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校对)第36部分在线阅读

涅赫柳多夫答应了。
当天晚上，涅赫柳多夫独自一人待在他的房间里，在床上躺下，熄了蜡烛，可是很久睡不着觉。他想起马斯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仍旧决心跟她一块儿走，想起他放弃了土地的所有权，忽然，仿佛来回答这些问题似的，他眼前浮现出玛丽叶特的脸，现出她说“我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到您呢？”的时候她那种叹息和目光，还现出她的笑容，那么真切，倒好像亲眼看见她了，他自己也微微一笑。“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我做得对吗？我丢掉了我的财产，这我做得对吗？”他问自己。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夜晚，窗幔没有挡严，月光从那儿透进来的时候，却是不明确的。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他在心里唤起他以前的心境，回忆他以前的思路，然而那些思想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说服力了。
“万一这一切都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没有力量照那样生活下去，我对我做得对的事后悔了，那可怎么办？”他对自己说。他没有力量解答这些问题，心里生出一种很久没有感到过的苦恼绝望的心情。他没有力量把这些问题分析清楚，睡得很不安稳，就像以前打牌输了一大笔钱以后所常有的情形那样。
二十五
涅赫柳多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他昨天做了一件卑鄙的事。
他开始回想。并没有做什么卑鄙的事，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可是他有过一些想法，坏的想法，认为他当前的一切打算，例如同卡秋莎结婚，把土地交给农民等，都是不能实现的梦想，认为这一切他都坚持不下去，认为这一切都是人为的，不自然的，他应该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才对。
坏事确实没有做，可是有过比做坏事还要坏得多的东西，有过产生做一切坏事的那种思想。坏事可能不会再做，人可能为它忏悔，然而坏思想却产生一切坏行为。
一种坏行为只是为其他各种坏行为铺平道路而已，可是坏思想却拖住人顺着那条路走下去，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天早晨，涅赫柳多夫暗自重温着昨天的那些想法，不由得感到惊讶：他怎么能够相信那些想法呢，哪怕是只相信一分钟？不论他打算做的那些事是多么新奇，多么困难，然而他知道目前他所能过的只有这样的生活。不论回到先前的生活去是多么合乎习惯，多么轻松，然而他知道那是死路。昨天的诱惑，现在依他看来，仿佛是人们在睡得过久而醒来以后常常发生的那种情形：虽然已经没有睡意，可是还想赖在床上，再舒服一忽儿，其实自己也知道这时候应该起床，去做那等着他去做的、重大而快活的工作了。
这天是他在彼得堡停留的最后一天，他早晨到瓦西里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的住处在二层楼上。涅赫柳多夫依照扫院子仆人的指点，从后门走进去，顺着又直又陡的楼梯往上走，在楼顶上一脚踏进一个闷热的厨房里，闻到一股很浓的食物味道。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卷起袖子，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冒着热气的锅里搅拌什么东西。
“您找什么人？”她从眼镜架上边瞧着走进来的人，厉声问道。
涅赫柳多夫还没来得及通报姓名，那个女人的脸上就现出惊喜交集的神情。
“啊，公爵！”那个女人叫起来，用围裙擦干净手，“不过您为什么从后门的楼梯走上来呢？我们的恩人啊！我就是她的母亲。他们本来要把这个姑娘完全毁掉了。我们的救星啊。”她说着，抓住涅赫柳多夫的一只手，极力要吻它，“昨天我到您那儿去过一趟。我妹妹特意要求我去的。她就住在这儿。这边走，这边走，请您跟着我。”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领涅赫柳多夫穿过一道窄门和一条幽暗的小过道，一路上时而把她掖在腰里的连衣裙底襟放下来，时而理理她的头发。“我的妹妹姓科尔尼洛娃，您大概听人讲起过她，”她在房门前站住，小声补充一句，“她参加政治活动。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推开过道里的门，把涅赫柳多夫带进一个小小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一只小小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身量不高、体态丰满的姑娘，穿着条子花的布上衣。她的淡黄色头发是鬈曲的，披在她那很白的圆脸的四周，她的相貌像母亲。她对面的圈椅里坐着一个青年男子，深深地弯下腰，他生着黑唇髭和稀疏的胡子，衬衫的领子上绣着花。他们两个人显然谈得很入神，一直到涅赫柳多夫走进房门，才回过头来看。
“丽达[60]，这位是涅赫柳多夫公爵，就是那个……”
面色苍白的姑娘慌忙跳起来，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披散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睁着灰色的大眼睛，惊恐地瞅着走进来的人。
