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精校)第26部分在线阅读

克利斯朵夫把听众与作品轮流打量了一番，觉得作品反映听众，听众也反映作品。克利斯朵夫忍俊不禁，装着鬼脸。等到合唱班庄严的唱起一个多情少女的羞怯的《自白》，他再也抑止不住，竟自大声的笑了。四下里立刻响起一片愤怒的嘘斥声。邻座的人骇然望着他，而他一看到这些吃惊的脸更笑得厉害，甚至把眼泪都笑了出来。这一下大家可恼了，喊着：“滚出去！”他站起来走了，耸耸肩膀，笑得浑身扭动。全场的人看了都气愤之极。从此克利斯朵夫就慢慢的跟他城里的人处于敌对的地位。
有了这次经验以后，克利斯朵夫回到家里，决定把几个“素受尊重的”音乐家的作品重新浏览一遍。结果他大为懊丧，因为发见他最敬爱的某些大师也有说谎的。他竭力怀疑，以为自己看错了。——可是不，没有怀疑的余地……个伟大民族的艺术财富中竟有那么些平庸的作品与谎言，他真是大吃一惊。经得起磨勘的乐曲实在太少了！
从此，要去看别的心爱的作品的时候，他就免不了心惊肉跳……可怜他象中了妖法似的，到处都碰到同样的失意！他为了某几个大师简直心都碎了，仿佛失掉了一个最爱的朋友，也仿佛突然发觉自己那么信任的朋友已经把他欺骗了多年。他为之痛哭流涕，夜里睡不着了，苦恼不已。他责备自己：是不是他不会判断了？是不是他完全变了傻子？不，不，他比什么时候都更能看到太阳的光辉，更能感到生命的丰满：他的心并没愚弄他……
他又等了好久，不敢惊动他认为最好最纯粹的作家，那些圣中之圣。他唯恐把自己对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但一颗事事讲求真理的灵魂，本能上对一切都要追根究底，看透真相，即使因之而惹起痛苦也有所不顾：对这种铁面无私的本能，又有什么方法抗拒呢？——于是他打开那些神圣的作品，看看象军中的禁卫队似的最后一批精华……不料才看了几眼，就发见它们并不比别的更纯洁。他没有勇气继续了。有时他竟停下来，阖上乐谱，仿佛诺亚的儿子用外衣把父亲裸露的身体给遮起来似的。
这样以后，他对着这些废墟丧然若失。他恨不得牺牲一切，不让他神圣的幻象破灭。他心里悲痛极了。幸而元气那么充足，他对艺术的信仰并不因之而动摇。凭着年轻人天真自大的心理，他似乎认为以前谁也没经历过人生，还得他重头再来。因为沉醉于自己新生的力，他觉得——（也许并非没有理由）——除了极少的例外，在活生生的热情和艺术所表现的热情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以为自己表现的时候更成功更真切，那可错了。因为他充满着热情，所以在自己的作品中不难发见热情；但除了他以外，谁也不能在那些不完全的辞藻中辨别出来。他所指摘的艺术家多数是这种情形。他们心中所有的，表现出来的，的确是深刻的感情；但他们语言的秘钥随着他们的肉体一齐死了。
克利斯朵夫不懂得人的心理，根本没想到这些理由：他觉得现在是死的一向就是死的。他拿出青年人的霸道与残忍的脾气，修正他对过去的艺术家的意见。最高贵的灵魂也给他赤裸裸的揭开了，所有可笑的地方都没有被放过。而所谓可笑，在孟特尔仲是那种过分的忧郁，高雅的幻想，四平八稳而言之无物；在韦勃是虚幻的光彩，枯索的心灵，用头脑制造出来的感情；列兹是个贵族的教士，马戏班里的骑师，又是新古典派，又有江湖气，高贵的成分真伪参半，一方面是超然尘外的理想色彩，一方面又是令人厌恶的卖弄技巧；至于修倍尔脱，是被多愁善感的情绪淹没了，仿佛沉在几里路长的明澈而毫无味道的水底里。便是英雄时代的宿将，半神，先知，教会的长老，也不免虚伪。甚至那伟大的罢哈，三百年如一日的人物，承前启后的祖师，——也脱不了诳语，脱不了流行的废话与学究式的唠叨。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这位见过上帝的人物，他的宗教有时只是没有精神的，加着糖的宗教，而他的风格是七宝楼台式的，繁琐纤细的风格。他的冈大大中，有的是牵惹柔情的老虔婆式的调子，仿佛灵魂絮絮不休的向耶稣谈情，克利斯朵夫简直为之作恶，似乎看到了肥头胖耳的爱神飞舞大腿。并且，他觉得这位天才的歌唱教师是关在屋子里写作的，作品有股闭塞的气息，不象贝多芬或亨特尔有那种外界的强劲的风，——他们以音乐家而论也许不及他伟大，可是更富于人性。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古典派的大师不满意的，还因为他们的作品缺少自由灵动的气息，而差不多全部是“建筑”起来的：有时是一种情绪用音乐修辞学的滥调加以扩大的；有时只是一种简单的节奏，一种装饰的素描，循环颠倒，翻来覆去，用机械的方式向各方面铺张，发展。这种对称的，叠床架屋的结构，——朔拿大与交响乐——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气恼，因为他当时对于条理之美，对于规模宏大，深思熟虑的结构之美，还不能领会。他以为这是泥水匠的而非音乐家的工作。
