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六册)(精注全译)第129部分在线阅读

蜀郡卓氏的祖先，原本是赵国人，凭借冶炼铁器发家致富。秦国攻进赵国时，卓氏受到胁迫离开赵地，迁徙到别的地方。卓氏被掠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小车，依从诏令来到迁徙的地方。许多被迁徙掠夺的稍有些剩余钱财的人，都争相贿赂官吏，乞求官吏将自己安排在近处，结果被安排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土地面积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脚下土地肥沃，地里的大芋头形如蹲鸱，人们一直到死都不会挨饿。那里有很多百姓在集市上做工，很容易做买卖。”于是自行请求迁徙到远处。卓氏迁徙到临邛，非常高兴，于是就在有铁矿的山里鼓风铸造，并巧妙地运用人力财力，苦心经营，滇蜀两地的百姓都为他所用，卓氏后来十分富裕，拥有上千名僮仆，整日享受着田池射猎的快乐，这样的生活足以和君主相比拟。
程郑，是从山东迁徙过来的俘虏，他同样从事冶炼铸造工业，他将铁器产品卖给发髻如椎的少数民族居民，程郑的富贵程度与卓氏相同，他们都居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人，是梁国人，以炼铁为业。秦国攻打魏国的时候，孔氏被迫迁徙到南阳。他在南阳进行大规模地冶炼铸造工业，规划整治了坡地鱼塘，车马成群结队，与诸侯交游，因此而经商并赚取很多的利润，享有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但是他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了他所赠予别人的那点钱，远胜那些吝啬小气的商人。孔氏家族的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做生意的人都仿效孔氏的雍容大度。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十，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桀黠：聪慧狡猾。】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纤：吝啬。】，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鲁人的风俗习惯向来节俭吝啬，而曹地的邴氏更是如此。邴氏凭借冶铁起家，财富多达万万钱，但是家中从父兄一直到子孙都有一个统一的约定，俯有所十，仰有所取。他家借贷和贸易遍及各个郡国。邹、鲁两地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原因而放弃文学创作转而追逐功名利禄，他们都是受到了曹地邴氏的影响。
齐地的民俗是轻视奴仆，只有刀闲非常重视喜爱他们。那些狡黠凶狠的奴仆，人人都害怕，只有刀闲肯收留他们，派他们为自己追求渔盐等商业的厚利，或者让他们驾着成群结队的车辆，前去结交郡守、丞相。刀闲越是信任他们，越能获得他们的帮助，最终家中钱财多达千万。因此百姓传说“宁愿免除自己的官爵，也不要放弃到刀家做奴仆的机会”，说的就是刀闲能够让狡猾的奴仆自己致富同时又能让他们对自己竭尽全力。
周人已经十分吝啬了，但师史更是吝啬得厉害。他用来运输货物的车子数以百计，在各地郡国做生意，无处不到。洛阳位于齐、秦、楚、赵的中心，穷人到富贵人家去侍奉学习，夸耀自己外出经商时间长、经过洛阳的次数多却从来没有进过家门。因为师史善于任用这样一类人，所以他能赚到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赍贷：携带物品。】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宣曲任氏的祖先，曾任担任过督道的仓吏。秦朝破败的时候，各路豪杰们都争相抢夺暴秦的金银珠玉，只有任氏将粮仓里的米粟全部储藏起来。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对峙的时候，百姓没有办法耕种，每石米的售价高达万钱，英雄豪杰们的金银珠玉尽归任氏，任氏就是凭借这个方法发家致富的。富人们争相显示自己奢华的生活，但任氏放下富人的架子，勤俭节约，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农田畜牧业上。对于田地和牲畜，人们都是抢着购买价格便宜的，只有任氏专门购买价格昂贵而且土壤肥沃的。因而任氏的富有，得以延续了数代。任公的家法规定，不是自家田地里、牧场里出产的物品，不允许用，如果官府的公事没有做完，就不可以喝酒吃肉。任氏凭借这个家规成为乡里人的榜样，所以他很富有而且皇上也很器重他。
边疆向外开拓的时候，只有桥姚有上千匹骏马，两千头牛，一万只羊，万锺粮食。吴、楚七国刚刚发生战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需要跟随军旅一同出征，需要借有利息的贷款，放高利贷的人都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封国在关东地区，关东战事胜利与否还不能最终确定，所以没有人肯借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来借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两地平定。一年当中，无盐氏的利息就高达本金的十倍，因为如此，他一家的富有程度可以与关中相比。
关中地区富商大贾，大部分都是田家的人，如田啬、田兰。韦家的栗氏，安陵、杜县的杜氏，家产也都有万万钱。
