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的，留下的(校对)第3部分在线阅读

我从洗手间里出来，回到餐厅里，我发现我不在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未来的婆婆一看到我，就对我招手，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你的惊喜终于到了。”那个惊喜就是彼得罗，他坐在阿黛尔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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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婚夫一看到我，马上就站起来拥抱了我。我从来都没有跟他提到过尼诺，我提到过安东尼奥，次数也不多，我只是跟他提到过我和弗朗科之间的关系，当时这在比萨高等师范的学生中人尽皆知。我从来都没提到过尼诺的名字。这是一件让我痛苦的事，那些糟糕的事情让我很羞愧——把这个故事讲述出来，就意味着要坦白，我一直爱着一个人，说出为什么我爱他，需要把这件事厘清，就要说明尼诺的意义，就要说到莉拉、伊斯基亚，也许最后会促使我承认，我在书中讲述的那个情节：女主人公和成熟男人的性爱是源于我在玛隆蒂海滩上的体验，是一个绝望的小姑娘做出的选择。事情过去了那么久，我现在觉得，那是一件很恶心的事，但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要埋在心里。假如彼得罗知道这些，他一定会明白我见到他为什么会那么不高兴。
他坐在了桌子的首席，在他母亲和尼诺之间，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块牛排，喝了葡萄酒，他看着我，他感觉到了我的坏心情，因此表现得有些小心翼翼。当然了，他觉得自己有些理亏，因为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他没有及时赶到。他觉得自己对这件事不够重视，可能会被我理解为他不爱我，毕竟他让我一个人面对那些陌生的面孔，少了他精神上的支持。很难向他解释，我阴着脸不说话正是因为他现在来了，而且夹在我和尼诺中间。
尼诺呢——让我更不高兴的是——虽然他坐在我身边，但他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好像彼得罗来了让他很高兴，他给彼得罗倒酒，请他抽自己的烟，还给他点上了一根。现在，他们两人都在吞云吐雾，谈到从比萨开车到米兰很累，还谈到了开车的乐趣。让我惊异的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尼诺很瘦，很修长，声音很高，也很热情；彼得罗又矮又结实，顶着一头乱糟糟、有些可笑的头发，额头很高，腮帮子很大，脸剃得发青，声音很低沉。他们好像很高兴能相互认识，这对于彼得罗来说很不正常，因为他一贯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并不热衷于社会交往。尼诺对他的研究表现出极浓的兴趣（他读了一篇文章，文中反对喝葡萄酒，反对任何形式的醉酒，推崇牛奶和蜂蜜），他想引导彼得罗谈论这个问题。关于这些话题，我的未婚夫向来都倾向于什么都不说，但这次他妥协了，他很耐心地纠正了那种观点，然后开始敞开心扉。正当彼得罗畅所欲言时，阿黛尔插了一句：
“别聊闲话了，”她对儿子说，“你给埃莱娜准备的惊喜呢？”
我看着她，有些迷惑，还有其他惊喜吗？彼得罗一刻不停地开车过来，就是为了赶上我的庆功晚宴，这还不够吗？我带着好奇想。这时候，我的未婚夫做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我了解他的反应——那是在环境的迫使下，不得不说自己好话时，他脸上才会有的表情。他向我宣布，几乎是嘟囔着说，他正式成为一名非常年轻的教授，佛罗伦萨大学聘请他做正教授。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是发生了奇迹，才让他一下子成为了教授。他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夸耀自己，也从来都没有提到过他面临的严峻考验，以至于我根本不知道，他作为学者是那么受器重。现在，就这样，他几乎是用轻蔑的语气说了这个消息，就好像是他母亲逼他说的，就好像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但实际上，这意味着他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让人称道的成绩，意味着经济保证，意味着可以离开比萨，轻松地摆脱那里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月他有些受不了那个城市。