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校对)第175部分在线阅读

[4].伦敦北郊一村镇。
[5].引自苏格兰诗人彭斯（1759—1796）的《布鲁斯在班诺克伯恩对部队的演说》一诗。布鲁斯（1274—1329），即苏格兰国王罗伯特一世，于1314年在班诺克伯恩击败英王爱德华二世所率领英格兰军使苏格兰获得独立。
第五十五章　暴　风　雨
我现在就要写到我平生的一件大事了；这件事是那么令人难忘，那么惊心动魄，跟本书前面所说的一切，那么密切相关，紧紧联系；因此，打从我叙述开始起，我就见它像平原上的一座高塔，随着叙述的进展，显得愈来愈大，甚至在我童年时的许多事情上，都投入了它预兆的阴影。
这件事发生过后好多年，我还常常梦见它。我被它惊醒后，它的情景是那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暴风雨掀起的怒涛恶浪，仍在我悄无声息的卧室里猖狂肆虐。直到现在，有时我还会梦见它，虽然间隔的时间变长，而且也不确定。但只要一遇到暴风，或者稍微提到一下海岸，我就会联想到它，跟我心里感到的任何暴风雨一般强烈。现在，我要像亲眼见到它发生时那样，把它清楚地写下来。我不是凭回忆，而是亲眼目睹，因为它又在我眼前发生了。
移居海外的人搭乘的船的行期，很快临近了，我那位慈祥的老保姆已来到伦敦（我们乍一见面时，她为我难过得几乎心都要碎了），我经常跟她，跟她哥哥，还有米考伯一家（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在一块儿，可是我始终没见到艾米莉。
一天晚上，动身的日期已在眼前，我独自跟佩格蒂以及她哥哥在一起。我们谈到了汉姆。佩格蒂对我们说，汉姆送别她时是多么亲切，他的态度又多么坚强沉静，尤其是近来，她认为这是他最为痛苦的时候。这个好心肠的人，谈起这个话题来，从来是百提不厌；她因为常跟他在一起，所以说起他一桩桩的事情来，总是津津有味；我们听的人的兴趣，也跟她说的人一样，总是百听不厌。
当时，我姨婆和我已从海盖特那两座小房子中搬出；因为我打算出国，我姨婆则准备回到她多佛的老家。我们在科文特加登找到了一处临时的寓所。这天晚上谈话之后，我步行回寓所时，一路上，把上次在亚茅斯我跟汉姆两人之间的谈话琢磨了一番。我原来有个打算，准备在去船上跟艾米莉的舅舅告别时，给艾米莉留一封信的。可是现在我对这一打算犹豫了，觉得最好还是现在就写信给她。我心里想，她收到我的信后，或许会愿意通过我，捎几句话给她那个不幸的恋人。我应该给她这样一个机会。
因此，我在上床之前，就在房间里坐下来给她写了一封信。我告诉她，我曾见过汉姆，他要求我把他的话转告给她（这些话我已在本书别的地方写过了）。信中我只是原原本本地转达了他的话。这些话即便我有权添枝加叶，也没有这种必要。汉姆的话真挚、宽容，根本用不着我或任何人来加以粉饰。我把信放在外面，以便第二天一早就可以送出去。另外还给佩格蒂先生附了一句话，请他把信转交给艾米莉。到我上床睡觉时，天已破晓。
那天，我的身体实际上比我感觉到的还要弱，一直到太阳升起我才睡着，第二天已经很晚了还躺在床上，精神没能恢复过来。我姨婆悄悄地来到我床前，我才惊醒过来。我在睡梦中就感到她在身旁，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曾有过这种感觉。
“特洛，我亲爱的，”我睁开眼睛时，我姨婆说，“我正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叫醒你呢。佩格蒂先生来了，要请他上来吗？”
我回答说，请他上来，于是他很快就露面了。
“大卫少爷，”我们握过手后，他说，“我把你的信给了艾米莉了，先生，她写了这封信，求我先请你看看，要是你认为没有什么妨害，就劳驾你代为转交一下。”
“你看过了吗？”我问道。
他伤心地点点头。我打开信，照读如下：
你的口信已经传到。哦，为了感谢你对我的那份好意和超凡的仁慈，我能写些什么呢！
我已把你的话牢记在心里，把它们保留到我死的那一天。你的话是尖利的芒刺，但也是非常的安慰。我已经为这些话祈祷过了，哦，我为这已经祈祷了不知多少回了。
当我知道了你的为人，舅舅的为人之后，我也就能想象出上帝一定是什么样子了，也就可以向他呼求了。