此其章章【章章：通“彰彰”。】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一切：从便。】，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掘业：据《集解》，徐广释“掘”为“拙”。意即笨重的行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博戏：赌博。】，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辱处：让人觉得羞耻的职业。】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诚壹：心志专一。】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上述这些都是财富显著突出的人。他们都没有官爵封邑俸禄，也不是靠玩弄法律作奸犯科而致富的，而都是能够推测出货物流通的规律，看准时机，立即去做，随机应变，获其赚钱的机会。靠工商末业发家致富，用农耕本业守住财富，靠武力争夺一切，然后依靠诸侯政令保护它们，变化多端却又讲究一定的规律，因此值得记述下来。至于那些致力于农耕、畜牧、手工、山泽、商贾等行业，依靠权势和财力来发家致富，大的富庶人家富倾一郡，中的富倾一县，小的富倾乡里，真是不可胜数。
勤劳节俭，这是发家致富的正道，但是富有的人一定会有他特殊的办法来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本是最笨拙的经营方法，但是秦扬能够用这样的方法富甲一州。挖掘坟墓，是犯法的事情，但田叔仍然以此起家。赌博，是恶劣的行业，但桓发却以此发家。沿街叫卖，是在男子最低贱的职业，但雍地的乐成却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富裕起来。贩卖脂粉，是令人感到羞耻的行当，但雍伯凭借这个行当获得了千金的家财。卖浆水，只是一门小生意，但张氏却凭借它赚钱千万。磨刀，是个浅薄的小技艺，但郅氏凭借磨刀的手艺得以列鼎而食。羊肚儿，只是微不足道的零食，但浊氏却因此而拥有成队的车骑。医治马病，是浅薄鄙陋的方术，张里却因此而鸣钟佐食。这都是因为满腔赤诚，精神专一而带来的成果。
由此看来，致富并非要从事某些固定的行业，财富原本就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就能够将财富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没有才能的人则会让聚集起来的财富土崩瓦解。千金之家的富庶程度能与一都之君相比，万金之家便能与国王一样享乐。难道就是人们所说的“素封”者吗？不是这样吗？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司天：主管天文星象变化。】，北正黎以司地【司地：主管地面人事。】。唐虞之际，绍【绍：继承发扬。】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相中山：担任中山国的相国。】。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徇：巡视。】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过去颛顼为帝时，任命南正重主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事。在唐尧和虞舜之时，又任命重氏、黎氏的后人继续主管天文、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因此，重氏、黎氏世世代代主管天文和地理。到了周代，程伯休甫就是重氏、黎氏的后人。等到周宣王时，重氏、黎氏的后人失去了主管天地的世代官守而司马氏接替了职位。司马氏世世代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周襄王在位时，司马氏从周朝离开前往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往秦国，过了没多长时间司马氏宗族迁入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朝来到晋国后，族人就分散到各地。有的留在卫国，有的留在赵国，有的留在了秦国。在卫国的叫司马喜，曾做过中山国的相国。在赵国的人，凭借传授剑术理论而声名在外，司马蒯聩就是这支人的后代。在秦国的那个人叫司马错，曾与张仪争辩过，因此秦惠王派出司马错率领军队进攻蜀国，攻克蜀地，于是就驻守在蜀地。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秦国的武安君白起。此时少梁更名为夏阳。司马靳和武安君坑杀了长平之战中投降秦军的赵长平军，回到秦国后，靳和白起一同被秦王赐死在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他担任秦朝掌管冶造铁器的官吏。秦始皇在位时，司马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做过武馆君的部将，而且带兵巡视朝歌。诸侯争着相互称王时，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汉王刘邦率领部队攻打楚国，司马卬投靠了汉王，汉将司马卬原来的封地设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生有儿子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曾做过主管集市的官吏。司马无泽生有儿子司马喜，司马喜爵位是五大夫，他们去世后，都被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有儿子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天官：天文学。】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道论：道家学说。】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愍：忧虑。】