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勒斯四部曲(校对)第47部分在线阅读

“你听到了吗？妈，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他觉得自己是这里的主人，唯一的主人！”
接下来是一阵让人无法忍受的沉默，最后玛丽亚从收银台后的凳子上站起来，对儿子说：“你也找人顶替我的位子吧，我累了，不想再辛苦工作了。”
这时候，斯特凡诺做出了让步，他慢慢说：
“我们静一静，我不是主人。事实上，这家肉食店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而是牵扯到我们所有人，我们需要做个决定。皮诺奇娅，你需要工作吗？不需要。妈妈，您需要每天都坐在收银台后面吗？不需要。那我们就让那些需要工作的人来干。在柜台那里，我让艾达来做，收银台那里，我要想想。要不然，谁来准备婚礼的事情呢？”
我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确信，把皮诺奇娅和她母亲从肉食店的日常工作中排挤出去，还有招聘艾达的背后，莉拉有没有插手（艾达对此非常确信，安东尼奥也很确信，他提到莉拉时就好像她是一个好心的仙女）。我可以肯定的是，莉拉的小姑子和婆婆现在有大量时间可以投身于她的婚礼，这并不是一件让她愉快的事情。这两个女人让她的生活更加复杂，每件细小的事情都会造成矛盾：邀请的宾客、教堂装修、摄影师、乐队、接待餐厅、菜单、蛋糕、喜糖、戒指，甚至是蜜月旅行——皮诺奇娅和玛丽亚认为去索伦托、波西塔诺、伊斯基亚和卡普里岛太近了。
就这样，我忽然就被扯进了这种复杂的关系中，表面上是给莉拉提一些建议，实际上是帮助她进行一场艰难的斗争。
我刚开学，有很多很难的新课程要学。我采用通常那种埋头苦学的方式，这让我精疲力竭，我一直都很顽强地坚持着。然而我一从学校回去，我的朋友就会提出一些让我很为难的要求：
“拜托了，莱诺，明天你来给我当参谋好吗？”
我都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事。上化学课时，我被老师提问了，我回答得不怎么样，心里正难受着。
“当什么参谋？”
“选婚纱。求求你了，别拒绝我，因为你不来的话，我可能会杀了我的小姑子还有婆婆。”
我最后去了。我站在莉拉那边，这让皮诺奇娅和玛丽亚很不自在。婚纱店在雷蒂费洛区，我记得我还往包里塞了几本书，希望有机会看一眼，但根本就没可能。从下午四点到晚上七点，我们看了很多图样，抚摸那些布料，莉拉试穿了展示在橱窗里模特身上的婚纱，那些衣服加增了她的美貌。她穿透明硬纱很美，穿着软缎子，或者绢网婚纱也很美；身子是蕾丝的，袖子是皱泡的样式，她穿着很合身；无论是宽裙摆，还是窄裙摆在她身上都很好看；无论是长拖裾还是短拖裾她穿都很合身；波纹面纱，还有那种简洁的面纱，戴在她头上同样漂亮；头上的花冠，那种带珍珠的、橙子花的，或者是镶彩色玻璃的，她戴着同样好看。另外，她还很听话，她仔细地看着那些图样，试穿模特身上那些看起来很好看的婚纱。但有时候，她实在受不了两个未来的家人过分挑剔的态度。有一次，莉拉开始反抗，她盯着我的眼睛，用嘲讽的语气说：“我们试一试绿色缎子，或者红色硬纱，要么试试这件漂亮的黑色绢网，或者黄色的？”这让她的小姑子和婆婆很惊恐。我笑了一下，想告诉她们新娘是在开玩笑。最后她们又开始面带怨恨，仔细地研究起婚纱的面料和样式来。裁缝在一边一直兴高采烈地说：“拜托了，无论你们选什么，都要给我带来一张你们结婚的照片，我要展示在橱窗里，这样我就可以说：这个姑娘的婚纱是我做的。”
问题是要选出一件婚纱。莉拉每次倾向于一个式样、一种布料，皮诺奇娅和玛丽亚会联合起来，提出另一个样式、另一种布料更好。我一直默不作声，一方面是因为她们的讨论让我晕头转向；另一方面，那些新布料的味道也熏得我头晕。最后，莉拉皱着眉头问我：
“你怎么看？莱诺。”
