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251部分在线阅读

“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娃娃，我很喜欢。”
“我女儿更漂亮。”
时间过得飞快，又过了几个星期，已经能闻到春天的气息了。有一天早上，我母亲病重了，大家一阵恐慌，连我的两个弟弟都觉得诊所的大夫已经束手无策了。他们想让我母亲去医院。我和尼诺谈了这件事情，就是想问清楚，通过那些和他认识的教授——之前给我母亲诊治的那些医生，能不能让我母亲有一个独立病房，而不只是一个床位。但尼诺说，他反对这种走后门或者找熟人的做法，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大家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他很生气地说：“在这个国家，需要停止这种想法，就是为了医院的一个病床，也要想着找熟人，或者求助于克莫拉分子。”他针对的不是我，而是马尔切洛，这一点我知道，但我还是很沮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假如我母亲愿意去医院，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的。但实际上，我母亲虽然非常痛苦，但她的态度很明确：她宁可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死去，也不愿意回医院病房，哪怕只是几个小时。就这样，一天早上，让我们又一次感到震惊的是，马尔切洛陪着一位专家来到了诊所，就是当时在医院给我母亲治病的那些医生中的一个。这位教授在医院里态度很粗暴，但在这里他变得非常和蔼，而且还经常过来，这个私人诊所的医生对他也充满敬意，我母亲的状况好了很多。
很快，诊所的情况又变得很复杂。我母亲用尽了她最后的一点儿力气，做了两件相互矛盾的事，但这两件事在她眼里同样重要。因为正好是在那几天，莉拉在巴亚诺一个客户的公司那里，找到了安置佩佩和詹尼的位子，但他们根本就不理会这个工作机会。我母亲无数次感谢了我的朋友莉拉的慷慨，她把两个儿子叫到病床前，在这次时间比较长的会面里，有几分钟，她又回到了先前的样子。她的眼里充满了怒火，她说，假如他们没有接受那份工作，那她死了也会回来找他们，让他们不得安生。总之，她让我的两个弟弟哭得像小羊羔，直到他们答应了，才放他们走。这时候，她做了另一件截然相反的事。她把马尔切洛叫来——她刚把佩佩和詹尼从他那里弄走，她让马尔切洛庄严发誓，在她闭眼之前，他会娶她的小女儿。马尔切洛向她庄严保证，他说，他和埃莉莎推迟了婚礼，只是因为他们想等着她康复，现在她快要康复了，他们会尽快办手续。她对于莉拉和马尔切洛一视同仁。我母亲放心了，她很高兴，为了她的孩子的好，她对我们城区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施加压力并和他们挂上钩了：在她眼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
有那么一两天，她都很平静愉快。我把黛黛带去看她，她很爱黛黛，我让伊玛躺在她怀里，她甚至对一直都不喜欢的艾尔莎也很热情。我看着她，虽然她只有六十岁，而不是一百岁，但她已经成了一个满脸皱纹、头发灰白的老太太。我第一次感觉到时间的冲击，一股力量正把我推向四十岁，同时也感觉到生命消耗的速度，死亡来临的事实。我想，假如死亡降临在她身上，没有出路，死亡也会降临到我头上。
伊玛才两个月多一点儿，有一天早上，我母亲用虚弱的声音对我说：“莱农，现在我真的很高兴，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是你，但你是你，我知道，你能让事情按照你的想法来，所以我相信你。”然后她睡了过去，陷入昏迷，她不想死，她还坚持了几天。我记得，当时我和伊玛在她的房间里，她临终的喘息一直在持续，已经成了诊所的各种声音的一部分。我父亲已经受不了这个声音了，他一个人在家里哭。埃莉莎带着西尔维奥去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我的两个弟弟在隔壁一个小房间里抽烟。我长时间盯着床单下面她瘦小身子的轮廓，我母亲现在就剩下一把骨头了。她以前体型庞大，一直压制着我，让我感觉到自己像一块石头下面的虫子，受到保护的同时也受到挤压。我希望她的呻吟能结束，马上，就在那一刻。让我惊异的是，我的祈祷变成了现实，整个房间忽然安静下来了。我坐在那里，没力气起身走到她跟前，这时候，伊玛吧唧嘴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我离开椅子，来到我母亲床边。我们俩一起，我和小伊玛——她在睡梦中还在贪婪地寻找我的乳头，还想和我紧紧连在一起，我们俩在那个病房里，她是那个最鲜活、最健康的生命。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戴着大约二十年前母亲送给我的银镯子，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戴它了，通常，我都会戴一些阿黛尔建议我买的精致首饰。从那天起，我经常都戴着那个手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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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一滴眼泪都没流，但我很难接受母亲的死。很长时间里，我都很难过，可能那种痛苦一直都没真正离开。我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麻木、粗俗的女人，我很怕她，一直都想远离她。在她的葬礼结束之后，我感觉好像忽然下起了一场大雨，看看周围，没有一个可以躲雨的地方。有好几个星期，无论白天还是夜里，我感觉到处都是她的影子，到处都是她的声音。那就像一股青烟，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任何导火索也会燃烧起来。我很懊悔，在她生病时，我才找到了另一种和她相处的办法，我甚至回忆起了我小时候，她还年轻时的一些愉快的时刻。我的愧疚感让怀念一直在持续，我在抽屉里放了她的一个发卡、一块手帕，还有小剪刀，但我觉得这还不够，戴着她的手镯也还不够。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怀孕时，我的胯部又开始疼了，生产完之后那疼痛还没消失，我选择不去看医生，我保留着身体的疼痛，就像那是我母亲给我的遗产。