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祥：祥瑞。】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序：顺序，排列。】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不可遍循：无法一一照办。】；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赡：赡养，供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撮：提取，摘录。】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健羡：刚强和欲求。】，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太史公跟随唐都研习天文学，跟随杨何研习《易经》，又跟随黄先生研习道家理论。太史公曾经在建元、元封年间做官。他担心当时的学者不能通晓诸家学说的精要，而所学又混乱不明，因此专们讨论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学说的精要：
《易大传》说：“世人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而谋虑却分为很多种；要达成的目的相同，而所经过的途径却并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学派的目的都是希望天下大治。只不过所遵从的理论有所不同，有考虑得周全与不周全而已。我曾经暗地里分析过阴阳家的法术，它十分看中吉凶的预兆而忌讳的东西太多，让人感到拘束而畏手畏脚；但是它主张遵照四季的序列去行事，却是不能够违背的。儒家的学说非常广博但是缺少要领，事倍而功半，所以儒家学派所倡导的事情都难以完全实施。但儒家确立了君臣父子间相处的礼仪，以及夫妇长幼之间的礼仪区别，这是不可以改变的。墨家太过节俭难以遵从，因此他们的主张不可能全部实行；但他们倡导务实节俭，却是不能抛弃的。法家主张施行严酷的立法而少给予臣民恩惠，但他们定立君臣上下的名分等级，则是无法更改的。名家让人专注于名而易于失去真实性，但他们对名、实关系进行的辩证，却无法不仔细考虑。道家令人精神专一，行动都与无形的“道”相合，使万物得以丰富和充足。道家这种学术，是顺应阴阳四时之序的学说，兼采儒家与墨家的优点，聚合名家与法家的精要，和时势随同发展，与事物的变化相随，创建风俗，应用在人事上，并无不合适的。意旨简约，且容易把握，事半而功倍。儒家则与道家不同：他们觉得君主应该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所提倡的东西，臣下就应该附和；君主走在前面，臣下就应该在后面紧跟。如此一来，君主就会劳累不堪而臣子却十分安逸。至于大道的精要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和智慧，放弃一切而用智术治理天下。人的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极其劳累就要疲惫。倘若精神和身体总是难以安宁，却想要自己的生命和天地一般长久，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累世：连续数代。】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在阴阳家看来，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都各自的教令，顺应这些法则就会昌盛，违背这些法则，就算不死也会衰亡。这不一定是正确的。因此说阴阳家“让人感到拘束而有太多的畏惧和忌讳”。至于阴阳家说的春天万物出生、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贮藏，这是天地间的普遍规律，要是不遵守，就难以制定天下的纲纪。因此说：“遵照四时的顺列去行事，是不能失去的。”
儒家把六经作为自身的理论依据，六经及其传文多到以千万计，连续数代都不能通晓这门学问，耗尽人的一生也无法参透这其中的礼仪。因此说“儒家学说十分广博却缺少要领，事倍而功半”。倒是确定了君臣父子间相处的礼仪，夫妇长幼尊卑的次序，纵然是百家学说，也都是不可能更改的。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茅茨：用茅草铺在屋顶上。】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食土簋：用陶土制成的碗吃饭。】，啜土刑【刑：通“铏”，盛羹的器皿。】，粝粱【粝粱：粗疏的食物。】之食，藜霍【藜霍：野草，野菜。】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桐棺：桐木制成的棺材。】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亲亲尊尊：亲近亲者，尊重尊者。】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墨家也崇尚唐尧与虞舜的道术，谈论尧舜的德行说：“殿堂区区三尺高，堂下主阶只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原木制屋不刮削，用陶土碗盛饭，以陶土钵喝汤，用粗米做饭，以野菜做汤。夏天穿着葛布衣，冬天穿着鹿皮裘。”墨家主张为死者送葬时要用桐木制的棺材，厚度不能超过三寸，哭丧但不能过于悲伤。他们教百姓丧礼，必须要以此来当作万民的标准。要是天下人都遵照这个标准去做，那么尊卑就不再有分别了。世事不同，时势也在变化，事业也一定会不一样，因此说“太过节俭就很难遵从”。墨家学说的精要是强本而节用，这是人们兴家富足的途径。这是墨家学说的优点，纵然是百家学说，也都不可以废弃。