“原来您就是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的女人？”涅赫柳多夫含笑说道，伸出手去要同她握手。
“对了，就是我，”利季娅说着，微微一笑，张大了嘴，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她的笑容是善良而孩子气的，“我姨妈很想跟您见见面。姨妈！”她用柔和悦耳的嗓音对着一扇房门叫一声。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为您被捕而很难过。”涅赫柳多夫说。
“请在这儿坐，或者在这儿坐舒服一点。”利季娅指着一把软和而破旧的圈椅说，那个青年男子刚从那儿站起来。“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现涅赫柳多夫转过眼睛去看青年男子，就说。
青年男子像利季娅那样和善地微笑着，同客人打招呼，等到涅赫柳多夫在他的位子上坐下，就从窗口那边搬过一把椅子来，在旁边坐下。从另一扇房门又走进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生着淡黄色的头发，在窗台上坐下，一句话也没说。
“薇拉·叶夫列莫夫娜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可是我跟她几乎可以说不认识。”利季娅说。
这时候从隔壁房间里走进来一个女人，生着很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穿着白色短上衣，腰上系着皮带。
“您好，谢谢您到这儿来，”她刚在长沙发上挨着利季娅坐下，就开口说，“哦，薇罗琪卡[61]怎么样？您见到她了？她怎么应付她的处境？”
“她没有抱怨，”涅赫柳多夫说，“她说她心里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啊，薇罗琪卡，我了解她，”姨母含笑说道，摇着头，“应当了解她。她是个出色的人。一切都是为了别人，丝毫也不为自己打算。”
“是的，她没有为她自己要求任何事情，光是为您的外甥女操心。她难过，主要是因为据她说，您的外甥女是无缘无故被捕的。”
“就是这样，”姨母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啊！认真说来，她是在替我受苦。”
“完全不对，姨妈！”利季娅说，“即使您没托我，我也该保管那些文件。”
“你得承认我总比你知道的多一些，”姨母接着说，“您要知道，”她转过脸去对涅赫柳多夫接着说，“这都是因为有一个人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住处，就把那些文件带到她这儿来了。不料当天晚上，这儿遭到搜查，把文件和她本人一齐带走了。她一直监禁到现在，人家逼着她讲出她是从谁手里拿到这些文件的。”
“我始终也没有说。”利季娅很快地说，神经质地撩一下她的头发，其实那绺头发没有碍她的事。
“我并没有讲你说出来了。”姨母反驳说。
“要是他们逮捕了米京，那也绝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利季娅说着，涨红脸，心神不宁地往四下里看。
“不过你别提这件事了，丽朵琪卡[62]。”母亲说。
“为什么不能提？我偏要讲嘛。”利季娅说，她已经收敛笑容，光是涨红了脸。她不再撩她的头发，却把她的一绺头发缠在手指头上，不住地往四下里看。
“要知道，你昨天一谈起这件事就出了什么样的岔子。”
“根本就没出什么岔子……您别管我，妈。我没有说出来，一直不吭声。他两次审我，问起我的姨妈，问起米京，我什么也没说。我对他声明说我什么话也不会回答。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暗探，是宪兵，是大坏蛋。”姨母插嘴说，向涅赫柳多夫解释她的外甥女的话。
“于是他，”利季娅接着说，神情激动，话讲得很快，“就开始劝我。‘凡是您对我讲出来的话，’他说，‘都不会对谁有害处，而且正好相反……要是您说了，您倒会使得那些无辜的、也许我们不该折磨的人自由了。’哼，我仍旧说我不讲。于是他说：‘嗯，好吧，那您就什么也别讲。不过我说的话您也别否认。’他就列举出人名来，提到米京。”
“可是你别说了。”姨母说。
“哎，姨妈，您别打岔……”她不断地拉扯她的一绺头发，老是往四下里看，“忽然，您猜怎么着，第二天我听说，人家敲着墙通知我说，米京被捕了。得，我心想，我把他出卖了。这件事把我折磨得好苦，把我折磨得差点发了疯。”
“后来，事实证明，他被捕跟你完全不相干。”姨母说。
“可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当是我把他出卖的。我从这边墙跟前走到那边墙跟前，走过来，走过去，心里止不住地想。我总当是我把他出卖了。我躺下来，盖上被子，就听见不知什么人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你把米京出卖了，米京是你出卖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我又不能不听。我想睡觉，却睡不着。我要不想，却不能不想。那才可怕呀！”利季娅说，越来越激动，把一绺头发缠在她的手指上，再把它松开，不住地往四下里看。
“丽朵琪卡，你冷静一下吧。”母亲又说，碰一下她的肩膀。
可是丽朵琪卡已经管不住自己的嘴。
“这种事所以可怕，是因为……”她又开口讲话，可是没有讲完就哇地一声哭了，从长沙发上跳起来，衣服在圈椅上挂了一下，跑出房外去了。她母亲跟上去。
“恨不得把那些坏蛋统统绞死才好。”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母亲问。
