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第95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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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想出去吗?”
安娜一声不答。乘务员和进来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她那面纱下的脸上的惊惶神色。她走回她的角落里,坐下来。那对夫妇在她对面坐下,留心地,偷偷地打量着她的服装。安娜觉得他们两夫妇都是令人憎恶的。那位丈夫请求她允许他吸支烟,他分明不是想吸烟,而是想和她攀谈。得到她的许可以后,他就用法语对他妻子谈起来,谈一些他宁可抽烟,也不大情愿谈论的无聊事情。他们装腔作势地谈着一些蠢话,只不过是为了让她听听罢了。安娜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们彼此是多么厌倦,他们彼此又有多么仇视。像这样可怜的丑人儿是不能不叫人仇恨的。
听到第二遍铃响了,紧接着是一阵搬动行李、喧哗、喊叫和笑声。安娜非常明白,任何人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因此这种笑声使她很痛苦,她很想堵住耳朵不听。终于第三遍铃响了,火车头拉了汽笛,发出哐啷响声,挂钩的链子猛然一牵动,那个做丈夫的在身上画了个十字。“问问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倒是满有趣的。”安娜想,轻蔑地盯着他。她越过那妇人,凭窗远眺,望着月台上那些来送行、仿佛朝后面滑过去的人。安娜坐的那节车厢,在铁轨接合处有规律地震动着,轰隆轰隆地开过月台,开过一堵砖墙、一座信号房、还开过一些别的车辆;在铁轨上发出轻微的叮当声的车轮变得又流畅又平稳了;窗户被灿烂的夕阳照着,微风轻拂着窗帘。安娜忘记了她的旅伴们;随着车厢的轻微颤动摇晃着,呼吸着新鲜空气,安娜又开始沉思起来:
“我刚才想到哪里了呢?我想到简直想象不出一种不痛苦的生活环境;我们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但是却都千方百计地欺骗自己。但是就是你看清真相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赐予人理智就是使他能够摆脱苦难。”那个太太用法语挤眉弄眼地咬着舌头说,显然很得意她这句话。
这句话仿佛回答了安娜的思想。
“摆脱苦难。”安娜心里暗暗地重复说。瞥了一眼那位面颊红润的丈夫和他瘦骨嶙峋的妻子,她看出来那个多病的妻子觉得自己受到误解,她丈夫欺骗了她,因此使她自己起了这种念头。安娜把目光转移到他们身上,仿佛看穿了他们的来历和他们心灵的隐秘。但是这一点意思也没有,于是她又继续思索起来。
“是的,我苦恼万分,赋予我理智就是为了使我能够摆脱;因此我一定要摆脱。如果再也没有可看的,而且一切看起来都让人生厌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蜡烛熄了呢?但是怎么办呢?为什么这个乘务员顺着栏杆跑过去?为什么下面那辆车厢里的那些年轻人在大声喊叫?为什么他们又说又笑?这全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好像躲避麻风病患者一样避开他们,她站在月台上,极力回忆着她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她打算做些什么。以前看起来可能办到的一切,现在却那样难以理解,特别是在这群闹嚷嚷的不让她安静一下的讨厌的人中间。有时脚夫们冲上来,表示愿意为她效劳;有时年轻人们从月台上走过去,鞋后跟在地上格格地响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凝视着她;有时又遇见一些给她让错了路的人。回想着如果没有回信她就打算再往下走,她拦住一个脚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弗龙斯基伯爵那里带了信来的车夫。
“弗龙斯基伯爵?刚刚这里还有一个从那里来的人呢。他是来接索罗金公爵夫人和她女儿的。那个车夫长得什么模样?”