法家不区分亲近、疏远，不因高贵、贫贱而有所区别，一律都依照法来进行决断。这样，亲近亲属、尊敬长上的恩情伦理就失去了。可以用这种理论推行一时的计策，却不能长久地运用。因此说法家“施行严酷的立法而少给予臣民恩惠”。倒是法家倡导让君主尊贵，令臣子卑下，明确上下的名分与职守，不能有所超越，纵然是百家学说，也都无法改变。
名家苛察缴绕【缴绕：迂回缠绕，指繁琐复杂。】，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控：按照，依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明：表现，显现。】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kuǎn【窾：通“款”，空。】。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具：基础。】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名家细察琐碎，纠缠不清，让人反省却难以获得其旨意，专注于用名称对事物进行决断，而不顾及人情。因此说名家“让人专注于名而易于失去真实性”。如果定立名称，考察实际，名称与实际交错比较，在这方面，是不可能不进行认真考虑的。
道家倡导“无为”，又认为“无所不为”，他们的主张易于实现，只是他们的文辞难于理解。道家学术将虚无作为理论基础，把顺应自然和自然相合当作实践的原则，并无长久不变的态势，也无常存不变的形状，所以可以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去超越事物，不落后于事物，所以才可以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没有立法，依照时势而决定，制度是否有用，也要和事物相合。因此说“圣人的学说和思想难以磨灭，在于他们将顺时、通变作为原则。虚无，是道的永恒常理；顺应时势，是君主治国的纲领”。大臣们全都来到朝廷，君主应当让他们每个人都明确自己该尽的职任。他的所作所为与他的名声相合的被称作“端”，所作所为与他的名声不相符合的被称作“窾”。空话不被听取，奸邪就不能产生，贤才和庸才自然就能区分，白和黑也就显现分明，这些精要就要看是不是运用而已，什么事是办不成的呢！这才与“大道”相合，混混沌沌，光辉照耀天下，再次返回到无名。每个人生命的基础都是精神，精神寄托于形体。过度使用精神就会衰竭，身体极其劳累自会疲惫，精神与形体分开人就会死去。死去的人不可能再复生，形与神分开后也不可能重新结合，所以圣人十分注重这些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所在。不率先安定好自己的精神与形体，却夸口说“我有能力可以治理天下”，可你有什么凭借呢！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河山之阳：龙门山的南侧，黄河的西北岸。】。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乡射：儒家射箭饮酒的礼仪。】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略：巡视，巡查。】邛、筰、昆明，还报命。
太史公主掌天文后，不管理民事。太史公有儿子名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北边、龙门山的南边过着耕种牧畜的生活。十岁时就研习诵读古文经书。二十岁时，开始向南游历长江与淮河一带，登临会稽山，察探禹穴，勘察九疑山，泛舟在沅水、湘水之上。再向北渡过汶水和泗水，来到齐、鲁的都市中讲学，考察孔子所遗留的风教，在邹县、峄山进行乡射大礼。在鄱县、薛县、彭城这些地方遇到过困难，再经由梁地和楚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被任命为郎中，奉命出使，向西讨伐巴、蜀以南地区，向南巡视邛、笮、昆明这些地区，回到朝廷复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周南：指洛阳。】，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河洛之间：洛阳，位于洛水北侧，黄河南侧。】。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则：遵循，遵守。】之。自获麟【获麟：鲁哀公十四年狩猎捕获麒麟，孔子因伤心而不再作《春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次：编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这一年，皇上开始举办汉朝的封禅典礼，但是太史公有事在洛阳滞留，没能参加这场典礼，因此心中不满，病情危重就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好在此时出使归来，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人，是周朝时的太史。早在上古的唐尧和虞舜之时，就曾担任南正、北正，功名显赫，主掌天文。后世渐渐衰落，祖先的积业会断绝在我的手中吗？你倘若可以再担任太史，那就能够承接我们祖先所从事的事业了。如今皇上继承了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进行封禅大典，我没能随行前往，这就是命运啊！是命运啊！我死了之后，你一定会成为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本打算完成的论着！再说孝道应该以侍奉双亲为基础，然后才能侍奉君主，最终才能为自身成就功名。在后世扬名，以此来显耀父母，这是孝道里面最为重要的。全天下人都称赞周公，说他能够赞扬歌颂文王和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与召公的风尚，传达太王和王季的思想，向上到论及公刘的功业，以此来推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和周厉王之后，治理天下的王道残失，礼乐衰败不堪，孔子修编过去的典籍，重振被废弃败坏的礼乐，论述《诗》《书》，撰作《春秋》，而学者们至今仍以此为依据。自鲁哀公捕获麒麟到现在的四百多年，诸侯之间都互相征伐吞并，史书都被丢弃而断绝。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这期间的明主贤君忠臣为道义而死的人士，我身为太史却并未加以论述和记录，断绝了天下传承的历史文献，这让我感到十分惶恐，你一定要记住！”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说：“尽管儿子不够聪敏，请允许我详细地论述记载先人所整理编辑的史料佚闻，不敢有丝毫缺略。”