“我没说什么……我随便说说的。”中学生回答说，拿起桌子上放着的一支纸烟，点上，吸起来。
二十六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隔离的监禁是可怕的。”姨母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纸烟。
“我想，对一切人来说都是如此。”涅赫柳多夫说。
“不对，不是对一切人都如此，”姨母回答说，“据人家对我讲，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却是休息，是静养。地下工作者永远在提心吊胆和物质方面的艰难条件下生活，既担忧自己，又担忧别人，还担忧事业。最后他被捕了，那就什么都完结，一切责任都解除，你就自管坐下来休息吧。据人家告诉我说，被捕的时候简直感到高兴呢。是啊，可是对那些没罪的年轻人来说（而他们总是先逮捕像丽朵琪卡那样没罪的人），对这些人来说，最初的震动却是可怕的。这倒不是因为被剥夺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待遇，伙食很差，空气很坏，总之遭到种种困苦的缘故，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只要没有初次被捕的时候所感到的精神震动，那么这些困苦哪怕加重两倍，也还是容易忍受下来的。”
“莫非您经历过吗？”
“我？我坐过两次牢，”姨母含笑说道，她的笑容忧郁而可爱。“我头一次被捕，而且是无缘无故被捕的时候，”她接着说，“我才二十二岁，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而且怀着孕。尽管当时失去自由，同孩子和丈夫拆散，在我是很痛苦的，然而比起我明白我不再是一个人，却成为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心里的那种感觉，这一切就都算不得什么了。我想跟我的女儿告别，可是人家却叫我出去，坐到雇来的马车上。我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回答我说，等我到了自会明白。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睬我。我受过审问以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穿上一身编着号码的囚衣，把我押到一个拱顶的走廊上，开了一扇门，把我推进牢房，锁上门走了，只留下一个哨兵，扛着枪，默默地走来走去，偶尔隔着我房门上的一条缝往里看，在那时候，我痛苦极了。我记得当时最使我震惊的一件事，是一个宪兵军官审问我的时候，递给我一支烟，要我吸烟。可见他知道人是喜欢吸烟的，那么可见他也知道人喜欢自由和光明，知道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怎么会无情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当做一头野兽那样锁起来呢？一个人遭到这样的对待就不能不生出恶果。如果有谁相信上帝和人，相信人们相亲相爱，那他经历过这样的事以后就不再相信这些了。我就是从那时候起不再相信人，心肠变狠了的。”她结束她的话，微微一笑。
利季娅的母亲从利季娅出去的那个门口走进来，说利季娅很不舒服，不再来了。
“为什么要毁掉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呢？”姨母说，“使我特别难过的是，我不由自主，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求上帝保佑，她吸一下乡间的空气就会复元的，”母亲说，“我们就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了。”
“是啊，要不是您出力的话，她就完全断送了，”姨母说，“谢谢您。不过我打算跟您见面，却是为了托您把一封信转交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她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这封信没有封口，您可以把信上的话看一遍，然后您把它撕毁也成，把它转交也成，总之这要看您觉得怎样做才比较符合您的信念，”她说，“这封信上没有什么会惹出麻烦的话。”
涅赫柳多夫接过信来，答应转交，然后他站起来告辞，走出去，来到街上。
他没有看那封信的内容，把信口封上，决定按照委托，把那封信转交薇拉·叶夫列莫夫娜。
二十七
使得涅赫柳多夫在彼得堡停留下来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那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打算把他们向沙皇上告的状子交托他以前在军队里的同事和目前的宫中侍从博加特廖夫递上去。上午，他坐车去看望博加特廖夫，恰巧碰上他还在家，正吃早饭，可是就要出门了。博加特廖夫是一个身量不高、筋肉壮实的男子，天生来具备罕见的体力，能够把马蹄铁扭弯。可是他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有这些品质，他却是一个同宫廷关系密切的人，热爱沙皇和皇族。他能够凭借某种惊人的方法使得他在这个最高的社会里生活的时候，只看到这个社会里好的一面，而且他自己绝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诚实的事。他从不指摘任何人，从不指摘任何措施。他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用大胆的、响亮的、仿佛嚷叫一般的嗓音说出他所要说的话，常常在说话的时候发出同样响亮的笑声。他这样做倒不是耍什么手段，而是因为他的性格本来就是这样。
