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马修道院(校对)第1部分在线阅读

书名：帕尔马修道院
作者：司汤达
--------------------------------------------------------------------------------------------------------------------------------------
☆本文由看帮网网友分享，仅供预览，请于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不得用于商业用途，否则后果自负！看帮网（https://www.kanbang.cc）-精品电子书☆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直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迥然不同于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气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柳鸣九　
2013年元月
译本序
《帕尔马修道院》是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一八三九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是继《阿尔芒丝》（一八二七年发表）与《红与黑》（一八三年出版）之后司汤达的第三部重要作品。
司汤达是马里-亨利·贝尔的笔名。亨利·贝尔出生于法国南方的一个名叫格勒诺布尔的城市里。要不是他在生前用司汤达的笔名写下了《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和未完成的《吕西安·娄万》等在世界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作品，尽管他当过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需官，并且有过多年的外交官生涯，现在不见得有人还会记得他的名字吧。一八四年十月，贝尔为了《帕尔马修道院》在给《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的复信中曾经说过：“我想，五十年后，某一文学补缀家发表片段拙作，也许会以不矫揉造作和真实而为人悦读吧”；他还在信上说：“一百年后，谁还说起维莱尔先生、马尔蒂雅先生？即使达莱朗先生，也无能为力，除非他留下一部《见闻录》，而且还要真好才成。”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具有充分的自信，而对那些显赫一时，然而无所作为的显宦却是十分轻视的。
小贝尔生在一个律师家庭里。在他七岁的时候，他母亲就离开尘世。小贝尔的父亲谢吕班·贝尔是个敬神的、敌视新思想和反对革命的有产者。他在丧妻以后续娶了他的小姨，那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专横的女人。小贝尔从小被交给一个耶稣会神父抚养，但是无论是那个神父还是他的父亲和后母，都不能对他的思想有所影响。恰恰相反，他对他们始终毫无好感。第一个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某些进步思想的可能是他的外祖父加侬大夫，一个伏尔泰的信徒。司汤达后来在回忆时说：“实际上，我完全是由我那可敬爱的外祖父亨利·加侬教养成人的。”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当时只有六岁的贝尔对每一条从巴黎传来的消息都感到心醉。他怀着兴奋的心情目送共和国士兵沿着格勒内特广场经过他家的门口。他听到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时候，是兴高采烈的。在“恐怖时期”，他那个反动的父亲不得不躲藏起来，但小贝尔却为自己家庭的敌人的胜利而祈祷。他后来在回忆时说：“我缝了一面小小的三色旗，在共和党人胜利的那些日子里，我就独自在我们那所大住宅的空房间里举着它。当我的旗子被撕毁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像是殉国的烈士一样。我酷爱自由……当时有过两三句箴言，是我到处都在写的；这些话常常使我感动得落泪。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是：‘不自由，毋宁死。’”小贝尔由于对他反动的家庭深恶痛绝，站到了革命这一方面。从此，他就以雅各宾党人自居。
一七九六年，贝尔进入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求学。这类学校是在革命年代建立起来的，存在的时间很短，从一七九五年到一八二年。它的宗旨是培养真正的爱国者、有思想的人才和干练的专家。学校的主要课程是数学、力学和物理等自然科学，还有逻辑学、法学和历史等。教师大多是启蒙运动思想的拥护者，也经常用这种思想来教育学生。在学校里，贝尔非常用心地跟着教师格罗学习数学。他热爱数学的无可争辩的精确性及其论证的真实性；这种对于精确性和真实性的爱好，后来成为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一七九九年，贝尔在中心学校毕业，到巴黎去准备上专门培养军事技术人员和炮兵军官的综合工科学校。但是在次年，当时他十七岁，他来到日内瓦，虽然从未学过骑术，却跨上一匹马，冲过阿尔卑斯山，越过圣贝纳德山，在波拿巴经过后两天追上了远征军。他在远征军中经历了马伦哥战役，以后又在第六骑兵团当中士，不久升任少尉，担任米苏将军的副官。他来到米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的艺术品和拉·斯卡拉剧院里的出色的歌剧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一八一年十二月，亨利·贝尔脱离部队，定居巴黎。他在昂纪维里大街的六层楼上勤奋地钻研唯物主义的哲学和他心爱的文学作品，同时学习古希腊语和英语。爱尔维修、孔狄亚克、卡巴尼斯、蒙田、拉布吕叶、卢梭、阿尔菲爱里和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对他的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卢梭浮夸的文体很快地使他感到不满。他对矫揉造作是无法容忍的。
