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无敌(校对)第353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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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民国豪华撒钱之旅
  上海礼查饭店的一处豪华套间里,刚刚从南京路上血拼归来的原AKB歌姬小鸟游真白前首相,正兴奋地在大床上的珠宝和钱币堆里打滚,不时发出一阵“咯咯”的清亮笑声。
  ——在西方有句谚语,女人和巨龙一样,都狂热地喜爱着各种闪闪发亮的东西……
  “……红宝石、蓝宝石、蛋白石、祖母绿、紫水晶、钻石……哇哦!今天真是大丰收呢!”
  望着床单上琳琅满目的各式珠宝,在电灯光的照射之下熠熠生辉,小鸟游真白一时间连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当真是眉开眼笑、乐不可支,那副眯起眼睛、眉毛弯弯的样子,简直是说不出的可爱。
  “……好啦!好啦!既然你这么喜欢在珠宝堆里打滚,那就等到回去再玩吧!这地方可不怎么安全!”
  王秋一边唠叨着,一边把小鸟游真白从床单上拖开,将各式各样的珠宝往虫洞里传送,在陪着几个女人逛了半天大街之后,他已经累得腿都要软了,“……这些东西带回去之后,可是要重新分配的,当然也少不了属于你的那一份……对了,杨教授,你今天的收获怎么样?那些英镑钞票都能用吗?”他扭头问道。
  “……应该还可以吧!虽然没有去银行开户头,但我去的那几家当铺里,掌柜和伙计都肯收英镑。”
  杨文理教授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迟疑了一下。这才开口回答说,“……我从这几家当铺里,淘到了一些玉石首饰。还有几样金银摆件……哎,各式各样的青铜器、唐三彩、宋朝瓷器、明清字画,在铺子里倒是应有尽有,可惜这里边充斥的假货太多,我在这方面的眼光又差,实在认不出来,所以不敢买……”
  “……其实就算买到几件假货。应该也没啥大碍,反正咱们的钞票是要多少有多少……”
  马彤一边收拾着自己的“战利品”,一边插嘴答道。在今天的血拼大购物之中。她买了好几条貂皮围巾,两件裘皮大衣,以及一双纯手工鹿皮靴子,“……话说回来。如今咱们就用了几万日元。几百英镑,这么点货币自然掀不起大浪。但如果我们日后花钱多了,引起各国警觉,甚至换用了新纸币,那又该怎么办?”
  “……首先,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这年头的钞票印刷和防伪技术,能够达到的极限也就是这样而已。对于21世纪的印钞厂来说。不管是这年代的任何一种钞票,仿制起来都根本不成问题。”
  小鸟游真白很有自信地回答说。同时从珠宝堆里爬了下来,“……除非他们专门为此而举国进入战时体制,实行苏联人的计划经济,一切基本消费品都要凭证件定量供给,只有钞票的人根本买不到东西——但无论哪个政客敢这么玩,都只会被愤怒的金融资本家们撕成碎片!”
  “……还有一种办法是完全废止纸币,像工业革命之前那样,只使用金属铸币和支票,但后果恐怕更加惨重——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暴涨了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可金银的数量却没有增加那么多。假如硬是废除纸币,全部改用金属铸币的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都要完蛋了!”
  王秋进一步补充说,“……光是我可以推测出的结果,就已经足以让整个世界天翻地覆:首先,既然使用多年的纸币一下子没有了,那么剩下的金银就得代表工业革命以来膨胀了许多倍的社会财富,也就意味着全球物价会瞬间暴涨几十倍到上百倍,并且在涨价期间到处闹‘钱荒’。然后,由于钱币的数量不够用,很多地方的商品市场经济都只能完全崩溃,以至于商业不得不退化回物物交换的状态,相当一部分工厂也会因为贸易量的萎缩而倒闭……如果真要到了这一步,那接下来十有八九就是红旗插遍全球的节奏了!”