还有她最后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相信你”），也陪伴了我很长时间。她临死时确信：按照我的性格，还有我积累的资源，我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这种想法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回响，后来真的起了作用。我决定向她证明，她说得对，我打起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开始利用那些空暇读书写作。我对那些琐碎的政治失去了兴趣——五个政党联合起来统治这个国家，它们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争执，这都是尼诺积极参与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打不起精神，但我继续关注这个国家的暴力和腐败问题。我一直在阅读女性主义的资料，我最后一本小书的影响还在，我给针对女性读者的新杂志投稿。但我得承认，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让我的出版社相信，我的新小说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大约两年前，出版社给我预支了一半稿费，那是很大一笔钱，但我自己这两年基本一事无成，我感觉很吃力，还在寻找素材。那个主编，就是给我预支了那笔钱的人，从来都没给我施压，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工作进展，假如我避而不谈，那他也不深究。因为要说实话的话，我会觉得很丢脸。后来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在《晚邮报》上出现了一篇带有讽刺色彩的文章，里面赞扬了一部处女作获得的成功，然后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整个意大利青年文学还在等着我许诺的那本书。几天后，我的主编经过那不勒斯，他来参加一个盛大的研讨会，他要求见我。
他严肃的语气马上就让我很担心，在将近十五年的合作中，他从来都没让我感到压力。他站在我这一边，对付阿黛尔的阻挠，他一直对我都很客气。我做出一副愉快的样子，邀请他到塔索街上的家里来吃饭，这让我很不安，也很辛苦，但我请他来家里，是因为尼诺想出版一本新的杂文集。主编的态度很客气，但没表露出多余的情感，他对我母亲的去世表示哀悼，然后赞扬了伊玛，送给黛黛和艾尔莎几本色彩非常鲜艳的小书。他耐心地等着我弄完饭菜，照料几个孩子，我让尼诺和他谈那本想要出的书。后来，到了这次会面的关键环节，他说他想知道，他能不能做计划，在那年秋天出版我的小说。
我脸红了，问道：
“一九八二年秋天？”
“是一九八二年秋天。”
“也许可以，我还以为晚些时候呢。”
“你现在知道就好。”
“但我距离收尾还有点儿时间。”
“你可以先让我看看你写的。”
“我还没准备好。”
他沉默了，喝了一小口葡萄酒，用一种严肃的语气说：
“埃莱娜，到现在为止，你一直很幸运，上一本书的反响尤其好，你赢得了声誉，也赢得了很多读者，但这些读者需要经营，假如你失去他们，你也失去了出版其他书的可能。”
我觉得很难过。我明白，阿黛尔一次次的抗争，已经影响到了这个非常有文化、彬彬有礼的男人。我想象着彼得罗母亲的话，她的措辞：“这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南方女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可爱，但却精于算计，会骗人。”我痛恨我自己，因为在这个主编面前，我正好证实了这些话。面对桌上的甜点，主编用短短几句话就拒绝了尼诺的提议，他说，现在出版杂文很难。大家都有些尴尬，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谈到了伊玛，直到我的客人抬起手腕看表，说他要走了。这时候我忍不住说：
“好吧，我会准时交稿，保证在秋季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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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保证让主编放心了，他又待了一个小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他很努力地对尼诺的书表现出兴趣。最后在告别时，他拥抱了我，在我耳边说：“我确信，你正在写一个很棒的故事。”
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叹了一口气说：“阿黛尔还在继续和我作对，我麻烦大了。”但尼诺表示不同意，他的书有一点渺茫的希望可以出版，也让他的心情好了起来。另外，他刚刚去巴勒莫参加了一场意大利社会党的大会，他遇到了圭多·艾罗塔和阿黛尔，圭多对他最近写的一些东西表示很欣赏。因此，他说了一句和解的话：