一八六年，他再度回到当时在德国的波拿巴皇帝身边，在不伦瑞克当了皇室领地的总管。一八一年他在巴黎当参政院案办，不久又当皇室产业总管。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波拿巴远征俄罗斯。贝尔也参加了这次战争。他亲眼目睹了莫斯科的熊熊烈火，最后他跟随法国部队一起仓皇撤退。从此他就脱离了军界。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重登皇位时，他没有再去投奔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中，他对波拿巴做了这样的评价：“这个伟人有他敢作敢为的气魄；他成功了；但是由于追慕表面的荣华和富丽的宫廷生活，他欺骗了民族，他自己也垮了台。……民族犯了错误，伟人自己也犯了错误。”作为一个雅各宾党人，他谴责拿破仑的独裁政治，谴责他从厄尔巴岛归来后不该赐封贵族，沉湎于逸乐，抛弃公正的、深得民心的理想。但是贝尔对拿破仑始终保持着敬仰的心情，因为他明白拿破仑保全了某些革命成果，虽然这些成果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但是比起革命以前的社会制度来终究有所进步。
拿破仑失败以后，贝尔出于对音乐和艺术的爱好，从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二一年，一直侨居在意大利，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米兰，只有在一八一七年，他曾经到巴黎、伦敦和格勒诺布尔去过一次。意大利人民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奥地利政府在它统治下的意大利北部建立了最严酷的警察制度。烧炭党人为了摆脱外国奴役和统一意大利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贝尔不但同情那些革命者的斗争，而且同其中一些人如贡法洛尼里、蒙蒂、贝尔歇和贝利柯等交上朋友。他一直受到奥地利警察的监视，而且终于在一八二一年被作为一个烧炭党人驱逐出境。意大利的革命风暴始终在他的胸中激荡。明媚的南欧阳光对他永远是一个温暖的回忆。多年以后，在中篇小说《法尼娜·法尼尼》中，他塑造了一个为了祖国利益而牺牲个人幸福的烧炭党人彼耶特卢的高尚形象。在《红与黑》中他描绘了流亡在巴黎的烧炭党人阿尔泰米拉伯爵。侨居期间，贝尔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作品《维也纳来的书简》于一八一四年问世。随后他出版了《意大利绘画史》、《罗马、那不勒斯与佛罗伦萨》和《海顿、莫扎特与梅达斯泰斯生平》。这些著作他都是用笔名发表的。在意大利贝尔好用假名，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不得不使用一些手段来对付严密的警察统治。“司汤达”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罗马、那不勒斯与佛罗伦萨》上。后来，他选中它作为唯一的笔名，在其他的著作上也都一律改用了这个名字。
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三年他住在巴黎期间，经常在画家兼文学批评家艾继安纳·德莱克吕士家里出入，那里聚集着一批反对王政复辟的文人如保尔-路易·库里耶、小安贝、路易·维太和梅里美等。他们除了讨论文学上的问题外，还讨论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批评复辟政权的各种措施。
一八二二年他出版了《论爱情》。他根据孟德斯鸠论气候的学说、爱尔维修关于人类有权享受幸福的理论、孔狄亚克和卡巴尼斯论感觉的学说建立了爱情论，但是这本书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在十一年中只售出七本。不过一八二三年出版的《罗西尼传》却获得成功。他的文学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一部分在同年问世。第二部分出版于一八二五年，是对法兰西学院院士奥瑞的答辩。他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见解，远不是他的同时代人所能全部理解的。他提出莎士比亚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来和拉辛相抗，主张必须扬弃古典悲剧，也即代表君主政体的伟大的十七世纪的悲剧，而用他所说的“散文体的悲剧”来代替它。在他看来，“……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他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者。而古典主义者则是那些在他们死了百年以后惯于去模仿他们，而不去睁开眼睛观察和模拟自然的人。”