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抗日(两部)(校对)第579部分在线阅读

　　赫鲁晓夫明智地说，只有那些疯子，那些想自杀之前先毁灭别人的狂人才会发动核战争。肯尼迪也在痛苦的煎熬之中，他脸色苍白，隔着桌子和他的兄弟呆呆的对视，世界真的处于毁灭的边缘了吗？这是我们的过失吗？
　　美苏两国彼此恐吓一阵之后，见对方不肯就范，都开始寻求退路，尖锐的局势便有了缓和的希望，加勒比海危机至此也告一段落。在静悄悄的外交活动中，美国同苏联的全球性的交易己经开始了。
　　历时一月之久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了，美苏两国首脑之间的通信和达成的谅解促使了这场危机的解决。肯尼迪显示出自己的勇敢、灵活和坚强的意志；赫鲁晓夫的明智妥协的意义足以与他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相提并认论。而且，赫鲁晓夫开始摆脱了斯大林时代培养起来的不能信任帝国主义，特别是它的化身——美国的教条。这是美苏“冷战”史上首先的突破，不仅促进了加勒比海危机的解决，而且对后来美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半年之后，美苏两国代表在日内瓦签订了建立两国首脑直接联系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一条“热线”将于同年九月开始启用，其主线由美国华盛顿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开始，经英国的伦敦、丹麦的哥本哈根、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芬兰的赫尔辛基，最后同苏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接通。此后，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加勒比海的后果和影响远不止这些，在西半球的危机却使东半球的中苏关系更加复杂化也是很明显的。中国党不仅在“三和”问题上与苏联党的看法大相径庭，而且在加勒比海期间也象古巴似的反对苏联同美国妥协。对待美国的态度成为中苏矛盾的催化剂。
　　
　　第281章
危机后的南洋联邦
　　
　　加勒比海危机对于南洋联邦的影响很小，除了黄历空自担惊受怕，仔细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其他人都觉得即使爆发核战争，也不会对自己有所损害。因为南洋联邦既算不上华约，也不是北约组织的成员，虽然和美国关系很好，但苏联也不会把核弹投到这里吧！
　　核大战一爆发，地球兴许都毁灭了，还分东半球和西半球？嗯，不能说，不仅自己不能说，也不能让科学家说，以免造成民众的恐慌。等到导弹危机结束，南洋联邦已经进入了筹办奥运会的冲刺阶段。
　　在成千上万的建设者的辛勤劳动下，虽然主体场馆还未完工，但坤甸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交通、市政建设、高楼大厦、宾馆商场等配套设施令坤甸有了国际化大都市的面貌。
　　奥运会的效应开始在旅游业上凸显，随着道路、环境、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良好的治安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南洋联邦旅游业在六三年的收入预计将在GDP的比重中超过3%。而作为推进旅游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联邦政府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在六二年年底出台了《博彩业管理办法》，正式承认博彩合法化。同时，五个专营牌照将于六三年三月公开招标，立时引起了各大富豪和财团的注意，或单独筹资，或联合出钱，各路人马摩拳擦掌，都盯上了这块大肥肉。
　　尽管在《博彩业管理办法》中有非常多的规定，从事博彩业除了要受到严格的监管外，每年还向政府缴交占毛利35%的博彩税，此外，还要向政府缴溢价金，并将毛利的1.6%拨与公共基金，1.4%用于发展城市建设、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项目，政府也将从预防、治疗和宣传教育等入手，推行负责任博彩。但从眼光的商家看来，拿到一块牌照无疑是捧上了金娃娃，特别是奥运会在即，获得的利润那是相当可观。
　　存在即有道理，黄历相信这一点，强力禁止不如有效疏导。博彩业曾经被称为“罪恶行业”，但是如果处理好博彩业给当地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博彩业就能够带来可观的收入，减少失业的数量，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个认识现在还不普遍，但不超过四十年，全世界就将有一百多个国家或地区承认博彩业合法化。
　　与此同时，针对地下钱庄和非法借贷的打击在六二年年底掀起了高潮，这是作为净化博彩业的前奏曲。谋定而后动，永远是黄历最突出的特点。
　　时间的脚步迈过了六三年的时候，南洋联邦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良好的势头。连续几年的大力投入使新加坡已经走出了初期的经济困境，日益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以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契机，形成了如软饮料、玻璃、印刷、橡胶、纺织、电子零部件等为主的龙头产业。港口设施的扩建完成，使其作为东南亚最大转口港的龙头地位不可动摇。造船业在政府扶持下迅猛发展，成为继坤甸船厂之后的亚洲第二大造船工厂。