太史公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整理收集历史书籍和国家收藏在石室金匮中的书籍。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五年后，恰好是太初元年（前104），十一月甲子朔日的早晨冬至，汉朝更改历法，天子在明堂中举行仪式宣布改历，祭祷上天，遍告群神，受命进行着记。
太史公曰：“先人【先人：指司马谈。】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斯：此，指我。】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害：忌恨。】之，大夫壅【壅：拥堵。】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是非：褒贬，名词动用。】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王事：王道，王业。】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风：通“讽”，讽谏。】；《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和：使人心态平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节人：使人言行合乎礼。】，《乐》以发和【发和：表达人的平和之气。】，《书》以道事【道事：讲述三王之事。】，《诗》以达意【达意：传达人的情志。】，《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道义：告诉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贼：奸臣。】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经事：一般事务。】而不知其宜，遭变事【变事：紧急情况。】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空言：捏造的罪名。】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自周公去世以后，五百年而诞生孔子。孔子去世之后到如今已经五百年了，有能够继承清明盛世，订正《易传》，接续《春秋》，推究《诗》《书》《礼》《乐》的精义而有所著述的人吗？’他的用意就在此吧！就在此吧！小子我怎么敢草率辞让呢？”
上大夫壶遂说过：“过去孔子为何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败不堪，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诸侯都妒忌他，大夫们阻拦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提议不会被采纳，自己的主张也无法实施，因此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期间的二百四十二年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分辨是非，为评判天下是非提出一个准则。贬责昏庸无道的天子，指斥胡作非为的诸侯，声讨祸国乱政的大夫，以此实现国家的大事而已。’孔子说：‘我想要是记载以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一些史实与人物来，这样就能让道理更加深切显明。’《春秋》这本书，向上阐明了三王时的治道，向下辨别了人事的纪纲，分辨嫌疑，判明是非，论说断定那些犹豫不决的事，赞颂良善之事，贬斥为恶之事，尊敬贤才，摈斥庸人，让灭亡的国家保留下国名，令断绝的世系找到继承的后嗣，补救衰敝的，振兴废置的，这才是王道最重要的纲领。《易》论述了天地、阴阳、四时和五行，所以专长在于变化；《礼》规范制约人伦，所以专长在于行事；《书》所记的是先王的政事，所以专长在于政论；《诗》所记录的是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专长在于讽谏；《乐》是论说音乐的经典，所以专长在于使人和谐；《春秋》主要论辨是非，所以专长在于帮人辨别是非。所以《礼》主要用于节制人们的行为，《乐》主要用于引发和谐，《书》主要用于述说政事，《诗》主要用于表达情意，《易》主要用于讲述万物变化，《春秋》主要用于讲述三王旧事。安定乱世，让它回到正统，没有别的著作能比《春秋》更切实有效。《春秋》成文只有数万字，其中所提到的大义却有数千；二百四十二年中万物的聚合离散都在《春秋》中得以展现。在《春秋》里，被弑杀掉的君主有三十六人，被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诸侯奔走逃亡没能保住自己江山社稷的多得数不过来。察究他们变乱最终败亡的缘故，都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根本。因此《周易》中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又说：‘臣下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绝对不是一早一晚间就会造成的，它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了。’