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精校)第1部分在线阅读
书名：红与黑
作者：司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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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直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迥然不同于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气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柳鸣九
2013年元月
第一部
真理，不容情的真理。
——丹东
小城
千人共处，
无恶，
樊笼寡欢。
——霍布斯
玻璃市算得是方施-孔特地区山清水秀、小巧玲珑的一座市镇。红瓦尖顶的白色房屋，星罗棋布地点缀着小山斜坡；一丛丛茁壮的栗树，勾勒出了山坡的蜿蜒曲折，高低起伏。杜河在古城墙脚下几百步远的地方流过；昔日西班牙人修筑的城堡，如今只剩下了断壁残垣。
玻璃市的北面有高山作天然屏障，那是朱拉山脉的分支。每年十月，天气一冷，嵯峨嶙峋的韦拉山峰就盖满了白雪。一条急流从山间奔泻而下，穿过小城，注入杜河，给大大小小的锯木厂提供了水力；这个行业只需要简单的劳动，却使大部分从乡下来的城市居民过上了舒服的日子。但使这个小城富起来的并不是锯木业，而是印花布纺织厂，厂里生产米卢兹花布，自拿破仑倒台后，玻璃市就几乎家家发财，门面一新了。
一进小城，一架样子吓人的机器发出的啪啦砰隆声，会吵得人头昏脑涨。二十个装在大转轮上的铁锤在急流冲得轮子转动时，不是高高举起，就是重重落下，一片喧声震得街道都会发抖。每个铁锤不知道一天要打出几千枚铁钉来。而把碎铁送到锤下敲成钉子的却是一些娇嫩的年轻姑娘。这种粗活看来非常艰苦，头一回从瑞士翻山越岭到法国来的游客，见了不免大惊小怪。如果游客进了玻璃市，要打听是哪一位大老板的铁钉厂，吵得大街上的人耳朵都要聋了，那他会听到无可奈何的、慢悠悠的回答：“噢！是市长老爷的呀！”
只要游客在这条从河岸通到山顶的大街上待一阵子，十之八九，他会看到一个神气十足、似乎忙得不可开交的大人物。
一见到他，大家的帽子都不约而同地脱了下来。他的头发灰白，衣服也是灰色的。他得过几枚骑士勋章，前额宽广，鹰嘴鼻子，总的说来，脸孔不能算不端正；初看上去，甚至会觉得他有小官的派头，快五十岁了，还能讨人喜欢。但是不消多久，巴黎来的游客就会厌恶他的那股扬扬自得、踌躇满志的神气，还有几分莫名其妙的狭隘偏执、墨守成规的劲头。到头来大家发现，他的本领只不过是：讨起债来分文不能少，还起债来却拖得越久越好。
这就是玻璃市的当家人德·雷纳先生。他规行矩步地穿过大街，走进市政厅去，就在游客的眼前消失了。但是，如果游客继续往上走个百八步，又会看到一座气派不凡的房屋；从房子周围的铁栅栏往里瞧，还可以看见万紫千红的花园。再往上看，勃艮第的远山像衣带似的伸展在天边，仿佛是天从人愿设下的美景，供人赏心悦目似的。游客起初给金钱的臭味熏得喘不过气来，一见这片景色，却会忘记那铜臭污染了的环境。
人家会告诉他：这是德·雷纳先生的房子。玻璃市市长靠了铁钉厂赚的钱，才刚刚盖好了这座方石砌成的公馆。据说他的祖先是西班牙古老的家族，早在路易十四把西班牙人赶走之前，就在这里安家立业了。
从一八一五年起，他觉得当工厂老板丢了面子，因为那一年他当上了玻璃市的市长。他家派头很大的花园有好几层平台，每层边上都围着挡土墙，一层一层，从上到下，一直伸展到杜河边上，这也是德·雷纳先生善于做生铁买卖得到的报酬。
你不要想在法国看到风景如画的花园，像在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周围看到的那样。在方施-孔特，谁砌的墙越多，谁在自己的花园住宅里堆起的层层方石越高，谁就越能得到左邻右舍的敬意。德·雷纳先生的花园里不仅石墙林立，而且用一两黄金换一寸土，买下了几小块土地，这更令人钦佩得五体投地。比如说，你还记得杜河边上那个占尽地利的锯木厂吗，你不会忘记那屋顶上高高竖起的大木牌，上面用引人注目的大字，写下了锯木厂老板“索雷尔”的大名，但这已是六年前的陈迹往事了，如今，德·雷纳先生正在锯木厂的旧址上，修筑他第四层花园平台的围墙呢。
虽然市长先生目中无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来和索雷尔老头打交道，这个乡巴佬儿又厉害又顽固，市长要不送他好多叮当响的金币，他是不肯答应把厂房搬走的。至于那条推动锯子的“公用”流水，德·雷纳先生利用他在巴黎拉上的关系，居然使流水改道了。他能这样有求必应，还得归功于他一八二几年投的选票。
