绳索，这一点郑君明白也清楚，但也正因如此，才更应该保证郑国的独立。
　　驷子阳之变后，魏国趁机吞并了郑国不少土地，郑君乙也只能表示认可。
　　因为郑国三分，七穆中的驷子阳余党弑君，支持郑君乙上位，其余的六穆和驷子阳余党都有血仇，投降魏国也没什么可说的。
　　驷子阳上位的基础，是复仇主义，当年韩子杀了郑君，在这个复仇主义的背景之下驷子阳脱颖而出，从那之后一直奉行对韩开战绝不忍让的政策。
　　其实当时郑国的聪明人都明白，即便魏韩是三晋同盟，但魏国是乐于见到郑国打韩国的，只不过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驷子阳借助复仇主义的血仇之恨上位，魏国是很高兴的。
　　明着在调停，暗地里对郑国颇多支持，用来牵制韩国。那时候三晋同盟还没瓦解，魏国也不好意思更不可能明着支持郑国削弱韩国，这就需要郑国的聪明人作出正确的决策。
　　驷子阳被杀，太宰欣一派又被杀的绝户，其余六穆纷纷逃出都城返回封地，各自要么投韩、要么投魏，恰逢当年楚国大梁城之败、王子定分裂，倒是没有投楚的。
　　偏偏泗上崛起，楚国编练新军得洞庭苍梧又平陈蔡王子定之乱，魏国急需韩国作为盟友，这使得郑国之前希望魏国保郑独立的战略彻底失败。
　　失败关头，墨家出面，表示愿意帮助郑国，这当真是瞌睡了送枕头。
　　全面倒向墨家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开始的时候郑国和墨家的谈判，也是紧抓住当年墨子止鲁阳公攻宋的道理来谈：儿子不肖，用不着邻居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