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119部分在线阅读

我回答说：
“我研究了民族国家的概念。”
“你记不记得书的作者？”
“费德里克·查波德。”
“我们听听你看懂了多少。”
他仔细地听我讲了几分钟，忽然间就让我停了下来，让我感觉到自己说了很多蠢话。
我哭了很长时间，觉得因为轻率，我亲手丢掉了自己的前途。然后我想：我这么绝望是很愚蠢的，我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是真的出色。莉拉才是真的出色，尼诺也是真的出色。我只是虚荣而已，现在好了，我受到了惩罚。
但实际上，后来我通过了考试。我将会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一张自己的床，不用晚上搭起来，早上又拆掉，还有一张写字台和所有我需要的书籍。我——埃莱娜·格雷科，一个门房的女儿，在十九岁的时候，终于要摆脱这个城区了，我要离开那不勒斯了，一个人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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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离开前的几天，我才开始了匆忙的准备，带上了几件破衣服，很少的几本书。我母亲满怀怨气地说了一通：“假如你赚到钱，就通过邮局给我们汇回来。唉——！现在谁帮你几个弟弟做作业啊？你走了，他们学习会退步的。你走吧！赶紧走，谁在乎呢。我一直都知道，你老觉得你要比我强，比所有人强。”接着是我父亲夸大其词、充满愁苦的话：“我这里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到爸爸跟前来，莱农！等你回来的时候，不知道爸爸我是不是还活着。”我的弟弟妹妹们一个劲儿地问我：“假如我们去找你，我们能不能住在你那里，能不能和你一起吃饭？”最后帕斯卡莱跟我说：“你要小心一点儿，不要只顾学习，都忘了自己的身份，莱农！你要记住自己的出身和立场。”还有卡门，她精神很脆弱，她还没有从她母亲的死讯中缓过来，她和我打了个招呼，忽然就哭了起来。阿方索也来了，他很震惊地低声说：“我就知道你会继续学习。”然后是安东尼奥，他根本不听我说什么，要去哪里，要去做什么，而是重复了好几次：“现在我感觉很好，莱农！一切都过去了，都是当兵害的，我现在好了。”然后是恩佐，他只是抓起我的手用力地握了一下，让我痛了好几天。最后是艾达，她只是问我：“你有没有告诉莉拉？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微笑了一下，她又说：“你跟她说说吧，否则她一定会气死的。”
我想象着，阿方索已经告诉了莉拉我要去比萨上大学的事，或者是卡门，或者是她丈夫会告诉她，因为艾达一定会跟斯特凡诺说这事儿。假如她没有主动来祝贺我，我想那一定是因为这则消息让她很不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算她什么也不知道，已经有一年多了，我们见面了也只是稍微打个招呼，我现在专门为这件事去找她，肯定显得不合时宜。我不想当面告诉她我的好运。因此我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致力于完成出发前要做的最后几件事。我给内拉写了一封信，跟她讲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问她要了奥利维耶罗老师的地址，我想告诉老师这个好消息。我去拜访了我父亲的一个表弟，他答应我要给我一个旧行李箱，然后在我当过家教的几家走了一圈，把最后的一些课时费收了回来。
我觉得这也是我告别那不勒斯的一个机会。我穿过了加里波第大街，走上了法院路，来到了但丁广场，然后坐了一辆公共汽车。我去了伍美罗，先是在斯卡拉蒂街上走了一圈，又去了桑塔雷拉，最后，我坐缆车到了阿梅德奥广场。我那些学生的母亲们都觉得很遗憾，对我有些恋恋不舍，除了给我上课的钱，她们还请我喝咖啡，几乎都送了一份礼物给我。那一天的行程结束时，我发现自己距离马尔蒂里广场很近。
我走上了费兰杰里路，我不确信自己要做什么。我想起鞋店开张时的情景：莉拉穿得非常阔气，但她内心还是非常不安，她担心自己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还是和那个富人区的姑娘们不一样，没有她们精致。我想，现在我真的发生了改变，虽然我一直穿着那些破破烂烂的衣服，但我有了高中毕业证，我正要去比萨上大学。我不是表面发生了变化，而是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自然，很快表面也会发生变化，而且不仅仅是表面的变化。