大家都不说话了。我马上惊异地感觉到，那两个女人在等着这个时刻，那是她们害怕的时刻。我把我从学校学到的修辞技艺运用到了这里，办法就是：每一次当你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时，你要在前言部分长篇大论，要用一种非常确信的声音分析问题，就好像自己知道结论一样。我开始说——用普通话——我非常喜欢皮诺奇娅和她母亲选中的款式，我没有直接赞美那些款式有多美，只是分析那些款式多么适合莉拉的身材。在我陈述这些时，就好像在课堂上对着老师说话，我感觉母女二人开始对我充满好感和认可。我随便选了一个款式，真的是很随便地拿了一件，但避免拿到莉拉看中的款式。然后，我很简单地向她们展示，我手上拿的这个款式，既有母女俩选中的那些款式的优点，也有我的朋友莉拉看中的款式的优点。这时候，裁缝和那对母女俩都赞同我的看法，莉拉只是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恢复到之前的神情，说她也同意我的看法。
从婚纱店里出来，皮诺奇娅和玛丽亚心情都很好，她们言谈中几乎对莉拉充满感情。她们评论买到的婚纱，不断提到我说的话，比如说：就像莱农奇娅说的，或者说：莱农奇娅也是这么说的。莉拉磨蹭了一下，走在了她们后面，在雷蒂费洛区夜晚出来的人群里，她问我：
“你是在学校学的吧？”
“什么？”
“用语言捉弄人。”
我觉得很伤心，就低声说：
“你不喜欢我们选中的款式吗？”
“我非常喜欢。”
“然后呢？”
“你要帮我个忙，每次我叫你的时候，你要和我们一起出去。”
我很生气，就说：
“你想利用我捉弄别人吗？”
她明白我生气了，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说：
“我不该说刚才那句话。我只是想说，你很擅长招人喜爱，这就是我们俩从小的差别。人们都很害怕我，却不害怕你。”
“可能是因为你很坏。”我更加生气地说。
“有可能。”她回答说，我感到自己伤害了她，就像她伤害了我一样。我马上后悔了，说了一句挽救的话：
“为了你，安东尼奥都肯舍命，他说感谢你帮他妹妹谋到职位。”
“是斯特凡诺给艾达安排的工作，”她回答说，“我是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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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我总是被叫去加入类似这样的棘手选择。我发现，叫我去的不是莉拉，而是皮诺奇娅和她母亲。实际上，是我选的喜糖，是我选的贺拉斯路上的餐厅和摄影师，我还说服她们在照相环节之外，还增加一段录像。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都意识到，对于其中任何一件事，我都充满激情，就好像我做的这些事都是为我以后结婚积累经验。在结婚这件事上，莉拉用的心思很少，这让我非常惊异，但事情的确如此。她最专注的事情是：一次性确立她未来的生活，她想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生活在自己家里，让小姑子和婆婆插不上嘴。但那不是通常的那种婆婆、媳妇和小姑的矛盾。我有一种感觉，她通过利用我、通过对斯特凡诺的操纵，试图在她所处的牢笼内寻找一条出路，但那时候还没有找到。
很自然，我用整个下午的时间来解决她们的问题。我学习的时间变得很少，有两次甚至没去学校，结果是我第一个学期的成绩不怎么样。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老师是备受崇敬的加利亚尼老师，她对我珍爱有加。我的哲学、化学和数学成绩都勉强及格。有天早上，我还卷入了一场麻烦：我们的宗教老师一直猛烈地攻击共产党，批评无神主义，我感觉有必要做出回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对帕斯卡莱的情感，因为他一直申明自己是共产党，或者是我感觉到神父说的那些关于共产党的罪恶都和我相关，他的箭头还对准了加利亚尼老师——一个典型的共产党。
