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196部分在线阅读

“她怎么做，我都支持她。”
“在你不赞同的情况下，也支持她？”
“是的。”
我陪着他来到了汽车前。走在楼梯上时，我想告诉他一件他不知道的事，也就是米凯莱对莉拉有一种狂热的爱意，一种非常危险的情感，就像蜘蛛结的网子，并不是要在肉体上占有她，也不是要她顺从。我有点想说这些，因为我还是很喜欢恩佐这个朋友。我不想他觉得，他面对的只是一个克莫拉分子，并认为一直以来，这个黑社会分子都只是想要买他的女人的聪明才智。
“假如米凯莱想把她从你手上抢走呢？”
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会杀了他。但他不想要她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经有一个情人了。”
“谁啊？”
“玛丽莎，她又一次怀上了米凯莱的孩子。”
我当时觉得有些迷糊。
“玛丽莎·萨拉托雷吗？”
“是阿方索的妻子玛丽莎。”
我想起我和我的同学阿方索的谈话，他试着告诉我，他的生活非常复杂，但我回避了这个话题。阿方索说的那些话，我只是被其表层的意思所震撼，我没进入到内核。当时，他的痛苦让我觉得有些混乱，为了搞清楚状况，我本应该再和他聊聊，也许聊了，我也不一定能明白，但我还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我问：
“阿方索呢？”
“他不在乎，都说他是个飘飘。”
“谁说的？”
“所有人。”
“所有人有些太模糊了，恩佐，所有人还说了什么？”
他用一丝带着讽刺的语气说：
“很多事儿，城区里是非不断。”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在说以前的事儿，都说杀死堂·阿奇勒的人是索拉拉兄弟的母亲。”
他出发了，我希望他把他说的那些话也带走，但那些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让我非常担心，也让我很气愤。为了摆脱这种感觉，我打电话给莉拉，语气里夹杂着不安和不满：“米凯莱让你给他工作的事儿，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尤其是最后这次他的提议。你为什么把阿方索的秘密说了出去？你为什么把索拉拉母亲的事儿传了出去？那是我们之间的玩笑。你为什么让詹纳罗来我这里？你为他的安危担忧了？你可以跟我说清楚一点，我需要了解真相。你为什么现在不告诉我你脑子里真正的想法？”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发泄，但我说的这些话，字里行间，还有我的内心都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我希望，我们不要停留在原地，我希望仅仅只是通过电话，我们依然能实现之前的一个愿望，就是保持完整的关系，审视这种关系，把一切都说清楚，对这种关系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我希望能激怒她，让她回答其他一些问题，一些更加个人的问题。但莉拉很厌烦，她心情很不好，她对我很冷淡。她说我已经离开很多年了，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在我的生活里，索拉拉兄弟、斯特凡诺、玛丽莎和阿方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们的重要性为零。她很简短地对我说，你度假，写东西，做知识分子，对你来说，我们太土了，太低级了，你就远远地待着吧！拜托了，让詹纳罗晒晒太阳，不然他会像他父亲那样佝偻着背。
她的声音里透出讥讽和鄙夷，几乎是一种无礼，恩佐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在她嘴里变得轻松。我想把她拉入我的世界：我读的书，我从马丽娅罗莎和佛罗伦萨女性团体那儿学到的话，还有我正在考虑的问题。我如果给她提供一些基本概念，她一定会比我更好地解答那些问题，但她的话抹去了任何在这方面进行交流的可能。我想，是的，我过我自己的日子，你过你的。现在你已经快三十岁了，假如你不愿意成长，那你就继续在院子里玩儿吧！