他的批评浪漫派，严厉也不下于此。可怪的是，他最受不了的倒是那般自命为最自由，最自然，最少用“建筑”功夫的作家，象舒芒那样在无数的小作品中把他们的生命一点一滴全部灌注进去的人。他尤其恨他们，因为在他们身上认出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灵魂，和所有他此刻发誓要摆脱干净的无聊东西。当然，虚伪的罪名决不能加之子淳朴的舒芒：他几乎后来不说一句不是真正感觉到的话。然而他的榜样正好使克利斯朵夫懂得，德国艺术最要不得的虚伪还不在于艺术家想表现他们并不感到的情操，倒是在于他们想表现真正感到的情操，——因为这些情操本身就是虚伪的。音乐是心灵的镜子，而且是铁面无情的镜子。一个德国音乐家越天真越有诚意，就越暴露出德国民族的弱点，动摇不定的心境，婆婆妈妈的感情，缺少坦白，伪装的理想主义，看不见自己，不敢正视自己。而这虚伪的理想主义便是一般最大的宗师——连华葛耐在内——的疮疤。克利斯朵夫重读他的作品时，不禁咬牙切齿。《罗恩格林》于他显得是大声叫嚣的谎言。他恨这种粗制滥造的豪侠的传奇，虚假的虔诚，恨这个不知害怕的，没有心肝的主角，简直是自私与冷酷无情的化身，只知道自画自赞，爱自己甚于一切。这等人物，他在现实中只嫌见得太多：有的是这种德国道学家的典型，漂亮而没有表情，无懈可击而刻薄寡恩，把自己看作高于一切，不惜牺牲别人来供养自己。《荷兰飞人》的浓厚的感伤情调与忧郁的烦闷，使克利斯朵夫同样不能忍受。《四部曲》中那些颓废的野蛮人，在爱情方面完全枯索无味，令人作恶。西格蒙劫走弱妹的时候，居然用男高音唱起客厅里的情歌。在《神之黄昏》里，西葛弗烈特和勃罗希特以德国式的好夫妻的姿态，在彼此面前，尤其在大众面前，夸耀他们虚浮的，唠叨的闺房的热情。各式各种的谎言都汇集在这些作品里：虚伪的理想主义，虚伪的基督教义，虚伪的中古色彩，虚伪的传说，天上的神，地下的人，无一不虚伪。在此自命为破除一切成规的戏剧中间，标榜得最显著的就是成规。眼睛，头脑，心，决不会不发觉这种情形，除非它们自愿。——而它们竟甘心情愿要受蒙蔽。对于这种幼稚而又老朽的艺术，野性毕露的粗人与装腔作势的小姑娘的艺术，德国人居然非常得意。
可是克利斯朵夫的厌恶是没用的：一听到这音乐，他照旧被作者恶魔般的意志抓住了，和别人一样的激动，也许更厉害。他笑着，哆嗦着，脸上火剌剌的，心中好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于是他认为，在那些有这种飓风般的威力的人是百无禁忌的。他在唯恐幻梦破灭而战战兢兢的打开的神圣的作品中，发见自己的情绪和当年一样热烈，什么也没有减损作品的纯洁：那时他快活的叫起来了。这是他在大风浪中抢救出来的光荣的遗物。多运气啊！他似乎把自己救出了一部分。而这怎么不是他自己呢？他所痛恨的那些伟大的德国人，可不就是他的血和肉，就是他最宝贵的生命吗？他所以对他们这样严，因为他对自己就是这样严。还有谁比他更爱他们呢？修倍尔脱的慈祥，罕顿的无邪，莫扎尔德的温柔，贝多芬的英勇悲壮的心，谁比他感觉得更真切？韦勃使他神游于喁喁的林间，罢哈使他置身于大寺的阴影里面，顶上是北欧灰色的天空，四周是辽阔无垠的原野，大寺的塔尖高耸云际……在这些境界中谁比他更虔诚呢？一一然而他们的诳语使他痛苦，永远忘不了。他把谎言归咎于民族性，认为只有伟大是他们自身的。那可错了。伟大与缺点同样是属于这个民族的，——它的雄伟而骚动的思潮，汇成一条音乐与诗歌的最大的河，灌溉着整个欧罗巴……至于天真的纯洁，他能在哪一个民族中找到而敢于对自己的民族这样苛求呢？
可是他完全没想到这些。仿佛一个宠惯的孩子，他无情无义的把从母亲那边得来的武器去还击母亲。将来，将来他才会发觉受到她多少好处，发觉她多么可贵呢……
但这个时期正是他闭着眼睛对幼年时代的一切偶像反抗的时期。他恨自己，恨他们，因为当初曾经五体投地的相信了他们。——而这种反抗也是应当的。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摒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
克利斯朵夫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厌恶一切的关头。本能逼着他把满肚子不消化的东西一齐淘汰。
第一先得摆脱那种令人恶心的多愁多病的情绪，那在德国人心中点点滴滴流出来的时候，象是从潮湿的地道里来的，有股霉烂的气息。来点儿光明吧！来点儿光明吧！象雨点一样多的歌，涓涓不绝的流出德国人的心情，散布着瘴气，臭味，必须来一阵干燥峭厉的风把它们一扫而空才好。歌的题材永远脱不了什么欲望，思乡，飞翔，请问，为何？敬月，敬星，献给夜莺，献给春天，献给太阳；或是什么春之歌，春之快乐，春天的旅行，春夜，春讯；或是爱情的声音，爱情的圆满，情话，情愁，情意；或是花之歌，花之敬礼，花讯；或是我心殷殷，我心如捣，我心已乱，我眼已花
；还有是跟蔷薇，小溪，斑鸠，燕子等等来一套天真而痴騃的对白；再不然是提出些可笑的问句：——“要是野蔷薇没有刺的话”，——“燕子筑巢的时候，她的配偶是老的一个呢还是新结合的？
”——总而言之，全是春花秋月，触景生情，无病呻吟的靡靡之音。多少美妙的东西给亵渎了，多少高尚的感情被滥用了！而最糟的是，一切都是浪费掉的，老在公众前面把自己的心赤裸裸的拿出来，只想亲热的，楞头楞脑的，向人大声诉说衷曲。明明无话可说而偏偏絮絮不休！这些唠叨难道没有完的吗？——喂！池塘里的青蛙，你们静静行不行！
