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精校)第56部分在线阅读

有一间屋比其余的两间更大更好，两个朋友便互相推让，结果大家同意用抽签来决定。首先作这个提议的克利斯朵夫存了心，用了一种他素来觉得不会做的巧妙的手法，居然使自己没抽到那个好房间。
于是他们开始了一个完全幸福的时期。那不是专靠某一件事，而是同时靠所有的事的：他们所有的行动和思想都浸在幸福中间，幸福简直跟他们一分钟都不离开了。
在这个友谊的蜜月中，那些深邃而无声的欢乐，唯有“得一知己”的人才能体会。他们难得说话，也不大敢说话；只要能觉得彼此在一起，能交换一个眼风，一句话，证明他们虽然静默了好久而思想仍旧在一条路上就行了。用不着互相问讯，甚至也用不着互相瞧一眼，他们随时都能看到对方的形象。动了爱情的人都不知不觉的把爱人的灵魂作为自己的模型，一心一意的想不要得罪爱人，想教自己跟对方完全合而为一，所以他凭着一种神秘的，突如其来的直觉，能够窥到爱人的心的微妙的活动。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生命。双方的声音笑貌在那里互相摹仿，心灵也在那里互相摹仿，——直要等到那股深邃的力，那个民族的本性，有一天突然抬起头来把他们友谊的联系扯断了的时候才会显出裂痕。
克利斯朵夫放低了声音说话，放轻了脚步走路，唯恐扰乱了隔壁屋子里幽静的奥里维；友谊把他改变了：他有种从来没有的快乐、信赖、年轻的表情。他疼着奥里维。奥里维大可以对朋友作威作福，要不是他觉得不配受这样的爱而为之脸红的话：因为他自以为远不及克利斯朵夫，不知克利斯朵夫也跟他一样的谦卑。双方的这种谦卑是从友爱来的，给他们多添了一种甜蜜。一个人觉得自己在朋友心中占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即使自以为不够资格，也是最快乐的。因此他们俩都非常的感动和感激。
奥里维把自己的藏书放在克利斯朵夫的一起，不分彼此。他提到某一册的时候，不说“我的书”而说“我们的书”。只有一小部分东西，他保留着不作为公共财产：那是姊姊的遗物，或是跟她的往事有关的东西。克利斯朵夫被爱情磨炼得机警了，不久便注意到这种情形，可不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敢向奥里维问起他的家属；只知道奥里维所有的亲人都已经故世；除了带点儿高傲的感情使他不愿意探听明友的私事以外，他还怕触动朋友过去的悲痛。他羞怯得连对奥里维桌上的照片都不敢仔细瞧一眼，虽然心里很有这个愿望。那张像片上有一位正襟危坐的先生，一位太太，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脚下坐着一条长毛大狗。
在新居住了两三个月，奥里维忽然受了些风寒，躺在床上。克利斯朵夫动了慈母一般的感情，又温柔又焦急的看护他；医生听到奥里维肺尖上有点儿发炎，嘱咐克利斯朵夫用碘摩擦病人的背。克利斯朵夫一本正经的做着这工作的时候，瞧见奥里维脖子里挂着一块圣牌。他知道奥里维对一切宗教信仰比他都摆脱得干净，当下表示很奇怪。奥里维脸一红，说道：“那是件纪念物，是我可怜的安多纳德临死的时候戴着的。”
克利斯朵夫打了一个寒噤。安多纳德这个名字使他忽然心中一亮。
“安多纳德？”他问。
“是的，她是我的姊姊。”
克利斯朵夫反复念着：“安多纳德……安多纳德·耶南……她是你的姊姊？……”他一边说，一边望着桌上的照片，“她不是很小就故世的吗？”
奥里维凄然笑了笑；“这是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可怜我没有别的……她死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
“啊！”克利斯朵夫很激动的说。“她可是到过德国的？”
奥里维点点头。
克利斯朵夫抓着奥里维的手：“那末我是认识她的啊！”
“我知道，”奥里维回答。
他勾着克利斯朵夫的脖子。
“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克利斯朵夫再三说着。
他们俩一齐哭了。