  “……其实对付伪钞还有一种办法,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就曾经在抗战期间用过,而且效果相当不错,让伪造法币的日本占领军和汪精卫伪政府差点赔掉了裤子,但也让自己丢光了民心……”
  杨教授也插嘴进来,“……具体来说,就是疯狂开动印钞机,每个月贬值几十倍,让印钞票变成一种亏本买卖……据说在那个时候,上个月还能买一头牛的钞票,到下一个月就贬值到只能买一只鸡了……”
  “……总之,对于这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列强来说,我们这些异界来客的印钞扫货,就好比是被一只蚊子在胳膊上吸血,虽然不舒服,但也不痛不痒,跟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相比,恐怕连毛皮之患都谈不上。”
  王秋最后终结说,“……可若是有谁不想让咱们吸血,硬是要采用什么一劳永逸的对策……那么,改用计划经济就好比是砍掉手脚,废除纸币则相当于挖掉心脏,若是跟咱们的印钞机玩增产贬值比赛,就差不多等于是往自己的血液里下毒,来把吸血的蚊子毒死……反正每一样都是自寻死路的节奏!”
  “……可惜没法把这些钞票全部都兑换成银元或金币啊!如果能这样的话,可就省事多了。至少咱们就不必发愁这些货物的变现问题。”看着最后一尊羊脂玉佛像消失在虫洞之中,蔡蓉叹了口气抱怨说。
  ——在这个年代,全世界都处于一场规模空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各国虽然还在实行金本位,但却普遍限制黄金、白银的外流。因此,若是想要把大量纸币兑换成银元或金币,至少在上海是很难办的:几千块大洋或许还没问题,但若是要兑换几万块……那么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人来找你“谈心”了。
  “……唉。人总要知足嘛!咱们这一回能够几乎无限量地白拿东西,就已经占了大便宜啦!”王秋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就算再怎么麻烦。难道还有咱们在亚瑟王时代的古英国砍树换钱来得辛苦?”
  ※※※
  接下来的日子里,王秋等人的民国豪华撒钱之旅还在继续火爆展开。
  每一天从早到晚,他们都拿着大把货真价实的日元、英镑、法郎和美元,频繁出没于上海滩的各家珠宝店、当铺和百货公司,把各种高级鲍鱼、金银首饰、宝石珍珠、裘皮大衣、法国松露、天然野山参、百年陈酿……等等各式各样能够在现代世界卖到高价的东西,统统都一扫而空。
  当然,如果总是让同一副面孔去大肆挥霍。那么恐怕很容易就会被某些“有心人”给发现并且惦记上……然后在某个偏僻的街巷角落,发生某些在旧上海滩非常喜闻乐见的悲剧和闹剧……
  幸好,如今王秋这帮超时空城管的手下。早已不是大猫小猫两三只的窘态,而是拥有两千多名“外籍业余雇佣军”的鼎盛阵容。虽然这帮业余雇佣兵的战斗力很差,打不了什么苦战硬仗,但如今根本不用他们打仗。只要他们帮忙购物就行了——具体来说。就是让这帮老外换了符合时代背景的衣服,然后拿着大把二十一世纪印发的“真钞”,轮流在上海滩的各条商业街和批发市场疯狂扫货,从金银珠宝到皮草药材,从丝绸布匹到机械设备,从肥皂火柴到墨水钢笔,从香水胭脂到手帕折扇……几乎是什么商品都收购!