因此，做君主不能不知道《春秋》，否则就能身前有谗谀小人却发现不了，身后有乱臣贼子却不知道。身为臣子不能不知道《春秋》，要不然在处理普通事件时就难以采取合适的办法，遭遇突发事件时也不知采用更为权宜的计策。做人君主和父亲的没能通晓《春秋》大义，一定容易蒙受最恶的名声。身为人臣和儿子不知道《春秋》大义，一定易于陷入篡位弑君的法网而被诛杀，蒙受死罪的恶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善事而去做，因为他们并不知晓大义所在，史官给他们捏造不实的罪名他们却不敢辩解推托。如果不能明了礼义的精要，就会导致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境地。要是君主没有君主的样子，那么臣下就会有所冒犯；臣子没有臣子的样子，那么就易于遭受杀身之祸；父亲没有父亲的样子，那么就会失去道义；儿子没有儿子的样子，那么就会忤逆不孝。以上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失，将‘天下最大的过失’的恶名加在头上，却只能接受而不敢有所辩解推托。因此《春秋》这部典籍，是礼义的根本所在。礼在坏事还没有形成之前能够阻止它的发生，法在坏事已经做下之后才起作用；法律在惩治坏事中所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制禁绝坏事的效果却很难被人们发现。”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唯唯，否否，不然：自谨的应答声。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是是，不不，不对”。】。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正朔：正月初一。】，易服色，受命于穆清【穆清：上天。】，泽【泽：皇帝的恩泽。】流罔极【罔极：没有尽头。】，海外殊俗，重译【重译：经过重重翻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苏轼：“孔子因鲁史记为《春秋》，一断于礼。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所与也；其所贬者礼之所否也。《记》曰：礼者所以别嫌明微定犹与也，而《春秋》一取断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壶遂说：“孔子时期，上没能遇到圣明的君主，下没能得到任用无权无势，因此他作《春秋》，凭借着空洞的文辞来决断礼义，作为帝王遵循的法典。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下能做官任职，万事都已具备，而且都在应该在的位置，井然有序，先生所撰述的，是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啊，也不是，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从先人那里听说：‘伏羲是最纯朴而忠厚，作出《易》的八卦。尧、舜时代的强盛，《尚书》记载了下来，礼乐也是在那个时候创制的。商汤、周武所创功业的隆盛，诗人常常歌颂。《春秋》倡导善举，贬斥恶行，推崇夏、商、周三朝的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只是讥讽劝谏而已。’汉朝从兴起至今，到了现在圣明的天子，获得祥瑞的征兆，举办封禅大典，改制历法，更换服色，承受上天的使命，恩泽广施无边，海外那些风俗不同的国家，辗转多重翻译来到中国的边关叩开塞门，请求进献、拜见天子的，多得难以说尽。臣下百官都尽心歌颂天子的德行，尚且不能详尽地表露自己的心意。而且贤能的士人没有得到任用，这是君王的耻辱；君王圣明而他的功德没能得到传扬，这是相关官员的过错。而且我曾经做过史官，要是将天子圣明的德行搁置一旁而不去记载，埋没掉功臣、世家及贤能大夫们的功业不去加以传述，忘却先父临终时的遗言，就是最大的过错了。我所做的只是缀述旧事，整理好其中世代相传的内容，并非是所谓的创作。而您将这些比作《春秋》，就错了。”
于是论次【论次：编排。】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缧绁：监狱。】。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惟：思，考虑。】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于是司马迁按照次序论述编写这些史文。七年之后，太史公由于为李陵申冤而遭致大祸，被关入监狱。太史公就慨然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责啊！这是我的罪责啊！身体残毁了，已经没什么用了！”退一步冷静地想想说：“《诗》《书》文字不多且含意隐晦，是因为作者是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思虑。过去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作出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着成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了《国语》；孙子惨遭膑刑，论述出了《兵法》；吕不韦被贬徙到了蜀地，世上才得以留传《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到秦国，写出了《说难》《孤愤》等名篇；《诗经》三百多篇，大概也是圣人贤士阐发愤懑之情而创作出的。这些人都在心中聚积了某种郁闷和忧愁，无法通畅地表达出来，所以才追论往事，思考未来。”于是就这样记述了自陶唐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天子获得麒麟那年为止，并从黄帝开始撰写。