克利斯朵夫觉得最难堪的，莫过于表白爱情时的谎言，因为他更有资格拿它和事实相比。那套如泣如诉而循规蹈矩的情歌的公式，跟男子的情欲与女人的心都不相干。可是爱情这回事，写作的人也经历过来，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的！难道他们就是这样恋爱的吗？不，不，他们是扯谎，照例的扯谎，对自己扯谎；他们想要把自己理想化……而所谓理想化就是不敢正视人生，不敢看事情的真相——到处是那种胆怯，没有光明磊落的气概。到处是装出来的热情，浮夸的戏剧式的庄严，不论是为了爱国，为了饮酒，为了宗教，都是一样。所谓酒歌，只是把拟人法应用到酒和杯子方面去的玩艺，例如“你，高贵的酒杯啊……
”等等。至于信仰，应该象泉水一般从灵魂中出其不意的飞涌出来的，这里却是象货物一样故意制造出来的。爱国的歌曲仿佛是写来给一群绵羊按着节拍咩咩的叫的……——哎！你们大声的吼罢……怎么！难道你们竟永远的扯谎，——永远的理想化，——连喝醉的时候，厮杀的时候，疯狂的时候也要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甚至恨理想主义。他以为这种谎言还不如痛痛快快的赤裸裸的暴露。——骨子里他的理想主义比谁都浓厚，他以为宁可忍受粗暴的现实主义者，其实这些人是他最大的敌人。
但他给热情蒙蔽了。缥渺的雾，贫血的谎言，“没有阳光的幽灵式的思想”，使他浑身冰冷。他迸着全部的生命力向往于太阳。他一味逞着青年人的血气，瞧不起周围的虚伪或是他假想的虚伪；他没看到民族的实际的智慧在那里逐渐造成一些伟大的理想，把粗野的本能加以驯服或加以利用。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些专横的理由，靠些道德的与宗教的规律所能办到，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教士与哲学家所能胜任；必须几百年的苦难和考验，才能磨炼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
然而克利斯朵夫照旧作曲；而他指责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能避免。因为创作在他是一种抑捺不住的需要，不肯服从智慧所定的规律的。一个人创作的动机并不是理智，而是需要。——并且，尽管把大多数的情操所有的谎言与浮夸的表现都认出来了，仍不足以使自己不蹈覆辙，那主要是得靠长时期艰苦的努力的。在现代的社会里，大家秉受了多少代懒惰的习惯之后，更不容易绝对的守真返朴。而有一般人，有一些民族，尤其办不到；因为他们有种不知趣的痼癖，在极应当缄口的时候，偏偏让自己的心唠叨不已。
克利斯朵夫还没认识静默的好处：在这一点上他的精神是纯粹德国式的；同时他也没有到懂得缄默的年纪。由于父亲的遗传，他爱说话，爱粗声大气的说话。他自己也觉察到，拼命想改掉；但这种挣扎反而使他一部分的精力变得麻痹了。此外他还得跟祖父给他的另外一种遗传斗争，就是要准准确确的把自己表现出来极不容易。他是演奏家的儿子，卖弄技巧对他有很大的诱惑，当然是危险的诱惑；——那是纯粹属于肉体方面的快感，能够把肌肉灵活运用的快感，克服困难，炫耀本领，迷惑群众，一个人控制成千成百的人的快感。虽然追求这种快感在一个青年人是可以原谅的，差不多是无邪的，但对于艺术对于心灵究竟是个致命伤。那是克利斯朵夫知道的，是他血统里固有的；他竭力唾弃而结果仍免不了让步。
因此，种族的本能与自己天赋的本能都在鼓动他，过去的重负象寄生虫般粘着他，使他无法摆脱，他只能摇摇晃晃的前进，而结果已经和他深恶痛绝的境界相去不远。他当时所有的作品，全是真实与夸张，明朗的朝气与口齿不清的傻话的混合品。前人的性格束缚着他的行动，他的个性难得能突破包围透露出来。
并且他是孤独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他跳出泥洼。他自以为跳出的时候，实际却是陷得更深。他暗中摸索，屡次尝试，屡次失败，糟蹋了许多精神与时间。甜酸苦辣的味道他都尝过了，创作的骚动使他心绪不宁，也辨别不出自己的作品中哪些是有价值的占他想着些荒唐的计划，轮廓庞大而宣传哲理的交响诗，把自己难住了。可是他又太真诚，不能长此拿这些妄想来骗自己；他还没有动手起草，已经不胜厌恶的把那些计划丢开了。或者他想把最没法下手的诗歌谱成序曲。于是他在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园地中迷了路。等到他亲自动手写脚本的时候，（因为他自以为无所不能，）那就完全是荒谬绝伦的东西：他又想采用歌德，克拉斯脱，赫白尔，或莎士比亚的名著，可是把原作的意义都误解了。并非因为他缺少聪明，而是缺少批评精神；他不了解别人，因为太想着自己；他到处只看见自己那个天真而浮夸的心灵。
除了这些根本没法长成的怪物以外，他又写了许多小品，直接表现那些一刹那的——实际是最永久的——情感，写了许多歌。在这儿，跟别的地方一样，他竭力一反流行的习惯。他重新采用别人已经谱成音乐的著名的诗篇，狂妄的要跟舒芒与修倍尔脱作法不同而更真切。有时他把歌德笔下的富有诗意的人物，把弥侬或《威廉·曼斯脱》中的竖琴师等等，刻划出他们明确而骚动的个性。有时他也制作一些爱情的歌，灌输入犷野而肉感的气息，把贫弱的艺术家与浅薄的群众素来心照不宣的蒙在情歌上的感伤色彩，一扫而空。总而言之，他要使人物与热情为了他们本身而存在，不让那般星期日坐坐啤酒店，找机会随便发泄一下感情的德国家庭当做玩物。
但他往往觉得诗人的作品太文雅，宁愿采用最简单的题材，什么古老的歌，在善书里读到的年代悠久的敬神的民谣；他特意不用它们原有的赞美歌性质，而大胆的用世俗的，活泼的手法去处理。或者他利用一些成语，甚至随便听到的几句话，民众的对白，儿童的感想：这一类笨拙而平淡的语言倒反透露出最纯粹的感情。在这等地方，他是得其所哉了，他自己不觉得，可的确达到了深刻的境界。