他对浪漫主义这个名词的解释，实质上正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实主义。他对古典主义的因袭模仿、矫揉造作的抨击，实质上是对专制的君主制度的批判。事实上，尽管他举出拉辛作为古典主义的代表，他倒并不反对拉辛本人，也不反对高乃依和莫里哀等伟大作家。他反对的只是那些十九世纪的低能的模仿者，因为他们死守着美学上的陈规不放，盲目模仿先人的作品，完全是脱离当前的现实。同时，他还反对消极的浪漫主义，对那些“探讨‘富于梦幻的风格’‘灵魂的秘密’”的诗人们（其中有同他论战过的拉马丁）都嗤之以鼻，还是一八二年在骑兵队里当军官的时候他就曾为了嘲笑“森林的模糊的树梢”，差一点同夏多布里昂的崇拜者决斗。总之，司汤达所谓的“模拟自然”，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反映现实”。凡是脱离现实的作品，不管是古典主义的或是消极的浪漫主义的，他都容忍不了。他直率地指出：“要想模仿这个伟大的人物（指莎士比亚），就应该去研究怎样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贝尔用司汤达发表的几部伟大的作品《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和未完成的《吕西安·娄万》等是实现了这个原则的，不过不是用戏剧的形式，而是用小说。
司汤达的头一部小说《阿尔芒丝》在一八二七年出版，当时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甚至还受到他自己的朋友们如梅里美等的批评。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他在序言中坦率地承认这部小说“讽刺地描写了工业家和特权阶级的人们”。这位雅各宾党人的政治观点始终贯穿在他的著作中。他从来没有对贵族和资产阶级抱有好感，恰恰相反，他“总是极其鄙视资产阶级，好像出于本能似的”。他在这部小说中描绘了一幅法国王政复辟时期贵族生活的阴暗的图画，刻画了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中，一对不安于现实的、热情磅礴的青年奥克塔夫和阿尔芒丝的爱情和悲惨的结局。
一八二七年法国伊泽尔省布朗格地方发生了一件杀人案。一个年轻的家庭教师同他的女主人秘密相爱，后来把她杀死了。司汤达在《法庭公报》上看到这个案件后，开始写一部名叫《于连》的小说。一八二九年七月他为了完成《罗马漫步》，暂时把那部小说搁下，直到一八三年初才开始续写，同年完成并且出版。这就是《红与黑》。有人说，红象征着革命，黑象征着教会。也有人说，红象征着法国的红军服，黑象征着教士的黑袍。因为在王政复辟时期平民子弟已经没有资格投身行伍，立功沙场，只得穿上黑袍，利用教会这条途径来谋取个人的前途。但是，也不妨说，红象征着热情，而黑象征着阴谋。《红与黑》是一部交织着惊心动魄的热情和阴谋的书。作者通过主人公于连·索雷尔这样一个不甘心于随俗沉浮、虚度一生的平民子弟的典型形象，给我们画出了一幅王政复辟时期的精确的画卷：保皇党人的秘密会议（从参加会议的德·内瓦尔身上我们不难看出查理十世的宠臣、内阁总理波里雅克的形象），教会里的假仁假义的生活，于连在伦敦和美因茨之间冒着生命危险的奔波等场面，揭露了当时上层社会的丑恶的真相。在黑沉沉的查理十世时代的背景前，于连带着轻蔑和挑战的神情屹立着，控诉贵族、有产者和教士们的种种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假仁假义的罪恶勾当。这位雅各宾党人凭着他伟大的艺术才能把一条社会新闻变成一部政治小说，无论是从其思想性还是从其艺术性来说，不愧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八三年七月革命以后，司汤达被任命为法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但由于奥地利政府的反对，不久他被改任为驻契韦塔-韦基亚领事。这地方是教皇管辖的一个小港口，离罗马很近。他感到在那里“沉闷得像一场瘟疫”，他几乎被“闷成傻瓜，然后闷死”。从一八三二年到一八三五年他写作《自我主义者回忆录》和《亨利·布律拉的一生》，两书都没有完成。一八三四年他开始写《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一直写到一八三五年，一八三六年曾做了些修改，但是也没有写完。一八五五年司汤达的表弟高隆在作者身后发表了这部小说的前十七章，书名叫《绿衣猎人》。此书在以后的年月中数经司汤达的研究者校订，始成定本，共六十八章。尽管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仍然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时代背景不再是《红与黑》中的王政复辟的查理十世时代，而是由财阀统治的路易·菲力浦时代。主人公吕西安·娄万是个大银行家的儿子，但是他受到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把路易·菲力浦的立宪政体称为“由假仁假义和装腔作势构成的平庸混合体”。他虽然出生于一个有财有势的家庭，轻而易举地当上骑兵中尉，但是亲眼看到了南锡城的纺织工人的赤裸裸的贫困，对充当镇压工人的刽子手感到十分恶心，终于离开了军队。可是他也无法在内政部里心安理得地当一名官员。他觉得，在内政部里任职简直是进了“强盗窝”。他望着满嘴廉洁奉公，却在暗地里进行股票投机的部长，心里在说：“这就是强盗，正在抢劫的强盗。”怪不得他那只注意别人钱袋的父亲要遗憾地说：“他不是为眼下这个时代生的，他到死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好人罢了。”这些愤怒的字句就是作者对七月王朝的最坦率的政治态度。