克利斯朵夫忽然想到了奥里维的病，便尽量安慰他，要他把手臂放进被窝，替他把被褥盖住肩头，象母亲一般替他抹着眼泪，坐在床头对他望着。
“对啦，对啦，”克利斯朵夫说，“怪不得我早认得你了，第一天晚上就认出你了。”
（不知他是对眼前这个朋友说，还是对那个已经死了的朋友说。）
“可是你，”他停了一会又道，“既然早知道了，干么不对我说呢？”
安多纳德冥冥中借着奥里维的眼睛回答。
“我不能说。应当由你说的。”
两人沉默了一会；随后，在静悄悄的夜里，奥里维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向握着他的手的克利斯朵夫轻轻讲着安多纳德的一生，——可是那不该说的一段，连她自己也闭口不言的秘密，并没有说，——但也许克利斯朵夫已经知道了。
从此，他们俩都被安多纳德的精神包裹了。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她就跟他们在一块儿。他们甚至用不着想到她；两人都是以她的思想为思想的。她的爱是他们的两颗心相会的地方。
奥里维时常唤起她的形象：都是些零星的回忆，短短的轶事，让她那种羞怯而可爱的举动，年轻而端庄的笑容，深思而妩媚的情致，象一道微光似的透露出来。克利斯朵夫默默无言的听着，整个儿给这个看不见的朋友的光彩罩住了。因为天生的比别人容易吸收生机，他有时能在奥里维的说话中间听到深邃的回声，为奥里维自己所听不见的；而且那年轻的死者的生命，他也比奥里维更能够吸收。
在奥里维身边，他不知不觉代替了她的职位，笨拙的德国人居然会象安多纳德一样的殷勤，细心，作许多体贴周到的安排，教人看了感动。有时他竟弄不清是为了爱奥里维而爱安多纳德呢，还是为了爱安多纳德而爱奥里维。柔情牵动之下，他不声不响的到安多纳德墓上去供些花草。奥里维一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在墓上发见了鲜花才觉察，可还不容易肯定是克利斯朵夫去过的。他怯生生的提到这问题，克利斯朵夫却粗声大气的把话岔开了。他不愿意奥里维知道；但有一天两人在公墓上碰到了。
另一方面，奥里维私下写信给克利斯朵夫的母亲，把克利斯朵夫的近况告诉她，说他对克利斯朵夫怎样的敬爱与钦佩。鲁意莎很笨拙很谦卑的回了信，表示感激涕零；她老是提到自己的儿子，口气象提到一个小孩子一样。
象情人似的经过了一个不大出声的时期以后，——经过了一个“心旷神怡的恬静，莫名其妙的欢乐”的时期以后，——两人的舌头松动了。他们几小时的摸索着，要在朋友的心中有点儿新发见。
他们俩性情那么不同，但本质都那么纯粹。他们因为如是其不同又如是其相同，所以相爱。
奥里维是娇弱，单薄，不能跟人生的艰苦搏斗的。一遇到阻碍，他便退缩，并非为了害怕，而是一小部分为了胆怯，一大部分为了不肯用强暴与粗鄙的手段去克服困难。他是靠替人补习功课，写些文艺的书来维持生活的，报酬照例是少得可怜。他也偶尔写些杂志文章，可从来不能自由发表意见，必需讨论他不大感到兴趣的问题：——他感到兴趣的题材，人家不要他写；他是诗人，人家却教他写评论；他懂得音乐，人家却要他谈画。他知道，关于这些问题他只能说些老生常谈；而这正是大众欢迎的；他不得不对平凡的人说些他们能懂的话。后来他厌恶到极点，不愿意再写了，只替一些小杂志写作。那些刊物虽没有稿费，但言论自由，所以是被许多青年真心爱护的。唯有在这等地方，他才能发表他值得留存的东西。
他为人温和有礼，表面上很有耐性，实际上却是非常敏感。一句略微过火的话就会使他气得热血奔腾，看到什么不公平的事，他会惊骇失措；他除了自己痛苦以外，还替别人痛苦。几百年前的某些丑恶的史实使他痛心疾首，仿佛当时遭人蹂躏的便是他自己。一想到遭受那些不幸的人的苦难，他脸色发白，浑身打颤，苦恼到极点，可是他同情的人物已经跟他隔着几世纪了。要是他亲眼看到这一类的暴行，更是气得直打哆嗦，有时甚至会害病，睡不着觉。他外表的强作镇静，是因为知道自己一生气就会过火，可能说出别人不能原谅的话。那时人家恨他比恨素来性情暴烈的克利斯朵夫更厉害，因为奥里维冲动之下，似乎比克利斯朵夫更容易透露他隐秘的思想。而这是不错的。他的批判人，既没有克利斯朵夫那样盲目的夸张，也没有他那样一厢情愿的幻想，而是把事情看得非常清楚。这便是一般人最不能原谅的地方。