她正在对那个脚夫讲话的时候,那个面色红润、神情愉快、穿着一件挂着表链的时髦蓝外套、显然很得意那么顺利就完成了使命的车夫米哈伊尔,走上来交给她一封信。她撕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绞痛起来。
“很抱歉,那封信没有交到我手里。十点钟我就回来。”弗龙斯基字迹潦草地写道。
“是的,果然不出我所料!”她含着恶意的微笑自言自语。
“好,你回家去吧。”她轻轻地对米哈伊尔说。她说得很轻,因为她的心脏急促的跳动使她透不过气来。“不,我不让你折磨我了。”她想,既不是威胁他,也不是威胁她自己,而是威胁什么迫使她受苦的人,她顺着月台走过去,走过了车站。
两个在月台上踱来踱去的使女,扭过头来凝视她,大声地评论了几句她的服装。“质地是真的。”她们在议论她身上的花边。年轻人们不让她安静。他们又凝视着她的面孔,不自然地又笑又叫地走过她身边。站长走上来,问她是否要到什么地方去。一个卖克瓦斯的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天啊,我到哪里去呢?”她想,沿着月台越走越远了。她在月台尽头停下来。几个太太和孩子来迎接一个戴眼镜的绅士,高声谈笑着,在她走过来的时候沉默下来,紧盯着她。她加快脚步,从他们身边走到月台边上。一辆货车驶近了,月台震撼起来,她觉得自己好像又坐在火车里了。
突然间回忆起她和弗龙斯基初次相逢那一天被火车轧死的那个人,她醒悟到她该怎么办了。她迈着迅速而轻盈的步伐走下从水塔通到铁轨的台阶,直到匆匆开过来的火车那儿才停下来。她凝视着车厢下面,凝视着螺旋推进器、锁链和缓缓开来的第一节车的大铁轮,试着衡量前轮和后轮的中心点,和那个中心点正对着她的时间。
“到那里去!”她自言自语,望着投到布满砂土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她想倒在和她拉平了的第一辆车厢的车轮中间。但是她因为从胳臂上往下取小红皮包而耽搁了,已经太晚了;中心点已经开过去。她不得不等待下一节车厢。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面前。但是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开过来的第二节车厢的车轮,车轮与车轮之间的中心点刚一和她对正了,她就抛掉红皮包,缩着脖子,两手扶着地投到车厢下面,她微微地动了一动,好像准备马上又站起来一样,扑通跪下去了。同一瞬间,一想到她在做什么,她吓得毛骨悚然。“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呀?”她想站起身来,把身子仰到后面去,但是什么巨大无情的东西撞在她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她说,感觉得无法挣扎……一个正在铁轨上干活的矮小农民,咕噜了句什么。那枝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第八部

差不多已经过了两个月的光景。已经是炎夏,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才准备离开莫斯科。
这期间,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他那部花费了六年心血写成的成果,题名为:《略论欧洲与俄国的国家基础和形式》的著作一年前已经写好了。其中某些章节和序言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其他的一些章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也曾对他的同好们诵读过,因此这部著作的主导思想对于读者说来已经不是完全新奇的了;但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仍然指望这部著作的出版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不是科学上的革命,至少也要引起学术界的大骚动。
经过仔细修订以后,这部著作去年出版了,而且分发到书商们手里。
虽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没有向任何人询问一声,而且回答向他打听这部书情况的朋友们的询问,也是勉强和故作冷淡的样子,甚至也不向书商探问销路如何,但是他却机警地、全神贯注地注意着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的最初印象。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也过去了,在社会上看不出有丝毫的反应;他的朋友们,那些专家和学者,有时候,显然是出于客气,才向他提了一提;其他的熟人们,那些对学术著作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根本没有向他提起过。社会上,特别是目前全神贯注在别的事情上,完全是冷淡的。在文学刊物上,整整一个月,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本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曾经精确地计算过写书评所需要的时间;但是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仍然沉默着。
仅仅在《北方甲虫》上,在一篇论倒嗓的歌手德拉班吉的滑稽小品文里,插入了几句对科兹内舍夫的著作颇为不敬的批评指出这部作品早就受到人人的指责,受到一致的嘲笑。
终于,在第三个月上,在一种严肃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识这篇文章的作者。他有一次在戈卢布佐夫家遇见过。
作者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患病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大胆的,但是他十分没有教养,而且在私人关系上是很怯懦的。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根本瞧不起这个作者,但他还是怀着十分的敬意着手阅读这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太可怕了。