一八三六年五月，司汤达请病假回法国，他利用这个机会到外省去做了一次旅行，写出了《旅行家漫忆》，并在一八三八年出版。这本书在当时虽然遭到冷待，但是却给后世留下一份研究那个时期法国的珍贵资料，如像里昂纺织工人大暴动这类事情当时几乎是没有人写的，我们只有在《吕西安·娄万》中看到过一些反映。他这次休假时间很长。依靠他的朋友，当时的参政院院长莫莱伯爵的帮忙，他在法国待了三年，直到一八三九年才重新去契维塔-韦基亚。在此期间，他还写了《忆拿破仑》，《意大利遗事》中绝大部分的中短篇小说，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写了《帕尔马修道院》。
司汤达从一八二九年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以《意大利遗事》为总题，陆续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后来他以《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为名，出版了一个集子。另外他还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其中有几篇是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未完成稿。他的中短篇小说虽然有一大部分取材于一八三三年左右他在意大利得到的“古色斑斓的手抄本”，却获得很高的成就。那些手抄本大都记的是历代口头相传的故事，用的文字是那不勒斯或罗马的方言，故事结构非常简略，甚至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司汤达凭他高明的艺术手腕使它们脱胎换骨，放出灿烂的光辉。如《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写一对贫富悬殊的青年的纯洁的爱情和悲惨的结局。女主人公海兰·德·堪皮赖阿里的父亲是一个反动的贵族，他贿买警察去逮捕男主人公虞耳·柏栾奇佛尔太，逼得他在意大利站不住脚。他的女儿在黑暗的修道院里失身于一个主教，留下了一个私生子，最后用匕首结束自己的生命。虞耳品质高尚、心灵诚挚，他唯一的“罪过”就是贫穷，因此他不但无法得到情投意合的心上人，而且还不得不流落异国。个人幸福和社会习俗间的矛盾具有深刻的阶级根源，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激烈的冲突，由此而产生的悲惨结局成为对贵族阶级的愤怒控诉。
司汤达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拉米埃尔》，是从一八三九年十月开始动笔的。他在遗稿上曾经设想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的法国人》做书名，所以不妨猜想，他要在本书中揭示路易·菲力浦时代的特征，可惜他没有完成就突然去世了。
一八四一年底，他又回到巴黎度假，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假期。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他从法国外交部出来，走到离玛德兰大教堂不远的街上突然中风，跌倒在地上，经人送回小校场新开路上那家他居住的旅馆，翌日凌晨就与世长辞了。他被埋葬在蒙马特公墓里。送他入土的有他的表弟高隆，他的朋友梅里美和屠格涅夫等人。墓碑上的文字是他自己用意大利文早就写好的：“米兰人亨利·贝尔安眠于此。他曾经生存、写作、恋爱。”他是这样热爱意大利，因此终于以米兰人自居。这位出生在格勒诺布尔的米兰人生前虽然终身潦倒，过着拮据的生活，却凭着他那支笔最后获得了世界声誉。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越来越受到重视；他的作品对欧洲现代文学产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而且还在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他生前反对的那些十九世纪的古典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作家们的作品，虽然当时流行一时，随着时光的推移，已经黯然失色，而他的《红与黑》、《吕西安·娄万》和《帕尔马修道院》等巨著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帕尔马修道院》。首先，我们应该指出，这部作品不是像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在一八三年远离巴黎三百法里的地方写成的，而是在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四日他在巴黎开始动笔，花了五十二天工夫，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完成的。当时他住在戈马丹路八号一所房子的四层楼上。这所房子现在还在。这样一部数十万字的巨著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真是速度惊人，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现象。司汤达在给巴尔扎克的复信中说：“《修道院》的许多篇幅就是根据最初口授的本子付印的。”每天早上，他“看看昨天写的那一章的最后三四页，……就有了当天这一章”。他或是自己写，或是口授，让一个叫波纳维的人记录，平均每天要写满二十五页。我们引用这件事是要指出：《帕尔马修道院》在他心中经过长时期的酝酿早已经成熟，就像金黄的果实早已在树上成熟那样，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摘下来了；再说，他口授时那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神情对我们了解他那独特的、简练的风格也不无帮助。