这尤其意味着，在那年秋天，或者最晚第二年开春，我们就会结婚，我就会离开那不勒斯。没人提到最后这件事情，但大家都恭喜彼得罗，也恭喜我，包括尼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看了看表，语气尖酸地说到了大学里的职称，然后就向大家抱歉，说他该走了。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感觉胸口一阵疼痛，我很想抓住他的目光。都结束了，我失去了一个机会，那些愿望也泡汤了。我们走到路上，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电话号码，一个地址，但他只是握了握我的手，祝我一切如意。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他的每个动作都是想摆脱我。告别的时候，我微笑着挥动一只手，好像手里拿着一支笔，其实那是一个祈求，意思是：你知道我住在哪儿，给我写信吧，求你了，但他已经转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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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阿黛尔和她的朋友表示感谢，还特别感谢了他们为我，还有我的书所遭的罪。他们俩都诚恳地赞美了尼诺，说了尼诺很多好话，就好像他长得那么可爱、那么聪明，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彼得罗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他母亲要他早点回去时，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动作。他们都住在马丽娅罗莎那里。我马上对他说：“你不用陪我去宾馆，你和你母亲回去吧。”没有人觉得我这是真心话，但实际上，我真的很不开心，想一个人待着。
一路上，我的情绪都非常糟糕，我的未婚夫简直没法和我交流。我感叹说，我不喜欢佛罗伦萨，那不是真的；我说我再也不想写作，我想教书，那也不是真的；我说我很累、很困，那也不是真的。不仅仅如此，当彼得罗毫无预告地向我宣布，他想去那不勒斯见我的父母，我对他叫喊着说：“你疯了吗？你应该放过我的父母，你不适合他们，他们也不适合你。”他有些担忧地问我：
“你不想嫁给我了？”
那时候我差一点儿就说：“是的，我不想嫁给你了。”但我马上就忍住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我轻声说：“对不起，我很沮丧，我当然想嫁给你。”我拉住了他的一只手，和他十指相扣。他是个聪明的男人，非常博学，也很善良，我很喜欢他，我不想让他痛苦。尽管如此，当我拉着他的手，说我想嫁给他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假如那天晚上他没有出现在餐厅里，我会试着得到尼诺。
但我不能承认这一点，彼得罗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对待。当然，假如我得到尼诺的话，我也会无怨无悔，我会找到一种方式把尼诺吸引过来，就像在过去那些年，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到伊斯基亚，还有马尔蒂里广场那段时期那样。尽管我不喜欢他说的关于莉拉的那句话，那句话让我很不安。我会得到尼诺，但我永远都不告诉彼得罗。也许，我会把这件事情告诉莉拉，但谁知道会是在什么时候呢，可能等到我们都老了吧，我想象着，无论是我还是她，到时候已经完全不在乎这些事了。时间，就像对于其他事情，是决定性的。拥有尼诺，可能就只有一夜，他会在早晨时离开。尽管我认识他很久了，但他一直在我的想象里，那些想象自我童年就开始了，由孩童时期的种种愿望组成，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没有一个未来，我知道，和他永远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彼得罗属于现在，他像界碑一样确凿，他给我划出了一片崭新的领地，一片充满理性的天地。这片领域存在一些规范，这些规则来自他的家庭，就是要赋予每样东西意义，要捍卫伟大的理想，要坚持原则，要维护家族的声誉。在艾罗塔家的领地里，一切都不在话下，比如说结婚，就是一场世俗与宗教对峙的战争。彼得罗的父母没有在教堂结婚，只是在民政局做了登记。就我所知，彼得罗对宗教非常了解，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也不会在教堂结婚。