维【维：发语词。】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遵序：遵从黄帝的秩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台：通“怡”。快乐，高兴。】；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作商：使商朝兴起。】，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作稷：从事农业生产。】，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抚：统治。】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陵迟：衰落。】至赧，洛邑不祀【不祀：不被祭祀。指周室宗庙断绝香火，喻亡国。】。作《周本纪》第四。
方苞：“《史记世表》曰太史公，读者谓其父也，故于己所称曰‘余读’以别之。其他书传篇首及中间标以‘太史公曰’者，则褚少孙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续。惟是篇‘先人有言’与上不相承，盖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迁之家传也。其父欲论次《史记》，而迁为太史令，䌷石室金匮之书，其先世世掌天官，而迁改天历，建于明堂，则传之辞事毕矣。后篇则自述作书之旨也。自黄帝始以上，通论其大体，犹《诗》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系数语，犹《诗》之有小序也。本纪十二曰‘着’者，其父所科条也；余书曰‘作’者，己所论载也。总之，曰《太史公书序》者，明是书乃其父之书，而己不敢专也。其本传曰‘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故序书既终，而特以是揭其义焉。其覆出‘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盖举其凡计，缀于篇终，犹《卫霍列传》特标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耳。自少孙于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壶遂及遭李陵之祸，并增太史公三字，遂使世表称太史公，读者几不辨其为何人。而是篇所述，辞旨暧昧，不可别白。夫是篇迁之家传也，故于其父始称名，而继则以爵易焉。乃复自称爵以混，于其父可乎？此以知为少孙所增易也。古书篇帙既有伪乱，学者从百世下凭臆以决之，所恃者义、意有可寻耳。然世士溺于所传旧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耶？”
缅怀黄帝，遵从天地间的法则创建伦理纲纪，颛顼、帝喾、尧、舜这四位圣人遵照先人的通序，各自建成自己的法度；唐尧让帝位给虞舜，虞舜认为自己的德行难以担当重任而不敢接受。这些先代帝王的美德和丰功，足以万世流传。作《五帝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一篇。
大禹的功劳，在于治水，九州共同享受安定，光耀唐、虞时期，功德流传后世。到了夏桀则荒淫骄侈，被流放到了鸣条。作《夏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二篇。
契创建商朝，一直传到成汤；太甲被流放到了桐地，在阿衡盛德的感召下最终悔过图强；武丁得傅说辅佐，才被称作高宗；纣王辛沉湎酒色，残暴无道，诸侯不再朝拜进献。作《夏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三篇。
弃开始播种谷物，到了西伯姬昌时功德十分隆盛；武王讨伐商纣，在牧野之战中打败了殷朝，安抚天下的民众；幽王、厉王昏暴而淫乱，失去了丰、镐这两座京都；王室渐渐衰弱，一直到赧王，洛邑停止了对周王室宗庙的祭祀。作《周本纪》，列为本纪的第四篇。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鐻：古代悬挂钟的架子两旁的柱子。】，维偃干革【干革：武器铠甲。】，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降虏：投降做了俘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并扰：并起。】；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秦的先人是伯翳，曾经辅佐过大禹；穆公思及义气，悼念阵亡在崤山的军队；穆公去世用人来殉葬，诗人就作了《黄鸟》这首诗歌表示哀伤；一直到秦昭王、秦襄王，秦的帝业也得以奠定。作《秦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五篇。
秦始皇即位后，吞并了六国；销毁兵器，铸成钟鐻，希望可以停息干戈兵革，尊号称为皇帝，宣扬武力，专靠暴力；秦二世继位不久，子婴投降成了俘虏。作《始皇本纪》，列为本纪的第六篇。
秦朝统治失去王道，豪杰一同起兵造反；项梁以反秦为事业，项羽继承他的志向；杀掉庆子冠军宋义，营救赵国，诸侯拥立他做了统帅；但是他诛杀子婴，背叛怀王，天下人纷纷指责他们。作《项羽本纪》，列为本纪的第七篇。
项羽残忍暴虐，汉王行德建功；发兵于巴、蜀及汉中，向北平定三秦。灭掉了项籍，帝业因此而开创，天下得以安定，又改革各种制度，改变各种风俗。作《高祖本纪》，列为本纪的第八篇。
惠之早霣【霣：通“陨”，坠落，指死亡。】，诸吕不台；崇强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洞疑：恫疑，恐惧。洞，通“恫”。】，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