  就算某些东西在现代世界根本没人要,也可以拿到克里奥佩特拉女王的古埃及时空去。民国年代的玩意儿在那边已经足够用了!比如这边的稻种就能播种到尼罗河畔……为此,他们还专门租赁了几座仓库。
  于是。大笔日元、英镑、法郎和美元钞票滚滚涌入上海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的失业率,促进了上海市场的经济繁荣,增长了有关当局的税收……并且根本没有引起官方和商界的多少关注。
  这些“完美伪钞”没有引起注意的理由也很简单,在此时中国沿海的各大城市里,日元、英镑、法郎和美元基本上都属于常见流通货币,甚至远比中国各家军阀与银行发行的票子更加靠谱,更受老百姓的信任——北洋政府的钞票,就经常兑现不出银元来——故而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各种外币的市场保有量大得惊人。按照当时的一份粗略调查,仅仅是在中国市面上流通的日元,就超过五亿之多,而这还是在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关内反日风潮高涨的情况下。至于英镑和美元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数量,恐怕还要更高一些。
  此外,上海又是整个东亚最大的货币流通中心——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难以置信,但此时的上海确实是世界四大都市之一,与伦敦、巴黎、纽约并列,论繁华富庶甚至要胜过香港、东京和新加坡。
  这个时代被列国租界分割的上海滩,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非但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而且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的规模,全部都雄踞亚洲第一。它不仅是仅次于芝加哥的全球第二大期货交易中心,还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现货交易中心,全球第二大的钻石现货交易中心,以及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之一。世界各国的著名银行、保险公司等等几乎都在上海落户,而上海也是国民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着“中国钱包”的美誉……所以,穿越者们带进上海滩的这些钞票,根本就没能激起多少波澜,就被轻松淹没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汪洋大海之中。
  与此同时,这个世界的历史车轮,还依然在沿着固有的轨迹,继续向前滚滚行驶……
  ※※※
  上海公共租界,妇女解放运动旗手“琼瑶先生”金奇娜家的小洋楼客厅。
  在最初的几次“血拼”之后。已经逛街逛腻了的诸位穿越者们,就把采购办货的事情交给雇员,然后窝在金奇娜家的小洋楼里。一边看管着性命攸关的跨时空虫洞,一边靠看报纸或听收音机来打发时间。
  在1934年的夏天,国内最重要的新闻,自然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剿匪”作战节节胜利的捷报。
  “……蒋委员长于南昌行营发表重要讲话,隆重表彰了广昌会战的立功将士……并且再次重申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鼓励将士尽早剿灭赤匪,光复匪区。统一国家政令……
  ……近来又有人奢谈抗日……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大家总要记住我们革命的生死成败,我们国家的绝续兴亡,在目前完全决于剿匪,剿匪如果失败。那就一切都要失败。都不可挽救。你想匪都剿不了,哪里还能抗日,这不是自欺欺人之谈吗……”
  “……‘攘外必先安内’啊!蒋光头可是被这一条策略给拖死了呢!”
  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广播,王秋忍不住摇头叹息,“……身在二十世纪,却依据明末的经验来考虑问题,坐在国家领袖的位置上,却还是抱着地方军阀的思路。陈腐狭隘,没有全局观念。如何能成得了大事?”
  ——在这个时代待的久了,王秋也渐渐明白了蒋光头为什么顶着举国民怨沸腾的压力,也依然铁了心要“攘外必先安内”:首先,日本侵略的东北和华北,在他眼中都并非自家地盘,丢掉一点也无所谓;其次,江西红军却跟他的江浙地盘近在咫尺,又是不死不休的仇敌,即使是暂时纵容姑息,也万万不能的。
  如果是站在地方军阀的角度上,这么做自然是无可厚非。但偏偏他却给自己弄了个中央政府领袖的名头,结果就等于是把自己放到了火炉上烤——早在北洋政府时代,冯国璋大总统就早有结论:在这年代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名头就是一个大火坑,看着闪闪发光的很光鲜,但真正坐上去的滋味可实在是要命:洋人威逼、文人讥讽、军阀声讨、学生闹事……能到手的好处没多少,卖国求荣的屎盆子却都往你头上扣!
  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因为担着一个中央政府的名头,结果就在台海争端之中吃了不晓得多少苦头——台湾人可以不把自己当成中国人看待,但北京政府却不能不把台湾人当成同胞来照顾。譬如台湾和菲律宾爆发渔业争端,菲律宾水兵开枪扫射台湾渔民,台湾那帮娘炮草莓兵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当时中共方面可没有幸灾乐祸,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竭力声援,给菲律宾施压……谁知最后还被台湾绿营大肆抨击,宣称宁要菲律宾的子弹,不要中共的帮助……真是让人气得七窍生烟,费心费力还不讨好!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既然要当全国领袖,就得把全体中华儿女当成自己人来照顾!
  ——总而言之,很多地方军阀可以做的龌蹉事,身为中央政府却是万万不能做的。
  而蒋介石就是既想要中央政府的权威,又不想承担中央政府的职责……偏偏在近现代中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成为了任何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只有首先坚决地“攘外”,从洋人身上刷声望值,博取到足够的民心和支持率,之后才能够较好地“安内”。
  建国初期,中共如果不是在朝鲜战争之中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之后的公有化改革哪里会有这么顺利?