可能是他真的对宗教太了解了，他宁肯放弃我，也不会在教堂里结婚。洗礼的问题也一样，彼得罗没受过洗礼，马丽娅罗莎也没受过洗礼，因此将来我们生了孩子孩子也不会接受洗礼。他就是这样，事情肯定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好像有人指挥着他一样。他没有神的支撑，支撑着他的是家庭，但这足以使他确信，自己站在真理和正义的一边。至于性，我不知道他的态度，但我知道他非常慎重。他非常了解我和弗朗科·马里之间的事情，他应该能推测出来，我不是处女，然而他从来都没提过那个话题，甚至连一个小小的玩笑都没开过，哪怕是一句绕弯子，或是带点儿醋意的话都没说过。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别的女朋友，去召妓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也排除了他和其他男性谈论女人的可能。他特别讨厌黄色笑话，他也讨厌闲聊、聚会、大喊大叫以及任何形式的浪费。尽管他家境非常富裕，但他还是倾向于过一种节制的生活，有一次，他和父母以及姐姐为此产生了争论。他有着很强的责任感，他永远不可能辜负我，也不会背叛我。
是的，我不愿意失去他。尽管我上了学，但我的本性依然低俗，距离他的要求很远，假如我没法像他一样诚实规矩，那只能认命了，但他会让我摆脱我父亲卑劣的机会主义，还有我母亲的粗鲁。因此，我拼命地想把尼诺从脑子里排除出去，我拉着彼得罗的胳膊，喃喃地说：“是的，我们要尽早结婚，我想早点儿离开家，想考驾照，想旅行，我想有电话、电视机，我从来都是一无所有。”这时候，他高兴起来了，他笑了，他说好的，我说的他都答应。在距离宾馆不到几步的地方，他停了下来，用沙哑的声音问：“我能不能和你一起睡？”这是那天晚上的最后一个惊喜。我有些不安地看着他：过去有很多次，我都提议和他做爱，但他总是推脱；但在米兰，在这家宾馆里，在经历了书店里的争论和与尼诺的相遇之后，我觉得无法接受这件事情。我说：“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可以再等等。”我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吻了他，在宾馆的门槛那里，我看着他走上了加里波第路，时不时回头看，对我羞怯地挥手。他凌乱的脚步，还有蓬乱地顶在头上的头发，忽然让我很心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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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生活就一直不得安生，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似乎每天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发生，有好也有坏。回到那不勒斯，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尼诺，想着我们那些没有任何结果的会面。我有时候会克制不住自己，想去找莉拉，等她上完班回来，给她讲那些可以讲的事情，尽量不伤害她。我觉得，提到尼诺就是对她的一种伤害，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莉拉麻烦缠身，而尼诺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我也有很多要紧的事要面对。比如说，从米兰回去的当天晚上，我就告诉我父母，彼得罗想来见他们，我们可能会在一年内结婚，婚后我们会去佛罗伦萨生活。
他们没有表现出惊喜，或者说高兴。我想，他们已经彻底习惯于我的来去自如，我已经成了家里的外人，对于家里的生活问题，从来都不过问。我觉得，我父亲有一点儿激动，这很正常，那些他从来没面对过的问题，总是让他有些焦虑。
“那个大学教授真要来我们家里吗？”他有些不耐烦地问。
“他不来咱家里，那他去哪儿？”我母亲发火了，“他不来这里，怎么向莱农求婚，怎么跟你提亲呢？”
通常，我母亲遇事要比父亲镇静，她很实际，而且很有决断，甚至让人觉得有些无情，她让丈夫闭嘴。我父亲去睡觉了，埃莉莎、佩佩和詹尼在餐厅里搭起了他们的床。她开始教训我，她的声音很低，但是是吼出来的，她红着眼睛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对于你来说，我们什么都不是，你总是在最后一刻才通知我们。你上了几天学，写了本书，要和一位大学教授结婚，就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觉得自己是千金小姐了，但是，我亲爱的，你是从这个肚子里出来的，你本质就是这样的，你尾巴不要翘得那么高。你永远不要忘了，假如你很聪明，那也是我生的你，我和你一样聪明，或者比你更聪明。假如我有你这样的机会，我也会和你做一样的事情，明白了吗？”在气头上，她先说因为我的缘故，因为我出去念书了，只考虑自己的事儿，我的几个弟弟在学校里成绩很差，一无是处；然后她问我要钱，理由是她需要钱给埃莉莎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以及收拾收拾家里，因为我强迫她接待我的未婚夫。
