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精校)第888部分在线阅读
刘伟鸿对分税制，也一直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第一次在青松园和洪老总见面的时候，也略微谈到过一点，但是不深入。刘伟鸿很清楚，洪老总推行分税制的决心非常之大，任何阻力都难以动摇他的决心。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涉及到了保持中央政府权威和主导性的关键所在。不但洪老总下定决心要搞这个分税制，包括隋安东同志在内的许多中央最高层领导，都对这个制度持完全支持的态度，刘伟鸿自知阻拦不住，所以只是提了一些改良性的意见。
但现在看来，效果并不明显。
这也难怪，毕竟在分税制实行之前，一些情况是难以意料的，或许虽然能够想到，但没有现实情况作为参照，对于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乃至伤害，认识都不够。
分税制对国民经济以及国民心态所造成的最大影响，在于“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央政府推行分税制之前，所考虑的重点，只是要将税收分配的份额重现调配，从地方政府手里收取一定的分配权集中到中央政府。如果将全国的税收总额定为一百元，以前是地方政府支配六十元到七十元，中央政府支配三十元到四十元，此之谓“税收倒挂”。分税制实行之后，这种分配方式转变过来，中央政府支配七十元，地方政府支配三十元。如此一来，中央政府就有足够的财力，集中投资大项目，搞大建设。同样，中央政府手里有了大量的资金，才有足够的权威。
就好像银行系统，人民银行如果头寸周转不灵，没钱给，下面的商业银行才不会理他。
然而，这种想法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开支，绝不会因为税收的减少而减少。以前他们手里有七十元可供支配，现在忽然减少到只有三十元，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人提议，地方政府要缩减开支，裁减机构和人员，量入为出，自动自觉地将自己的开支，控制在三十元的标准之内。
其实这真是太天真了，把一切都想得十分完美，认定地方政府会进行自我约束。但现实情况是，不管哪一级政府，官爷们都绝不会委屈自己。
好，现在中央政府拿走了大头，只给我剩下三十元，我还是要过以前七十元的日子。钱不够，怎么办呢？办法很多。首先，卖企业；企业卖完了，还是不够，卖地皮；地皮不够卖，没关系，加价，再加价，总之加到够钱用的程度。同时，加税。或者不叫加税，叫征求各种费用，名义不同，实际一样。钱不够用，就从老百姓手里拿。
再苦不能苦干部嘛！
于是，原先一百元的税收总额，就变成了一百四十元甚至更多，老百姓无形之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负担。
换句话说，这是政府通过税费的形式，将改革开放后这十几年，民间积累的部分财富，无偿地收回到了政府手里。
加上民生经济领域的改革，教育产业化，医疗改革产业化等等，费用成倍成十倍的增长，群众口袋里的钱，就更多的流向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民生领域，代为政府买单。真正的负担，翻了几番都不止。民间财富自然也随之缩水。
是谓之“国进民退”。
刘伟鸿本没打算在此时和洪副总理谈论这个话题，却不曾想方黎当面就提了出来。看来方黎也是很有自己想法的。
洪副总理望了方黎一眼，神情并不如何的严厉。在这样的私下场合，洪副总理历来不禁止亲信部属说话，哪怕对他本人有所得罪，或者说得不是那么正确，都没关系。
上位者，必须要广开言路。
见洪老总没有要讨论分税制的意思，刘伟鸿便继续说道：“要解决二重的资金难题，还要着落在二重自身来想办法。二重的那块地皮，占地近千亩，价值超过了一个亿。如果整体出让，不但二重重启资金不成问题，银行贷款能够马上还清，还有大量的积余，完全可以在地段稍偏的郊区，重新规划一个新的第二重型机械厂，将二重整体搬迁过去。这样一来，二重的问题就解决了，还能带动郊区经济的发展，可谓是一举两得。对于辉圣锅炉厂和其他几个情况类似的工厂企业而言，也能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难题。所以说，治标很容易。”
刘伟鸿站在那里，不徐不疾地说道，语气很是笃定。
洪副总理随即说道：“这个方案，我相信辽中的同志，肯定也能想得到。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二重这些企业为什么会垮掉。这才是本质问题。如果这个本质问题不能解决，就算把二重迁到郊区去，过不了两年，同样还是会垮掉。”
“所以说，要治本。”
刘伟鸿笑了笑，缓缓说道。
第1082章
立法治本
“嗯，要治本，要治本……”
