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190部分在线阅读

我又一次中断了和马里奥的来往。从根本上来说，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一个沉迷于色欲的资产阶级。我还是感到不安分，我内心那种出轨的欲望在增长，我想突破我自己，当时整个世界好像都在打破规则。我渴望能从我的婚姻里走出去，至少一次也行。啊！为什么不呢，我要摆脱我生活中的所有事情，摆脱我学到的、写过的、将要写的东西，还有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啊，是的，婚姻是一个牢笼。莉拉是充满勇气的人，她是冒着生命危险挣脱了这个牢笼。我能冒什么风险呢？彼得罗总是不在，总是那么漫不经心。我没有任何风险，能发生什么呢？我给马里奥打了电话，我把黛黛托付给克莱利亚，我去他的工作室找他。我们接吻了，他吻了我的乳头，抚摸了我的双腿之间，就好像很多年前，安东尼奥在池塘边做的。但当他脱下裤子，内裤落到膝盖那里，他抓住我的后脖子，想进一步推进，这时候我挣脱了。我说不！我整理了一下衣服，落荒而逃。
回到家里，我非常激动，内心满满的负罪感。我和彼得罗做了爱，我充满了激情，从来都没有那么投入过，是我自己不让他戴避孕套。我想，我担心什么呢，我的月经马上要来了，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但不希望发生的事却发生了，几个星期之内，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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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堕胎，跟彼得罗没什么好商量的：我再生一个孩子给他，他很高兴。但我很害怕再经历一次那个过程，单是听到怀孕这两个字，就让我胃疼。在电话里，阿黛尔提到了堕胎的事，但我马上就岔开话题，说了一些泛泛的话，比如说，黛黛需要一个伴儿，一个人长大是很孤单的事儿，最好给她生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
“那要写的书呢？”
“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我说谎了。
“你让我看看？”
“当然了。”
“我们大家都等着呢。”
“我知道。”
我惊慌失措，在未假思索的情况下，我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这让彼得罗，包括我自己都很惊讶。我给我母亲打电话，说我又怀孕了，我问她愿不愿来佛罗伦萨待一阵子。她嘟囔说，她不能来，她要照顾我父亲，还有几个弟弟妹妹。我对她嚷嚷着说：“这就意味着，因为你的缘故，我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她回答说：“这关我屁事儿，你当个阔太太还不满意吗？”我把电话挂上了。但五分钟之后，埃莉莎给我打了电话。她说：“我照顾家里，妈妈明天出发。”
彼得罗开着车去车站接我母亲，这让她觉得很骄傲，让她觉得自己备受爱戴。她一进家门，我就跟她立了一系列规矩：不要碰我的房间，还有彼得罗房间里的东西；不要惯着黛黛；不要介入我和我丈夫之间的事儿；要督促克莱利亚干活，但要和她和谐相处；要当我是一个外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打扰我；有客人时，你要么待在厨房里，要么就待在你房间里。我确信，她不会遵守我说的任何一条，但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她成了一个非常忠诚的奴仆，就好像离开那不勒斯的家，让她的本性发生了变化。她安排家里的所有事，果断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从来都没有搅扰到我和彼得罗。