我没有理会几个弟弟在学校的成绩，但马上给了她钱，尽管我知道那些钱不是用来收拾家里的，她不停地问我要钱，每个理由都是好的。她虽然没有明说，但她还是没办法接受我把钱存到邮局里，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把挣的钱全部交给她。以前我在迈佐卡农内书店工作，或者我带着文具店老板娘的女儿去海边，挣的钱都是全部给她的。我想，也许她觉得，我的钱都是属于她的，她想说服我，她觉得我也属于她，虽然我会结婚，我还是会永远属于她。
我尽量保持平静，就像我们商量好了一样。我告诉她，我会给家里装一部电话，而且会分期付款给家里买一台电视。她有些不敢相信似地看着我，忽然做出一副很欣赏的表情，还是用刚才的语气对我说：
“给家里装电话和电视？”
“当然了。”
“你掏钱啊？”
“是的。”
“你会一直出钱，结婚后也出钱啊？”
“是的。”
“那位教授知道不知道，我们一毛钱嫁妆也没有，也没钱请客？”
“他知道，我们不会举行婚宴。”
她的心情又变坏了，眼睛变得通红。
“什么，没有婚宴？你可以让他掏钱啊。”
“不用，我们不会举行婚宴。”
我母亲又开始火冒三丈，她用各种话骂我，她想让我回应她，给她火上浇油。
“你记不记得莉拉的婚礼，你记不记得当时的婚宴？”
“记得。”
“你要比她好得多，你为什么不想办？”
“不想。”
我们一直都这样交流，最后我决定，与其慢慢玩味她的怒火，不如让她一次性发泄完。
“妈！”我说，“我们不但不办婚宴，我们也不会在教堂里结婚，只是在市政府民政处结婚。”
这时候，就好像一阵强风吹来，把门和窗子吹开了。尽管我母亲一点儿也不虔诚，但她开始失控地叫喊起来了，她满脸通红，整个人向前探着身子，骂得非常难听。她叫喊着说，如果没有神父，那婚姻是无效的！她说，假如我没在上帝面前结婚，那我就不是一个妻子，而是一个婊子。尽管她腿有些毛病，还是飞一般地去叫醒了我父亲还有我的几个弟弟，告诉他们她一直担心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上太多年学，把脑子学坏了。我那么幸运，那么一帆风顺，但我让别人像婊子一样对待，她说有这样一个不信主的女儿，她会羞得出不了门。
我父亲穿着内裤出来了，他有些懵，几个弟弟妹妹想搞清楚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他们又要面对什么麻烦。他们尽量让我母亲平静下来，但没有用，她大喊大叫，说要马上把我从家里赶出去，她可不想忍受那样的屈辱，不想有一个像莉拉或艾达那样的女儿，连个正式婚姻都没有。这时候，尽管她没真的过来扇我耳光，只是在空中挥舞着手掌，但看起来就好像我是一个影子，而她打的是一个真实的我。她费了好大力气才平静下来，这是埃莉莎的功劳。我妹妹小心地问：
“是你还是你未婚夫想在民政局结婚？”
我跟她解释，其实是想给所有人解释清楚：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去教堂了，对我来说，无论在教堂结婚还是在民政局结婚，都是一样的；但对于我的未婚夫来说，在民政局结婚非常重要，他了解宗教的所有问题，他觉得宗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但教会在国家事务上干涉得太多了，已经变质了。我最后总结说，总之，假如我们不在民政局结婚的话，那他不会娶我的。
这时候，我父亲开始站到我母亲那一边，但现在他不再附和着抱怨，骂我了。
“他不会娶你？”
“不会。”
“他会怎么做？会和你分手？”
“我们不结婚，但会一起去佛罗伦萨生活。”
这是我母亲最受不了的一句话。她简直怒不可遏，她说，我要是敢那么做，那她就会拿一把刀把我杀了。我父亲惊慌失措地捋着头发，对我母亲说：
“你先闭一下嘴，不要惹我的火，我们好好说。我们都很清楚，那些在神父面前结婚，又举行了一场盛宴的人，婚姻后来可能会非常糟糕。”
