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无敌(校对)第388部分在线阅读

　　——租界工部局的下属武装力量“万国商团”，除常备的俄国队外，均属民兵义勇军性质。当租界发生危机时，商团司令部发出动员令，队员们向指定地点集中。领取武器“保卫”租界。
　　因此，这支部队虽然装备精良，但动员起来的速度却比较低，如果遇到突发事态。往往会措手不及。
　　更麻烦的是。在真正拥有千军万马的强敌面前，万国商团的虽然看着唬人，实际战斗力却十分堪忧。
　　——在1934年，整个万国商团共有约两千人，通常由英国军官担任总司令，兵员也数英国人最多，有六百名；其次是俄国人，有四百多名；再其次是两百五十多名华人和两百多名美国人。剩下还有一些菲律宾人、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不过。万国商团里面的日本人，现在都已经被日本的沪上驻军给拉走了。
　　因此。这是一支小规模的威慑性武装，虽然它的装备十分精良，野战速射炮、高射机枪、装甲汽车一应俱全，但却是打一个少一个，经不起残酷的消耗战，也没有可供补充的预备役兵员——在工部局的概念中，万国商团是用来吓唬人和弹压民变的，根本没想过要投入一场尸山血海的惨烈战斗。
　　如果是昔年的军阀混战，那么无论是哪一派军阀入主上海，都会给“洋大人”们卖一个面子，不会随意触犯外国人的利益。但眼下来的却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邪说的赤匪……他们的作为可就难说了。
　　假如赤匪真的挥师猛攻租界，虞洽卿实在是没把握这些“万国商团”究竟能支撑多久。
　　事实上，出于对苏俄革命的惨烈记忆，还有对赤色分子的刻骨恐惧，就在上海市民大批涌入公共租界的时候，租界内的一些富豪大亨却同样在收拾行李，抢购船票，准备逃出上海躲避战祸。
　　但是，一旦逃出上海，对于那些头面人物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握。当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上海被赤匪的工人纠察队控制的时候，如果虞洽卿等诸位“海上闻人”不是留在上海积极周旋，从国民革命军之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而是卷着行李仓皇出逃的话。那么，得不到江浙财团资金援助的蒋介石，恐怕未必有胆量对赤匪举起屠刀。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也就很难说会变成什么样了。
　　这回到底要不要离开上海呢？望着窗外难民们人头攒动的景象，虞洽卿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然而，还没等他最后拿定主意，租界工部局总董事安诺德派人送来的一张请柬，却打断了他的思路。
　　看着手中这张精美的请柬，虞洽卿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轻笑，“……圣诞宴会？！都什么时候了，安诺德总董还有心思办这玩意儿……”他屈指弹了弹请柬的纸面，“……也罢，我就在租界再留几日看看形势吧！”
　　※※※
　　与此同时，身在苏州的王秋同学，也望着身边堆积如山的各色古董，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作为全中国大名鼎鼎、人杰地灵的“园林之城”，以及江南水乡的人文胜地，苏州的古董万物一向甚多，各式明清家具、名人字画、官窑瓷器、玉石刺绣……样样都有，早就让穿越者们垂涎不已。
　　于是，应“共产国际纵队”的强烈要求，红十军团在控制了苏州城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征购”了全城的古董店。给店主发了一大笔英镑或美元钞票，然后把店内存货一扫而空；第二件事情则是打土豪斗地主，把城里那些豪门大户一个个尽数拘来。用“革命语言”数落一通，然后给他们做一道选择题：愿意乖乖交出家里藏着的古董珍玩，就赏赐大笔钞票，不给的话就上街游斗……结果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拿钞票。
　　第三件事情则是搞“以旧换新”活动，用“高端洋气上档次”的塑料和铝合金家具，换走那些“低端土气没格调”的红木和黄花梨家具——这个主要是针对家里有好东西的一般人家，以此来维护红军的形象。
　　几招齐下之后。一时间全城骚然，苏州各处名园尽数遭殃，什么拔步床、八仙桌、太师椅、玉石屏风、宣德炉、三足鼎、官窑宋瓷、汉朝铜镜、唐伯虎和郑板桥的字画、甚至是积年好木料打造的棺材……统统都被搜罗到了红十军团的临时指挥部。再被王秋同学通过虫洞传送回现代世界。
　　——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在民国时代朝不保夕的中国人眼里，古董的价值意义实在有限。
　　在刚刚看到这么多古玩的时候，王秋同学一度感到很兴奋。但随着传送回去的古董越来越多。他却不由得犯了嘀咕——之前在异世界收集的木料、金银、毛皮，还可以勉强说是输入原材料，支援国家建设。如今弄回去这么多不能吃不能穿的古董，虽然利润十分丰厚，但感觉似乎对国家对社会没啥好处……
　　如此这般瞎琢磨的多了，王秋心中那点原本快要掉光的节操，也就渐渐回来了……于是，本着对国家、对政府、对社会的责任感。他抽空找了个机会，跟杨教授谈及此事。却得到了一个出乎预料的回答。
　　“……搜集古董，与国无益？谁说的？”杨教授惊讶地眨了眨眼睛，“……且不说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就是纯粹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也是在创造市场购买力，帮助国家避免经济危机啊！”