他出四亩地换一亩地，索雷尔才肯搬去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地方。尽管在这个地段做松木板生意更有利可图，但是索老爹（人一发财，称呼也就跟着改了）精明透顶，他利用邻居迫不及待的心情，“不到手决不罢休”的固执狂，敲了他六千法郎的大竹杠。
不消说，这样不公平的买卖，难免会引起当地的有识之士说长道短。于是，四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德·雷纳先生穿着市长公服从教堂回家的时候，远远看见站在三个儿子中间的老索雷尔，正意味深长地朝着他微笑呢。这一笑不幸地使市长大人的灵魂忽然开了窍，他恍然大悟自己吃了亏，从此以后，他就怀恨在心，念念不忘这笔上了大当的买卖。
在玻璃市，若要大家瞧得起，千万不要在大修围墙时，采用意大利石匠每年春天穿过朱拉山口，带到巴黎来的时新图样。因为标新立异，会使建筑师一失足成千古恨，永远背上一个“害群之马”的罪名，并且在方施-孔特那些老成持重、左右舆论的稳健派眼里，永世不得翻身。
事实上，稳健派的“专横霸道”是最可恶的，就是这可恶的字眼，使一个在巴黎民主社会生活惯了的人，无法忍受小城市的生活。专横的舆论能算是舆论吗？无论是在法国的小城市，还是在美利坚合众国，“专横”就是“愚昧”。
市长
显赫的地位！先生，难道不算什么？它使傻瓜尊敬，孩子发呆，有钱人羡慕，聪明人瞧不起。
——巴纳夫
德·雷纳先生想赢得做好官的名声，机会真是再好没有：高出杜河水面一百尺的环山大道，正需要筑一道加固的厚墙。环山大道居高临下，风景极美，是法国屈指可数的胜地。但是一到春天，雨水在路面上冲出了一道道深沟，使得大道难以通行。大家都说行路难，德·雷纳先生不得不筑一道二十尺高、七八十米长的防护墙，这会使他的政绩流芳百世。
为了把防护墙筑得高出路面，德·雷纳先生不得不到巴黎去了三趟，因为前两任的内务大臣曾经扬言，他恨透了玻璃市的环山大道，但是现在，防护墙已经高出路面四尺了，仿佛不把现任的和前任的大臣放在眼里似的，此时此刻正在防护墙上铺方石板呢。
我有多少回胸靠着这蓝灰色的大石，一面回想载歌载舞的巴黎良宵，一面凝视杜河两岸的美景！远远望去，可以清楚地看见左岸有五六条小溪，蜿蜒曲折地流过山谷。溪水由高而低，形成了一叠一叠的瀑布，流入杜河。山间太阳很热；烈日当头，游客还可以冥思遐想，因为平台上有梧桐树的浓荫蔽日。梧桐长得很快，葱茏茂密，绿得发蓝，这全靠市长先生运来的土壤，填在防护墙后，因为他不管市议会反对不反对，硬把环山大道加宽了六尺（虽说他是极端保王党，而我是自由党，但他做了好事，我还该说好话）；因此，在他看来，环山大道的平台，比起圣日耳曼·昂·莱的王家平台来，毫不逊色，连玻璃市贫民收容所所长、鸿运高照的瓦尔诺先生，也欣然同意。
环山大道的官方名称是“精忠路”，大家可以在十几、二十块大理石指路牌上，看到这三个字；这又使德·雷纳先生多得了一枚十字勋章；可是我呢，我对精忠路不满意的是：市政当局在修剪这些茁壮挺拔的梧桐时，简直是粗暴得伤筋动骨了。梧桐树要是能像在英国那样高耸入云，真是再好不过；精忠路上的树梢，却都剪得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看起来像是菜园子里的普通蔬菜。但市长大人是说一不二的，于是本地区的树木，每年都要剃两次头，毫不容情地切断枝丫。当地的自由党人硬说（不免夸大其词）：马斯隆神甫把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习以为常，因此，公家的园丁就更不肯手下留情了。
这个年轻的神甫是省里几年前派来的，负责监视修道院的谢朗神甫，还有附近的几个本堂神甫。有一个远征过意大利的老军医，退伍后来到玻璃市，据市长先生说，他是个双料的革命派：既是雅各宾党人，又是拥护拿破仑的波拿巴分子。有一天，他居然当着市长的面，大发牢骚，说什么不应该定期把这些美丽的树木，砍得缺胳膊少腿的。
“大树底下好乘凉，”德·雷纳先生高傲得有分寸地答道，他晓得怎样对一个得过荣誉勋章的外科医生说话，才算得体，“我喜欢阴凉，我叫人修剪我的树木，就是要树叶能遮阴蔽日，我想不出树木还有什么用处，如果不能像胡桃木那样带来收益的话。”
“带来收益”，这正是在玻璃市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仅仅这一句话，就说出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习以为常的思想。