  相反,在日寇逐步入侵的大背景之下,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简直是一再触动了中华民族的逆鳞,激起了广大爱国民众的愤怒,把自己的名声和国民政府的合法性,都给逐渐丢得干干净净。等到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时候,倘若蒋介石再继续采取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作为其统治支柱的军队都要造反了!
  ——在很多时候,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
  做得到的人,就会成为英雄;而做不到的人,则会成为英雄的踏脚石。
  “……但是,不管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再怎么人心尽失,瑞金的中央苏区这回可是在劫难逃了。”
  根据报纸和广播里的信息,再结合历史资料,杨教授在一张民国年代的江西地图上,标出了当前国共两军的对峙战线,“……不过……用装备了飞机大炮坦克车的百万大军,合围进剿缺枪少弹连饭都不吃饱的十万红军,靡费军饷连番鏖战整整一年,才堪堪打下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距离瑞金还远得很……就是俄国人打车臣战争都没有这么丢脸!这蒋委员长的本事,还真是只能指挥一个班啊!”
第十四章
又一轮背井离乡的节奏
  总的来说,在抗战爆发之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战略战术上的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
  从二次北伐、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蒋介石在临阵指挥上一直都没有任何出彩的表现。他花费重金装备起来的中央嫡系部队,屡次被穷得叮当响的西北军大刀队给打到一败涂地。最后几乎完全是依靠银弹战术、贿赂收买、挑拨离间这样上不得台面的阴私手段,才把自己推上了全国领袖的位置。
  然而,在对付红军的时候,蒋介石擅长的这些阴谋诡计、收买挑拨之策,就完全不管用了。
  ——其实,工农红军的将领也不是绝对不能收买,毕竟并非每个党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做的。但问题是,不光是共党讲究“政治正确”,国民党也一样如此。为了彰显自己的“阶级性”,那个时期的国民党连自己内部的左翼成员都能狠下屠刀,有杀错无放过,对待正牌的共党分子更是一向残酷无情,万万不肯宽恕。
  甚至就连向忠发总书记这样的头牌大腕,在被捕之后主动要求投降倒戈,毫无节操地供出了自己脑子里的全部情报。等到招供完毕之后,这位总书记大人都被立刻割喉处决,连个缓刑都不给……且不说向忠发头脑里的情报到底有没有价值,光是冲着他的名头,也应该把他好吃好喝地供起来,然后让他时不时上广播或到集会广场上现身说法一番,以此来动摇共党的斗志。也就是所谓的“千金市马骨”啊!
  可蒋介石却杀伐果断地把他这么一处决,立刻就起到了严重的反效果。那些原本可能还心怀动摇的地下党与红军将士,统统噤若寒蝉——连总书记投降都不能免死。下面的小喽啰哪里还有活路?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还有哪个不怕死的红军大佬胆敢“弃暗投明”,赌一赌自己的人品是否够硬?
  既然蒋介石为了“政治正确”的立场问题,自己堵上了自己最擅长的撒钱收买分化之路,那么接下来就只能完全依靠正面作战了——而这从来都不是蒋介石的强项——从第一次围剿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投入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可结果是红军没怎么被消灭。中央苏区的范围倒是越打越大了。
  而且,这厮的脾气一向都是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犟起来能把脑袋往南墙上撞个七八回也不肯改……这些年前后几次围剿中央苏区,他都用了差不多同样的作战方略,吃了不知道多少苦头。愣是痴心不改。一次又一次地在不熟悉山地作战和不顾后方补给的情况下,盲目指挥自己的嫡系军队跟着红军四处乱跑。以至于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最后败得一次比一次惨……
  这一回的第五次围剿作战,蒋介石采用了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和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的建议,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说穿了也就是曾国藩昔年组建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的翻版,谈不上有多少新意,完全就是凭借雄厚的本钱来慢慢地磨死人。
  无奈蒋介石这次投入的本钱实在厚实。动员了五十万嫡系大军,还有五十万不太听话的军阀部队——正所谓“一力降十会”。这么多的兵马砸下去,势单力薄的红军就算再怎么诡计百出,也难以招架得住。
  另一方面,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战争潜力,却已经被一次次无休止的围剿给几乎耗尽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1933年的中央苏区一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中央苏区总人口达到了435万,总面积约为8.4万平方公里。
  从数字上看,中央苏区的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实际上,上述的多数地区都属于“拉锯”区,敌退我即占,敌进即失去,所谓的60个县很多是新设的,真正的后方依然不过是赣西南和闽西两地而已。
  在这一阶段,红军总兵力也从3万增加到10万,但这基本上已经是这块地方能够支撑的极限,甚至都有些透支民力了——此时,红军的兵源主要是以俘虏和新募的农家子弟补充消耗,数量和质量都很成问题。据党史资料,仅瑞金一县,1934年前已牺牲18000人,被残杀5万人,“但群众仍然踊跃报名参军”。可瑞金县当时的总人口也不过是是二三十万人,如此竭泽而渔,就算群众再怎么踊跃,又能支撑到几时?