他因此默不出声，知道争辩没用，就避免争辩。这种压制使他很痛苦。但他更痛苦的是自己的胆怯。为了胆怯，他有时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思想，或者不敢坚持到底，或者还得向人道歉，好似那次为了讨论克利斯朵夫而跟吕西安·雷维一葛争吵的情形。他对人对己都打不定主意，常常为此苦闷。在比较更使性的少年时代，他不是极端兴奋，便是极端消沉，而转换的方式也非常突兀。他最快乐的时候，已经觉得悲哀在旁边等着他了。果然，他根本没看到悲哀是怎么来的，冷不防就给它抓住了。那时他不但烦恼，还要埋怨自己的烦恼，怀疑自己的言语，行为，诚实，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攻击自己。他的心在胸中乱跳，可怜巴巴的挣扎着，快要窒息了。——自从安多纳德死后，也许是受了她的死亡之赐，受了在某些亲爱的亡人身上发出来的那种令人苏慰的光明之赐，好象黎明的微光把病人的眼睛与心灵都照得清明了一样，奥里维虽不能完全摆脱这些骚乱，至少能够隐忍而加以控制了。很少人想象得到这类内心的斗争。他把这个使自己感到屈辱的秘密藏在心里：一方面是软弱而骚动的身体，一方面是无挂无碍而清明宁静的智慧，虽不能完全控制那个骚乱，却也不致受它的害，——“在扰攘不息的心头始终保持着一片和平。”
这种智慧使克利斯朵夫大为惊异。那是他在奥里维的眼睛里看出来的。奥里维有的是直觉，有的是胸襟阔大的敏锐的好奇心，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对什么都不恨，抱着广大的同情观照世界：这种清新的目光是最可贵的天赋，使他能够用一颗永远天真的心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息的现象。在这个内心的天地中，他觉得自己无挂无碍，广大无边，能够主宰一切了；他这才忘了自己的缺陷和肉体的痛苦。这个弱不禁风，随时可以奄然物化的身体，倘使你远远的用一种幽默而怜悯的态度去看它，的确另有一番风味。在这等情形中，一个人决不执着自己的生命，可是更热烈的执着一般的生命。奥里维把不愿意在行动方面消耗的精力全部灌注到爱情和智慧中去。他没有充分的活力单独生存。他是根藤萝，需要有个倚傍。把整个身心施舍给人家的时候，才是他生命最丰满的时候。那是女性的灵魂，永远需要爱别人，需要被别人爱。他生来是跟克利斯朵夫配在一起的。历史上有一般高贵的可爱的朋友，为大艺术家作护卫，同时也靠着大艺术家坚强的心灵而繁荣滋长的：例如贝尔脱拉费沃之于达·文琪，加伐里哀之于弥盖朗琪罗；翁白尔同乡之于年轻的拉斐尔；哀尔·梵·琪尔特之忠于那个老而潦倒的累姆勃朗特。他们并没那些宗师的伟大；可是宗师所有高贵与纯洁的成分在那些朋友身上似乎更臻化境。他们是天才的最理想的伴侣。
他们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有了朋友，生命才显出它全部的价值；一个人活着是为了朋友；保持自己生命的完整，不受时间侵蚀，也是为了朋友。
他们互相充实。奥里维头脑清明，身体虚弱。克利斯朵夫元气充沛，精神骚乱。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瘫子。合在一块儿，他们可是非常完满了。受了克利斯朵夫的熏陶，奥里维对阳光重新感到了兴趣；因为克利斯朵夫生气勃勃，身心康健，便是在痛苦，受难，憎恨的时候依旧能保持乐天的倾向；而这些他都灌输了一部分给奥里维。可是克利斯朵夫得之于奥里维的还远过于此。一般天才的通例，尽管有所给与，但他在爱情中所取的总远过于所给的，因为他是天才，而所谓天才一半就因为他能把周围的伟大都吸收过来而使自己更伟大。俗语说财富跟着富人跑。同样，力也是跟着强者走的。克利斯朵夫吸收了奥里维的思想来滋养自己，感染到他超然物外，洒脱自如的精神，和那种远大的目光，——静静的体验一切而控制一切的目光。但朋友的这些德性一朝移植到他这块更肥沃的土地上时，它们的发荣滋长变得格外有力了。
他们在对方的心灵中发掘出这些境界，对之赞叹不已。每个人贡献出无穷的富源，那是至此为止各人从来没意识到的全民族的精神财宝；奥里维所贡献的是法国人广博的修养，和参透心理的本领；克利斯朵夫所贡献的是德国人那种内在的音乐与体会自然的直觉。