在这座清秀得似乎一尘不染的小城里，“带来收益”却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从外地来的游客，醉心于周围的幽谷美景，耳目为之一新，起初会以为当地居民对美的感受一定不同寻常；的确，他们谈起话来，三句不离家乡的美丽，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把美看得很重；但这只是因为美景能够吸引游客，使他们的钱落入旅店老板的腰包，再通过一套收税的办法，就给全城“带来收益”了。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德·雷纳先生在精忠路散步，他的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德·雷纳夫人一面听着她丈夫一本正经讲的话，一面不放心地看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大孩子大约十一岁，时常走得离防护墙太近，好像要爬上去。于是一个温柔的声音喊出了阿多夫的名字，大孩子就打消了他跃跃欲试的念头。德·雷纳夫人看来是个三十岁的女人，但还是相当漂亮。
“这位巴黎来的先生要后悔莫及的，”德·雷纳先生有点生气地说，他的脸都气得发白了，“我在朝中并不是没有人的……”
虽然我不惜花二百页的篇幅来描写外省，但绝不会傻到这种地步，要勉强你们听外省人啰里啰唆、转弯抹角、高深莫测的对话。
玻璃市市长这样讨厌的那位巴黎来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他两天前想方设法，不但钻进了玻璃市的监狱和贫民收容所，还钻进了市长和当地大老板合办的免费医院。
“不过，”德·雷纳夫人畏畏缩缩地说，“那位巴黎来的先生有什么可以吹毛求疵的？您管穷人的福利，不是天公地道、小心谨慎的吗？”
“他来翻箱倒柜，就是要在‘鸡蛋里挑骨头’，然后再写文章，登到自由党的报上去。”
“您不是从来不看那些报纸的吗，我的朋友？”
“可是人家会来找我们谈这些雅各宾派的文章，这就要‘妨碍我们做好事’了。至于我，我永远也不能原谅那个神甫。”
贫民的福利
一个道德高尚、不搞歪门邪道的神甫，简直是上帝下凡。
——弗勒里
应该知道，玻璃市的神甫虽然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但是山区空气新鲜，所以他的身体健康，性格坚强，他有权随时去看看监狱、医院，甚至贫民收容所。大清早六点钟，阿佩尔先生带了巴黎的介绍信来找神甫。他怕这个爱打听的小城走漏风声，立刻就去神甫家里。
谢朗神甫读了德·拉莫尔侯爵给他的信，沉吟了一下，因为侯爵是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也是本省最有钱的大地主。
“我老了，在这里还受到爱戴，”他到底低声地自言自语说，“谅他们也不敢！”于是他立刻转过身来，对着这位巴黎来的先生，老眼里闪射出圣洁的光芒，说明他为了做好事，冒点危险也是乐意的。
“跟我来吧，先生，但在监狱看守面前，尤其是当着贫民收容所管理人的面，不管我们看到什么，都请不要发表意见。”
阿佩尔先生明白：和他打交道的是一个好心人；他就跟着这位可敬的神甫，参观了监狱、医院、收容所，提了许多问题，虽然回答无奇不有，但他一点也没有流露出责备的意思。
他们参观了好几个小时。神甫请阿佩尔先生共进午餐，他推托说有信要写；其实，他是想尽量少连累他的带路人。下午三点钟前，这两位先生参观完了贫民收容所，然后回到监狱。他们在门口见到了看守，一个身高六尺、两腿内拱的大汉子，他的脸孔本来就难看，由于怕受上级呵责，变得更加叫人厌恶。
“啊！先生，”他一看见神甫就问，“这一位和您同来的，是不是阿佩尔先生？”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神甫反问道。
“因为我们昨天得到省长大人派专人快马、连夜送来的紧急命令，明确指示我们，不许阿佩尔先生进监狱。”
“你听我说，努凡鲁先生，”神甫说，“同我来参观的，正是阿佩尔先生。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随时进监狱来，不管白天黑夜，愿同谁来都行？”
“是，神甫先生。”看守轻声答道，他低下了头，就像一条怕挨打的哈巴狗。“不过，神甫先生，我有老婆孩子，要是有人告发，就会撤我的职，打碎我的饭碗。”
“也会打碎我的饭碗，我也会难过的。”好心的神甫说，声音越来越带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