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坏的居多，——他所有的作品都充满着生命力。当然不是全部新鲜的东西，那还差得远呢。克利斯朵夫往往就因为真诚而显得平凡；有时他不惜采用人家早已用过的形式，因为他觉得这种形式能够准确表现他的思想，而且因为他的感觉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求新奇，以为只有平庸之极的人才操心这种问题。他但求说出自己的感觉，决不问前人有没有说过。他很骄傲的相信，这才是求新奇的最好的办法；世界上不是永远只有一个克利斯朵夫吗？凭着青年人目空一切的气概，他认为古往今来还一无成就，一切还得开始或是从头再做。因为觉得内心这样的充实，人生这样的无穷无极，他就处于得意忘形的，欢欣鼓舞的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欢欣鼓舞。这种心绪也用不着快乐来支持，便是悲哀它也能够适应：他的力是他欢欣鼓舞的泉源，是一切幸福，一切德性之母。生活罢，尽量的生活罢……凡是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力的醉意，这种生的欢欣（哪怕是极痛苦的生活）的人，便不是艺术家。这等于一块试金石。必须不问欢乐与痛苦都能够欢欣鼓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孟特尔仲或勃拉姆斯，仅仅象十月的雾，象淅沥的细雨，从来没有这种神通。
这种神通克利斯朵夫却是有的；他以天生的憨直冒昧的性格，尽量在人前显露他的快乐。他不觉得这种举动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跟旁人分享他的快乐。他没想到这种快乐会伤害大多数没有这快乐的人。同时他也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就是极有自信，认为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人家是挺自然的。他把自己的丰满和一般音符制造家的贫弱作了一个比较，觉得要人家承认他的优越是极容易，太容易了。只消把自己拿出去就行。
于是他就把自己拿出去了。
大家等着他。
克利斯朵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想。自从明白了德国人的虚伪，对什么都不愿意看到真相之后，他就决意要表露自己的真诚，绝对的，不稍假借的真诚，对任何人任何作品都不留余地。又因为他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走极端，便说出许多荒唐的话骇人听闻。而他的小孩子脾气也真是可惊。只要碰到一个人，他就马上说出他对德国艺术的感想，好似一个人有了奇妙的发见，不愿留为独得之秘。别人听了会对他不满意，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一发觉某一部名作里头有什么荒谬的地方，他就一心想着这个问题而急于逢人便诉，不管听的人是音乐家或是业余的爱好者。他得意扬扬的发表他的怪论。旁人先还不当真，听了他的胡说八道笑笑。可是不久他们发觉他老说着这一套，一味坚持的作风未免趣味恶劣。克利斯朵夫的那些怪论，显而易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深信不疑的，那时大家就不觉得有趣了。并且他肆无忌惮，公然在音乐会里叫叫嚷嚷，发表他刻薄的议论，或者明白表示瞧不起那般声名显赫的大师。
在小城里，什么都会不胫而走的传播开去的：克利斯朵夫说的，一句也没有漏过人们的耳朵。他去年的行为已经惹动公愤。大家没有忘掉他和阿达那种招摇的无耻的行动。他自己倒是记不起了：岁月递嬗，往事都成陈迹，现在的他和从前的他已经渺不相关。但别人替他一一想起：所有的小城市自有一般人把街坊邻舍的过失，污点，悲惨的、丑恶的、不愉快的事件，全部牢记在心，仿佛这是他们在社会上的职务。克利斯朵夫的案卷中，在过去的话柄之外，如今又加上一批新的。两相对照，事情给衬托得更明显了。从前是触犯礼教，现在又伤害了风雅。最宽容的人说他是“标新立异”，大多数却肯定他是“完全疯了”。
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舆论在外边开始传布；——因为是从最高方面来的，所以更轰动一时：——据说克利斯朵夫在继续供职的宫廷中，胆敢对大公爵本人也不成体统的，毁谤德高望重的大师；他把孟特尔仲的《哀丽阿》称做伪善的牧师的废话，把舒芒的一部分歌也同样加以侮辱；——而克利斯朵夫这种话还是正当威严的亲王们表示尊重这些作品的时候说的。大公爵冷冷的回答说：“听你的话，先生，有时人家竟会疑心你不是德国人。”
这句报复的话，从那么高贵的人嘴里吐出来，直流传到街头巷尾。凡是妒忌克利斯朵夫的声名，或为了其他的私仇而和他过不去的人，立刻补充说，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大家记得他父系方面是法兰德族。外方来的移民毁谤他所在国的荣誉当然不足为奇。这一下可把事情解释明白了，而日耳曼民族除了看不起敌人以外，也更有理由抬高自己的声价了。