“啊，妙极了，你来了。你要不要吃点早饭？要不，你就坐一下。这煎牛排可真妙极了。我吃饭素来是这样，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好，你喝点酒，”他嚷道，指着一瓶红葡萄酒，“我一直在想着你。那个状子，我来递上去。我当面呈给皇帝本人，这是一定的。不过我又猛然想到，你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趟，岂不更好。”
涅赫柳多夫听见他提起托波罗夫，不由得皱起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做主。反正这件事要问过他才行。说不定他自己会满足你的要求。”
“既是你这样劝我，我就去一趟。”
“这才好。那么，彼得堡怎么样？它给你留下什么印象？”博加特廖夫嚷道，“你说说看，啊？”
“我觉得我仿佛受了催眠似的。”涅赫柳多夫说。
“受了催眠？”博加特廖夫跟着说，响亮地大笑起来，“你不想吃，那也随你。”他用餐巾擦了擦唇髭，“那么，你去找他？啊？要是他不干，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就是。”他嚷道，从桌旁站起来，在胸前画一个大大的十字，显然，他做这件事就像擦嘴那么漫不经心。他开始佩上军刀。“现在，再见，我得走了。”
“我们一块儿出去吧。”涅赫柳多夫说，高兴地握一下博加特廖夫有力的大手，然后像往常一样，带着一种由健康的、自然的、生气勃勃的东西所留给他的愉快印象，在他家的门廊上跟他分手了。
涅赫柳多夫虽然料着去走一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过还是依照博加特廖夫的劝告坐车到托波罗夫那儿，到那个能够左右教派信徒案子的人那儿去了。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按它的使命来说，含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只有麻木不仁和丧失道德感的人才会看不出来。托波罗夫就具有这两种消极的品质。他担任的职务所包含的矛盾，在于这个职务的使命就是运用各种外部的、连暴力也包括在内的方法来维护和保卫教会，而教会，按教会本身所下的定义来说，却是由上帝亲自建立起来，绝不是地狱的大门或者人类的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就是这个天神的、不能为任何东西动摇的、由上帝建立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以及他的大小官员们所主管的人世机构来加以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没有看见这个矛盾，或者不愿意看见也未可知，因而他很认真地尽心竭力，务必不让任何天主教教士、新教的牧师或者别的教派的信徒来侵犯地狱的大门所不能战胜的教会。托波罗夫就像一切缺乏基本的宗教感情、缺乏人类的平等友爱思想的人一样，充分相信人民是一种跟他自己截然不同的生物，充分相信人民迫切需要一种他自己缺了它却可以过得很好的东西。他自己在心灵深处对任什么东西都没有信仰，而且认为这种精神状态很方便，很愉快，可是又深怕人民也会有这样的精神状态，于是，按他的说法，他就认为他有神圣的责任来把人民从这种精神状态里解救出来了。
犹如有一本烹调书上说龙虾喜欢活活地被煮死一样，他也充分相信人民喜欢成为迷信的人，而且这不是像在烹调书上那样在假借的意义上说的，他是在直接的意义上这样想和这样说的。
他对于他所维护的宗教的态度，宛如养鸡的人对于他用来喂鸡的腐肉的态度。腐肉很招人讨厌，然而鸡喜欢它，吃它，因此就应当用腐肉来喂鸡。
不消说，所有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像啦，喀山圣母像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像啦，都是极其粗鄙的偶像崇拜，然而人民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因此就应当维护这种迷信。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却没有考虑到他所以觉得人民喜欢迷信，也只是因为历来就有，现在也还有像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而已。他们自己虽然获得了知识的光明，却没有把这种光明运用到应该运用的地方去，帮助人民从愚昧的黑暗当中解脱出来，反而用来加强人民那种愚昧的黑暗。
涅赫柳多夫走进托波罗夫的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同一个女修道院院长谈话。女院长是一个活跃的贵妇，在俄国西部地区那些被迫改信东正教的合并派[63]信徒们中间传播和维护东正教。
一个处理特殊任务的文官正在接待室里值班，问涅赫柳多夫有什么事要办。他听到涅赫柳多夫准备把教派信徒们的状子送呈皇帝，就问是否能让他看一下状子。涅赫柳多夫把状子交给他，文官就拿着状子走进办公室。女院长走出办公室来，头戴修道帽，脸上飘动着一块面纱，身后拖着黑色的长后裾，两只白手合抱在胸前，拿着一串茶晶的念珠，手指甲剔得干干净净，往出口走去。可是，仍然没有人来请涅赫柳多夫到办公室去。原来托波罗夫在看状子，摇着头。他读着那个写得清楚有力的状子，生出一种不自在的惊讶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