克利斯朵夫不能了解奥里维怎么会是法国人。这位朋友跟他所见到的法国人多么不同！没有遇见他之前，克利斯朵夫几乎把吕西安·雷维一葛看做现代法兰西精神的典型，不知他实际上只是一幅漫画。看到了奥里维，他才发觉巴黎还有比吕西安·雷维一葛思想更自由，而仍不失其纯洁狷介的人。克利斯朵夫拚命跟奥里维辩，说他和他的姊姊不完全是法国人。
“可怜的朋友，”奥里维回答，“关于法国，你知道些什么呢？”
克利斯朵夫拿他从前为了要认识法国而耗费的精力作为辩论的根据，他把在史丹芬与罗孙家中碰到的法国人一个一个的背出来，都是些犹太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美国人，俄国人，甚至也有几个真正的法国人。
“我早料到了，”奥里维回答。“你连一个法国人都没见到。你只看到一个堕落的社会，一些享乐的禽兽，根本不是法国人，仅仅是批浪子，政客，废物，他们所有的骚动只在法国的表面上飘过，跟法国连接触都没接触到。你只看见成千成万的黄蜂，被美丽的秋天与丰盛的果园吸引来的。你没注意到忙碌的蜂房，工作的都城，研究的热情。”
“对不起，”克利斯朵夫说，“我也见过你们优秀的知识阶级。”
“什么？两三打文人吗？那才妙呢！在这个时代，科学与行动变得这样重要，文学只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最浮表的思想。何况以文学而论，你也只看到些戏剧，所谓高级的娱乐，替国际饭店的有钱的主顾定制的国际烹调。巴黎那些戏院吗？一个真正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遭里面是怎么回事。巴斯德一生也没看过十次戏！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你太重视我们的小说，太重视大街上的戏院，太重视我们那般政客的兴风作浪了……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让你看到一般从来不看小说的女人，从来不上戏院的巴黎姑娘，从来不关心政治的男子，——而这些全是知识分子呢。你既没看到我们的学者，也没看到我们的诗人。你既没看到我们没世无闻的孤高的艺术家，也没看到我们革命志士的热烈的火焰。最伟大的信徒，你一个没见过；最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你也一个没见过。至于平民阶级更不必谈了！除了那个看护过你的可怜的女人，你对法国的平民又知道些什么？你哪儿看得到呢？住在二三层楼以上的巴黎人，你认识几个？你要是不认识那般人，你就不认识法兰西。在可怜的公寓中，在巴黎的顶楼下，在静悄悄的内地，有的是善良，真诚的人，庸庸碌碌的过着一辈子，老抓着一些严肃的思想，每天都作着自我牺牲。——法国无论哪个时代都有这小小的一群人，数量是不足道的，精神是伟大的，差不多没人知道，没有一点儿表面的行动，然而的确是法兰西的力量，默默无声而持久的力量。至于自命为优秀的阶级却在那里不断的腐烂，不断的新陈代谢……你一朝看到一个法国人不是为了追求幸福，不是为了以任何代价追求幸福而活着，而是为了完成或是效忠于他的信仰而活着，你便觉得奇怪。可是有成千成万的人，象我这样，比我更有价值，更虔诚，更谦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了一个没有回音的上帝服务，为了一个理想而服务。你不认识那些卑微的人，省吃俭用，按部就班，勤劳不倦，安安静静的，心中却藏着一朵没有燃烧起来的火焰，——这是为了保卫乡土，跟自私的贵族抗争而牺牲的民众，是蓝眼睛的老伏朋一流的人。你既不认识平民，也不认识优秀阶级。象我们忠实的朋友一样，象支持我们的伴侣一样的书，你有没有看过一本？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以多少的忠诚与信心培植着一批年轻的刊物。你可想到有些正人君子是我们的太阳，它的光华使无赖小人畏惧吗？他们不敢正面相搏，只有对它低头，以便用手段去暗算它。