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262部分在线阅读

“因为这是文学，我没讲那些真实发生的事。”
“我记得那些事情好像真的发生过。”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你在说什么？”
“你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里面的事让人都能认出来。”
“之前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我告诉你了，我不喜欢这本书，有些事情，要么你就讲清楚，要么你就别讲，但你正好停在中间。”
“那只是一本小说。”
“有点像小说，有点不像。”
我没回答，心情越来越不安。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因为索拉拉兄弟的反应感到难过，还是因为她。她心平气和地重申了几年前她对这本书的负面评价。我看到黛黛和艾尔莎把那份杂志拿了过去，但我心里想着别的事情。艾尔莎喊了一句：
“蒂娜，你快过来看，你上报了。”
蒂娜走了过来，用那双充满惊异的大眼睛，看着自己的照片，露出了一个满意的微笑。伊玛问艾尔莎：
“我在哪儿呢？”
“报纸上没有你，因为蒂娜很漂亮，你很丑。”她姐姐回答说。
伊玛这时候看着黛黛，想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黛黛大声读了两遍杂志上的照片说明，然后跟伊玛说，她姓萨拉托雷，而不是艾罗塔，所以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这时候我受不了了，我很累，脑子很乱，我大声说：“够了，我们回家吧。”她们三个都不愿意走，蒂娜，尤其是莉拉，也都挽留她们，让她们别走，莉拉坚持让我们留下来吃晚饭。
我留了下来。莉拉想让我平静下来，她甚至想让我忘记，她刚才又说了我的书的坏话。她开始用方言和我说话，然后用那种她在重要场合才会用到的意大利语，这种语言一直让我感到惊异，她提到了地震的经历，这两年里，她从来都没谈到过地震，除非是说到这个城市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偶尔会提一下。她说，从那时候开始，她一直都很小心，时时刻刻都记着，我们生活的世界很拥挤，里里外外都很混乱。她提到了物理、天体物理、生物、宗教、灵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资本、工作、剥削、政治，很多和谐，还有不和谐的事情。她笑着说：“你不要激动，你觉得索拉拉兄弟能把你怎么样呢？你的小说已经出版了。你之前写了小说，后来又改写了，你生活在这里，这会让你的小说更真实，但现在书已经出版了，你不能把它收回来。索拉拉兄弟生气了吗？让他们生气去吧。米凯莱威胁你了？谁在乎呢。随时可能会再来一场地震，比上一次更强烈。或者整个天都塌下来，那米凯莱·索拉拉算得了什么呢？什么都算不上，马尔切洛也什么都算不上，他们俩只是两块肉，只会要钱和威胁人。”她叹了一口气，低声说：“索拉拉兄弟永远都是危险人物，两个畜生，莱农！这是没办法改变的。我曾经驯服过一个，但他哥哥又让他恢复了残暴的本性。你看到米凯莱把阿方索打成什么样子了吗？他是想打我来着，但没有勇气。他们因为你的书，还有《全景》上的文章和照片感到愤怒，那也是针对我的怒气。因此你要像我一样，不理会他们。你让他们上了报纸，索拉拉兄弟没法容忍这一点，这对于他们的黑白买卖没什么好处，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好事儿，不是吗？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我听她说完这些话，中间有几段慷慨陈词，让我怀疑她是不是像她小时候那样继续背着我读书，但出于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她瞒着我。在她家里，除了那些特别专业的关于计算机的册子，我看不到一本书。尽管忽然间，她开始谈论起生物学、心理学，说到了人类有多复杂，但她想表现出自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我面前，她为什么要这样表现？我不明白，但我需要她的支持，我相信她说的。总之，听了她的话，我平静下来了。我再读了一遍那篇文章，发现我很喜欢。我仔细看着那些照片：这个城区很丑陋，但蒂娜和我都很漂亮。我们开始一起煮饭，这有助于我反思。我最后想，那篇文章和那些照片会对那本书的宣传带来好处。我在佛罗伦萨写的小说，在那不勒斯经过修订和润色，我在她楼上对小说进行修改，这本小说真是变得好多了。我对她说：“是的，我们才不管索拉拉怎么想呢。”我放松下来了，在几个孩子跟前又变得和蔼。
晚饭前，不知道伊玛和蒂娜有过了什么密谋，她们前后脚来到我跟前。伊玛用她有限的词汇，用一种差不多我能听懂的语言问我：
“妈妈，蒂娜想知道，你的女儿是我还是她。”
“你也想知道吗？”我问她。
她的眼睛里冒出了泪花，说：
“是的。”
莉拉说：
“我们俩都是妈妈，我们俩都爱你们。”
恩佐下班回来时，他看到女儿的照片很兴奋。第二天他买了两份《全景》，把上面的照片贴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是整张照片，一张是把她女儿单独剪出来，当然，他剪掉了上面错误的照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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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写到这里时，我为自己的幸运感到羞愧。那本书出版之后激起了很多反响，有人觉得那本书文字优美，读起来很舒服，有人赞美女主人公塑造得好，有人提到了书里残酷的现实主义，有人认为我的巴洛克式想象很吸引人，有人欣赏里面女性柔软怡人的讲述方式。总之，这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但这些评论经常截然相反，相互矛盾，就好像那些写评论的人读的不是同一本书，不是出现在书店里的那本书，而是按照各自的想法，臆造了一本书。在《全景》的文章出现之后，他们就一点达成了一致：这本书与以往的讲述那不勒斯的方式完全不同。