他是在影射莉拉，这件事一直是我们城区的一桩丑闻。我母亲终于明白了，神父并不是一个保证，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丑陋世界里，是没有任何保证的。她不再叫喊了，让我父亲来分析现在的情况，然后让我顺从。而她这时候一瘸一拐地在家里走来走去，还一边摇着头，一边骂着我未来的丈夫：“他是什么东西？教授？是共产党吗？什么屁教授！”她叫喊着说，“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算是什么教授啊？混蛋才会这么想！”我父亲说：“不是这样，这个教授只是研究过宗教问题，他比任何人都明白，那些神父做了多少龌龊事儿，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想着去民政局结婚。”“好吧，你说得对，很多党人都是这么做的。这样，你女儿就像没结婚一样，但我一点儿也不相信那个大学教授。如果他很爱我们的女儿，我没法相信，他会让莱农像破鞋一样，没结婚就和他生活在一起。”“无论如何，假如我们不相信他，那我们也应该相信市政府——但我相信他，尽管我还不认识他，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是很多姑娘都想嫁的人。我在市政府工作，我可以向你保证，那里举行的婚礼和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一样有效，甚至更加有效。”
他们就这样又说了好几个小时，几个弟弟妹妹后来撑不住了，陆续都去睡觉了。我安慰我的父母，我想说服他们接受这件事，我觉得这对我进入彼得罗的世界非常重要。此外，通过这种方式，我感到自己比莉拉还要大胆。尤其是，假如我再遇到尼诺，我会用影射的方式对他说：“你看，那次我和宗教老师的争执，最后带来了什么结果。每个选择都会产生后果，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都被挤压在一个角落里，等待着一个机会，而那个机会终会到来。”但可能是我夸张了，实际上事情很简单，已经有至少十年时间，我童年的那个上帝，对我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微弱了，他就像一个生病的老人，躺在角落里。我一点儿也不需要神圣的婚姻，最核心的问题是：我要离开那不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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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要去民政局结婚，而不是去教堂结婚，我家人的恐惧并不是一个晚上就能消散的，但那种恐惧慢慢淡了。第二天，我母亲对我极端愤恨，就好像她触碰的所有东西——咖啡壶、装着牛奶的杯子、糖罐子、一片新鲜的面包——都会让她想砸到我的脸上，然而她没有嚷嚷。我无视她，早上我很早出门了，我去办给家里装电话的手续。我匆忙办完，然后跑到阿尔巴港口，在那里逛书店。我决心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克服自己在公开场合说话时的羞怯，比如说在米兰的书店里的场面。我完全凭直觉一股脑选了一些书和杂志，花了不少钱。尼诺说的话经常会回响在我的脑海里，经过多次迟疑之后，我最后选了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对于弗洛伊德，我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仅有一点理论，也让我无法接受。我还买了两本描写性的小册子。我想“研究”当今世界，就像之前在学校里读教科书、准备考试、写论文那样，也好像我之前对待加利亚尼老师给我的报纸，或者弗朗科在前些年给我的马克思主义小册子的方式。很难说清楚，那段时间我对世界的认识。我和帕斯卡莱聊过，和尼诺聊过，我有点儿关注古巴和拉丁美洲发生的事，我了解城区无法回避的贫穷、莉拉的溃败，还有学校把我的两个弟弟开除的事儿，因为他们在学习上不像我那么肯吃苦。我还有过跟弗朗科长时间的交谈，还有和马丽娅罗莎偶然的会面。现在，所有这些都卷入了一道白烟里（这个世界非常不公平，需要得到改变，但无论是美苏的和平共处，还是欧洲工党，尤其是意大利工党的政治改革，都倾向于让无产阶级处于等待状态，让他们保持附属地位，都在给革命泼冷水，结局是世界陷入僵局。假如社会民主党获胜，那么资本主义就会统治世界，工人阶级也会成为消费主义的一部分）。这些事刺激着我，时不时会让我很激动。我强迫自己更新知识，了解时事，至少在刚开始，我的目的是想出风头。长期以来，我都相信，所有一切都是可以学习的，包括政治热情。