无赖小人是奴隶，而所谓奴隶倒是主人。你只认识奴才，没认识主人……你看着我们的斗争，以为是胡闹，因为你不了解它的意义。你只看见太阳的反光和影子，可没看见内在的太阳，没看见我们几百年的灵魂。你有没有想法去认识它？有没有窥见我们英勇的行为，巴黎公社时代的十字军？有没有把握到法兰西精神的悲壮的气息？有没有对柏斯格心中的深渊探着身子看过一眼？对于一个一千年来始终在活动在创造的民族，把它莪特式的艺术、十七世纪的文化、大革命的巨潮、传遍全世界的民族，——一个经过几十次磨炼而从来没死灭、而复活了几十次的民族，怎么能横加诬蔑呢？你们都是一样的。你所有的同胞，到这儿来都只看见腐蚀我们的寄生虫，文坛、政界，金融界的冒险者和他们的供应商，他们的顾客，他们的娼妓：你们把这批吞噬法兰西的坏蛋作为批判法兰西的根据。你们之中一个都没想到被压制的真正的法国，藏在内地的那个生命的储藏库，那些埋头工作的民众，根本不理会眼前的主人怎么喧闹……你们对这些情形一无所知也是挺自然的，我不怪怨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呢？连法国人自己都不大认识法国。我们之中最优秀的都给封锁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人家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锲而不舍的抓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把从它那儿得到的光明当作神圣的宝物一般储存在心中，竭尽心力保护它不让狂风吹熄；——我们孤零零的，觉得周围尽是那些异族散布出来的乌烟瘴气，象一群苍蝇似的压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可恶的虫蛆侵蚀我们的理智，污辱我们的心灵；——而应当负责保卫我们的人反而欺骗我们；我们的向导，我们的非愚即怯的批评家，只知道谄媚敌人，求敌人原谅他们生为我们的族类；——民众也遗弃我们，既不表示关切，甚至也不认识我们……我们有什么方法使民众认识呢？简直没法跟他们接近。啊！这才是最受不了的！我们明知道法国有成千累万的人思想都和我们的一样，明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说话，而竟没法教他们听见！敌人把什么都霸占了：报纸，杂志，戏院……报纸躲避思想，要不然就只接受那些为享乐作工具，为党派作武器的思想。党派社团把所有的路封锁了，只许自甘堕落的人通过。贫穷和过度的劳作把我们的精力消磨尽了。忙着搅钱的政客只关心那批能够收买的无产阶级。而冷酷自私的布尔乔亚又眼睁睁的看着我们死。我们的民众不知道我们：凡是和我们一样斗争的人，也象我们一样被静默包围着，不知道有我们，而我们也不知道有他们……可怕的巴黎！固然巴黎也做了些好事，把法兰西思想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一处。可是它作的坏事至少不亚于它作的好事；而且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便是善也会变成恶的。只要一个冒充的优秀阶级占据了巴黎，借了舆论大吹特吹，法国的声音就给压下去了。何况法国人自己还分辨不清；他们噤若寒蝉，怯生生的把自己的思想藏起去……从前我为此非常痛苦。现在，克利斯朵夫，我可是安心了。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已经有些岩石的峰尖透到水面上来了。”
克利斯朵夫发见了理想主义那股气势伟大的力；当时法国的诗人，音乐家，学者，都受着这股力鼓动。当令的人尽管喧呼扰攘，宣传他们鄙俗的享乐主义，把法国思想界的呼声压倒；可是法国的思想界为了自己的身分，不屑跟市井无赖的叫嚣去对抗，只为着自己，为着它的上帝，继续唱它的热烈而含蓄的歌。它甚至为了躲避外界的喧扰，直退隐到它高塔上最深藏的地方。