  日后在课本和文艺作品中被热情宣传的红军老班长和红小鬼,其实是当时苏区兵源枯竭的悲哀体现。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跟一战末期的德国相似,看上去开疆拓土、兵威赫赫,实际上已经只剩了一口气。
  为此,中央局不得不发出口号:“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临时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各乡苏政府之下都要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学插秧,甚至专门为小脚妇女生产小脚草鞋,以便于动员她们展开生产……
  这些口号虽然慷慨激昂,但却无法掩盖背后的惨淡现状——整个苏区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几乎榨干了。
  更糟糕的是,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位于群山之中,原本就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几乎没有工业。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才在瑞金设立了第一座兵工厂。职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300余人。根据红军战士的回忆:“……说是工厂,其实最早是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的作坊,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后来又增加了手摇钻床、手摇冲压机,四尺、六尺、八尺皮带车床、皮带钻床等共十几部。但由于缺乏柴油,以至后来根本断绝了柴油的来源,搬迁到岗面的时候就利用水力冲动水轮机,带动皮带车床移动。”
  “……当时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没收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收集苏区境内能利用的所有废铜烂铁和土硝、硫磺等等。另外,从战争中缴获的胜利品也初充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特别严密。那时候,工具和原材料,有钱也难从苏区外边买进来。”
  从1932年到1933年的这14个月时间里,这个兵工厂总共修配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制造子弹40多万发,翻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即使没有掺杂什么虚报的水分,这个数字也只够两三次战役的消耗——“……战士们还经常从旧战场捡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有时还用木制弹头,以弥补武器的不足”。其实际的作战功用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锁政策。布、药、棉、生活用品、医疗器械,一概不得进入红色区域。迫使苏区只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布的进口很困难,就提倡种棉、种麻,自己生产土布;没有食盐,就用土法熬制硝盐;没有药品,就上山挖药材制成中草药丸或自配少量西药剂;没有医疗器械,就用竹筒装药水、用铜打镊子、用锯条加竹子做外科锯;没有绷带,就将用过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后再用等等”,此外就是利用军阀矛盾策动中立、收买商人走私,但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而且红军的财政经济也很窘迫,拿不出太多的钱财,难以支持一个战时政权的巨大消耗。
  总的来说,江西中央苏区的回旋余地太小,补给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作战之中,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战争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如果整体上被围攻的态势不变,必定会被困死——即使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会有第六次,就算又赢了第六次或许还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谓的“百战百胜而亡其国”。如果工农红军想要打破这种被动态势,只有一条途经,那就是抓住一切机遇向外发展,撕碎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里去!
  红军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李济深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州通电反蒋的“福建事变”。如果当时红军能够跟福建方面紧密合作,派遣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击到闽浙赣,或许还能撕碎蒋介石的合围之势,直捣沪宁杭……但这个宝贵的机会被轻轻放过了,在王明和李德过于保守的错误领导之下,红军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十九路军被瓦解覆灭,然后包围自己的牢笼又更加坚固了几分。
  不过,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此时固然是油枯灯尽、垂死挣扎,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身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又何尝不是一个押上了棺材本的红眼赌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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