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有毒(校对)第8部分在线阅读

　　“不碍事，先带着莲儿去街上逛逛，顺便买点软和的棉布，我有用。”洪涛回身和公主小声交代了一句，顺势捏了捏她的手。
　　这是两人之间刚刚培养出来的小默契，主要是为了应对皇帝用的。只要捏了手就说明心中有数，不用帮忙打岔。
　　“都尉大人真让老夫百思不得其解，某也从未听说过失心疯能让人有如此大的变化。”
　　公主刚把门从外面关上，王安石就停下了胡吃海塞，直接用手把胡子上的汤汁一抹，端坐身体先开了腔。合算他刚才那副德性就是做给公主看的，到底是啥用意洪涛真想不出来。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之时见真情。公主对我情真意切，我自当滴水涌泉报之。之前的王某做得很不好，既然神佛让我尽忘前尘，应是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岂能再错一次？”
　　王安石的意思洪涛明白，他是在说自己装的有点过头了。看来不光是皇帝不信自己真疯了，很多见过、熟悉自己的人也都不信。
　　信不信只能由他们去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说不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也没必要说。但该做的解释还得有，不管他们认同不认同依旧得说。啥叫有性格？这就叫！
　　“幸也……不幸乎？”王安石给出的回答就是这么几个字，啥意思也不清楚，连带着一顿摇头。
　　对于驸马的解释这两位应该是听明白了，在他们眼中证明驸马真可能是疯了的证据并不是公主或者王嬷嬷的证词，也不是皇帝用李公麟试探的小把戏，而是王诜这一嘴白不白、文不文的说话方式。
　　别说是在宋朝，就算到了清朝，能这么说话的人也只有两种：一是洋夷之人，二是疯傻之人。
　　正常人即便可以模仿，也不可能分分钟、时时刻刻模仿得如此古怪，基本上就没一个词儿是合乎常理的，但还能把意思说明白。
　　“伯时，子瞻兄的事情……”既然听不懂王安石的意思，洪涛干脆也不和他打哑谜玩了，坑里还一个人呢，千万别让他趁机爬上来，赶紧再踹一脚！
　　“不必为难伯时，某来和你说，子瞻断不可回京！”俗话讲吃人嘴短、拿人手短。这顿饭肯定不便宜，还是李公麟掏钱请客，看着那张绿油油的脸王安石终于跳出来了。
　　“愿闻其详！”得，坑里又多了一位！洪涛心里这个乐啊，老家伙，我要抓的就是你！让你装孙子，今天不把你折腾出真火来咱就不姓洪！
　　洪涛确实不姓洪，他现在姓王，驸马王诜也！
　　这次被折腾出真火的不是王安石，也不是李公麟，而是他自己。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们俩等着，早晚有一天这笔账得算清楚！”这顿饭一直吃到了一更天，驸马一次又一次谢绝了王安石亲自送自己回家的提议，一人一骑走在街上满脑子都是官司。
　　此时的马行街不仅没冷清，反倒比傍晚时分更加热闹了。原因洪涛也知道，这里确实是汴梁城里的簋街，越到晚上越热闹。夜市这个东西也不是后世创造的，现在就有了。
　　但这些都已经勾不起他的兴趣，刚才王安石和李公麟那两张得意洋洋的脸才是他心中的疼！被人当傻子一样看太尼玛不是滋味，而且还不能怪别人，都得怪自己！
　　苏轼是回不来了，这一点洪涛现在也明白，还不是王安石不想让苏轼回来，而是他无能为力。
　　因为啥呢？因为自己最初就搞错了基本概念。苏轼也好、李公麟也罢，加上自己这位驸马爷，从来也没支持过王安石的变法，居然都是保守派的成员，和司马光是一伙儿的，至少也是外围成员。
　　这倒也解释了神宗皇帝为什么看自己这个亲妹夫总不太顺眼。大舅哥主张改革变法，妹夫在一边儿不仅不帮忙还和反对派呼朋唤友，没事儿就在驸马府里大宴宾客，所来之人多是反对派里人物。
　　不管是不是真的反对大舅哥改革，看在外人眼里肯定划不到支持一派里，皇帝要是能待见自己才是怪事儿。
　　这时还得说这位大舅哥心胸比较大，如果换成自己是皇帝，早就把这种吃里扒外的妹夫给踢出京城了，留在身边每天看着多膈应啊。
　　苏轼之所以会被贬黜黄州，完全是因为他在很多诗句里讽刺了新政。当王安石被迫辞去宰相职务离京之后，改革派就开始了疯狂报复。
　　尤其是那些支持新政的言官和御史，揪住保守派官员的小辫子就往死里整，结果苏东坡同志不幸就中枪了。要不是王安石帮着说了不少好话，估计贬的还得更远，这辈子能不能回来都得两说了。
　　这顿饭吃的面子丢了不少，坑也白挖了，差点把自己埋进去，总体来讲很是失败。但也不能说就一点收获没有。
　　大部分时间三个人并不是在讨论苏轼被贬的原因，那件事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剩下时间讨论的基本都是有关变法的理论问题。
　　按说以王诜的身份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多插嘴，而以王安石的身份也没必要在这些问题上和一个废物疯驸马多啰嗦。