　　“……创造市场购买力，避免经济危机？！您不是在开玩笑吧！”王秋一时间听得目瞪口呆。
　　“……怎么会是开玩笑呢？你在学校里的思想政治课上应该读到过，经济危机是怎么诞生吧！”杨教授如是问道，然后没等王秋开口回到，就径自说了下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在这一制度中，资本与劳动存在着根本对立。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普通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需求增长经常赶不上生产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这一串拗口的专业名词，顿时让王秋听得有些头晕。于是，杨教授只好拿出了自己在大学里上课的本事，一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一边跟王秋耐心地解释其中的道理：
　　“……从资本主义出现那一天起，就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购买力不足。如果所有的生产都放在资本主义系统里进行，必然存在一个问题——工资买不光所有商品，必须利润也加入购买，产销才能平衡。
　　而这就引发了下一个问题——消费倾向递减原理。虽然说赚钱多的人花钱也多，但从比例来看，月薪500块的人必然花光收入，1000块的人最多攒一两百元，月薪一万的时候，可以每月攒几千存款。等到月入百万，虽然奢侈品消费已经不少，但占总收入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两三成。至于收入更高的人，往往消费就要停滞了。在物质享受上，美国首富未必能够和国内的某个大房产商拉开明显的差距。
　　这乍一看是好事，有钱人不消费，多好啊，为社会节约资源。但是从全局上看，问题就出来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工资分配在大多数人手里。工资基本都花掉了，但利润大部分没有被花出去，势必造成这样的局面：商品售价>老板的消费＋工人的消费。商品不可能在这个体系内都卖出去。
　　卖不出去咋办？老板的第一反应是减产避免亏损。减产不是为了少造东西，而是为了少开工资。工人没了工资自然就不买东西。结果，从全社会来看，购买力减少的比例比商品减少的比例还高。各行业的老板只能下意识地再裁员，再限产……这样一轮轮的折腾下去，整个国民经济就崩溃了——这就是经济危机。
　　总之，经济危机的诞生就是这个原理。只要你一心立足于在体系内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根本绕不开。
　　当然，这个问题在工业化之前并不严重。没有工业的年月，个人生产率很低，个人消费却有下限——总不能让人饿死。所以，在农业社会里，剩余产品再多也不是大事，只要君王或贵族们稍微挥霍一下，或者打几场战争，剩余产品就消费掉了。在更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社会财富不够用，底层百姓只能饿肚子。”
第六十四章
搜集古董的意义（下）
　　“……总而言之，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制造不出太多的剩余产品，所以不太会发生经济危机。但问题是，到了19世纪初，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西欧率先完成，而且立刻和资本主义结合，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一下子突飞猛进。从此工人就可以制造出远超过自己基本需求的财富，资本家们则发现自己开始需要不停地操心生产过剩——虽然这很蛋疼。”
　　杨教授摊了摊手，“……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危机就是一种因为‘生产过剩’而造成的‘富贵病’——不是人类真的高风亮节到了不想吃得更好，穿得更漂亮，住得更舒适。而是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之下，无法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必须想办法从外界来找到其它的购买力来作为补偿……否则就会出现传说中的资本主义悲惨世界——因为产煤太多，卖不出去，煤矿工人被迫失业，然后因为买不起煤取暖而冻死……
　　这听起来让人感觉很荒诞，但是没有办法，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整天发愁生产力过多的坑爹制度。
　　早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这一问题就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每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工厂就会纷纷减产关门，机器设备的价格跌到和废铁差不多，而失业工人们则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造反的造反……结果就出现了明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却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怪现状。按照传统的宗教和道德观念。这分明就是‘末世之兆’，说明整个世界都出了问题，需要来一次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才行！