批评家显然完全曲解了这部著作。但是他把引文选择得那么巧妙,使得没有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显然几乎没有人看过这部书)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整个著作只不过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已,甚至连文字也用词不当(像问号所指出的),因此这部书的作者完全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切说得那么巧妙,连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本人都不否认说得很巧妙;而这就是它之所以可怕的地方。
尽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用来检验那位批评家的论据是否正确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但是他根本不考虑受到人家讥讽的缺点和错误——显然这都是吹毛求疵——却立刻不由自主地开始回忆他和这篇评论的作者会面和谈话的最细微的细节。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问自己。
回忆起会面的时候他曾纠正过这个年轻人所说的那些流露出他愚昧无知的话语,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找到了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书刊和谈话中对于这部著作是死一般的沉寂,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出来,他花费了那么大的热诚和心血、六年才完成的作品,完全付之流水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处境更加痛苦了,因为完成了那部著作,他再也没有像以前曾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的著述工作了。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聪明、有学问、健康、而且精力旺盛,但是他却不知道把精力用到哪里。在客厅里、大会上、会议中、委员会里和凡是可以讲话的场合发表议论,占去了他一部分时间;但是作为一个住惯城市的人,他不允许自己像他的没有经验的弟弟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把全副精力完全花费在谈话上;因此他还剩下许多闲暇时间和智力。
幸亏,在他的著作失败以后这段难挨的时间里,异教徒、美国朋友们[176]、萨马拉的饥荒[177]、展览会和唯心论等问题都被以前社会上不大注意的斯拉夫问题[178]代替了。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原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创始人,就完全投身到这里面去了。
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属的圈子里,那时除了斯拉夫问题和塞尔维亚战争什么也不写也不谈。所有无所事事的群众一向用来消磨时间的东西,现在都用来为斯拉夫人效劳。舞会、音乐会、宴会、演讲、妇女的服装、啤酒和饭店——一切都证实了人们对斯拉夫人抱着同情。
许多有关这问题的言论和著述,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细节上说并不同意。他看出来斯拉夫问题变成那种一个接着一个地构成社会人士谈话资料的时髦的消遣品之一;他也看出好多人参与这种事是怀着自私自利和自吹自擂的目的。他认为报刊发表了许多不必要、夸大其词的东西,只不过是要引人注意和压倒对方。他看出在社会上这种普遍的热潮中跳到前面和叫嚣得比任何人都响亮的是那些失意的、受了委屈的人,像没有队伍的总司令,不管部的部长,没有刊物的记者和没有党羽的党魁。他看出来有很多是轻浮而可笑的;但是他也看出来,而且承认那种联合了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令人不能不同情的、那种无容置疑和不断增长着的热情。屠杀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和斯拉夫弟兄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愤恨。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斗争的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人的英雄主义,在全民族中唤起了一种不是用言语而是要用行动来支援他们的弟兄们的愿望。
此外还有一个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非常高兴的现象:这就是舆论的表示。社会上明确地表示了它的愿望。“民族的精神表现出来了。”正如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所说的。他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清楚地觉得这是一种规模必然很宏大的划时代的事件。
他专心致志地为这种伟大的运动服务,忘了去想他的著作。
他全部的时间占得满满的,连回复所有的信件和要求都来不及。
工作了一春天和一部分夏天以后,直到七月他才准备到乡下他弟弟那里去。
他去,一方面是休息两个星期,一方面是在人民最神圣的地方,在乡村的中心,饱览一下民族精神高涨的景象,这种精神他和所有首都和大城市的居民是深信不疑的。老早就打算实践去列文家拜访的诺言的卡塔瓦索夫,陪着他一同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卡塔瓦索夫刚刚到达那天特别热闹拥挤的库尔斯克铁路线的火车站,下了马车,正回头张望押着行李跟在他们后面的仆人,就有一些志愿兵[179]乘着四驾马车驰来了。妇女们拿着花束欢迎他们,而且有一群蜂拥而来的人跟随着他们进入车站。
有一个欢迎过志愿兵的太太,走出候车室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也来欢送吗?”她用法语问。
“不,公爵夫人,我自己要走。到我弟弟家去休息。您总是来欢送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带着隐约可辨的微笑说。
“怎么能不送呢!”公爵夫人回答,“我们这里真的已经开走了八百人吗?马利温斯基不相信我的话。”
“八百多了。如果把那些没有直接由莫斯科开走的也计算在内,那就有一千多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您瞧!我就是这么说嘛!”那位夫人愉快地响应说,“是不是真的捐助了一百万卢布了?”
“还要多呢,公爵夫人。”
“您看今天的电讯怎么样?又把土耳其人打败了!”