这部小说故事的来源，也取自上面提到过的那些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古色斑斓的手抄本”。一八三八年八月十六日，他在其中一个手抄本的边上写了一个注：“利用这个梗概写一篇小小说。”显而易见，他已选中了这个名叫《法尔耐斯望族创业史》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末叶。当时罗马有一个贵妇人，叫伐诺莎·法尔耐斯。她是红衣主教罗德历克·伦佐里的情妇。伦佐里出生于波尔奇亚家族，又是当时教皇的侄儿，所以权势熏天。伐诺莎有一个内侄，名叫亚历山大·法尔耐斯，他是个横行霸道的花花公子。不过有姑母做靠山，他尽管为非作歹，别人也奈何他不得。有一天，他在罗马主持发掘文物，看见一个美人路过。他肆无忌惮地冲上去，杀死一个听差，抢走美人，并且跟她同居了一个月。这一回他祸闯得太大，他的保护人虽然势大滔天，也无从包庇。他被教皇关进圣安琪拉城堡，等待判决。伐诺莎和伦佐里眼看无法搭救他，就横下心帮助他越狱。伦佐里设法送给他一根三百尺的长绳，让他在黑夜里逃出城堡。另一种说法是，买通狱卒，让他坐在篮子里，把他从墙上吊到城堡外。过了几年，一四九二年伦佐里当上教皇，取名亚历山大四世，马上任命法尔耐斯为红衣主教。这位红衣主教的行为比以前有所收敛，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克莱李娅的姑娘。他们秘密同居，生了两个孩子，始终没有把这种暧昧关系泄露出去。一五三四年法尔耐斯也当上教皇，即保罗三世。
凡是看过《帕尔马修道院》的读者，看到上面这个故事梗概，就会发觉书中有些情节同梗概中的几乎如出一辙，甚至克莱李娅（Cléria）这个名字也保留下来，仅仅改动一个字母，变成了克莱莉娅（Clélia）。《帕尔马修道院》的作者并不讳言，他写的是“法尔耐斯那样一个逝去了的时代”。根据他在手抄本上的注文看，他原想以这个故事的情节为基础写一篇《卡司特卢的女修道院院长》那样的中短篇小说。但是，他当时正在写一部回忆拿破仑的书，脑子里充满了他年轻时的亲身经历。通过梅里美的介绍，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德·蒙蒂霍夫人。蒙蒂霍夫人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欧仁妮，一个叫巴卡。她们同司汤达非常好，常常缠着他讲故事。他给她们讲滑铁卢战役，而且穿插了一个参加这次战役的士兵。后来，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把滑铁卢战场上的一个士兵跟亚历山大·法尔耐斯合成一个人，这就是法布利斯·台尔·唐戈。故事发生的年代也从十五世纪末叶搬到十九世纪神圣同盟时期，事实上，书中不仅可以发现一八二年左右的史实，还可以找到一八三九年的事情。一个拦路抢人的花花公子法尔耐斯变成了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法布利斯。两人的精神面貌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世界上当然没有点石成金的魔术，但是伟大的艺术家把一段十五世纪的枯木拿来种植在神圣同盟时期的土壤里，却能使它开出文苑奇葩。
小说的开头是写了一八年的意大利，但是为了使读者对这一段历史了解得比较清楚些，我们不妨回溯到一七九六年。一七九六年以前意大利北部在奥地利的统治下。如火如荼的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思想不能不引起意大利人民对民族解放的渴望。一七九六年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国军队，赶走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内阿尔卑斯共和国。奥地利军队乘拿破仑远征埃及卷土重来，击败法军，消灭了内阿尔卑斯共和国。一八年拿破仑在马伦哥战役中大败奥军，重建内阿尔卑斯共和国。在他率领的军队中，有一名青年骑兵军官，名叫亨利·贝尔。这是他头一次踏上意大利的土地，他亲眼看到意大利人民对拿破仑和法国军队的热烈欢迎。他热爱意大利的音乐、艺术，也热爱意大利的热情的人民。几年以后拿破仑称帝，兼意大利王国国王，任命他妻子同前夫养的儿子欧仁亲王为总督。从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垮台起，意大利重新落到奥地利人手中。意大利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奥地利占去大部分伦巴第土地，成立了伦巴第-威尼斯王国。其余地方被分裂为好几个小公国。残暴的专制政权使意大利的爱国者缅怀波拿巴，认为他是一个“自由”的君主，在他统治下比较自由和幸福。这就是一个在欧仁亲王的宫廷里教养长大的、米兰的贵族子弟法布利斯·台尔·唐戈一听到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就去投奔他的历史根源。《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却嫌这个开头过于冗长，建议作者压缩，改从滑铁卢战役的卓越描绘入手。司汤达曾经认真地接受这个意见，并且把开头的五十四页压缩成四五页，但是最后终于打消了改写的主意，维持作品的现状。巴尔扎克关心的是结构的匀称，司汤达追求的是气氛的烘托。他自己始终忘不了这一段愉快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忘不了意大利人民对法国军队的热情欢迎。今天，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说，小说的开头两章为法布利斯对拿破仑的热烈崇拜提供了基础，对塑造法布利斯这个形象起了衬托作用；不删这两章是无可非议的。