至此为止，大家只是对克利斯朵夫作些精神上的报复，可是他还要提供更具体的材料。一个人自己要被人批评的时候去批评别人，是最不智的事。换了一个聪明一点的艺术家，一定会尊敬他的前辈。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别人的庸俗是应当瞧不起的，自己的力量是应当得意的，没有理由把他的轻视别人和自己的得意藏在肚里。而他的表示得意又是忘形的。最近一些时候，他非常的需要发泄。他一个人消受不了那么些欢乐，要不是分一些给别人，他竟会快乐得爆裂的。既没有朋友，他就把乐队里的一个青年同事，叫做西格蒙·奥赫的，当做心腹。他是韦登堡人，在乐队里当副指挥：脾气很好，城府极深，一向对克利斯朵夫很尊敬的。他对这位同事毫不提防；他怎么会想到把自己的快乐告诉一个闲人或是敌人有什么不妥呢？他们不是应该反过来感谢他吗？他这是不分敌友，使大家一齐快乐啊。——殊不知天下的难事就莫过于教人家接受一桩新的幸福；他们几乎更喜欢旧的苦难，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咀嚼了几百年的粮食。一想到这个幸福是得之于别人的，他们尤其受不了。这简直是一种侮辱，直要无法避免的时候才肯容忍，而且他们是要设法报复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的心腹话尽管有一千个理由不会受任何人欢迎，但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以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不久就要告老，克利斯朵夫虽然年纪很轻，可大有继承的希望。奥赫既是纯粹的德国人，当然承认克利斯朵夫有这个资格，既然宫廷方面这样宠任他。可是奥赫自命不凡，以为倘若宫廷方面多了解他一点，他自己更有资格当指挥。所以看到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而故意扮着正经面孔跑进戏院的时候，他就堆起一副异样的笑容，来接受克利斯朵夫倾箱倒箧的心腹话了。
“哦，”他狡猾的说，“又有什么新的杰作吗？”
克利斯朵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回答：“啊！朋友！这一件作品可是登峰造极了……要是你听到的话……该死！那太美了！唉，将来能听到这个曲子的，简直是天赐之福！大家听过以后连死也甘心的了。”
听到这种话的可不是个聋子。奥赫并不一笑置之，也不拿这种幼稚的狂热嘻嘻哈哈的打趣一番。克利斯朵夫的脾气是倘使有人指出他的可笑，他自己就会先笑的。可是奥赫假装听得出神，逗克利斯朵夫多说一些傻话；等到一转背，就赶快添枝接叶的把这些活柄传播出去。大家先在音乐家的小圈子里把他挖苦一阵，然后好不心焦的等机会来批判那些可怜的作品。——可怜的作品，不曾问世已经被判决了。
作品终于露面了。
克利斯朵夫在乱七八糟的稿子里，选了一阕以赫白尔的《于第斯》为题材的《序曲》，那种粗犷有力的作风，和德国人的萎靡不振对照之下，使他特别觉得可取。（可是他已经讨厌这作品，认为赫白尔老是不顾一切的喜欢卖弄天才，多所做作。）其次是一阕交响乐，借用瑞士画家鲍格林的浮夸的题目，叫做：人生的梦，又加上一个小题目：人生是一场短促的梦。还有是一组歌，和几阕古典作品，再加奥赫的一支欢乐进行曲：那是克利斯朵夫明知平庸但为了表示亲热而放进去的。
几次的预奏会还平静无事。虽然乐队绝对不了解所奏的作品，各人心里对这种古怪的新音乐非常骇异，但还来不及有什么意见，尤其在群众没有表示的时候，他们决不能有何主张。看到克利斯朵夫那么自信，他们也就俯首帖耳的接受了。一般音乐师都很能服从，很有纪律，象一切良好的德国乐队一样。唯一的困难倒是在女歌唱家方面。她就是上次音乐厅中穿蓝衣服的太太，在德国很有声望，曾经在德莱斯特和巴哀埒脱扮演华葛耐剧中的主角，肺量的宏大是没有话说的。她虽然学会了华葛耐派最得意的咬音的艺术，把子音唱得高扬，母音唱得沉重象击锤一样，可是就因为此，她没有懂得自然的艺术。她对付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办法：所有的音都加强，所有的音节仿佛穿着铅底鞋子在那里重甸甸的拖，每一句都带着悲剧的气息。克利斯朵夫要求她把戏剧化的成分减少一些。她先还乐意听从，可是天生笨重的声音和卖弄嗓子的习惯使她无法控制。克利斯朵夫变得心烦意躁，告诉这位可敬的太太，说他是要叫人类说话，而不是要巨蛇法弗奈大吹喇叭。她听了这种不客气的话当然大不高兴。她回答说谢谢上帝，她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歌唱，她也很荣幸的唱过勃拉姆斯的歌，就在那位大人物面前，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可糟了！糟了！”克利斯朵夫喊道。
她傲然笑着，要求他把这句谜一样的惊叹语解释明白。他回答说勃拉姆斯一辈子也没有懂得什么叫做自然，他的称赞简直是最难堪的责备，虽然他克利斯朵夫有时不大有礼貌，——就象她刚才指摘的，——可也不至于说出象勃拉姆斯那种唐突的话。