够了，我去海边了，马上就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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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开着车，把我和三个孩子送到了维亚雷焦，我们在那儿租了一套不怎么样的房子，然后他回佛罗伦萨了，他想把他手头上的书完成。我想，现在我是一个度假的人了，一个生活富裕的太太，带着三个孩子，还有很多玩具。我的太阳伞在沙滩上第一排，柔软的毛巾，很多吃的东西，有五套颜色不同的比基尼，还有薄荷烟，太阳会让我的皮肤变成深色，会让我的头发更加金黄。我每天晚上都会给彼得罗，还有莉拉打电话。彼得罗会告诉我，有谁找了我，那都是一个遥远季节的残留，他极少跟我谈到他构思的工作。和莉拉通电话时，我会让詹纳罗来讲，他会很不情愿地，给她讲讲一天中发生的主要事情，然后对她说晚安。我基本上不说什么，和彼得罗基本没什么话说，对莉拉也很少说什么。莉拉已经彻底缩减了，只剩下声音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她的一部分血肉存在于詹纳罗身上。那个孩子的确和斯特凡诺很像，他长得一点儿也不像莉拉，但他的动作、他说话的方式、他的一些用词和口头禅还有霸道的性格，非常像她小时候。我有时候不经意听到了他的声音，会很受震动，我入迷地看着他一边做手势，一边给黛黛解释怎么玩一个游戏。
詹纳罗和他母亲不同，他很阴险，而莉拉小时候那种邪恶和坏，是很公然的，任何惩罚都不能使她隐藏这一点。詹纳罗在扮演一个有教养的小男孩，甚至有些羞怯，但你一转身，他就会捉弄黛黛，会把她的玩偶藏起来，会打她。作为惩罚，我威胁他说，我们晚上不会给他妈妈打电话，不跟她道晚安，他马上就装出一副懊悔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对这种惩罚根本就不在乎，晚上给莉拉打电话是我要求的，打不打电话，他觉得无所谓。让他担心的是，我威胁说，不给他买冰淇淋，那他会哭起来，在抽泣间歇，会说他想回那不勒斯，我马上就让步了。但即使我给他买了，他心里还是不平衡，他会报复我，偷偷伤害黛黛。
我当时很确信，黛黛害怕他，仇恨他，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不会反抗詹纳罗的欺压，而是爱上了这种欺压。她称詹纳罗为“里诺”或者“里诺奇奥”，因为他说，他的朋友们都是这么叫他的。不管我怎么喊，黛黛都会跟着他走远，有时候，甚至是她鼓动詹纳罗远离我们的太阳伞。我一天到晚都在叫喊中度过：“黛黛，你去哪儿？”“詹纳罗，你过来！”“艾尔莎，你干什么，不要把沙子放在嘴里！”“詹纳罗，你不要这样！”“黛黛，假如你还不停下来，我过来给你点儿颜色看看。”但这一切都是白费口舌：艾尔莎还是在吃沙子，吃得很用心，当我在用海水给她漱口时，黛黛和詹纳罗就会消失。
他们躲藏的地方，是距离海滩很近的一个芦苇丛。有一次，我和艾尔莎一起去看他们在干什么。我发现，他们把小游泳衣脱了，黛黛很好奇地抚摸着詹纳罗展示出来的下身的小玩意儿。我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办。黛黛——我知道，我看见她了——经常趴在那里自慰，但我看了很多关于研究儿童性问题的书，我还给我女儿买了一本小书，上面有彩绘，用很简单的话说明了男女之间是怎么一回事儿。我给她读了那些话，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虽然我感觉很不自在，但我不打算打断她，骂她。我很肯定，她父亲会因此骂她，我很小心，不让他碰见这样的场景。
现在怎么办？我应该让他们继续玩儿？我还是应该撤退，离开那里？或者是走过去，若无其事地顾左右而言他？假如那个比黛黛要大好几岁。有些暴力的男孩，逼她做一些伤害她的事情，那怎么办？这种年龄的差别不是很危险吗？当时，推进事情进一步发展的，有两个因素：艾尔莎看到了姐姐，很欢快地叫喊起来，黛黛；同时我听到，詹纳罗在用方言对黛黛说着很粗鲁的话——我从小在院子里学到的那些话。我没法控制自己，所有我读过的关于快感、潜意识、神经官能症、孩子和女人的多种性变态的表现形式的知识马上消失了，我非常不客气地骂了他们俩，尤其是詹纳罗，我抓着他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开了。他哭了起来，黛黛冷冰冰，很无畏地对我说：“你真坏！”