“你不要夸大艾罗塔家的影响力，你刚才只是答应了主编你会开始好好工作，写你的书，你看到他的态度变化了吧？”
我们吵了一架。是的，我刚刚答应交出一本书，但我怎么交，我什么时候写这本书，我有那种专注力和时间吗？他有没有意识到，我之前是什么生活，现在是什么处境？我口不择言给他列举了我经历的一切，我母亲生病去世，我要照顾黛黛和艾尔莎，做家务，怀孕，伊玛的出生，他对这个孩子的漠不关心，他总是不带我一个人到处参加各种研讨会。还有那种恶心感，是的，的确很恶心，我要和埃利奥诺拉一起分享他。我对着他喊道，我已经彻底和彼得罗离婚了，你想都没有想过和你妻子分居。我一个人，没有他的帮助，我能在这么多压力下工作吗。
我嚷嚷也没什么用，尼诺的反应和往常一样。他做出一副沮丧的样子，嘟哝着说：“你不明白的，你也不会明白，你对我不公平。”然后他用一种沉痛的语气向我发誓，说他爱我，他离不开伊玛、黛黛和艾尔莎，还有我。最后，他提出为我请一个保姆。
早些时候，他已经建议我找一个人来照顾孩子，买东西做饭。我不想让他觉得我要求太高，我总是说，我不想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负担。通常，我做任何事情都倾向与侧重于考虑他是否会喜欢，而不是我自己高兴。还有，我不想承认，在我们的关系中已经出现了我和彼得罗在一起时出现过的问题。但那次让他惊讶的是，我马上回答说：“好的，太好了，你赶紧找一个人吧。”我感觉我是用我母亲的声音在说话，不是她临终前那种虚弱的声音，而是那种爱争吵、易怒的声音。花钱算什么，我应该关心自己的未来，我的未来就是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完成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应该很棒。没有任何东西，包括尼诺，可以阻止我写好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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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处境，之前的两本书，加上翻译的版本，给我带来了一些钱，但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收入了。收到的新书预付款已经快要用完了。我晚上熬夜写的文章，要么稿费极少，要么完全没有稿酬。总之，我是靠彼得罗每月定期给我汇的抚养费，还有尼诺的补贴过活。尼诺会把房租、水电费付了，我得承认，他经常还给我和几个孩子买衣服。刚回到那不勒斯时，我不得不面对的变化，还有各种不方便和痛苦，我都觉得很正常。现在呢？编辑到访的那晚让我决定尽快变得独立。我要定期发表东西，拿出作家的样子，我要赚钱，但原因并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是和我的未来有关：我真的以为，尼诺会一直照顾我和我的几个女儿吗？
这时候，我开始慢慢形成了一种意识——但不是很清晰，我觉得我不用太考虑他，我并没感觉到太痛苦。那不仅仅是之前的一种担忧，担心他会离开我，而是一种视角的变化。我不再想很远的事情，我开始考虑当下的事儿，我不能期待着尼诺给我更多，而是我自己要掂量一下，他给的够不够。
当然了，我依然爱他，我喜欢他修长纤细的身体、他的聪明，还有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我很欣赏他现在的工作，他之前搜集数据并进行分析的能力，现在非常符合社会的需求。最近，他发表了一篇备受欣赏的文章——可能是圭多·艾罗塔比较喜欢的那篇，是关于经济危机的。文章从危机源头开始，谈到了建筑、金融和私人电视行业，说这都是需要探察的问题。然而，我开始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我厌烦的东西。比如说，我前夫的父亲赦免了他之后，他表现出来的欣喜让我很难受。我也不喜欢他把彼得罗和他父亲撇开关系，他觉得彼得罗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小老师，他备受追捧，只是因为他是艾罗塔家的儿子，他对于共产党的追随也很盲目”，而他父亲是一个真正的教授，他不遗余力地赞扬我之前的公公，说他写的关于“希腊化时期”的著作是其奠基之作，另外他还是社会党左派的杰出代表。他又一次对阿黛尔表现出来的赞赏，也让我心里很不痛快，他说阿黛尔是一位真正的名媛，在社交方面无与伦比。总之，我觉得他对权威的认同很敏感，而另一方面，他会因为嫉妒排斥或者羞辱那些还没有权威，或者权威很小但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人。这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有他维护的自我形象遭到了破坏。
但事情不仅仅是这些，当时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正在发生变化，人们的阅读趣味发生了变化。我们都不再说一些极端的话，让我自己也感到惊异的是，我开始认同几年前和彼得罗吵架时我找茬贴到他身上的标签。但尼诺比我更过分，他不仅仅认为，任何革命性、破坏旧世界的观点都很滑稽，他也觉得任何自我标榜道德高尚的姿态很可笑。他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
“社会上有太多傻人。”
“也就是说？”
“就是些大惊小怪的人，就好像他们不知道，那些党派各自为政，或者他们会把武装分子还有秘密组织掩盖起来。”
“你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