她时不时会回一趟那不勒斯，她不在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事情都难以应对，我担心她再也不回来了，但她还是回来了。她对我讲了城区的新闻（卡门怀孕了，玛丽莎生了一个儿子，吉耀拉给米凯莱·索拉拉生了第二个儿子。为了避免冲突，她绝口不提莉拉的事儿），之后她就成了家里一个幽灵一样的人物，她把所有人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做好我小时候爱吃的饭菜，整个房子总是干净整齐，一打乱她就会马上收拾好。彼得罗又一次想着解雇克莱利亚，我母亲表示同意。我很生气，但我没和我丈夫吵架，反倒对着我母亲发脾气，她钻到她的房间里，也不回嘴。彼得罗责备了我，他努力让我和我母亲和好，我们俩也顺水推舟。他很欣赏我的母亲，他说我母亲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他经常在厨房里和她做伴，在吃完晚饭之后和她聊天。黛黛叫她外婆，她跟外婆关系那么亲密，以至于克莱利亚出现时，她都会有些不耐烦。好了，我想，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没有借口了，我强迫自己专注写书。
我看着自己记的那些笔记，我确信，我应该改变路线。我想把那些被弗朗科定义为“小情小爱”的故事抛之于脑后，我要写一些贴近现实的东西：广场上的示威游行、暴力、死亡、警察的镇压，还有对于军政府的恐惧。我很不情愿地写了十几页，就没有后文了。我到底缺少什么东西？很难说。也许是那不勒斯、我们的城区，或许是一个像《蓝色仙女》那样的意象，或者是激情，一个能够指引我、赋予我权威的声音。我待在写字台前，时间白白过去，我会翻阅一些小说，但我从来都不从房间里出去，我很害怕黛黛会缠住我。我感觉真是很不幸福，我听到孩子在走廊里的叫喊，克莱利亚的声音，还有我母亲一瘸一拐的脚步声。我撩起裙子，看着我已经开始隆起的小腹，全身感觉到一种快意，我第二次觉得充盈，但同时也觉得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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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我开始给莉拉打电话，但不像之前那样偶尔给她打一个电话，而是每天都打。我给她打非常昂贵的长途电话，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躲在她的影子里，让怀孕的时间过去，我希望她像之前一样能激起我的想象力。当然，我非常小心，从来都不说那些不该说的话，我希望她也一样。我很清楚，事到如今，假如我们的友情要继续下去，那我们都要管住自己的嘴。比如说，我不能告诉她我内心阴暗的一面：我担心即使是远距离，她也能带来灾难，还有我有时候希望她真病了，会死去。比如说，她不能告诉我，她经常那么粗鲁地对待我的真实原因。因此，我们只是谈一谈詹纳罗，他在上小学，已经是学校里学习最好的学生之一；还有黛黛，她已经学会认字了。我们就像两个普通母亲一样，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或者，我跟她聊一聊我在写作上的尝试，但从来都不会夸大其词。我只是说：“我在写呢，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怀孕了之后，我的精力没那么充沛了。”或者我试着搞清楚，米凯莱是不是还在围着她转，就是让她说一说自己的事儿，跟她多聊一会儿。或者有时候，我会问她喜不喜欢电影或电视里的某些演员，想促使她告诉我，那些和恩佐不同的男人会不会吸引她，我想跟她说，我自己也受到一些和彼得罗不同的男人的吸引。但我觉得，她对最后一个话题不感兴趣。对于我提到的那些演员，她总是会说：“谁啊？我在电视和电影里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果我提到恩佐，她就会开始跟我说起计算机的事情，会冒出来很多我根本不懂的术语，让我一头雾水。
那都是一些充满热情的交谈，有时候我觉得，她说的这些事，可能将来对我有用，在她说话时，我会记笔记。恩佐成功了，他现在在一家距离那不勒斯五十公里远的小工厂工作，那家工厂生产床上用品。那家工厂租赁了一台IBM机器，他在那里做程序员。你知道是什么工作吗？他要把那些工序变成程序。那台机器的主机有三个门的衣柜那么大，内存是8
kb，机子热得不得了。莱农，你简直无法想象：计算机比火炉还热，那都是极端抽象的东西，混合着汗水和臭气。她跟我谈到了铁酸盐内核，还有电缆穿过铁环，电压决定了旋转，0或1，一个环就是一个比特（bit），八个环一组代表了一个字节（byte）。一提到恩佐，莉拉就会说个没完没了。在这个领域，他是神一样的存在，他在一个安装着大空调的房间里，操作着这些语言，他就像一个英雄，他能让机器做所有人能做的事情。你能听懂吗？她时不时会问我。我很心虚地说，我懂，但我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感觉她也发现我一点儿也不懂，这让我很羞愧。