收到合同上规定的那些样书之后，我很高兴，我决定送一本给莉拉。之前，我从来都没有给过她出版的书，就目前来说，我肯定她不会翻阅这本书，但我跟她很亲近，她是我唯一可以依赖的人，我想对她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但结果却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很明显，那些天她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六月二十六日要进行选举，她完全沉浸在城区的矛盾斗争中间，或者有什么事情让她很生气，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我把书递给了她，她没有翻阅，只是说我不应该浪费我的样书。
我觉得很难过，这时候恩佐过来化解了我的尴尬。他说：“把书给我吧，我从来都没有读书的爱好，但我可以替蒂娜保留着，她长大了可以看。”他想让我给孩子写一句赠言。我记得我有些不自在地写道：“给蒂娜，你会比我们所有人都强。”我大声读着我写的赠言，莉拉感叹了一句：“要比我强可太容易了，我希望她要比我强得多。”我写的是“比我们都强”，在她嘴里就成了“比我强”，说什么也没用。恩佐和我都没回应。他把那本书放在书架上，放在那些电脑手册中间，我们谈论了一会儿我收到的邀请，我即将开始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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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她有时候对我充满抵触，但在她的敌意隐藏在她对我的情感以及愿意为我付出的态度后面。比如说，莉拉一直都很乐意照顾我的几个女儿，尽管她有时候话里话外，都想让我感觉我欠她的情。她好像在说：你现在的身份，你获得的成就，都是因为我牺牲自己，让你成为那样的人。我听出她的话外之音时，我会提议说，我可以找一个保姆，但是无论是她还是恩佐，都会觉得我太见外了，这种话提都不要提。有一天早上，我需要她的帮助，她提到了她要面对的一些棘手问题，我冷冰冰地说，我会另找一个解决方案。她马上变得很凶，说：“我跟你说了我不帮你吗？假如你需要，我会安排一下的。你的女儿抱怨过吗？我忽视她们了吗？”这样一来，我确信她只是需要我承认她的重要性，我要真诚地对她表示感谢，没有她的支持，我的公众生活是很难维持的。后来我开始忙于自己的事儿，每次都把几个孩子留给她。
因为出版社宣传部门的有效推广，每天我都会出现在不同报纸上，有一两次我还上了电视。我很振奋，也很紧张，我喜欢人们对我的关注，但我害怕说错话。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不知道找谁谈，我去找莉拉，想听听她的建议：
“假如他们问起索拉拉兄弟呢？”
“你怎么想就怎么说。”
“假如他们生气了呢？”
“现在他们怕你更多一些，你比他们更危险。”
“我很担心，我觉得米凯莱越来越疯狂了。”
“书写出来，就是为了让人们听到你的声音，而不是为了沉默。”
实际上，我一直都很小心。那个阶段，因为选举，各个政党的宣传都热火朝天，我很小心，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从来都不谈论政治，从来都不会提到索拉拉兄弟，大家都知道，他们在给联合执政的五个政党拉选票。但关于城区的生活环境，我会谈很多，在地震之后，一切都更糟糕了，我会谈到城区的贫穷、非法交易，还有管理机构的纵容。然后，根据不同的问题，还有当时的心情，我会谈论我自己、我接受的教育、求学生涯的艰难、比萨高等师范里蔓延的厌女症，会谈到我的母亲、女儿，还有我的女性主义思想。那段时间，图书市场的情况非常复杂，我这个年龄的作家都游离于先锋主义和传统写作之间，但我是有优势的，因为我的第一本书是在六十年代末出版的，我通过第二本书展示了我坚实的文化，还有宽广的兴趣，我是少有的几个已经有了自己的出版生涯，甚至是读者群的作家。这样一来，我的电话越来越频繁响起，但说实在的，那些记者很少让我谈论对文学的看法，他们会问我关于那不勒斯的现状的看法，还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思考，这些问题我还是可以谈论的。很快，我开始给《晨报》写稿子，我接受了一个题为“我们女人”专栏的约稿，无论哪里邀请我去，我都会根据不同的观众介绍我的书。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过去出版的那两本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不像这本这么突出，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作家给我打了电话，都是我之前没有机会认识的人，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想见我，他想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每天我都会接到消息，都是这个或那个出版社要了解我的书。总之，我越来越高兴了。
但是最让我满意的是两个出乎我意料的电话。第一个是阿黛尔打的，她对我很客气，问了两个孙女的情况。她说，她通常是从彼得罗那里了解她们的所有情况，彼得罗给她看了两个孩子的照片，她们都很漂亮。我会听她说，只是礼节性地回复了几句。关于那本书，她说：“我又看了一遍，你很棒，这本书现在好多了。”在挂电话之前，她让我答应她，如果我去热内亚推广我的书，一定要告诉她，我要把两个孩子带给她看，让她们在热内亚住一段时间。我答应了她，但我排除了自己遵守诺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