两人继续用这种口吻争执下去；那位太太始终依着她慷慨激昂的方式唱，——结果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冷冷的说他看明白了，那是她的天赋如此，没法改的；但既然他的歌唱不好，还是干脆不唱，从节目中删掉得了。——那时已经到了音乐会的前夜：大家都知道音乐会中有他的歌，她自己也在外边提过；并且她不无相当的音乐天才，很能赏识那些歌里面的某些优点；克利斯朵夫临时改变节目等于是侮辱她。而她想到明天的音乐会也许会奠定青年音乐家的声名，也就不愿意跟这颗将升的明星伤了和气。所以她突然让步了，在最后一次预奏会中，完全依照了克利斯朵夫的指示。可是她打定主意，在下一天的音乐会中非用她自己的作风唱不可。
日子到了。克利斯朵夫一点不着急。他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音乐，没法加以批判。他知道他的作品有些地方要给人笑。可是有什么相干？一个人怕闹笑话，就写不出伟大的东西。要求深刻，必需有胆子把体统，礼貌，怕羞，和压迫心灵的社会的谎言，统统丢开。倘若要谁都不吃惊，你只能一辈子替平庸的人搬弄一些他们消受得了的平庸的真理，你永远踏不进人生。直要能把这些顾虑踩在脚下的时候，一个人才能伟大。克利斯朵夫居然这样做了。大家很可能嘘他，他有把握不让他们安静的。想到熟人们对曲子里某些大胆的部分会装出怎样的嘴脸，他暗暗觉得好玩。他预备受一番尖刻的批评，先在肚里好笑了。无论如何，除非是聋子，他作品中的力量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至于这力能否讨人喜欢是另一问题。并且那有什么关系？讨人喜欢！讨人喜欢……只要有力量就行了。让它象莱茵河一样把什么都卷走吧。
他碰的第一个钉子是大公爵不到场。爵府的包厢里只有几个不相干的人，在府里当随从的太太们。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想道：“这混蛋跟我怄气，他不知道对我的作品怎样表示才好：他不来就是怕为难。”他耸耸肩膀，假装不在乎这些无聊的事。但别人看了很注意：这是对克利斯朵夫的第一个教训，同时对他的前途也是个威胁。
听众也不比主子殷勤：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酸的想起他童年音乐会的盛况。要是他稍有经验，一定会懂得演奏上品音乐的时候，听众的数目自然比不上演奏平凡音乐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感到兴趣的是音乐家而非音乐；而且一个跟普通人没有分别的音乐家，显然不及一个穿着短裙的儿童音乐家那么好玩，那么动人，能够教傻瓜们开心。
克利斯朵夫空等了一回听众，决意开场了。他硬要自己相信这样倒是更好，以为“朋友虽少，都是知己”。——可怜他这种乐观的心绪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曲又一曲的音乐尽管奏下去，场子里寂静无声。有种寂静无声是因为大家感情冲动到极点，快要涌出来的缘故。但眼前的寂静简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大家仿佛睡着了。每一句音乐都掉在漠不关心的深渊里。克利斯朵夫背对着听众，全神对付着乐队，可是依旧感觉到场子里的情形。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触觉，能够感知他演奏的东西是否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他照常打着拍子，非常兴奋，可是从池子和包厢里来的那股沉闷的空气，使他心都凉了。
终于《序曲》奏完了，大家有礼的，冷冰冰的拍了一阵手，就静下来了。克利斯朵夫宁可受人嘘斥一顿……便是怪叫一声也好！至少得有点儿生命的表示，对他的作品表示一点反响……——可是完全没有。——他瞧瞧群众，群众也彼此瞧瞧。他们互相在目光中探求一些意见而探求不到，只能又扮起那副漠不关心的脸。
音乐重新开始，轮到那曲交响乐了。——克利斯朵夫几乎不能终曲，屡次想丢下指挥棒，掉过头来就走。他也传染到了大众的麻木，结果竟不懂自己指挥的东西了；他明明觉得掉入了烦闷的深渊。连他预料在某些段落上群众会交头接耳说的俏皮话也没有，大家都在一心一意的翻阅节目单。克利斯朵夫听见众人同时哗啦啦的翻纸张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片静默，直到曲子完了；然后又是一阵有礼的掌声表示懂得一曲已经奏完。——大家静下来以后还有两三下零星的掌声，因为没有回响，也就不好意思的停住了：空虚显得更空虚，而这件小小的事故更显得听众是多么厌烦。
克利斯朵夫坐在乐队中间，不敢向左右张望一下。他真想哭出来，同时也气得浑身哆嗦。他恨不得站起身子向大家喊：“你们多讨厌！多讨厌……一齐替我滚罢……”