那样的想法让我觉得非常高兴。我在眼镜店橱窗门口停了下来，研究了陈列的镜架。是的，我应该换一副眼镜，我现在戴的这副眼镜挡住了我的脸，我需要一副更加轻便的镜框。我看到了一副圆形镜架，比较纤细，镜片很大。我会把头发盘上去，我会学着化妆。我离开眼镜店的橱窗，来到了马尔蒂里广场。
那时候，很多家商店的卷帘门都放下来了，索拉拉鞋店的卷帘门落下来了四分之三。我看了看四周。我根本不知道莉拉现在的习惯，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在新肉食店上班的时候，尽管她家离店铺就几步路，但她不会回家吃饭，她会待在店里和卡门吃点儿东西，或者我有时候放学后会去找她，她和我聊几句。现在她在马尔蒂里广场上班，就更不可能回家吃午饭了，太麻烦了，而且时间也不够。也许她现在在某个餐吧里，也许由鞋店的售货员陪伴着，正在海上散步，或者她正在店里休息。我抬起手，拍了拍卷帘门，没有人回答，我又敲了敲门，还是没有人回应。我叫了几声，听见里面有脚步声。莉拉的声音问：
“谁啊？”
“埃莱娜。”
“莱农！”我听见她喊了一声。
她把卷帘门拉了上去，出现在我面前，我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过她了，即便连远远望见她的影子也没有，我觉得她变了。她身上穿着一件白衬衣，一条蓝色的紧身裙子，她的发型和妆容都像往常一样精致。但她的脸好像变宽变平了，我觉得她的整个身体也变宽变平了。她把我拉了进去，然后放下了卷帘门。商店里灯火通明，富丽堂皇，里面的陈设都变了，真的不再像一家鞋店，而更像一个沙龙。她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莱农，你遇到了一件大好事呀，我真高兴你过来跟我告别。”她当然是知道比萨学院的事情了，我觉得她是真诚的。她紧紧拥抱了我，在我脸颊上亲了两下，眼睛里全是泪水，她不停地说：“我真是太高兴了。”然后，她对着厕所门喊了一句：
“出来吧！尼诺，你可以出来了，是莱农。”
我感觉自己喘不过气来：洗手间的门开了，尼诺真的出现了，还是他通常的样子，低着头，手放在口袋里。他的表情很紧张。“你好。”他低声说。我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就伸出了手，他有气无力地握了一下。莉拉这时候用短短几句话，简明扼要地跟我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偷偷见面，几乎有一年了，为了我好，她决定不再把我卷入这场混乱的欺骗之中，因为假如他们被发现了，那我也要倒霉。现在她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她要把所有的事情跟斯特凡诺坦白，她想离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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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拉用一种我熟悉的语气在说话，就是那种非常决绝的语气，排除了感情色彩，她只是很快地陈述了事实，几乎是带着一种鄙夷的语气，就好像她很担心：假如她的声音有一丝颤抖，或者下嘴唇按捺不住地抖动，每件事情都会决堤泛滥，会让她失措崩溃。尼诺低着头坐在沙发上，他最多只是点点头，表示认可。他们一直手拉着手。
她说他们心惊胆战地在这鞋店里会面，最后的结果是，她做了尿检，发现自己怀孕了，现在他们要做一个决断，不能再像这样下去了。她和尼诺需要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生活。她想和他一起分享友谊、书籍、讲座、电影、剧院和音乐。“我再也受不了了，”她说，“我们要生活在一起。”她已经攒了一笔钱，正在打算在弗莱格雷区租一套房子，每个月租金两万里拉，他们会在那里住下来，等着孩子出世。
怎么能这样？没有工作？尼诺还得学习？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离开斯特凡诺有什么必要呢？你很擅长说谎，你已经对他说了那么多谎，你可以继续的。”
她眯着眼睛看着我，她明显地感觉到，在我作为朋友的好心的建议之下掩藏的讽刺、敌意和鄙视。她也看到尼诺忽然抬起了头，他的嘴唇半闭，欲言又止，好像要说什么，但为了避免争执，没有说出来。她回答说：
“说谎是为了避免挨打，但是现在我宁可被杀死，也不愿意这样下去了。”