　　但是抛去官员的身份，大家还有一个互相更为认同的共同点，那就是士人。说白了吧，大宋的官员必须先是被社会公认的知识分子，官职只是附加在这个身份上的搭配。
　　一个人可以不当官照样名扬四海，但如果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认同，即便当了官也吃不开，走到哪儿都会被同僚、上司、皇帝排挤。
　　这可不是洪涛自己瞎猜的，就这个问题他在南宋时就和很多当时的政客探讨过不止一次，最终才得出这个结论。
第16章
僵局
　　岳飞厉害吧？战功卓着，最终为啥落得一个杀身之祸？比他更操蛋的宋朝官员一抓一大把，怎么没一个丢了性命的？
　　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岳飞再怎么厉害，在大宋官员和皇帝眼中也是个异类，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而是一个纯粹的武人。
　　他得不到宋朝主流阶级的认可，稍微犯点错误，不光没人帮你说话，还全是落井下石的，这就叫阶级认同感。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有时代局限性，但他们还比较纯粹，踏踏实实做学问、用良知说话、爱惜名誉、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才是他们的最高追求。
　　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争论的只是学术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才是对国家有利的，并誓死捍卫寸步不让。这种争斗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更不是为了政治利益互相倾轧，底线比较高。
　　其实这种争夺对国家和社会利大于弊，理不辨不明。凡事必须拿到桌面上掰扯清楚才能知道好坏利弊，不能一方说了算，别人连提意见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这样就失去了纠错功能。
　　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可以做到永远正确，越是重大的决策就越要更多声音一起争论、推演。
　　不怕慢就怕错，走慢点没关系，只要方向正确总是在前进的。但要是走错了方向，走得越快越完蛋。
　　这种重大决策只需要错一次，就很可能抹除掉前面的九十九次正确，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它会耗费极大的社会资源，再想改回来，还得浪费更多。
　　宋朝的派系斗争和党争大多是属于学术上的争论，不管输赢都不掺杂性命攸关的问题，这就让参与者的道德底线不会太低。
　　试想一下，如果谁输谁就会被入狱甚至杀头或者满门抄斩，那争起来还顾得上道德吗？必须是什么龌龊招数都得用出来，力求把对方先置于死地。什么脸面、节操都忘了，因为输了就是死，这就是人性。
　　假如压力没有那么大，输了不过就是暂时失势，就像考试考砸了回去再复习一年，把自己的学问做好还可以重头再来。
　　那时政客们的道德底线就会相对高一点，不会随便用那些龌龊招数。因为以后自己还得东山再起呢，名声很重要。
　　从王安石为苏轼求情这件事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没事儿就给自己捣乱、还鼓动别人一起捣乱的苏轼，王安石并没采用赶尽杀绝的手段，而是就事论事，免得以后没人再敢张嘴说话。
　　而保守派也一样，逼得王安石辞职不干了，保守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司马光也没揪着王安石不放。
　　该认同的道理照样认同，该反对的新法依旧反对。一切只对事儿不对人，并没说王安石下台了，他的所有主张就都是错的，就都要推倒重来。
　　洪涛认为这一点才是宋朝最值得夸赞的地方，允许不同声音出现、不以言获罪、不搞人身毁灭的终极大招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同时，保住了人性中好的一面儿，尽量抑制住人性的恶。
　　也正是因为王安石、李公麟都是知识分子性格，所以他们才有心情和自己这个疯驸马讨论国家大事，且不认为这是对牛弹琴。
　　因为纯粹的知识分子有个非常明显的属性，他们愿意讲道理，尤其是和同类讲道理。能用道理说服别人在他们眼中是最高的成就，谁不服就抓起来逼着人家低头，在他们眼中就是臭流氓和人渣，很没德性。
　　这次洪涛没给两位高官留任何颜面，他本身也是一个愿意讲道理而且口才不错的大喷子，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世界观。只要和对方有碰撞，那必须口吐莲花把对方说服为止。