　　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就是这么闹起来的。当时爆发经济危机的年份已经比正常的年份都要多，而活不下去的无产阶级则是在全欧洲揭竿而起，甚至一度占领了大部分的工业城市，几乎颠覆了整个社会秩序——很显然，从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部，已经是无法解决经济危机这一破坏性的大问题了。
　　于是，当时的马克思就觉得。既然资本主义容不下新兴的工业生产力，就该让位给新制度。现在工业化已经摆在面前了，能限制发展的只有购买力。那应该让工人组织公有制企业，多余的商品直接分掉，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总之，马克思当时觉得资本主义已经快要到头了。让无产阶级接班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苏联还要再过七十年才会诞生，而资本主义更是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也没有崩灭……”王秋皱着眉头说，“……难道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体制改革，推行了福利制度？”
　　“……确实，虽然资本家自己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但政府还是能够拿出对策的——政府可以在利润中收一部分税，然后转化为购买力，政府可以向富人收税转移支付给穷人。减缓经济危机的出现。政府可以立法限制最低工资，允许工会集体谈判。好减少剥削率，也就减少了一点购买力缺口。最不济，在国民经济大雪崩的时候，政府也可以站出来狂印钞票，把灭顶之灾变成水淹脖子的小问题……”
　　杨教授如此答道，但却又突然话锋一转，“……不过，这些宏观调控的措施，大部分都要到二十世纪才会被广泛应用，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所以得到缓和，主要应该归功于三个外部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技术进步。马克思在当时并没有想到，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人类又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从蒸汽时代进入到电气时代，各项新技术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电报、电灯、电话、电动机、内燃机、汽车、石油化工、合成染料……很显然，生产技术的突飞猛进，逼迫着资本家们进行工业设备的更新换代，否则就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之中被淘汰——而这种对设备的投资，也是一种巨大的额外购买力，可以在若干年内弥补供给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的发生
　　第二个因素，则是新市场的开辟。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印度、土耳其等等‘东方世界’被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成为了欧洲商品的倾销市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结果老祖宗上千年用丝绸、茶叶和瓷器赚来的白银，开始哗哗地倒流回西方，最后导致民国年间的乡村全面破产！
　　第三个因素，则最直接、最荒诞，最奇妙，也跟我们如今搜集古董的情况最相似——那就是金矿！”
　　说到这里，杨教授就变得一下子眉飞色舞起来，“……1848年，北美的圣弗朗西斯科发现露天金矿，1851年，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也发现了露天金矿。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是山高皇帝远的无政府状态，而且金矿埋得不算太深，不用太大投资就能直接挖到矿石，甚至不用打洞都能在河床里面淘金。于是，全世界的穷汉子们闻讯蜂拥而入，希望能一夜翻身。前者因此被中国人称为‘旧金山’，后者则是‘新金山’。
　　需要注意的是，跟旧大陆不同，美洲牛仔们人人骑马打枪，澳洲历来就是囚犯流放之地，居民凶悍无比，这样的地方，不管是先占矿脉的地主还是后来的财团资本家，短时间内都没法把这些金矿变成少数人的财源，只能眼睁睁看着近百万好汉满地发财。当时许多海船到了美洲和澳洲，刚到夜里就有一大半苦哈哈的穷水手逃下船去淘金，船长一觉醒来，发现人跑了个精光，连船都开不走。于是只好自己也去淘金了。
　　这种淘金潮对世界人民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黄金不能吃不能穿，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粮食没多生产一粒，棉纱没多纺出一根，倒是少了成千上万的精壮人口去搞生产，简直是有害无益。