诗人这个美丽的名词，久已被报纸与学会滥用，称呼那般追求名利的多嘴的家伙。但真正的诗人瞧不起鄙俗的辞藻与拘泥的写实主义，认为那只能浮光掠影的触及事物的表面而碰不到核心；他们守在灵魂的中心，耽溺着一种神秘的意境，那是形象与思想所向往的，它们象一道倾泻在湖内的急流，染上那内心生活的色彩。但这种为了另造一个世界而特别深藏的理想主义，大众是无法接受的。克利斯朵夫最初也不能领会。在叫嚣喧呼的节场以后，这情形未免太突兀了。好比在刺目的阳光底下经过了一番骚扰，忽然来了一片静悄悄的黑暗。他耳朵里乱响，什么都无从分辨。他先因为热爱生命，看了这对比非常不快。外边是热情的巨潮在震撼法国，震撼人类。而在艺术中间，初看竟没有一点骚乱的痕迹。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
“你们为特莱弗斯事件闹得天翻地覆；但经历过这漩涡的诗人在哪儿？有宗教情绪的人，此刻心中正作着几百年来最壮烈的斗争，教会的威权与良心的自由正在冲突。哪儿有个诗人反映这种悲痛的？劳工阶级预备作战；有些民族灭亡了，有些民族再生了，阿美尼亚人遭受屠杀，亚洲在千年长梦中醒来，把欧洲的掌钥人，莫斯科巨人推倒了；土耳其象亚当般睁眼见了天日；空间被人类征服了；古老的土地在我们脚下裂开，把整个民族吞下了……所有二十年来的奇迹，尽够写二十部史诗的材料，你们诗人的作品中，可有这些大火的痕迹？现实的诗歌，难道就只有他们没看见吗？”
“你耐性一点，朋友，”奥里维回答。“别说话，你先听着……”
世界的车轴声慢慢的隐没了；行动的巨轮在街上震撼的声音去远了。静寂的神妙的歌声清晰可辨了：
蜜蜂的声音，菩提树的香味……
风用它黄金般的嘴唇吹着大地……
柔和的雨声夹着蔷薇的幽香。
我们听见诗人的刀斧在柱头上雕出“最朴素的事物的庄严的姿态
”，“用他的黄金笛，用他的紫檀箫
”表现严肃与欢乐的生活；又为“一切阴影都是光明
”的心灵，唱出它们宗教的喜悦与信仰的甘美……还有那抚慰你，向你微笑的酣畅的痛苦，“在它严峻的脸上，射出一道他世界的光芒……
”以及那“睁着温柔的大眼的，清明恬静的死亡
”。
这交响乐是许多纯粹的声音合起来的。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跟高乃依与雨果的音响宏大的喇叭相比；但它们的合奏更深刻，层次更复杂。那是现代欧罗巴最丰富的音乐。
克利斯朵夫不做声了，奥里维对他说：“现在你明白没有？”
这时也轮到克利斯朵夫向奥里维做手势，要他住嘴了。他虽然喜欢更阳性的音乐，但听着心灵象森林象泉水般的喁语，也欣然领受了。大众尽管为了争一日之短长而互相厮杀，诗人依旧在讴歌天地的长春，和“美的景物所给人的甜美的慈爱
”。人类在那里“惊呼悲号，在一块贫瘠黑暗的田里打转
”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生灵互相争取一些血淋淋的自由的时候，泉水和森林却齐声唱着：“自由！自由！圣哉！圣哉！
”
诗人并没自私自利的作着恬静的好梦。他们胸中不少悲壮的呼声，也不少骄傲的呼声，爱的呼声，沉痛的呼声。
这是如醉若狂的飓风，“夹着它暴厉的威力或是深邃的甘美
”；是骚乱的力，是兴奋若狂的史诗，唱出群众的狂热，唱着人与人间，喘息不已的劳动者间的战斗：
如金如墨的脸庞在黑影与浓雾中显现，
肌肉紧张或收缩的背，
站在巨大的火焰与巨大的铁砧前面……（锻炼着未来的城市。）
强烈而惨淡的光，照着“冷静的理智”，同时也映出一些孤独的心灵的悲壮的苦闷，他们以痛快淋漓的心情磨着自己。
这些理想主义者的许多特征，在德国人看来倒更近于德国式。但他们都爱好“法国式的隽永的谈吐”，诗中充满着希腊神话的气息。法国的风景与日常生活，在他们眼中都变了阿提卡海的景物。古代的灵魂似乎至今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人身上活着，他们还想脱下现代的衣衫，显出他们美丽的裸体。
所有这一类的诗歌都有种成熟了几百年的文明的香味，那是在欧洲任何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你只要闻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掉。它把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都吸引到法国来，变成法国诗人，并且是十足地道的法国诗人；而崇拜法国古典艺术的信徒，也没比盎格鲁·撒格逊人，法兰德人和希腊人更热烈的了。