在我打的这些长途电话中，她一次比一次热情高。恩佐现在每个月可以赚到十四万八千里拉，十四万八千！就是那么多，因为他很厉害，他是我遇到的最聪明的男人。他很能干，脑子很好使，很快就成了公司必不可少的人，恩佐让公司也雇用她作为他的助手。这就是最大的新闻：莉拉又开始工作了，这次她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她说，莱农，恩佐是领导，我是助理。我让我母亲照看詹纳罗。有时候，我甚至让斯特凡诺照看詹纳罗，我每天早上都去工厂。我和恩佐一点一点地研究这个公司，我们和那些职员的工作一样，我们研究要把什么东西输入电脑。我们做了很多突破，做那些财务动态，我们在发票上印标签，验证学徒的记录本、出勤的卡片，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变成模式和卡片。是的，是的，我也做打孔的，我和其他女人一起做，他们给我八万里拉。十四万八千加上八万，我们俩一共挣二十二万八千里拉，莱农！我和恩佐现在是有钱人了，过几个月会更好，因为老板发现我很能干，想对我进行培训。你看我现在的生活，你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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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晚上，是她给我打的电话，她说她听到了一个糟糕的消息：达里奥被打死了，就在学校门口的耶稣广场上。达里奥是工会成员，就是她之前提到过的学生，在索卡沃工厂门前散发传单的那个男孩。
我能感觉到，她非常担忧，她跟我谈到了笼罩在城区和整个城市的乌云，发生了很多暴力事件。她说这些斗殴事件的背后是法西斯分子吉诺，在吉诺的背后是米凯莱·索拉拉。她在提到这些名字时，充满了新仇旧怨，就好像在这些事背后，还有很多她没有说的事儿。我想：她怎么能那么确信这是他们干的？也许，她还跟法院路上的那些学生保持着联系，也许，她的生活不仅仅是和恩佐研究计算机。我一直在听她说话，没有打断她，她还像往常一样，把任何事情都讲得绘声绘色。她跟我说了很多细节，她说有一批黑衫党出动了，他们从小学对面的新法西斯党的分部出发，在雷蒂费洛区散开，来到了市政府广场，走上了沃美罗，他们用刀子和铁棍袭击了共产党成员。帕斯卡莱有两次也遭到了袭击，他们把他的门牙打掉了。有一天晚上，在大门口，恩佐和吉诺本人打了起来。
她停了下来，换了种语气。她问我，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城区的氛围？那时候更糟糕，可能同样可怕。她提到了她公公堂·阿奇勒，那个放高利贷的法西斯分子，还有佩卢索，那个木匠，那是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事儿。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慢慢回到了那个时代，我想起一些细节，她提到另一些。最后，莉拉的句子越来越绘声绘色，她像小时候一样，讲起了堂·阿奇勒被杀的情景，里面有一些事实片段，也有很多是她的想象：阿奇勒的脖子上挨了一刀，血溅得很远，溅到了一面铜锅上面。像之前一样，她还是认为这不是那个木匠干的。她说，按照她的想法，当时的法律就像现在的法律一样，总是停留在表面上，所以判定是那个木匠干的。最后，她感叹说：“谁能保证这是卡门和帕斯卡莱的父亲干的呢？谁能说，那个凶手是一个男人还是女人？”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我们简直是一唱一和的好搭档，我的声音也越来越兴奋，我感觉我们——以前的两个小姑娘，现在的两个成熟的女人——正在一起揭开二十多年来从未揭开的一个谜底。你想想，她说，那场谋杀，真正获利的人是谁，是谁取代堂·阿奇勒，成为放高利贷的头号人物？是呀，是谁？我们异口同声地得到了答案，唯一获利的是那个拿着红本子的女人——曼努埃拉·索拉拉，马尔切洛和米凯莱的母亲。是她杀死了堂·阿奇勒，我们很大声说，然后嘀咕着说——先是我，然后是她——有些沮丧地说：“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别说这些了，我们还是以前那两个小女孩，永远也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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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终于感觉好一点儿了，已经有很长时间，我们没法达到默契，只是这次，我们是靠电话线传递的默契，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她没有看到我生完两个孩子之后的样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苍白消瘦，或者体形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年，我感觉自己是和一个脑子里的影像说话，她的声音不能完全代表这个影像。