洪副总理一连说了两次，像是自言自语。领袖的思维模式，很多都是跳跃性的，也许刘伟鸿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字，忽然就触动了洪老总心里的某个问题，洪老总的思维一下子转过去了。
洪副总理依旧在慢慢踱步，来到沙发前，坐了下去，这才抬起头来，望了刘伟鸿和方黎一眼，说道：“坐吧，坐下说。”
“是。”
刘伟鸿与方黎对视一眼，分别在两侧的沙发落座，方黎习惯性地望了洪老总面前的茶杯一眼，见还有大半杯茶水，也就没有起身了。
“刘伟鸿，你说说看，怎么治本？”
“制度，用人。”
刘伟鸿依旧很简单地说了四个字。
洪老总双眉微微一扬，笑道：“怎么，刘局长转性子了，跟我惜言如金？”
刘伟鸿也不由失笑。因为见到洪副总理似乎在思考自己的问题，所以刘伟鸿便只是简单地将自己要谈的中心思想点了一下，等洪老总示下。总归要等首长的心思放到了自己身上，刘伟鸿才好详谈。
“总理，那我先谈谈制度方面吧。整个国企改制，不局限于辽中，全国都一样。全国的国企改制工作，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性纲领文件，更加没有明确的细则规定。只有一个大方向的指导文件，说白了，咱们现在依旧还是摸着石头过河。”
刘伟鸿笑过之后，随即正色说道。
“以前没有经历过，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当然是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洪老总望了他一眼，淡然说道。
刘伟鸿却并未点头附和洪老总的话语，沉吟了一下，说道：“总理，请恕我直言。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提法，在过去也许是合适的。但现在是不是还要继续提这句话，我认为很值得商榷。或者说，在大方向上，摸着石头过河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然而具体到实质性的工作上，我认为不应该过多地提倡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观念。因为这句话，太没有规范性了。大而化之，很多领导者随性折腾，想起一出是一出，事前不经过严格的调查，不做周密的部署，想起一个自以为是的好点子，就眼睛一亮，胡乱拍桌子做决定。一旦错了，就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句话就给遮掩了过去。我觉得这样很不可取，很不科学。主要领导一句交学费，说起来容易，多简单啊。但落实下去，落实到每一个普通群众头上，这学费交得就太冤枉了。按照最简单的逻辑，谁犯的错误谁就应该去承担责任。而我们现在呢，领导犯的错误，由群众去承担。领导没有丝毫的责任，也就不可能有压力。极有可能一错再错，反正错了也不要紧嘛。国企改制，事关全局，我认为，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必须要有完整的部署，有明确的措施，最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洪老总厚重的双眉轻轻往中间一蹙，说道：“你继续说，说的详细一点。”
“好的。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就要进行相关立法的准备工作。把国企改制的方式方法，必须要遵循的基本规则，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谁违反了，就依法进行制裁。比如说韩永光这种人，我们现在要制裁他，只能以其他的罪名来判决，像杀人，强奸，妨害社会安全等等，没有哪一条罪名，是和国有资产流逝有关的。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假如韩永光不是一个流氓分子，他没有那些流氓罪名，他只是一个不法商人，勾结二重，锅炉厂这些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里应外合，侵吞国有资产，那么，我们用什么名义，用什么罪名去制裁他？就全局而言，韩永光这种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头子参与国企改制工作还是比较少的，多数都是一些不法商人。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法律或者说一个政策性的文件来针对他们这种行为进行制裁，这些人受不到应有的处罚，就会变得肆无忌惮。”
方黎插话道：“我们有纪律检查机关，监督国企的领导干部。”
刘伟鸿笑了笑，说道：“官商勾结，是双方的问题。我们仅仅只盯住干部这一头，对商人这一块放任不管，肯定是不合适的。而且，我们还必须要将另外一种情形考虑在内。”
“什么情形？”
方黎马上盯着问了一句，反正是密室相谈，方黎倒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僭越。因为他对洪老总的性格，相当的了解，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说什么话。