听众稍为清醒了些，等着女歌唱家出场，那是他们听惯而捧惯的。刚才那些新作品等于一片大海，他们没有指南针，只能在那里彷徨；她可是稳固的陆地，决没有令人迷失的危险。克利斯朵夫看出大家的思想，轻蔑的笑了一笑。女歌唱家也知道群众在等她；克利斯朵夫去通知她上台的时候，她的神气就象王后。他们俩用着敌对的态度彼此望了一眼。照例克利斯朵夫应当搀着她手臂，但他竟双手插在袋里，让她自个儿出台。她气冲冲的走过去；他很不高兴的跟在后面。她一露脸，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大家松了口气，脸上发出光来，有了精神；所有的手眼镜都一齐瞄准。她对自己的魔力很有把握的开始唱起歌来，不消说是照她自己的方式，全不遵从克利斯朵夫上一天的嘱咐。替她伴奏的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这种捣乱他是预先料到的。一发觉她走腔，他立刻敲着钢琴，愤怒的说了声：
“不是这样的！”
可是她不理。他就在背后用着又重浊又生气的声音提醒她：
“不！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这些气愤愤的咕噜，虽然台下听不见，对乐队里的人可是句句分明；她一急，拼命把节奏拉慢，不该休息的地方也休息。他没有留意，自顾自的弹下去，终于歌和伴奏相差了一节。听众一点没觉得：他们久已认定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既不会悦耳，拍子也不会准的；但克利斯朵夫并不这样想，他象疯子似的，脸都扭做一团，终于爆发了。他突然半中间停下来，直着嗓子嚷道：“得了吧！”
她一口气收不住，继续唱了半节，然后也停住了。
“得了吧！”他粗暴的又说了一遍。
全场为之楞了一楞。过了一忽儿，他又冷冷的说：“咱们再来！”
她愕然望着他，双手哆嗦着，真想把乐谱往他头上扔过去；事后她竟不懂当时怎么没有那样做。但她慑于克利斯朵夫的威严，只得重新开始。她把全部的歌唱完了，连一个拍子一个小地方也不加变动：因为她觉得克利斯朵夫绝对不会留情，而一想起要再受一次侮辱就吓得浑身发抖。
她唱完以后，台下掌声不绝。他们并不是捧她唱的歌，——（要是她唱别的作品，也可以博得同样的掌声，）——而是捧这位有名的老资格的女歌唱家：他们知道赞赏她是没有错的。同时大家还想补偿一下她受的侮辱。他们隐隐然觉得她刚才唱错了，但认为克利斯朵夫当场给她指出来简直不成体统。大家都喊着“再来一次”。克利斯朵夫可很坚决的把琴关上了。
她没有发觉这桩新的侮辱；她心里乱得很，根本不想再来一次。她急急忙忙下了台，躲在化装室里把胸中郁积着的恼恨与愤怒一齐发泄了出来：又是哭，又是叫，把克利斯朵夫直骂了一刻钟……狂怒的叫声一直传到门外。据那些进去探望她的朋友出来说，克利斯朵夫对她的态度简直跟下等人一样。众人的议论在戏院中是传得很快的。所以克利斯朵夫重新踏上指挥台演奏最后一曲的时候，场子里颇有些骚乱的现象。但这个曲子不是他的，而是奥赫的《欢乐进行曲》。听众既喜欢这曲平凡的音乐，便不必嘘斥克利斯朵夫而就有极简单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意：他们有心替奥赫捧场，热烈鼓掌要求作者露面了二三次；奥赫当然不肯放过机会。而这时音乐会也完了。
大公爵和宫廷方面的人，那些终日无聊而爱说短道长的内地人，对音乐会的情形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和女歌唱家有交情的几家报纸，绝口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只一致恭维她歌唱的艺术，而在报告她所唱的作品的时候顺便提了提那些歌。关于克利斯朵夫其他的作品，只是寥寥几行，所有的报纸全是大同小异的论调：“……对位学很有功夫。风格非常繁琐。缺少灵感。没有旋律。纯粹是头脑的而非心灵的产物。缺乏真诚。只想独创一格……”——接下去的一段文字是讨论真正的独创，提出一般故世的大师，“不求独创一格而自然独创一格的”，如莫扎尔德、贝多芬、罗夫、修倍尔脱、勃拉姆斯等等的作品为证。——然后笔头一转又转到当地的戏院不久要重演克罗采的作品，就手把那出“永远清新永远美丽的歌剧”长篇累牍的描写了一番。
总之，便是对克利斯朵夫最有好感的批评家也完全不了解他的作品；而绝对不喜欢他的人自然更表现出阴险的仇视态度；——至于大众，既没有批评家，不管是好意的或恶意的批评家领导，只能一声不出。让大众自己去思想的时候，他们就干脆不思想。
克利斯朵夫灰心到了极点。
其实他的失败不足为奇。他的作品不讨人喜欢的理由不止一个，而有三个。第一，它们还不够成熟。第二，它们还太新鲜，不能教人一下子就懂得。第三，把这肆无忌惮的青年教训一顿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可是克利斯朵夫头脑不够冷静，不肯承认他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长时期的被人误解以后，看惯了人类无可救药的愚蠢，会变得心胸开朗；而克利斯朵夫还谈不到这一点。他相信群众，相信成功，以为那是一蹴即几的，既然他具备着成功的条件：这种幼稚的信心现在可是被粉碎了。有敌人，他倒认为稀松平常。但他觉得奇怪的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凡是他认为可靠的，一向对他的音乐感到兴趣的人，从那次音乐会以后，再没一句鼓励他的话。他想法去试探他们，他们总是闪烁其辞。他再三追问，要知道他们真正的思想：结果是一般最真诚的人把他从前的作品，早年的幼稚的东西，提出来作比较。