　　但另一方面，这场淘金潮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有什么好处？救命之恩！资本主义缺的就是需求，需求就是货币。在金本位时代，黄金就是购买力！当然。根据前面说的消费递减原理，这些黄金如果是集中在几个大矿主手里，那只是给富人的豪宅里增加了金砖收藏。也增加不了多少购买力。但偏偏澳洲和美洲的金矿都在蛮荒之地，分散到了无数淘金者的身上，他们拿着黄金买吃买穿，就是响当当的购买力。这就好比是上帝雇佣了这些人口。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注入硬通货。于是就购销两旺，经济危机一下子就缓解了。
　　你看，黄金这东西分明不能吃不能穿，开采它们反而要消耗劳动力，居然能缓解经济危机，促进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繁荣。这说明经济危机根本不是什么物质上的问题，而是人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黄金救世界，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荒谬性。马克思就是看到这种荒谬性。才提出要搞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建设一个更合理的新社会……但非常遗憾的是。一直到咱们那会儿，这个新社会似乎还是没有建成……”
　　“……听上去确实是很奇妙也很荒诞……但这跟我们收集古董有什么关系？”王秋眨巴着眼睛问道。
　　“……有什么关系？关系大着呢！”杨教授答道，“……你不觉得我们如今穿越时空倒腾回去的古董珍玩和明清家具，跟淘金热时代挖出来的黄金很相似吗？同样是不能吃不能穿，同样是价值高昂、广受追捧。搜集它们的同样并非几个寡头富豪，而是成百上千的穷汉子——呃，虽然绝大多数的穿越者都还没潦倒到混低保吃救济的程度，但也基本没有哪个家伙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富豪……”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杨教授的语气不知为何突然变得有些低落，“……咳咳，小王同志，我想你也应该是清楚的，如今咱们中国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倒不是说是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跟西方那些大财团在幕后掌权当家的‘民主’制度相比，我国有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更有利于社会公平……但不管怎么说，国家资本主义毕竟也还是资本主义，还是要靠利润活着，政府也要靠利润来收税，所以不能指望消灭购买力缺口，除了外部市场之外，就只能是依靠国家来伸手堵住缺口，用税收政策来搞转移支付。
　　可问题是，这个地球没有世界政府。你从企业的利润里大量分钱，强迫提高工资，企业肯定要受影响。你多收税，多搞转移支付，别的国家不一定搞；你有劳动法，有工会，其它很多地方没有啊。人家的企业能榨出最大利润来投入下一轮竞争，你的企业就得破产，不想破产就把企业往没有劳动法的地方搬。搬来搬去，那些搞福利社会的国家就变得产业空心化了。而且，政府收税多了，如果不配上高关税的话，就是白白为他国提供购买力。关税提的太高，人家有报复，形成贸易战，购买力还是完蛋。
　　因此，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这些年里，全球经济长期萎靡，我国的外贸出口额度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但国内生产又不能随便削减，一削减就是大批的失业浪潮，很多人都会没钱买东西。那又该怎么办呢？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既然穷人没钱买东西，就要给他们钱买东西。但是又不能白给，得让他们干活，否则就是养懒人了。可具体又该怎么干活呢？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东西，只会越生产越过剩。于是。政府就必须弄一堆不按资本主义方式走的生产模式，不能追求利润，或者要把利润的回收放到长期去——具体来说，就是各式各样的基础建设工程，或者国防建设工程。
　　比如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由政府发行国债，上马一系列大型工程项目，雇佣工人修桥修路。就是政府用将来的利润换取眼下花富人的钱的权利。工人拿到了工资，眼下就可以变成购买力。至于制造的东西是不是财富，其实并不重要。反正资本主义缺的不是财富，而是容纳财富的空间……事实上，就在1934年12月的此刻，希特勒就正把工人雇起来造大炮，造飞机，罗斯福则是在美国全境大兴土木搞基建，在山上刻总统头像——这些举动全都等于是把购买力送到了底层。让美国和德国的经济一下子有了起色。”
　　“……但如果这么搞的话，基本上就等于是饮鸩止渴吧！”王秋听得顿时脸色有些难看，“……罗斯福的新政暂且不提。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政策搞到最后，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啊！”
　　“……没办法，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从未在内部找到过能够根治经济危机的方案。只有各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救急法子。若是想要釜底抽薪地真正消灭生产过剩。目前唯一已知的办法就是搞社会主义公有制，给资本主义制度送葬……当然，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按照这种搞法，期间死的人只怕会比再打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多，一个弄不好，让地球直接进入‘核冬天’辐射废土副本，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