　　军火出口依然是南洋联邦的收入大项之一，换装了更强劲的发动机和更灵敏的机载雷达、增强了关键部位的装甲、并且在保留机炮的基础上、可以挂载空空或空地导弹的“枭Ⅱ”、“鹞Ⅱ”式飞机，装有反坦克火箭的武装直升机，地对空“弩Ⅱ”导弹，“雷神Ⅱ”十二管火箭炮，与西德合作研制生产的“豹”式系列坦克，各种口径的自行火炮，带有炮瞄雷达的高射炮，车载雷达，各种轻重武器，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及过硬的质量，以及对亚热带环境的高适应性，受到了亚共体及中东各国的欢迎，越南王国、巴基斯坦、南韩、泰国、柬埔寨、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家都纷纷购买列装，其中巴基斯坦的需求最为旺盛。
　　南洋联邦对巴基斯坦的军火销售几乎是敞开的，甚至派出教官帮助巴基斯坦训练飞行员及相关技术人员。醉翁之意不在酒，越南问题的基本解决，使黄历的目光移到了印度阿三的身上。与印度不共戴天的巴基斯坦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印巴战争还会爆发，南洋联邦将趁此帮助巴基斯坦这个亚共体成员狠狠教训一下印度，并夺取印度的海外飞地。
　　另几个大量需要军火的对象则是中东各国，为此南洋联邦特意在埃及建立了一个武器试验场，在武器的配件上多有变更，使其能适应高温多沙的沙漠作战环境，主要是对冷却系统和空气滤清器的改造。
　　以军火养军工，而且只有战争才是检验武器先进性、可靠性的最合适的战场，在两越战争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量的新式武器被用于实战，南洋联邦的军工系统取得了经验，也得知了不足和缺陷。特别是灵巧炸弹和导弹，暴露出的不足令人意想不到，进一步的改进工作已经展开，不出两年，这些新式武器将更加成熟，威力更大。
　　而南洋联邦的缺腿技术，中、远程弹道导弹也在得到美国出售的导弹，以及参与研发第一颗商用通讯卫星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中程弹道导弹，已经具备了发射核武器的能力。再延伸一下，南洋联邦自从五九年研制出可爆炸核装置后，又经过了三年的技术积累和不断研制，已经实现了核武器小型化、实战化的目标。
　　南洋联邦的综合国力可以说是在黄历的一步步巧妙设计下发展起来的，针对性极强，别的国家可能浪费金钱，可能走了弯路，但南洋联邦在这方面却几乎没有差错。比如美苏已经开始的在外层空间探索上的竞争，黄历便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知道，那根本没有必要。一场徒耗人力物力的意气之争，黄历根本不屑于参加，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出资让南洋联邦的科学家参与美国的卫星研究。
　　
　　第282章
等着放卫星呢
　　
　　民众影响国家决策，有时候是一件好事，有时候却又不可避免地是不必要和盲目的。美苏之间的对峙，使竞争在各个方面展开，即便是无关国家安全的事情，在美苏首脑看来也是关系着前途和命运的较量。说白了，就是个面子问题，想到美国或苏联也许会因为在某方面取得了进步，而受到别的国家的仰慕，那对美苏首脑来说，简直是不能容忍的，而民众的情绪也被同样这样影响着。
　　空间探索便是这样一回事。对肯尼迪来说，这里没有推脱的借口，不管这一决定带来的是光荣还是羞辱，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
　　其实，苏联拥有较大的火箭反倒证明了他们的技术落后。美国人有办法设计一种氢弹头，其体积和重量都只是原来的若干分之一，因而根本不需要强大的火箭来发射。苏联所以需要推力达八十万磅的巨大推进器，是因为他们的氢弹仍然又笨重又庞大，这表明在空间探索的这个初级阶段，他们所用的燃料足以把重得多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但也就仅此而已。
　　可是普通美国人是不摸底的。他们只看到苏联已跑到美国前面去，于是就认为这是对自由世界的一种成胁。当然，这些对普通人是解释不清的，虽然美国却成批地发射了“前卫”、“发现者”、“探索者”、“拓荒者”、“萨莫斯”、“蒂罗斯”（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波”（用于通讯）等各种类型的卫星。但公众注意的只是，苏联比美国更出风头。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入轨道，是他们的卫星首先到达月球并拍下照片，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的轨道，并用它携带的无线电装置，发回有关这颗星球的资料。
　　是的，从这些方面来看，苏联领先美国是很清楚的。苏联还准备在载人的宇宙航行方面战胜美国。他们已经把狗送入了轨道，现在，第一个要把人送入太空的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一座发射场上准备发射。
　　在美国民众看来，新政府所继承的“宇宙探索方面的差距”表明这个国家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而肯尼迪则坚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空间竞赛在全世界产生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他担心，由于东方和西方正在力争使新兴的、尚未决定去向的国家相信，哪条路是正确的道路，走哪条路才有前途。那么，苏联的这种戏剧性的成就就很容易会造成一种危险的印象，仿佛苏联在各方面都居于不容怀疑的世界领袖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成就方面。
　　显然，这纯粹是想当然，黄历不认为第三世界那些住草棚的、食不果腹的人民都在等着要听听从外层空间传来什么最新消息，然后再决定他们应走哪条路。他倒觉得对美国的威望最大的打击不是来自于外层空间的挑战，而是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愤怒的骚乱中捣毁许多美国城市中心。