　　而且他研究过南宋朝廷的弊端，并针对其进行过彻底的改变，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喷起来就更言之有物、更有针对性和更具说服力。
　　当然了，这个话题太大，哪怕是其中的某个具体小问题，想完全说明白也不是两三个小时能做到的。
　　今天的主要战场基本都在青苗法上，这也是新政中最被人诟病和最难区分好坏的一点。不管做为防守方王安石还是进攻方洪涛，都把这块阵地当做了兵家必争之地。
　　青苗法好不好？单就这部法规来讲肯定是好，它确实减少了农民的负担，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但法规这玩意从来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宋朝有没有执行青苗法的基础呢？洪涛的回答是没有！
　　从宰相到村里的小地主都是旧法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会心甘情愿的从自己兜里掏钱帮国家解决农民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也就都成农民了。
　　人这个玩意，从古至今向来是用屁股决定脑袋的。原来农民租种地主大户的土地耕种、借高利贷买农具牲畜，一切收益都归地主大户，也就是归于士人阶层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等于是让农民向国库借钱交利息，跳过了地主大户士人这个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能乐意才怪。
　　这时候还能指望他们去帮着实行新法吗？他们只能一边很不情愿的煳弄事儿，一边想办法给农民增加负担，把他们损失的利益尽可能多的弥补回来。
　　就算是不打算从农民身上捞钱的官员，现在也不得不向农民伸手了。因为新法是朝廷由上至下强制执行的，还做为考量官员政绩的硬性标准。
　　这件事儿做为现代人应该特别熟悉，因为它就曾真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当GDP成为升官的首要指标时，官员们会如何做就可想而知了。
　　越是心狠手辣的缺德官员就越是能想办法获得更多的政绩，最终倒霉的还是农民。因为这些成绩都是从他们身上割下来的，血淋淋的带着热乎气被送进了国库。
　　这样一弄农民的负担不仅没让青苗法减轻，等于是一边应付打着青苗法盘剥的酷吏、一边还得多掏一份儿地主大户的钱，负担反倒加重了。
　　大部分农民是看不到这些幕后原因的，他们只知道原来没有青苗法的时候自己每年还能剩二百斤粮食，青苗法一实施年底自己就剩五十斤粮食了。
　　其余那一百五十斤粮食哪去了？农民们算不出来，只能怪在青苗法头上，这是天经地义的。
　　结果呢？就是新政在朝堂上被保守派官员们指责、在民间被广大人民群众骂。宋朝的商业再发达，它依旧是个农业社会，农民的境遇决定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皇帝一看，新法弄了半天两头都不受待见，能有信心继续坚持下去才怪。失去了皇帝的全力支持，除非把外星人弄来还有可能，只要是地球人，啥安石也没戏。
　　再然后呢？就该找背锅侠了呗。即便皇帝想说这个馊主意是自己出的，朝臣们也不会答应。皇帝必须要完美，不能有大错，即便有也得由臣子们代替。
　　所以吧，谁是跟着皇帝变法的主要人员，这个锅就得由谁来背。比如王安石，他就是改革的急先锋，成功了会变成千古一相，失败了就变成千古王八蛋。
　　玩政治和做买卖一样，投入的大才有可能收获大，同样道理，获利大风险就跟着变大，世界上没有风险小、获利大的好事儿，生意和政治其实是一种游戏。
　　这仅仅是就法规本身而言，但任何一部法规都不是单独出台的，制定它的人和组织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想借着这部法规干什么呢？
　　具体到神宗这位年轻皇帝身上，洪涛闻到了浓浓的战争味道。好好的这么急于充盈国库、整备军队，总不会是要进行大阅兵吧？
　　现在宋朝只有两个主要敌人，一个是西北的西夏、一个是北面的辽国。不管是要对西北还是对北用兵，都需要大量的钱财。
　　看来这位皇帝大舅哥脾气还挺大、心气也挺高，他不想再两边受气，要放手一搏。赌赢了，他也能成千古一帝；赌输了，大不了再和谈呗。反正这些年朝廷光干这个事儿了，熟能生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皇帝这么想、这么做倒也没什么不对，赶上了战争时期的人民肯定是受苦，但如果能用一辈人的苦难换来儿孙几代人的和平，也算是一种可以获利的长期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