克利斯朵夫受着奥里维的指引，让法国诗神的精炼的美把他渗透了，虽然以他的趣味而论，这个贵族式的，被他认为太偏于灵智的女神，不及一个朴素的，健全的，结实的，并不喜欢那么推敲，但懂得热爱的民间女子可爱。
全部的法国艺术都有同样美妙的香味，好似秋天被太阳晒暖的树林中发出杨梅熟透的味道。音乐仿佛就是隐在草里的小小的杨梅。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在本国看惯了茂密的杂树，所以在这些微小的植物旁边走过而没有看见。现在清幽的香味使他回过头来了；靠着奥里维的帮助，他发见在那些僭称为音乐的荆棘与枯叶中间，另有一小群音乐家制作着精炼而质朴的艺术。在种满菜蔬的田里，在工厂的煤烟中间，在圣·特尼平原的中心，一群无愁无虑的野兽在一个圣洁的小树林中舞蹈。克利斯朵夫不胜惊奇的听着他们的笛声，又恬静又俏皮，跟他一向所听到的渺不相似：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蔓长的野草呻吟，
整片的草原悲鸣，
温柔的杨柳呜咽，
还有那小溪也会低吟：
我只要一支小小的芦苇，
就能使森林合唱齐鸣……
那些钢琴小曲，那些歌，那些法国的室内音乐，素来是为德国艺术家不屑一顾的，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没注意到其中富有诗意的技巧；但在慵懒的风度与享乐气息之下，他开始看到一种为了求脱胎换骨而来的骚动与苦闷，——那是莱茵彼岸的人无从领会的。法国音乐家用着这种心情在他们荒芜的艺术园地中寻找能够孕育未来的种子。德国音乐家守着乃祖乃父的营地，认为在他们往日的胜利之后，世界的进化已经登峰造极；可是世界依旧在前进；而法国人就是首先出发的先锋队。他们发掘艺术的远大的前程，访求那已经熄灭的和方在升起的太阳，追寻那已经消逝的希腊，和酣睡了几百年，重新睁着大眼，抱着无穷的梦想的远东。西方音乐素来受着章法结构与古典规则的限制，至此才由法国艺术家来开放古代的调式；他们在凡尔赛池塘中灌入世界上所有的水：通俗的旋律与节奏，异国的与古代的音阶，新的或翻新的音程。在此以前，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已经替眼睛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是发现光明的哥仑布；——现在法国音乐家竭力要征服音响的世界了；他们在听觉的神秘幽深的区域中走得更远，在内心的海洋里发现了崭新的陆地。可是他们很可能有了收获而不作出什么结果来。他们一向是替人开路的。
克利斯朵夫很佩服这个刚刚复活而已经走在前锋的音乐。这个文雅细巧的家伙多勇敢！克利斯朵夫以前指摘他的荒谬，现在可变得宽容了。要永远不会犯错误，只有一事不作。为了追求活泼泼的真理而犯的过失，比那陈腐的真理有希望多了。
不问结果如何，那种努力毕竟是了不起的。奥里维使克利斯朵夫看到了三十五年来完成的事业：人们花了多少精力把法国音乐从一八七○以前的麻痹状态中救出来；那时法国没有自成一派的交响乐，没有深刻的修养，没有传统，没有大师，没有群众；一切都由裴辽士一个人担当，而他还是郁郁不得志而死。如今克利斯朵夫对一般尽瘁于复兴大业的匠人感到敬意了；他不想再讥讽他们狭窄的美学或缺乏天才了。他们所创造的不只是作品而是整个的音乐民族。在锻炼法国新音乐的一切伟大的宗匠里头，赛查·法朗克对他特别显得可爱。他没看到自己惨淡经营的事业成功就死了；象德国的老旭兹一样，他在法兰西艺术最黯淡的时期始终保持着他的信心和他的民族天才。在繁华的巴黎，这个纯洁的大师，音乐界的圣者，艰苦勤劳的过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丧失清明的心地与耐性；他的坚忍的笑容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慈爱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