法布利斯所以会形成忠于拿破仑的思想，是同他的姑妈吉娜分不开的。他父亲唐戈侯爵，奥地利的奸细，和他的哥哥阿斯卡涅住在科摩湖畔的城堡里。司汤达以明显的鄙视和揶揄的态度来刻画这两个专制政权的帮凶。法布利斯在米兰读书，可以说是由他姑妈抚养的。他姑妈还常常带他出入于欧仁亲王的宫廷。吉娜是个性格坚强、热情奔放的女人。她不顾她哥哥的建议，没有嫁给一个有钱的贵族，选中了一个崇拜拿破仑的青年军官做她的丈夫。不幸的是，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以后，她丈夫为了维护意大利军队的尊严，在一次决斗中丧失了生命。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重返巴黎，法布利斯向她吐露投奔波拿巴的心愿时，她虽然为她的内侄的安全担心，但是并不拦阻他。姑妈和侄子的心是由共同的政治信仰连接在一起的。他们都反对奥地利的反动统治，热爱拿破仑。
吉娜在米兰认识了帕尔马的首相莫斯卡伯爵。她的美丽的容貌和高雅的仪表使他倾倒。经过他的一番安排，吉娜名义上成了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住在帕尔马的富丽堂皇的公爵府，实际上是他的情妇。法布利斯参加滑铁卢战役，断送了他的前程。莫斯卡对公爵夫人指出，她的侄子别无出路，只有向教会去谋取飞黄腾达的阶梯。她最后同意了他的建议。在那不勒斯神学院读了四年书，法布利斯穿着紫袜子来到帕尔马。姑侄两人先后在这个小小的王国定居下来。于是，围绕着他们演出了一幕幕云谲波诡、变幻莫测的戏剧。登场的人物着实不少，可以说个个都有鲜明的性格。我们只能选择主要的做一番简略的介绍。
帕尔马的君主，竭力模仿路易十四的艾尔耐斯特四世，既残暴又虚弱。巴尔扎克一眼就看出这个人物是写的莫德纳大公佛朗西斯卡四世。和佛朗西斯卡四世一样，他也曾经下令绞死过自由党人，时时怕受到报复，疑神疑鬼，心神不安。唯一的办法是用更加残暴的手段来进行统治。他宫廷上的臣子人人自危，不知哪一天会被投进监狱。伟大的司汤达，卓越的艺术家，只用一句话就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他那卑劣的灵魂和冷酷的性格。艾尔耐斯特厚颜无耻地向公爵夫人吐露了企图占有她的野心以后，公爵夫人问他：“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伯爵呢？”他竟然说：“我已经想过了：伯爵可以关到要塞里去度过他的佘生。”首相的处境尚且如此，当时在他统治下的人民过的是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
莫斯卡伯爵一度信奉自由、民主的理想，但是在那黑暗反动的时代里，他的理想根本没有实现的希望。他只得随波逐流，用他的出色的政治才能去为那个小小的暴君效劳。他是个老于世故的人，能够一本正经地陪他的主子在桌子和沙发底下，甚至装乐器的盒子里搜索刺客。只有跟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这样有才情、有见识的女人，他才能吐露一下由衷之言。换句话说，莫斯卡对公爵夫人如此钟情，不仅是因为她是伦巴第的美人，更因为他们都对专制政权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在晚年一起消磨黄昏。莫斯卡跟艾尔耐斯特不同。他不是一个彻底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对公爵夫人的始终不渝的爱情，使他能竭尽全力，帮助法布利斯越狱。巴尔扎克非常欣赏这个人物，并且振振有词地说，那是按照梅特涅塑造的。这位行家这一次却走了眼。司汤达坚决否认他的莫斯卡同梅特涅有什么相干，尽管他本人倒确实看见过梅特涅。今天，我们根据作品来分析，作者对莫斯卡伯爵显然不无好感，而一向以雅各宾党人自居的司汤达绝不会对神圣同盟的灵魂、反动的梅特涅有这样的感情。这只能说，莫斯卡是一个成功的典型，而成功的典型必然不但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还有深刻的共性。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此。
另一个受到巴尔扎克热烈欣赏的人物是烧炭党人费朗特·帕拉。这个品质高尚的革命者为了他的共和国舍生忘死地进行着斗争。这种烈火似的感情也表现在他同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的关系上。他明知他不可能得到她的爱情，但是随时都准备着为她献出他的一切，甚至他的生命，巴尔扎克不得不违背他的保皇党的政治偏见，赞扬共和分子费朗特“就是一整首诗，一首高于拜伦的《海盗》的诗”。我们不应当忘记，司汤达年轻时在意大利跟不少烧炭党人交朋友，而且他自己也终于被作为一个烧炭党人驱逐出意大利。只有对意大利革命和意大利人民具有深切的了解和强烈的同情，才能够塑造出这样的形象。