　　当苏联把一个人送上宇宙空间，并成功降落后，美国人的不满情绪一下子升腾到了顶点。加加林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宇宙飞行，全世界都对他挥手致敬，莫斯科以极其隆重的仪式欢迎凯旋的航天英雄：礼炮在轰鸣，欢腾的人群在喊叫，豪华的护送队，为加加林加冕大大小小的国家勋章。
　　全苏广播电台都在播送赫鲁晓夫与这位宇宙航行员之间的一段谈话，这位宇航员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几句话是“当我在外层空间时，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祖国”，以及“当我降落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在听，祖国知道’那支歌儿”。这让美国人更加咬牙切齿。
　　肯尼迪坐不住了，他在达荷州的波卡特洛的演说中大声疾呼：“我们应当承认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现在苏联已经首先进入了外层空间，其它国家都看到了，他们看到苏联首先围绕月球飞行，又首先围绕太阳飞行……他们于是就得出结论说：苏联在蒸蒸日上，我们则每况愈下。我认为要靠我们来扭转这种形势。我宁可就看黑白电视，也一定实在火箭推力上超过他们。”
　　美国的新闻杂志报道则在火上浇油，他们报道：全国的心情是“沮丧，羞辱，有时是狂怒”，并且预言“只有拿出点特别惊人，特别困难的火箭技术，比如说，来一次环绕月球的栽人飞行，才能在世界人民的眼里把苏联宇宙航行员压倒。”
　　在发表演说的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宇航局局长詹姆斯告诉他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采取一项和曼哈顿工程相似的突击计划，也许在十年内能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当然这可能是—场赌博，而且至少得花费三百亿美元——或者两倍于这个数目。
　　随后，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发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他要求为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七十亿到九十亿美元”。他说他知道要求的这个数额很大，然而，“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着不同寻常的挑战。对我来说，这是个爱国主义的问题。我的责任是推行自由原则。我认为，我国应尽一切力量在十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
　　集中了上万家企业、几百所大学和近百个科研机构，总人数超过三十万人，耗资两百五十五亿的“阿波罗”计划开始实施。
　　黄历将空间探索理解为无用的活动，显然并不正确，向外层空间进发，这应该是全人类从古至今的梦想，也是全人类的进步，但如果把这种科学探索用于政治军事目的，那就别当别论了。
　　而从心里来说，黄历还是希望美国的空间技术能够取得进步，他关心的是美国能否在奥运会开幕前成功发射同步通讯卫星，首次实现向全世界转播奥运会，使这届南洋联邦举办的奥运会能为世界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
　　南洋联邦已经将此次奥运会的主题定义为高科技的盛会，为了办好这一届奥运会，南洋联邦将使用所有的传播工具，包括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公共传播媒介，为此还修建了一座高达351.36米的电视发射塔，运动场地内也将装置特殊电视，选手们可以由此知道比赛项目进行的结果；新闻中心齐全的设备，可以让媒介及记者们可以快速得到最新消息；而卫星则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及时地了解比赛结果和比赛的各种细节，让南洋联邦的夏季奥运会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放卫星啊，放卫星！黄历想着奥运会，也想着卫星以后的广大用途。只要有三颗与地球自转周期一致并与赤道平面重合的卫星在距离地面36000公里高度悬停，便可以成为电波信号最理想的“二传手”，通信的历史便会揭开“吉星高照”的新篇章。
　　南洋联邦正在为此而准备着，通信事业的爆炸式发展就要来到，经济上的腾飞也将在奥运会后真正开始。作为巨大投入和精心安排的回报，南洋联邦的经济发展在六四年奥运会之后，将一飞冲天。
　　如果说美苏的空间探索是意气之争，面子之争的话，那么中苏之间的论战更是令后人莫名其妙，甚至感到不可理解的事情。
　　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可能尤其是那些参与了论战的人——会认为论战是以中方大获全胜告终，许多人长期津津乐道于论战中那些神采飞扬的文字，大义凛然的语气，恰到好处的经典引证，以及连珠炮式的不容答辩的反诘疑问，但这有什么实质意义吗，不过是关起门来的自鸣得意罢了。
　　其实，当时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历史早晚会给出答案，不是靠口舌之争便能够改变的。比如世界大战是否可以避免，东西方之间是否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裁军来缓和紧张局势，是争取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还是通过革命或战争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辩论的成攻，根本没有意义。