　　杨教授耸了耸肩。“……很显然，我们的政府不可能做出这么高风险的事。暂时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想办法搞短线操作，能拖一天是一天。而这就是我们大批搜集古董的社会意义所在——国家可以用‘弘扬传统文化’之类的口号，把古董的价格炒上去，从富人们手里把钱换出来，再把钱以福利、救济和工程款的形式，输送给真正需要花钱的底层群众，制造出市场购买力，从而缓解经济危机……”
　　“……明白了，虽然古董珍玩和明清家具本身，确实是不能吃不能穿。但关键在于能顶货币用，从古董交易之中赚到的钱，一部分发给了我们这些临时工，用于制造社会购买力，一部分被国家收缴上去，再次进行分配，把购买力输送到社会底层；还有一部分变成了军火和物资，用于支援民国时空的我党前辈闹革命，又给现代的军工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订单，养活了更多的工人和家属……”王秋若有所思，喃喃地说。
　　“……是啊，这就相当于神明赐给了我们一个金矿，不仅储量足够大，而且出现在一个任何财团都控制不了的地方，不会被某几个富人或大财团垄断。顺便还能倾销一部分过时积压的剩余商品……更妙的是，古董不是粮食、不是股票、不是企业、不是房地产，即使有一天古董市场被搞得崩盘了，通常也只是让一些投机商和收藏家血本无归而已。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受到太严重的影响……”
　　说到这里，杨教授突然意有所指瞟了王秋一眼，淡淡地提醒道，“……小王同志，你也不要以为是国家占了你的便宜——确实，没有你的跨时空传输异能，这一切贸易和交换都无从谈起。但问题是，如果只凭你自己的力量，在虫洞最多能够维持的两三年时间里，又能赚到多少钱？”
　　回想起早先在上海滩开杂货铺之时，先是被黑帮混混大肆勒索，又遭上海商会老头子呵斥警告的糟糕经历，原本心情还有些纠结的王秋同学，顿时终于清醒了过来，不由得笑着挠了挠头发，“……呵呵，估计能赚到几万块大洋就是极限了，还得跟金奇娜大姐一家子分钱……只是感觉有点对不起粟裕、方志敏他们这些革命先辈，因为我们把这个时空的各种古董文物都一扫而空了……”
　　“……这也只是各取所需罢了，没什么对不起的。”杨教授淡淡地答道，“……谁让我们的中国是世界第一的工业国，生产力严重过剩；而这边的中国却是破败不堪，生产力严重匮乏呢？
　　而且，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人眼中，价值也是不一样的。这些被我们带走的古董珍玩，在革命先辈的眼中，真的是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民国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国土完整和民族独立才是第一位的要务，其它一切事情统统都要靠边站——都已经落魄得快要亡国灭种了，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古董还有啥用啊？
　　打个比方，假如我们明明确确地告诉他们，只要把全中国的古董和珍宝统统都卖掉，就能立即收复失地、驱逐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工业化和民族复兴……你看他们会怎么选择？”杨教授耸了耸肩，“……大概只有胡适这种念洋书、说洋文，生活在天堂里的家伙，才会跳出来反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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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正当王秋和杨教授这两位穿越者，在私下里讨论着跨位面古董买卖的社会经济意义之时，工农红军的革命先辈们，则是依然在为了解放全中国，建设新天地而高歌猛进。
　　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整个红十军团已经全部登陆上岸，开始在苏州布防和集结。一部分先头部队乘坐冲锋舟，沿着江南地区犹如蛛网般密布的内河水道，朝着上海方向展开全面冲刺，预先抢占沿途的各个交通要隘。而上万名主力部队则拖着火炮和辎重，意气风发地沿着公路高歌挺进！
　　——头戴红星的红军战士即将客串圣诞老人，给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送上一份终生难忘的“厚礼”！
第六十五章
送给侵略者的圣诞礼物（一）
　　“……枪是好枪，衣是新装，吃饭顿顿有油有荤腥，帽子和靴子全都顶呱呱！”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第十九师某排排长董小山同志，在进军上海途中的第一感觉。
　　从浙北进军上海的这二十多天时间，是他有生以来过得最畅快最舒服的一段日子！
　　即便是气候温润的江南水乡，到了公历的十二月末，浸润着水汽的微风也颇有点刺骨的凉意。但董小山排长对这点考验显然不以为意——及膝的草绿色军大衣，厚重的火车头帽子，人造革的保暖靴，将这个年轻人裹得严严实实，衣领上不知什么种类的绒毛，反复摩擦着他的脸颊和脖颈，让他感觉暖烘烘的。
　　唉，亏得那些国际纵队的外国同志慷慨解囊，咱们部队如今可真是大大的阔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