当然，司汤达着重刻画的是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法布利斯和他的姑妈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这姑侄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光彩夺目。法布利斯的情人克莱莉娅也被写得非常出色，起了很好的烘托作用。虽然法布利斯同于连一样无限崇拜拿破仑，曾经想在行伍中谋取前途，在神学院受过教育，但是司汤达从不忘记：法布利斯是个贵族子弟，他的社会地位不同于那个锯木场主的儿子，用不着进行艰苦的个人奋斗。在思想上他深受他姑妈的影响，在生活上他接受她的指引（当然其中少不了明智的莫斯卡的一部分功劳）。这个面貌俊美、风度优雅的年轻人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所以他不像于连那样愤世嫉俗，那样热心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性格开朗，富于同情心。他不早不晚，正好在拿破仑大军被赶出意大利的时候出生人世。“命里注定，做了台尔·唐戈侯爵的第二个儿子”，然而他跟他那有着“苍白的肥脸、虚伪的笑容和对新思想的无限仇恨”的父亲却完全处在对立地位；同他的那个在性格、思想、长相上完全和父亲一模一样十分阴险的哥哥也完全相反。他对邻国法兰西土地上进行的革命十分向往。当他一听到拿破仑逃出厄尔巴岛，在儒昂湾登陆的消息时，他就立即说服姑妈和母亲，不避艰苦，去投奔拿破仑。他在投军途中，碰巧参加了滑铁卢战役。但是法布利斯由于缺乏独立生活的经验，他的英勇往往近于冒失；他的一往情深有时候接近任性。最能说明法布利斯性格的是，司汤达安排他为了要同克莱莉娅朝夕相处，不顾生命危险，重新投入帕尔马城堡。歌德认为司汤达有“女性气质的浪漫主义”。这个评语我们不敢同意。但是，如果把它移赠给法布利斯，那倒是非常贴切的。例如，在离开滑铁卢战场回到家乡以后，他的一生就全在他的姑妈吉娜的支配之下，他毫不犹豫地执行她的意志，按她的决定走上一条当大主教的道路。
毫无疑问，司汤达倾注了全力塑造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这个形象。凡是读过《帕尔马修道院》的人都会对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都会衷心钦佩作者的高超的艺术技巧。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美人，具有（从当时说来）开明的政治观点和非凡的才干。她待人诚恳，对莫斯卡伯爵的感情是真挚的；被费朗特的至情所感动，她会让这个崇高的烧炭党人吻她的手。她热爱她的侄子法布利斯，却始终以惊人的自制力抑制自己，不让自己有丝毫越轨的行为。但是对于冤家对头她却毫不容情。生性多疑的艾尔耐斯特四世那条性命就是断送在她手里的。她打发费朗特用毒药送他归天，因为那个暴君想毒死法布利斯。在组织人员帮助法布利斯越狱的过程中，她犹如一位高明的统帅调动千军万马，显出了指挥若定的风度。为了庆祝越狱成功，她吩咐路多维克把她的萨卡庄园点得灯火辉煌，把庄园地窖内的酒全都拿出来，让当地老百姓喝得涓滴不剩；同时她还下令把大蓄水池里的水放光，向费朗特发出约好的报复信号。她根本瞧不起那个帕尔马小朝廷。她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对残暴的专制统治的挑战，不，简直是开战。尽管吉娜说她“厌恶雅各宾党”，只要看一看她对费朗特·帕拉和艾尔耐斯特四世两个人的态度，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她的爱憎了。闹得帕尔马翻天覆地的就是这个当年在潦倒的时候住在米兰的一所公寓的六层楼上的女人，一个爱国军官的未亡人。即使我们认为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和安排这些情节是对神圣同盟的一种隐晦的，但是激烈的抨击，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换句话说，这个人物所以这样吸引人，不仅要归功于作者的艺术才能，而主要应该归功于他的政治倾向。
克莱莉娅却属于另一个类型的女性。她是一个热情的少女，但是她的热情是一座沉睡着的火山。所谓养在深闺人未识吧。法布利斯在她的心头点燃了爱情的火焰。火山爆发了。司汤达对她的痴情的刻画达到了惊心动魄的效果。请看一看她对法布利斯说的这段话吧：“……我是个堕落的姑娘。我爱上了一个轻薄的人，我知道他在那不勒斯的表现。……他表示为了和他自以为爱上了的人继续见面，不惜冒相当大的危险……但是，只要他到了一个大城市，重新又处在上流社会的种种诱惑中，他就会立刻恢复本来面目，依旧是一个贪恋玩乐和追逐风流事儿的上流人，而那个可怜的狱中伴侣却被这个轻薄的人抛在脑后，在一个修道院里了结她的一生，深深地悔恨不该向他吐露真情。”尽管她对自己的命运做了如此悲观的估计，为了搭救法布利斯，她仍然显出非凡的英勇。这个可爱的南欧姑娘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可以说，作者运用白描的勾勒来描写人物的个性已经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他在谈到英国小说家司各特时曾经说过：“描写中世纪的一个农奴的衣服和铜项圈，要比描写人的心理活动来得容易。”他还说过：“司各特的散文并不典雅，尤其是浮夸触目，就像一个矮人，身上的线条一根也不丢掉。”他认为对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的扭捏的文体是不值一嗤的。他着意追求的是清新和洗练，而且达到了运用自如的境界。怪不得《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著名的文体家福楼拜赞美他的文体是“真正的文体！这种古典的文体，现在能掌握的人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