“那就是官商并未勾结，仅仅只是不法商人在想法侵吞国有资产。经过在辽中这么些日子的调研考察，我发现，辽中很多国有企业的负责干部，普遍思想比较僵化，很多人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于目前的市场化，基本是两眼一抹黑。说白了，对于现在很多的市场运作手法，他们根本就不懂，像个固执的老农民，坚守着自己的老观念，一点都不知道变通。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眼光见识，和社会上那些快速崛起的商人们打交道，我们的国企领导人，一上来就处于全面的劣势，很容易被不法商人牵着鼻子走，甚至连丝毫还手的力气都没有。搞不好整个企业都已经变成私人的了，他还没搞明白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对于国企领导干部的行为，我们要进行明确规范，对于不法商人的行为，也一样必须要进行明确规范。谁违反了法律，侵吞了国有资产，就严厉处罚谁，绝不含糊。惟其如此，我们的国企改制工作，才能真正的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因此，我强烈建议，就国企改制工作进行专门的立法探讨。争取尽快出台一部法律，至少是要出台一部行政性的法规，作为行为规范和约束。”
说到这里，刘伟鸿轻轻一挥手，加强了语气。
洪老总不置可否，望向方黎，问道：“方黎，你的意见呢？”
方黎双眉微蹙，沉吟着说道：“首长，我认为，刘局长的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他所说的这几种情形，根据我们国资办这几个月在全国的调查了解来看，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是有必要进行规范和约束。不过，我也有两点疑问。”
洪老总地点头：“你说。”
刘伟鸿也挺直了身子，很认真地望着方黎。
“第一点，就是立法的前提，是否已经成熟。众所周知，立法是很严肃的事情，必须建立在全面调查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之上。不然，制定出来的法律，就是没有基础，脱离实际的。或者根本执行不了，或者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基本上就变得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全国范围内的国企改制工作，也就是在这两三年之内开始进行的，我们国资办，今年年初才成立，迄今也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要制定一部规范性的法律文件，会不会太仓促了？”
方黎缓缓说道，脸色凝重。
“第二点，国企改制，势在必行。这个前提是必须肯定的。不改，就没有出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必须快改，慢不得。因为市场不等人。如果我们动作慢了，跟不上市场的步伐，很多国企根本就挺不过去，可能没等我们的法律法规出台，就已经被市场淘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规范，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我有点担心，如果我们搞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出来，会不会束缚了国企改制的热情和手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搞到后面，就改不下去了！”
“嗯，你这两点顾虑，也有一定的道理。”洪老总缓缓点头，脸上露出了深思的神色，稍顷，眼望刘伟鸿，说道：“你怎么看？”
刘伟鸿说道：“第一点，我认为没有必要太担心。毕竟我们的国企改制已经进行了两三年时间，各种各样的漏洞，基本上也都展现出来了。针对这些漏洞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我看问题不大。当然，方主任说得对，立法是很严肃的事情，必须要经过细致的深入调查和全面酝酿。我是这么考虑的，如果正式立法有一定的困难，国务院可以先出台行政性法规，至少要出一个有约束力的文件。不规范，放任自由，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的国有资产流失，就没办法控制。这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源头之一，必须要充分重视。至于第二点，这就涉及到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了。这个强制性的法规或者文件一出台，确实有可能对各地改制工作的积极性造成一定的影响。不过我认为，相比而言，公平应该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唯有公平，才能让群众理解并且支持政府的行为。至于积极性，只要我们坚持进行鼓励和正面的引导，总是能够保持下来的。而且市场的客观情况，也会逼迫他们进行改制。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国企改制，必须首先从制度上，法律上进行规范。不能放任自由，随心所欲。”