永别了。哦，我亲爱的，我的朋友，今生今世永别了。等到来生来世，要是我能得到宽恕，也许会转生为一个孩子，再来到你的跟前。对你感激不尽，为你祝福不尽。
别了，永别了。
这就是那封信，满纸泪痕斑斑。
“我可不可以告诉她，说你看了后认为没有什么妨害，你肯费心转交了，大卫少爷？”我读完信后，佩格蒂先生说。
“没有问题，”我说——“不过我想——”
“你想什么，大卫少爷？”
“我在想，”我说，“我最好还是再去一趟亚茅斯。在开船之前，我去一趟那儿再回来，时间足够，而且绰绰有余，我心里老想着他，想到他那么孤单。这时候能把她的亲笔信交到他手里，而且在跟艾米莉告别时，你也能告诉她，说他已经收到她的信了，这对他们两个人都是好事。我郑重地接受了他的托付，对这样一个亲爱的好人，为他的事，办得再周到也不嫌过分。去一趟亚茅斯，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的心一直定不下来，活动活动反而好，我决定今天晚上就去亚茅斯。”
佩格蒂先生虽然竭力设法劝阻我，但我看出，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如果说我的这种打算要求别人加以肯定的话，那他的这种态度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他应我的请求，去马车售票处，为我订了一个邮车上的驭者座。傍晚，我乘上那班车出发了，重又踏上了我在多次沉浮中走过的路。
“你不觉得，”在伦敦郊外的第一站上，我问马车夫说，“今天的天色非常特别吗？我不记得我曾见过像这样的天色了。”
“我也没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天色，”他回答说，“起风了，先生。我看，海上很快就要出事了。”
天空一片昏暗混乱——这儿、那儿到处都被抹上湿柴冒出似的烟色——疾驰的飞云翻腾成奇形怪状的云团，那云层的厚度，令人想到，超过了从云层下面直到地上最深的洞坑底部的深度。发了疯似的月亮，在云团中横冲直撞，仿佛由于自然规律受到了可怕的干扰，已慌得迷了路，吓得破了胆。那天一整天都有风，这会儿风力增加了，呼啸声异乎寻常。一小时后，风越刮越大，天愈来愈暗，风刮得更猛了。
夜色渐深，乌云密合，黑压压地布满整个天空，这时四周漆黑一团，风刮得愈来愈猛。风势仍在不断加强，到后来我们的马几乎都不能迎风前进了。在夜色最黑暗时（当时已经九月下旬，夜已经不短了），拉套的领头马有好几次都转过身来，或站立不动。一路上我们都一直担心，唯恐马车让风给吹翻了。在这场暴风雨之前，一阵阵的疾雨，就像飞刀利剑般横扫过来了；当时，每逢遇到有大树或墙垣遮挡，我们真想停下来，因为实在没法继续向前挣扎了。
破晓时分，风势更猛了。以前在亚茅斯时，曾听航海的人说过，说暴风如大炮，可我从来不曾见过像今天这样，或者近乎今天这样的暴风。我们到达伊普斯威奇时——已经晚了很多时间了，因为我们出伦敦十英里后，每前进一步，都得奋斗一番。我们发现市场上聚着一群人，原来他们是害怕烟囱刮倒，所以半夜就从床上起来了。我们换马的时候，有几个聚在旅店院子里的人告诉我们说，大张大张的铅皮都从教堂塔楼的顶上给揭下来了，掉落在一条巷子里，把巷子都堵住了。另外还有几个人告诉我们说，附近村子里来的几个乡下人，亲眼看到许多大树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整座整座的草垛被刮散，散落在路上和田里。暴风雨不但依然未见减弱，而且刮得更猛了。
我们奋力向前，由于愈来愈接近大海，从海上往岸上刮来的暴风，风势越来越可怕。早在我们看到大海以前，海水的飞沫就已刮到我们的唇边，咸雨也已淋到我们的身上。海水漫出，淹没了和亚茅斯毗邻的许多英里的低平地带，坑坑洼洼中的水都在往自己的堤岸冲击，那小小的浪头，也都用尽自己的全力，朝我们猛打过来。当我们来到看得见大海的地方时，只见地平线上时时有阵阵巨浪从滚滚翻腾的低谷跃起，就像另一处有着塔楼和房屋的海岸在闪现。我们终于来到了镇上，人们都斜着身子，头发飘动着，跑到门口看我们，他们感到非常惊讶，经过这样的夜晚，居然还有邮车到来。