巴尔扎克、梅里美和司汤达是三位同时代的法国艺术大师，拿他们三人的艺术风格做一个比喻，即使这个比喻不尽恰当吧，也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人间喜剧》像气势雄伟、色彩绚烂、包罗万象的油画。作者以宏伟气魄，栩栩如生地，但是不无夸张地塑造了许多典型人物，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历史时代的众生相。梅里美的作品却像精致典雅的象牙雕刻，博得读者赞赏的是他的毫无瑕疵的鬼斧神工。司汤达的作品却像蓝天中的白云；但是有时候卷舒自如的白云会变成滚滚翻腾的乌云，从其中爆发出劈开天空的闪电和震动大地的霹雳。司汤达的文笔是朴素的，他从来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堆砌的描写，但是由于他用字精确，所以只要寥寥数言就生动地勾勒出人物的性格，描写出复杂的情节，烘托出环境的气氛，同时也反映出他的政治倾向。指出最后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尽管他的作品对后世的心理分析派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从来不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也从不沉湎于身边琐事的描写；他绝不讳言他对拿破仑和烧炭党人的同情和爱戴。他终于保留《帕尔马修道院》的头一两章，恐怕也不仅是出于对作品的艺术性的考虑。
总之，《帕尔马修道院》是一部政治倾向强烈的，又是一部卓越地刻画人物心理的小说。
遗憾的是，当初《帕尔马修道院》的出版商嫌作品篇幅太长，要求作者压缩。司汤达于是草草不恭地用最后两章交代了一下故事梗概，使作品产生了严重的头重脚轻的感觉。这真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像一朵永不枯萎的鲜花，始终吸引着读者，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回顾到本文开头所引的司汤达那句话，“五十年后，某一文学补缀家发表片段拙作，也许会以不矫揉造作和真实而为人悦读吧”，我们可以说，司汤达的预言应验了，而且实际的情况大大超过了他所想象的程度。发表他作品的不是什么文学补缀家，而是世界各国的出版社；读《帕尔马修道院》的也不是什么“少数幸福的人”，而是世界各国广泛的读者。
译者　　
1979年4月　
告读者
这部小说是一八三年冬天，在离巴黎三百法里以外的地方写的，所以其中并没有一处影射一八三九年的那些事情。
在一八三年以前好多年，正当我们的军队纵横全欧洲的时代，我凑巧领到一张住宿券，住在一位议事司铎的家里。那是在帕多瓦，意大利的一座美丽的城市。由于逗留的时间延长，我和他交上了朋友。
一八三年年终，我又路过帕多瓦，赶忙跑到这位好心的议事司铎家去。他已经去世了，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想再看看那间客厅，我们曾经在那儿度过了多少个愉快的晚上，后来我还常常怀念呢。我遇到了议事司铎的侄子和侄媳妇，他们把我当老朋友款待。随后又来了几个人，我们待到很晚才散。议事司铎的侄子从贝特罗蒂咖啡馆叫来了味美可口的桑巴甬。我们所以会一起待到深夜，主要是因为有人提起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的故事；议事司铎的侄子特地为了我把它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在我要去的地方，”我对我的朋友们说，“我是不会遇到像今天这样的晚上的，我要把你们这段故事写成一部小说，借以消磨那些漫长的夜晚。”
“既然这样，”议事司铎的侄子说，“让我把我伯父历年的札记交给您，在帕尔马那一项下面，提到在公爵夫人的权势炙手可热的那段时期里，帕尔马宫廷上发生的几件阴谋倾轧的事件。不过，您可要小心！这个故事绝不是合乎道德的，目前你们法国正以福音书式的纯洁自豪，这个故事可能给您带来罪大恶极的名声。”
我现在照一八三年的原稿丝毫不加改动地发表这部小说，这可能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是对读者的：小说中的人物是意大利人，也许读者不大感兴趣。那个国家的人心和法国大不相同。意大利人诚挚、善良，而且只要没有受到什么惊吓，他们是心口如一的。他们的虚荣心只是偶尔地发作一下，不过一旦发作起来，就变成一种狂热，他们称之为puntiglio。最后，在他们当中，贫穷并不是一种叫人笑话的事。
第二个缺点是和作者有关的。
我承认，我大胆地保留了人物性格上的那些粗糙的地方，不加润色。不过，另一方面，我坚决地声明，对于他们的许多行为我从道德上给予最严厉的谴责。为什么要把法国人的崇高品德和性格上的种种优点加在他们身上呢？法国人爱钱胜于一切，很少为了爱或者恨去犯罪。这部小说里的意大利人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而且我认为，从南往北，每走上二百法里路，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同样地小说也就不同了。议事司铎的那位可爱的侄媳妇曾经和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相识，甚至还对她非常敬爱，她请求我不要改动公爵夫人的不寻常的经历，而那些经历却是理应受到谴责的。
一八三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1法里约合4公里。​
◎这部小说事实上是司汤达在1838年11月4日至12月25日在巴黎写的。​
◎住宿券，军队里分发给官兵前往指定人家住宿的凭证。​
◎议事司铎，相当于主教级的顾问，在天主教会中是相当高级的职位。​
◎帕多瓦，意大利北部城市，在威尼斯西边。​
◎桑巴甬，意大利小食，用蛋黄加糖、酒和香料等制成的蛋黄酱。​
◎帕尔马，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博洛尼亚西北，帕尔马河畔。历史上曾是帕尔马-皮亚琴察公国的京城，由法尔耐斯家族统治，本书中的亲王腊努斯-艾尔耐斯特四世是个虚构人物，在小说所描写的时代，统治帕尔马的是奥国公主，拿破仑的寡妻玛丽·路易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