第1083章
体制改革难度太大
洪老总又再沉吟一会，说道：“立法规范国企改制，原则上，我赞同这个意见。给大家一个标准，同时也戴上一个紧箍咒，我看可行。”
方黎和刘伟鸿便一齐点头称是。
“方黎，这个工作，由你牵头去筹备。你拿一份可行性报告出来，咱们再商量，看看是直接立法好，还是先出法规性文件比较好。”
洪副总理就是这样的性格，雷厉风行，一旦做出决定，便即开始切入技术层面。
“是，首长。”
“另外，到时候我介绍两个人给你，都是我当年指导的博士生，在经济领域有一定的研究，估计可以帮得上忙。”
洪副总理又说道。
方黎就笑，说道：“相府门生，我可不敢使唤。”
洪副总理莞尔一笑，刘伟鸿也笑起来。和身边工作人员相处的时候，洪副总理其实是非常幽默健谈的，喜欢开玩笑，很多时候都是妙语连珠。方黎追随洪副总理日久，对他的性格早已了如指掌。
八十年代中后期，洪副总理在国家经委担任副主任的时候，曾经兼任北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博士生导师，至今这个兼职依旧不曾卸任。事实上，直到三年前，洪副总理还坚持亲自带了几个博士研究生，博导并非挂名，而是名副其实。
这几位学生，有幸成为洪副总理的亲传弟子，自然皆有过人之处。如今洪副总理亲自引介给方黎，可见对自己的学生，也是很看重的。
其实按照方黎的心思，这个立法的建议，既然是刘伟鸿提出来的，那么就由他去筹备，岂不甚便，就不必假手他人了。但洪副总理吩咐由他方黎主持，自然有更加高远的考虑。估计还是因为刘伟鸿这柄“尖刀”十分锋锐，洪副总理要让他继续充当开路先锋，冲锋陷阵，而不是闲下来坐而论道。
“刘伟鸿，你刚才还谈到一个治本的要害，好像是用人吧。你说说看，在这个用人方面，要怎样改革。”
吩咐过方黎之后，洪副总理又望向了刘伟鸿，徐徐问道。
“是的，总理，国企改制的另一个关键，就是用人。或者说，用人这个词，表达的意思并不完整。应该是整个国企制度的改革，不过主要和级别以及用人模式有关。”
洪副总理双眉微微一扬，说道：“你的意思，是彻底的打掉大锅饭，模糊国企的级别，完全按照国际化企业的标准来进行经营和管理？”
刘伟鸿就笑了，洪副总理不愧是洪副总理，可能这个问题，也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吧，以至于刘伟鸿只提了个开头，洪副总理便将中心思想一下子点了出来。
“是这样的，总理。这就是我的想法，也是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我认为，现阶段我们的改革开放，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只改革了一些表层的东西，深层次的，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的框架，我们都还没有去触碰。国企改制，如果不在经营管理理念和人员选拔方面下力气，仅仅只改掉一些表层的东西，我认为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刘伟鸿坐直了身子，沉声说道，神情变得非常严肃。
洪副总理和方黎脸上的笑容也随即收敛，很专注地望着刘伟鸿。
刘伟鸿很清楚，自己这个建议，已经直接触碰到了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根本。按照刘伟鸿的想法，政治体制不变更，只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终究有一天，会遇到瓶颈。我们以超过平均成本数倍乃至数十倍的代价来换取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模式。固有的政治体制和新型的经济体制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比如说由此而生的贫富分化，社会信仰进一步缺失等等，都被经济的高速发展所掩盖，暂时不会大面积的爆发出来。然而，一旦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衰退，那么这些尖锐的社会矛盾，便会立即爆发，对社会，对政府，对体制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将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