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忽然间，我觉得堂·阿奇勒的谋杀事件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可以成为我新小说的核心。挂上电话之后，我马上就把我们交谈的内容整理在一起。我重新构建了莉拉提醒我的那些事儿，把过去和现在混合起来，从可怜的达里奥的被杀，到那个放高利贷的人的惨死，一直到曼努埃拉·索拉拉。我难以入睡，反复捉摸她说的那些事儿。我越来越清楚地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些材料，讲述一个故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反思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把现在动荡的局面和遥远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我想到我现在富裕舒适的生活，还有我之前为了摆脱我的出身所做的努力，对于失去眼前的一切的担忧，还有倒退回去的渴望，这些情感都混杂在一起。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我越来越确信，我可以把这些事写成一本书。我非常费力地思考，同时勾起了很多痛苦的回忆，我在本上写满了笔记，构建了一个暴力的情节，把近二十年里的事都联系起来。莉拉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她问我：
“你怎么很长时间没打电话啊，你病了吗？”
“我很好，我在写东西。”
“你写东西时，我就不存在了？”
“你存在啊，但会让我分心。”
“假如我病了，假如我需要你呢？”
“你可以打电话给我。”
“假如我不打电话给你，你就一心想着你的小说？”
“是的。”
“我嫉妒你，你真有福气。”
我带着越来越不安的心情在写作，因为我担心孩子出生之前写不完，我担心自己分娩时会死去，留下一本没写完的书。这本书和我的第一本书那种随性而作完全不一样，非常艰难。我一写完草稿，就开始非常精心地修订。我希望用一种全新的、惊心动魄的、精心构造的混乱来写作，为此我义无反顾。在写第二遍时，我用一种细致入微的手法，每一行都改了又改。多亏我有一台奥利维蒂牌“Lettera
32”打字机，那是我在怀黛黛期间买的，亏得有复写纸，我把我的小说变成了三份打出来的稿子，每份几乎有两百页，没一个打印错误。那时候是夏天，天气很炎热，我的肚子很大，我的臀部又开始疼了，反反复复。我母亲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让我很心烦。我盯着那些纸张，发现自己很害怕。有好几天时间，我都没办法做决定，我想让彼得罗读一读，但我很犹豫。我想，也许我应该直接寄给阿黛尔，让她看看，彼得罗不太适合看此类故事，再加上，他一直都很较劲儿，这让他在系里的日子很难过，他每次回家都很焦虑，会和我说一些很抽象的话，都是关于法律的价值。我觉得，他的状况不适合阅读一本描写工人、老板、流血斗争、黑社会还有放高利贷的人的故事。还有，他一直都让我远离他内心的纷乱，他从来都没对我过去是什么样子、我后来变成什么样子表示出兴趣，他对我这个人都没有兴趣，把书给他看，有什么意义呢？他只是会谈到词汇、句点的运用，假如我追问他的想法，他也只会泛泛地说几句。我给阿黛尔寄了一份稿子，然后给她打了电话。
“我写完了。”
“我真高兴。你让我看看吧？”
“今天早上，我给你寄了一份。”
“很好，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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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等待，这种等待要比我等待腹中踢腾的孩子出生还要焦急。我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五天过去了，阿黛尔还是没回应。第六天，在吃晚饭时，黛黛为了讨我欢心，她开始自己吃饭，非常费劲，她外婆恨不得亲自喂她吃，但强忍着没帮她。这时候，彼得罗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