在付钱买这些书时，我无意中看到我的小说就摆在其中一个书架上，我马上把目光转向了别的地方。每一次我在书店的橱窗里看到我的书和其他那些刚刚出版的新书放在一起，我都会感到一种混合着害怕的自豪，一种强烈的快感，但到最后都会变成不安。当然，这本小说是偶然产生的，是我用二十天写成的，没有花费太大功夫，就好像那是一种化解抑郁的药。当然，我知道什么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古典文学，我写这篇小说时，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是在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我想找到一种表达方式，最后，我的这种宣泄变成了一本书——一本包含着我自己的东西。现在，“我”就展示在那儿，我看着我自己，我胸口跳得非常厉害。不仅仅是在我的书中，通常在那些小说里，我都感觉有一种让我激动的东西，就像一颗赤裸的、跳跃的心脏，就是在遥远的过去，当莉拉建议我们一起写一个故事时，我感到的那种心跳。这个梦想后来是我完成的。但这是我想要的吗？写作，写作不是随意的事情，要写得比之前好吗？我要研究现在和过去的那些小说，要了解小说的写法，要学习，学习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塑造那些非常真实的心灵，没有人表现得像我那样到位，即使是莉拉，如果有机会，她也写不了那么好。
从书店出去后，我在加富尔广场上停了一会儿。那天天气很好，弗里亚街的回廊由钢柱支撑着，看起来很稳固，要比平时干净整洁。我像往常那样，非常仔细地读起了刚买的书和报纸。我从口袋里拿出我新买的笔记本，想要像真正的作家那样，关注自己的思想，悉心观察，记下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团结报》，记下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在《桥报》上看到了彼得罗的父亲的一篇文章，出于好奇，我仔细地读完了。但我觉得，它不像尼诺说的那么重要，那篇文章让我觉得不舒服，有两个原因：首先，圭多·艾罗塔使用的语言要比那个戴着厚眼镜的教授所用的语言更加生硬；其次，文中有一段，他提到了一些女大学生（“这是一个新群体，”他写到，“很明显都不是富家女，那些小姐们穿着朴素的衣服，受到过一些朴素的教育，她们希望通过努力学习，让自己将来不用只待在家里。”）我觉得他在影射我，他是故意的，或者说不加考虑地写了这些。我把这一点也记在了我的笔记里（对于艾罗塔家人来说，我算什么呢？在他们宽阔的视野里，我是不是一朵别在纽扣上的花？），这实在让人心情好不起来，我有些烦了，就开始翻看《晚邮报》。
我记得，当时天气很温和，我还记得——可能是我虚构的，或者是真的——当时的味道，就是油炸披萨混合着报纸的气息。我一页一页地翻阅那些报刊，后来我看到了一个让我喘不过气的标题，我的一张照片出现在四列密密的铅字中间。从照片的背景，可以看到我们城区的一小部分，还有隧道。文章的题目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女孩的情色回忆——埃莱娜·格雷科的处女作》，后面的签名正是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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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那篇文章，我出了一身冷汗，感觉自己要晕过去了。我的书在文章里只是引子，他要说的是在最近这十年，在社会、文化和生产的各个领域，从工厂到办公室，还有大学、出版社、电影界，这一代年轻人全都缺乏价值，是被惯坏的一代，整个世界都礼坏乐崩。他时不时会引用我小说中一些句子，用双引号标出来，就是为了展示：我代表了这一代人，我是个糟糕教育的典型产物。在文章最后，他把我定义为，一个通过平庸的淫秽描写来掩盖自己缺乏天分的小姑娘。
我哭了起来。自从那本书出版之后，那是我看到的最无情的抨击，不是在一份地方报纸上，而是在一份在整个意大利销售的报纸上。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我那张微笑的面孔，出现在这样一篇毫不留情的文章中。我是走路回家的，在回家前，我把报纸扔掉了，我很害怕我母亲读到那篇评论，然后会利用它来攻击我。我想象她会把那篇文章剪下来，放进她的剪报集里，每一次我得罪她的时候，她都会翻出来。
我看到桌子上只摆放着我的餐具。我父亲在上班，我母亲去邻居家了，不知道去要什么东西，我的弟弟妹妹都已经吃过饭了。我把面条和土豆放进锅里之后，开始看我的那本书。我很绝望地想：这本书也许真的没任何价值，也许他们出这本书，只是想给阿黛尔一个面子。我怎么能写出这么平淡的句子，提出这么平庸的看法？真是太拙劣了，那么多没用的引号。我再也不写了！我很沮丧，吃饭也是味同嚼蜡，我边吃边看着自己的书。这时候埃莉莎回来了，给了我一张纸条，那是斯帕纽洛太太给她的一个电话号码。斯帕纽洛太太对我很热情，我让那些着急找我的人把电话打到她那儿。那张纸条上说有我的三个电话，一个是吉娜·梅托蒂的，是负责出版社印刷的，一个是阿黛尔，最后一个是彼得罗。
斯帕纽洛太太的笔迹歪歪扭扭，看到这三个名字时，我觉得刚才心底里的想法变成了现实——那个眼镜片厚厚的男人写的那些坏话马上传播开来了，在一天之内就人尽皆知了。彼得罗已经看了，他的家人也看了，出版社的编辑也看了。也许尼诺也看到了，甚至我在比萨的老师也看到了。当然，这也会引起加利亚尼老师和她的几个孩子的注意。谁知道呢，也许莉拉也看到了。我一下子哭了起来，这让埃莉莎很害怕。