“是的,我看到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他们在谈论最近的电讯,上面证实了连续三天之内土耳其人在各个据点都被击溃,四下逃窜,预料明天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啊,顺便提一提,有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申请批准前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刁难。我想请求您一下,我认识他,请您代他写一封信。他是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派遣来的。”
向这位公爵夫人打听了她所了解的有关这位年轻人的详细情形以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走进头等候车室,给那位有权决定这件事的人写了封信,就交给那位公爵夫人了。
“您知道,那位著名的弗龙斯基伯爵,也坐这趟车走。”公爵夫人带着得意扬扬和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在他又找到她,把信交给她的时候。
“我听说他要走,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坐这趟车走吗?”
“我看见他了。他在这里。只有他母亲来给他送行。这总算是他最好的办法了。”
“噢,是的,自然啦!”
他们正在交谈的时候,人群由他们身边涌到餐室去。他们也往前移动,听见一个手里端着酒杯的绅士的嘹亮的声音在对志愿兵们讲话:“为信仰,为人类和我们的弟兄们服务!”那位绅士说,声音越提越高了。“你们的母亲莫斯科祝福你们去建立丰功伟绩!万岁!”他用一种响亮而含泪的声音说。
所有人都欢呼“万岁!”又有一大群人涌到大厅里来,险些儿把公爵夫人撞倒。
“啊,公爵夫人!您看怎么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突然在人群中出现了,笑逐颜开地说。“说得又好又热情,对不对?好极了!谢尔盖·伊万内奇,您应该讲点什么,好使……您知道,只要几句鼓励的话;您讲得那么好。”他带着亲切的、尊敬的、谨慎的微笑补充说,轻轻地拉住胳臂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往前推了推。
“不,我就要走了。”
“到哪里去?”
“到乡下我弟弟那里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回答。
“那么您会看到我的妻子。我给她写过信,但是您会早些见到她。请您告诉她您见到我,一切都好![180]她会明白的。不过,请您费心告诉她,我已被任命为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哦,她会明白的!您知道,人生的小小不幸。[181]”他对公爵夫人说,仿佛在道歉一样。“米亚赫基公爵夫人,不是丽莎,而是比比施,真的送去了一千枝枪和十二个护士哩!我跟您说过吗?”
“是的,我听说了。”科兹内舍夫勉强地回答说。
“您走掉了真可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明天我们要为两个人:彼得堡的季米尔-巴尔特尼扬斯基,和我们的韦斯洛夫斯基,格里沙饯行。他们两人都要去的,韦斯洛夫斯基最近结了婚。真是个好汉!对不对,公爵夫人?”他对那位夫人说。
公爵夫人不答腔地望了望科兹内舍夫。但是谢尔盖·伊万内奇和公爵夫人似乎想要摆脱他,这一点也没有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到难堪。他时而微笑着凝视公爵夫人帽子上的羽毛,时而左顾右盼,好像在回想什么一样。看见一个拿着募捐箱走过来的妇人,他就招手叫她过来,放进去一张五卢布的纸币。
“我口袋里有钱的时候,我看见这些募捐箱就不能无动于衷,”他说,“今天的电讯怎么样?这些黑山人,真是好汉!”
“真的吗!”当公爵夫人告诉他弗龙斯基也坐这班车走的时候,他叫出声来。一时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露出愁容,但是一会以后,当他微微摇摆着,抚摸着络腮胡子,走进弗龙斯基待的候车室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伏在妹妹的尸首上绝望地痛哭,他只把弗龙斯基看成一个英雄和老朋友。
“他虽然有那么多缺点,但是不能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奥布隆斯基一离开他们,公爵夫人就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他完完全全是俄罗斯型的,斯拉夫型的性格!不过恐怕弗龙斯基看见他会很难过。不论怎么说,这个人的命运使我很感动。在路上跟他谈一谈吧。”公爵夫人说。
“是的,也许会的,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从来也不喜欢他。但是这事把许许多多都弥补了。他不仅自己去,而且他还自己出钱带去了一连骑兵。”
“是的,我听说了。”
铃响了,所有的人都朝着门口蜂拥而去。
“他就在那里!”公爵夫人指着弗龙斯基说,他穿着长外套,戴着宽边黑帽,挽着他母亲的胳臂走过去。奥布隆斯基在他旁边走着,正兴奋地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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