我给他们俩都买了冰淇淋，但我开始对他们严加看管，避免他们重犯，再加上现在黛黛的语言里开始有那不勒斯方言的粗话。晚上，几个孩子睡觉时，我开始努力地回想：我在小时候那个院子里，也和我的同龄人玩过这种游戏吗？莉拉有没有过类似的体验？我们从来都没谈过这个问题。在那个阶段，我们会说一些肮脏的话，这是真的。当时说那些骂人的话，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推开成人那些猥亵的手，我们一边骂脏话，一边逃开。还有呢？我很努力地想一个问题：我和她之间，从来都没有相互抚摸过吗？我儿童时代、少女时代、青春期还有成年之后，从来都没有渴望做这件事情吗？她呢？我几乎长时间地沉浸在这个问题里。我慢慢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我承认，我很欣赏她的身体，这一点是真的，而且过去也曾经有过那种情感，但我排除了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的可能。我们太害怕了，假如我们被发现，会被打死的。
无论如何，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那几天里，我避免把詹纳罗带到公共电话那里，我担心他会跟莉拉说，他在这里过得不好，甚至会跟她提到那件事情。这种担忧让我很心烦。我为什么要担忧呢？我要让一切褪色，成为过去。我对两个孩子的监管也慢慢放松了，我也没办法一直盯着他们。我精心地照顾着艾尔莎，我随他们去。只有在他们冻得嘴唇发紫，手指已经起皱，但还不想从水里出来时，我会在海岸上喊他们，拿着干毛巾，迎接他们从水里出来。
八月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回家，买东西，准备去海边的包，去海滩，回到家里，吃晚饭，吃冰淇淋，打电话。我和其他那些孩子的母亲聊天，她们都比我年龄大，她们赞扬我的几个孩子，还有我的耐心，这让我很高兴。她们会和我谈到他们的丈夫，他们的工作。我也会谈到我的丈夫。我说，他是大学的拉丁语教授。在周末时，彼得罗会来这里，就像很多年前在伊斯基亚，周末的时候斯特凡诺和里诺也会出现一样。认识我的那些女人，会投来充满敬意的目光，好像因为他的教授身份，她们也会欣赏他头上那撮乱哄哄的头发。他和两个女儿还有詹纳罗一起下水游泳，他会假装让他们做一些非常危险的游戏，四个人玩得都非常开心，然后，他会待在太阳伞下面学习，时不时会抱怨他睡得很少，或者他常常忘记吃镇静剂。当孩子们睡着的时候，为了避免床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在厨房里，他会站着要我。我觉得，婚姻和人们想的不一样，它像一个机构，剥夺了性交的所有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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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在一个星期六，在《晚邮报》上林林总总的标题里，发现了那篇文章。文章是关于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家小工厂的，那几天，报纸都在报道法西斯向伊塔利库斯丢的炸弹。
“你朋友以前工作的工厂，是不是叫索卡沃？”他问我。
“发生了什么事儿？”
他把那份报纸递给了我。我读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的行动队闯入了那不勒斯郊外的一家香肠厂。他们先是朝门卫菲利普的腿上打了几枪，现在门卫的伤势非常严重；然后，他们来到了工厂老板布鲁诺·索卡沃——一个年轻的那不勒斯企业家的办公室，他们连开四枪把他杀了，三枪打在胸口，一枪打在头上。在看那篇报道时，我仿佛看到了布鲁诺被毁掉的面孔，一起被毁掉的还有他白得耀眼的牙齿。噢，我的天呐，我简直目瞪口呆。我让彼得罗看着孩子，跑去给莉拉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但没人接。晚上我又试了一次，还是没人接。我在第二天才联系上她，她很紧张地问我：“怎么了？詹纳罗出了什么状况了吗？”我让她放心，詹纳罗很好，我跟她说了布鲁诺的事。她竟然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听我讲完，最后很平淡地嘀咕了一句：“你真是跟我讲了一个坏消息。”她没说别的，我提醒她：“你给认识的人打个电话，让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儿，你问问，看怎么发吊唁的电报。”她说，她和工厂的任何人都没联系了，再说，发什么电报。她嘟囔了一句，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