和他们告别时，我祝愿他们一切都好，为了自己好，我希望再不要见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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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萨高等师范的那些年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对于我和莉拉之间的友谊毫无助益。我满怀羞怯、缩头缩尾地来到了大学。我意识到我所说的意大利语是一种书面意大利语，听起来简直正式得有些可笑，尤其是在我说出一长串精心构思的复句，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的时候，我会在句子里夹杂那不勒斯方言，我开始非常努力地纠正自己。我根本不了解，或者说对于言谈举止的教养了解得太少：我说话声音太大，吃饭时会吧唧嘴。看到别人不自在的反应，我不得不控制我自己。我急切地想要表现出我的热情和友好，但我有时候会打断别人的谈话，说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说一些过于隐秘的事情，我需要学会客气，但要保持距离。有一次，我问了一位罗马姑娘一个问题，她模仿我的语气来回答，后来大家都笑了。我觉得很受伤，但我也假装笑了，用那不勒斯方言腔调回应了一下，就好像是在自嘲。
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都想离开那里，想回家去，回到我习惯的那种朴素平凡的生活中去，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内心很挣扎。但很快，我的谦卑慢慢让我变得突出，那些女生、男生、校工和老师都开始喜欢我。表面上看来，这事轻而易举、自然而然，但我花费了多少心思我自己最清楚。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声音和动作，我学会了遵循那些写在书上或者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我尽量掩盖了我的那不勒斯口音。而且，我让每一个人都看到我很出色、值得尊敬，但我从来都不会用高傲的语气说话，我对自己的无知进行自嘲，考试成绩优异时，我自己还假装很惊异。我尽量避免树敌，当女生中有人对我表示出敌意，我就会把目标对准她，我会对她非常客气殷勤，同时也很老练得体，直到让她改变了态度，很友好地来找我，但我也不会改变态度。我在老师面前也是一样，当然在他们面前，我更加小心翼翼，目的还是一样：我要获取他们的欣赏和喜爱。于是，我总是神情专注、微笑甜美地出现在那些最严厉、最棘手的老师面前。
我按时参加考试，学习时还是采用那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和自我约束。我太害怕考试成绩不好，让我失去我费尽心机得到的“人间天堂”——我自己的空间、我自己的床、我自己的写字台、我自己的椅子、我自己的书，书——很多书。在这个和那不勒斯的破败城区截然相反的城市，周围那些学习的人，会很乐意和我谈论他们学习的东西。我一直都极端努力地学习，这使得老师从来都没给过我低于满分三十分的分数。在短短一年里，我成了这所大学里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就是走在路上，有人会友好地和你打招呼的那种学生，我会很客气地和他们打招呼。
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有两个非常艰难的时刻，都发生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那个罗马来的女生嘲笑了我的口音，有一天早上她污蔑了我，她当着很多其他女生的面，说她包里的钱没有了，让我要么马上还给她，要么她就去校长那里告发我。我明白，这种时候我不能一笑了之，我狠狠地甩给她一个耳光，然后用方言破口大骂。所有人都吓傻了，我被认为是那种好脾气的人，我的反应让她们感觉很突然。那个罗马的女生没有说话，她堵住流血的鼻子，她的一个朋友陪她去了洗手间。过了几个小时，她们两个一起来找我，那个说我偷了钱的女生向我道歉，说钱找到了。我拥抱了她，我说她的道歉很诚恳，我接受了，我当时真是那么想的。在我生长的那个环境里，我学到的是，如果真做错什么事情，也不要道歉。