“你怎么了？莱农？”
“我觉得不舒服。”
“我给你泡一杯洋甘菊茶？”
“好吧。”
她还没来得及泡茶，就有人敲门了，是斯帕纽洛太太。她非常高兴，有点儿气喘吁吁，因为她是一口气爬上楼梯的，她说我男朋友又打电话来了，他还在电话那头等着呢，他声音真好听，好听的北方口音。我马上跑下去接电话，一边对她表示歉意，说打扰她了。彼得罗想安慰我，他说他母亲让他告诉我，千万不要难过，重要的是有人谈论这本书。让斯帕纽洛太太惊异的是——她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温和的姑娘——我对着话筒吼道：“假如人们谈这本书时，说的全是坏话，你也让我无动于衷？”他又让我平静一下，然后补充说：“明天在《团结报》上会有一篇文章。”我冷冰冰地挂上了电话，我说：“最好谁也不要理我。”
一整晚，我无法闭眼。早上我忍不住跑去买了一份《团结报》。在报刊亭前，我就开始翻阅，那是距离我曾经的小学几步远的一个报刊亭。我又一次看到了我的照片，还是《晚邮报》上刊登的那张，这一次照片不是放在文章中间，而是在文章最上面，在标题旁边，标题是：《年轻的反叛者和老反动派——论埃莱娜·格雷科的新书》。是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作者写的，但那个人的文笔极好，他的话马上起到了疗伤的作用。他毫不吝啬地赞美了我的小说，批判了那个戴着厚眼镜的权威教授。我回到家里，心里舒服一些了，甚至心情完全变好了。我翻阅着我的书，现在又觉得书写得很精彩，很和谐。我母亲一脸讥讽地说：“你是不是中了彩票？”我把那份报纸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什么话也没有说。
在下午的时候，斯帕纽洛太太又出现了，她说有人打电话给我。面对我的尴尬、我的抱歉，她很高兴地说，能给像我这样的姑娘提供帮助，她很高兴，然后又说了我很多好话。“吉耀拉很不幸，”她在楼道里叹息说，“她十三岁时，她父亲就让她在索拉拉的甜食店里干活，还好她和米凯莱订婚了，否则的话，那真是要吃一辈子苦。”她打开家门，经过走廊，把我带到挂在墙上的电话前面。我注意到，她还在电话前放了一把椅子，让我舒舒服服地坐着打电话：人们真是看得起那些念过书的人，大家都认为，那些聪明孩子努力学习，就是为了避免劳累的生活。我想，我该怎么向这个女人解释，我从六岁开始就成了文字和数字的奴隶，我的心情完全依赖这些文字组合，现在的这种愉悦是很罕见的，也是不稳定的，可能只会持续一个小时、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
“你看到了吗？”阿黛尔问我。
“是的。”
“你高兴吗？”
“是的。”
“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书现在开始卖起来了，假如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会加印。”
“什么意思？”
“意思是，《晚邮报》上的那个朋友以为他能毁掉我们，但他其实帮了我们大忙。再见，埃莱娜，享受你的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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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发现那本书真的火起来了，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吉娜的电话频繁起来了，她一会儿告诉我报纸上说了什么，一会儿通知我，有哪些书店和文化沙龙邀请我。最后她总是会很热情地说一句：“书卖得很火，格雷科小姐，恭喜您。”谢谢，我说，但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觉得，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些评论很肤浅，他们都是仿照《团结报》上那篇文章的热情洋溢，或者《晚邮报》上的那篇文章的套路来写的。尽管每一次吉娜都会向我重复说，负面评论也会帮助这本书销售，但这还是让我很痛苦，我热切地期望获得赞同，去平衡那些批评，这会让我心里舒服点儿。我不再对我母亲隐藏负面评论，我把所有评论，好的坏的，都交给她。她会皱着眉头尝试着读一段，但她从来都看不过四五行，要么会找茬跟我吵架，要么她会很烦，马上把文章收到她的剪报集里，那是她非常热衷的事儿。她的目标是要把整个集子填满，我没东西给她时，她也会抱怨，她不愿意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