——接连好几次，他听到人家拿他的旧作做标准，说他的新作不行，——可是几年以前，在那些作品还是簇新的时候，他们也认为不好的。新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一般的原则。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一套，便大惊小怪的叫起来。人家不喜欢他也可以，他不但容许，甚至还欢迎，因为他并不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可是人家喜欢他而又不许他长大，硬要他一辈子做个小孩子，那可不象话了！在十二岁上是好的作品，到二十岁上便不行了；他希望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上，希望要变，变，永远的变下去……想阻遏一个人的生命不让它发展的，岂非混蛋……他童年的作品所以有意思，并非在于它幼稚无聊，而是在于有股前程无限的力潜伏在那里！而这前程，他们竟想把它毁掉……可知他们从来没懂得他，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们所喜欢的只是他的庸俗，只是他跟庸俗的人没有分别的地方，而并非真正的他：他们的友谊其实是误解……
也许他把这些情形夸张了些。一般老实人不能爱好一件新的作品，但它有了二十年的寿命，他们就会真诚的爱好：这是常有的现象。新生命的香味太浓了，他们虚弱的头脑受不住，必须由时间来把这味道减淡一点才行。艺术品一定要积满了成年累月的油垢，方始有人了解。
但克利斯朵夫不允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而等他成为过去之后再了解他。他宁可人家干脆不了解他，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了解他：所以他气愤之极。他痴心妄想的要人了解，替自己说明，跟人家辩论；这才是白费气力：那不是要把整个时代的口味都改过来吗？但他自信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番，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说服一个人决不是几次谈话所能济事；他说话的时候既找不到适当的字，又是对大音乐家，甚至对谈话的对方取着狂妄傲慢的态度，结果只多结了几个冤家。殊不知他先得从从容容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了，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
而他的星宿，他的坏星宿，恰好来给了他说服人家的机会。
他在戏院的食堂里和乐队里的几个同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听了他的艺术批评骇坏了。他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但对他放肆的言论都大不乐意。低音提琴师老克罗斯是个忠厚人，很好的音乐家，一向是真心喜欢克利斯朵夫的；他装着咳嗽，想等机会说一句双关的笑话把话题扯开去。克利斯朵夫可完全没注意，倒反越说越有劲，教克罗斯灰心了：
“他干么要说这些话呢？真是天晓得！一个人尽管心里这么想，可用不着说啊！”
最奇怪的是，他也“这么”想过；至少他怀疑过这些问题，克利斯朵夫的言论把他心里的许多疑惑挑了起来，但他没有勇气承认，——一半是怕冒不韪，一半是因为谦虚，不敢相信自己。
吹号角的韦格尔可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听；他只愿意赞美：不论什么东西，不论好的坏的，天上的星或地下的煤气灯都一律看待；他的赞美也没有什么等差，只知道赞美，赞美，赞美。这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受到限制就要痛苦的。
但大提琴师哥赫痛苦得更厉害：他全心全意的爱好下品的音乐。凡是被克利斯朵夫嘻笑怒骂的，痛诋的，都是他最心爱的；他本能的挑中一些最陈腐的作品，心中装满着浮夸的，动辄落眼泪的感情。但他的崇拜一切虚伪的大人物完全是出于真心。唯有他自以为崇拜真正的大人物时才是扯谎，——而这扯谎还是无邪的。有些勃拉姆斯的信徒，以为在他们的上帝身上可以找到过去的天才们的气息：他们在勃拉姆斯身上爱着贝多芬。哥赫却更进一步，他爱贝多芬的倒是勃拉姆斯的气息。
可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怪论最表愤慨的还是吹低音笛子的史比兹。他的音乐本能所受的伤害，还不及他天生的奴性所受的伤害。某个罗马大帝是连死也要站着死的。他可非合扑在地下死不可，因为扑在地下是他天生的姿势；在一切正统的，大家尊重的，成功的事物前面匍匐膜拜，他觉得其乐无穷；他最恨人家不许他舔泥土。
于是，哥赫唉声叹气，韦格尔做着绝望的姿势，克罗斯胡说八道，史比兹大叫大嚷。但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比别人喊得更响，说着许多对德国与德国人最难堪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