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校对)第20部分在线阅读

“没有仁爱！我们将由于爱或是在为爱的斗争中死去，反正都一样，我们注定要死亡……”
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进房间里对副教授说：
“你就问问他吧，他想要什么？问问他，他需要对人们的爱吗？”
副教授用满含泪水的眼睛看了看我，笑起来。
“这是个卖面包的！我欠他的面包钱。”
他摇晃了一下，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钥匙，并把钥匙递给我：
“去，把钱都拿去吧！”
可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却从他手里把钥匙接了过去，向我挥一下手。
“你走吧！以后再给你钱。”
接着他把从我这里拿去的面包扔在屋角的长沙发上。
他没有认出我来，这使我感到高兴。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想着他那句由于爱而死去的话，从内心里感到厌恶。
不久后，我听说他曾向他寄住的那家的一位姑娘求爱，就在同一天，又向另一位姑娘求爱，姐妹俩彼此把高兴的事说出来时，知道了原委，于是恨死了这个“钟情人”。她们吩咐看院子的人通知这个求爱者立即从她们家滚出去。从此他就在这个城市消失了。
爱和仁慈在人们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可怕而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早就产生了，开始时比较模糊，没有定型，但内心里却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后来才以明确的词语表达出来：
“爱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读过的所有的书都充满基督教的理念和人道主义思想，充满同情人的哀号。当时我所熟悉的优秀人士也都满腔热情、非常动听地谈论着这个问题。
然而我直接观察到的一切却几乎完全不是对人的同情。现实生活在我面前展示的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仇视和残忍，是接连不断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进行的龌龊的明争暗斗。我个人只需要书籍，其他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没有意义。
只要你到大街上或大门口坐一坐，你就会明白，所有那些马车夫、清道夫、工人、官吏、商人，都不像我和我所敬爱的知识分子那样生活，他们不想过这种生活，走的是另一条路。我所敬爱和信任的那些人都非常孤独，性情孤僻。在大多数人中间，在像蚂蚁筑巢那样的肮脏而又狡诈的工作中间，他们是多余的。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是愚蠢的，烦闷死了。我常常看到，人们说的仁慈和博爱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屈从于社会的生活秩序。
我觉得生活真是很难啊！
有一天，那个由于水肿病而变得又黄又肿的兽医拉夫洛夫喘着气对我说：
“应当强化残暴性，让所有的人都因它而变得筋疲力尽，让所有人都厌恶它，就像厌恶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
这年的秋天来得很早，秋雨绵绵，颇有寒意，有许多人生病，有许多人自杀。拉夫洛夫由于不想等着被水肿病窒死，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自己是兽医，到头来也跟牲畜一样死去！”拉夫洛夫的房东梅德尼科夫在给他送葬时这样说。梅德尼科夫是个裁缝，身体比较瘦弱，笃信宗教，他能熟记所有的圣母赞美诗。他经常用三根皮条抽打自己的孩子——七岁的女孩和十一岁的男孩，打老婆则用竹子打她的腿肚子，并抱怨说：
“调解法庭谴责我，说我这一套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可是我除了在广告上和电影上，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
在他裁缝铺的工人中有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罗圈腿，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顿卡老公”，他谈起自己的老板时说：
“我害怕笃信宗教的那些温顺的人。暴躁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总还有时间躲避他；而温顺的人却像草丛里的一条看不见的阴险的蛇，冷不防就在你最坦白的心窝上咬一口。我害怕温顺的人！”
“顿卡老公”也是个温顺而又狡猾的人，他既善于挑拨离间，又会讨好梅德尼科夫，不过他说的这些话却是实情。
我有时觉得，温顺的人就像苔藓；苔藓能使岩石软化，滋生出花果；温顺能使生活中的铁石心肠变得温和。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我看到了许多温顺的人的另一面，看到了他们对无耻之徒的巧妙的适应能力，难以捉摸的多变性和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的圆滑手段，以及像蚊虫那样的诉苦——这一切使我感到自己像一匹被绊住的马陷入了一群牛虻的包围之中。
我从警察哨所出来时，就是这样想的。
风在叹息，街灯在摇晃，灰暗的天似乎也在摇晃，向大地抛洒着尘雾般的十月的毛毛细雨。一个湿淋淋的妓女拖着一个醉汉在街上爬坡，她搀着他一个胳膊往前推，他却嘟哝着，啜泣着。女人累得筋疲力尽，哑着嗓子说：
“这是你的命……”
“真的，”我在想，“我现在也是被什么人拖着，推向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落，让我看到那肮脏、悲愁的东西和奇形怪状的人们。这一切我已经看得厌倦了。”
也许我当时所想的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但我的脑子里确实闪现过这种思想。也正是在这个可悲的夜晚，我首次感到心灵的疲倦，情绪的颓废。从这时起，我感觉自己糟透了，开始用旁观者、陌生人甚至敌视自我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了。
我已看出，每个人身上都有其不舒心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不仅表现在语言上和行动上，而且表现在情感上。这种情感上的变幻无常尤其使我难受。我发现我自己身上也有这种东西，这就使我更加难受了。我对所有的一切——女人、书籍、工人和快活的大学生，都感兴趣，但我却从未获得成功，整天“东奔西突”，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有力的手用一根看不见的鞭子在抽打着我，使我像陀螺似的不停地打转。
当我听到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生病住院后，便去看望他。可是医院里有个歪嘴女人，胖胖的，戴一副眼镜，扎一条白头巾，头巾下面挂着两只红得像刚烫过的耳朵，干巴巴地说：
“他死了。”
她看见我默默地站在她面前还不走开，便气愤地高声喊道：
“喂，你还站着干什么？”
我也生气地说：
“你是个傻瓜！”
“尼古拉，把他撵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