另一次是参加圣诞节前的联欢晚会。那是一场新生舞会，大家都要去。女生们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到时候，骑士广场上的所有男生都会来，那将是一个近乎伟大的时刻，会让大学里男生和女生相识。让我郁闷的是，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可穿。那年秋天很冷，雪下得很早。我觉得雪很迷人，但我很快发现，路上结冰是一件非常烦人的事情，如果没有戴手套双手会被冻得发麻，脚上会长冻疮。我的衣柜里有两件冬天穿的衣服，一件是我母亲两年前给我做的，一件是我从姑姑那里继承过来的旧大衣，还有我自己编织的一条蓝色披肩。我只有一双鞋子，是中跟的，已经换过好几次底了。我很烦恼，像那样的晚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要不要向我的同学借一件衣服？为了那场晚会，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定做衣服，假如我穿上日常的衣服，很可能会很没有面子。但在和莉拉经历了那些事之后，我无法忍受自己穿上其他人的衣服却发现根本不合适我。
我可以假装生病吗？我想逃避，但又觉得如果那样我一定会很痛苦，我身体好好的，非常渴望参加那场舞会，就像娜塔西亚要去和安德烈王子或者库拉金王子跳舞，但是我却不得不一个人待在宿舍里，盯着天花板，听着外面传来的音乐，还有人们聊天和欢笑的声音。最后我做出了一个选择，一个可能会让我丢脸的选择，但我确信自己不会后悔。我洗了洗头发，把头发扎起来，涂了口红，穿上了我仅有的两件衣服中的一件，带上唯一一件起眼的东西——我的蓝披肩。
我去参加舞会了，刚开始我很不自在。我的着装并非没有一点好处，起码这样不会激起别人的嫉妒，反而会让别人有愧疚感，给了我更多的照顾。有好几个我认识的女生都好心地给我作伴，男孩子也经常请我跳舞，让我忘记了自己的窘迫。除此之外，那天晚上我还认识了弗朗科·马里，他长得不怎么样，但非常风趣，也很聪明，他比我大一岁，是个厚脸皮的家伙，花钱如流水。他是雷焦艾米利亚省有钱人家的儿子，是一个活跃的共产党，但对于自己党派的社会民主倾向持有批评态度。后来，我和他度过了大部分的空闲时间。他给我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衣服、鞋子、新大衣还有新镜框，让我的眼睛还有脸都露出来了，还有很多政治文化方面的书，那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从他那里，我知道到了斯大林时期的可怕历史，他促使我阅读了托洛茨基的作品，因为那些书籍，我建立了一种反斯大林的态度，我相信在苏联——革命被中断了，需要重新开始。
他掏钱让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我们去了巴黎，那里召开了一次全欧洲青年共产党大会。但我没有机会好好看看巴黎城，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烟熏火燎的地方度过。对于巴黎，我的印象是：街道要比那不勒斯和比萨的绚丽，还有非常刺耳的警笛声。让我惊异的是，巴黎不但街上有很多黑人，而且在弗朗科发表讲话的地方，也有很多用法语发表长篇大论的黑人，他们发言之后，很多人都为他们鼓掌。当我把我的经历告诉帕斯卡莱时，他根本无法相信，他说，想不到是我，的确是我，经历了这些事情。随后他陷入很尴尬的沉默，我告诉他我读的书，我已经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了。
和弗朗科在一起，我也养成了一些习惯。这些习惯后来一些老师也谈过，也指出来过，这些习惯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即使是在读科幻小说，也要用“研究”这个动词；对于每一种研究过的资料，都要做一些资料详细小卡片。每次当我读到那些讲述社会不平等的文章或者片段时，我都很激动，然后收集下来。他很重视对我进行“再教育”——他用的就是这个说法，我很乐意接受他的教育，但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办法爱上他。我很喜欢他，我喜欢他不安的身体，但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是在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对他仅有的一点喜欢，也在他被大学开除之后消失了：他有一门考试得了十九分，后来被学校开除了。有那么几个月我们一直在通信，他还想再考进来，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鼓励他再次参加考试，但是他失败了。我们又通了几次信，后来就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