这时候我举起了手，我说自己上过一期函授神学课，很明显人类还处于一种盲目和随遇而安的状态中，他们把自己托付给上帝、耶稣，或者圣灵——最后这个存在根本是多余的，只是为了构成三位一体，圣灵反倒要比圣父、圣子更高一等——就相当于整个城市被地狱之火燃烧时，我们还在收集和崇拜画像。阿方索马上意识到我说得太多了，他很羞怯地拉了一下我的罩衫，我没管他，要把话说完，一直说到最后的总结。就这样，我第一次被老师赶出了教室，在课堂表现的记录本上，我被记了一笔。
我来到走廊上，刚开始我觉得很迷惘：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要表现得那么冒失？从哪里来的绝对信念，让我确信我说的都是对的，值得一说？最后，我想起来这番话我和莉拉说过，我意识到自己闯了这样的祸，是因为我觉得她的观点很权威，能给予我足够的力量来挑战宗教老师。莉拉不再看书、不再学习，她正要成为肉食店老板的妻子，可能很快就会替代斯特凡诺的母亲，坐在收银台后面。而我呢？我从她身上获取了能量，想出了这样一个意象：把宗教描述成一系列人物图像的收藏，而整个城市都被地狱之火焚烧？因此，学校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已经远离了她的影响，这不是真的！我在教室门口，想着这些，默默地流着眼泪。
事情忽然发生了变化，尼诺·萨拉托雷出现在走廊尽头。在城区遇到他父亲之后，我更加表现得好像他不存在一样，但在这紧急关头遇到他，我又振奋起来，急忙擦干眼泪。他应该发现了我的异样，就朝着我走来。他更高了，喉结很突兀，脸上棱角分明，已经开始长出细细的胡须，他的目光更加坚定。这次我没办法躲开他了，我不能进教室，也不能走向厕所，这两种做法都会使我的处境更加复杂——如果宗教老师探出头来检查的话。我只能待在那里，他在我面前停下，问我为什么会在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了他原委，他眉头皱了起来，对我说：“我很快回来。”几分钟后，他就和加利亚尼老师一起出现了。
加利亚尼老师表扬了我。“但现在，”她这么说时，就好像在对我和尼诺上课，“在进攻之后，我们需要进行补救。”她敲了敲我上课的教室门，进去之后关上门，五分钟之后，她满脸笑容地出现了。我可以进教室了，条件是我要向老师道歉，因为我当时说话的语气太专横了。向老师道歉时，我心里有些悲喜交加：一方面很忐忑，因为宗教老师可能会再惩罚我；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骄傲，因为尼诺和加利亚尼老师在支持我。
我很小心，没有把发生的事情告诉我父母，但我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安东尼奥，他很骄傲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帕斯卡莱。有天早上，帕斯卡莱遇到了莉拉——他依然深爱着她，当时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情，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就像救命的稻草一样抓住我的事情对莉拉讲了。就这样，一眨眼的工夫，我成了朋友中间的英雄，不仅仅是我周围少数几个朋友，还包括一群斗志昂扬的老师和学生，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宗教老师的说教。这时候我意识到，对神父道歉还不够，我要从他身上，以及其他和他看法一样的老师那里获得信任。我把自己说的话和我这个人毫不费力地分开了：我对那些对我充满敌意的老师表现出合作、尊敬、勤恳和乐于效劳的态度，他们很快就原谅了我那些奇怪的观点，认为我是一位可造之才。这样，我发现我能和加利亚尼老师一样坦然：我能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通过无可非议的做法获取所有人的尊敬。在短短几天里，我觉得我和尼诺·萨拉托雷——他当时已经上高中五年级7了，那年要参加毕业考试——一起成为了这所破烂高中的两个最有前途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