我在以前住过的那家客栈安顿下来后，就到外面察看海上的情况。我沿着大街蹒跚地走着，街上全是沙子、海草和飞溅的海浪泡沫，一路上生怕房上的石板和砖瓦会掉下来，在风势凶猛的拐角处，遇见人时就一把抓住他。待我走近海滩时，发现在这儿的不仅是渔民船夫，而且还有镇上的半数居民；他们都躲在房舍墙垣的后面，有些人不时冒着狂风暴雨，往远处的海上张望，而当他们走着Z字形回来时，老让风刮得离开了要走的路线。
我也混进了这些人群，发现有些女人在伤心地痛哭，因为她们的丈夫乘坐捕鲱鱼或采牡蛎的船出海了。这些船在逃到某个安全地点以前，就已沉没的可能，实在太大了。人堆中有几个白发苍苍的老水手，望望大海又望望天，直摇头，互相咕哝着；船主们个个都紧张不安；孩子们都挤作一团，看着大人们的脸色；就连那些勇敢沉着的水手，也都担心焦急，忧心忡忡，在掩护物后面，用望远镜对准海上看，就像是在观察敌人似的。
当我在暴风迷眼、飞沙走石、喧声吓人的骚乱中，定下神来朝大海望去时，大海本身那惊心动魄的可怕景象，把我吓得惊慌失措了。高耸的水壁滚滚而来，在升腾到最高点时，跌落下来成为飞溅的浪花，看上去那水壁最小的，也能把全镇吞没。向后倒退的波涛，声如闷雷地往外扫去，好像要在沙滩上挖出一个深坑，仿佛它们的目的就是要掏空这个地球。一些白顶的巨浪轰然而来，还没到达岸边便已碎裂，每一碎片似乎都带着未碎前的全部狂怒威力，冲过去聚合成另一个怪物。起伏的高山变成了低谷，滚滚的低谷（不时有一只孤零零的海燕从中掠过）掀成了高山；狂涛巨浪发出隆隆声震撼着海滩；每一个狂暴地汹涌而来的浪头，都自成形状，可是刚一成形，立即又改变了自己的形状和位置，同时冲破了另一浪头的形状，并把它的位置占据；地平线上那想象中的海岸，连同它的塔楼和房舍，时起时落；乌云迅速地、愈来愈浓地垂压下来。我仿佛看到，整个自然界都在分崩离析，胡乱翻腾。
由于在这场难忘的暴风——那儿的人到现在还记得，认为这是在那儿刮过的一场最大的暴风——招拢来的人群中，找不到汉姆，我就朝他的房屋走去。屋门紧闭着，敲门也没人答应，于是我便沿着背阴的小路和偏僻的胡同，来到他干活的船厂。厂里人说，他到洛斯托夫特[1]去了，因为那儿有些船急需修理，得需他那样的技术才能胜任；不过明天早上就能按时回来。
我回到客栈，梳洗后换上衣服，想睡一觉，但一直睡不着，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我在咖啡室的壁炉旁坐了还不到五分钟，茶房就以通火为名过来跟我聊天了。他告诉我说，有两条运煤船，连同船上所有的人，在几英里之外的海上沉没了。还有一些别的船，正在停泊场所饱受折腾，千方百计避免冲往岸边，情况非常危急。他说，要是像昨天晚上那样再来一个晚上，那我们只得求上帝保佑那些船，保佑所有那些可怜的水手了！
我的精神非常沮丧，内心十分孤寂，汉姆不在，我感到极度不安，其程度远远超出当时的情势。近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不知给了我多少严重的影响；加上长时间经受暴风吹刮，我被弄得头昏脑涨。我的思想和记忆都已成了一堆乱麻，连时间的先后和距离的远近都分不清了。因此，要是我去镇上，遇到一个我知道此时必定在伦敦的人，我想，我也决不会感到吃惊。可以说，在这些方面，我的头脑中有一种奇怪的漫不经心之感。但是它却又很忙，很自然地使我想起这儿的所有往事，而且还格外鲜明，格外生动。
在这种心情下，茶房说的那些有关船的悲惨的消息，毫不经意地立即就使我把它跟我对汉姆的担心联系起来了，我心里想的是，我怕他从洛斯托夫特走海路回来，在途中失事遭难。我心中的忧虑愈来愈大，于是决定在吃晚饭之前，再去船厂一次，问问造船工人，他们是否认为汉姆有从海路回来的可能；要是他们认为有一点可能，那我就去一趟洛斯托夫特，亲自把他带回来，不让他走海路。
我匆匆订好晚饭，就赶往船厂。我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有个造船工人正提着灯在给厂院的大门上锁。我问了他这个问题后，他大笑了起来，说用不着害怕；不管是头脑清楚的人，还是头脑糊涂的人，都不会在这样的暴风天气开船出海的，像汉姆·佩格蒂那样生来就是航海的人，更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