　　等到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再看辩论话题的结果，便会一目了然。包括苏联在内的欧美共产党人，由于处于更为开放的环境和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条件下，他们对于由于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对于世界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的把握，要更敏锐和准确一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改革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要看得更清楚一些。
　　但是，和历史上的其他情况一样，当现实主义的、温和理智的立场碰上恪守教义、激进的立场，而双方都还承认某种经典教义时，后者在气势上往往容易占上风。
　　
　　第283章
论战的影响
　　
　　中苏大论战对中国的展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论战，中国共产党不仅维护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及独立地位，打破了苏共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使中国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更加明确了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中苏论战最显著的积极意义。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苏论战也有很大的消极影响，论战使中国当时政治思想领域的“左”倾思潮急剧滋长，并且进一步深入全党的思想教育和每个党员的头脑。论战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如“战争不可避免”、“要防修反修”、“中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等直接运用于国内，促进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系统化，使中国在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上迈了一大步。
　　而在论战的洗礼中成长的一代人，养成了真理在手、“唯我独革”的心态，学会以气势压人、讽刺奚落的口气，在“文革”的派性斗争上，他们运用这一套大显身手。
　　对中国人来说，论战达到了把赫鲁晓夫搞臭的目的。后来毛泽东把对外的“反修”变成对内的“反修”，动文化大革命，他只是靠把刘少奇称为“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就轻而易举地打倒了他。这方面的恶果是形成了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对敢于革新，敢于运用新思维的人，只要暗示他可能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只要暗示必须警惕他“在斯大林死后作秘密报告”，就一定能让他噤声，使任何变革的意图化为影。
　　而且，中国领导人承认新的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的是爆的危险性，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大打小打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了一个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就要崩溃。
　　所以，中国领导人不赞成苏共关于核战争会毁灭全球的观点，认为如果帝国主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核战争，“遭到毁灭的不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而是帝国主义和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上是有偏差的，使中国的工作重心无法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既然强调战争不可避免，那便要展军工，可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哪有钱搞研，搞制造。好，中国勒紧裤带搞出了原子弹，但是不是就具有了核反击的能力？显然不是这样的。同样拥有核武器，但对自己核武器打击能力的估计和信心却大相径庭，苏联直至一九八一年也不承担不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而中国在爆炸原子弹后立即承担了这个义务。说得好听是爱好和平，说得不好听那便是核基础薄弱，害怕象苏联美国这样的核武器大国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先制人的核打击。
　　经济是展的基础，不管是改善民生，还是展军工，没有钱就干不成。中国从五十年代后半期起，集中力量研核武器和其射装置，便大大减少了对装甲兵、炮兵、空军、运输和通讯的投资，因而也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进攻性战役的能力。这些缺陷则都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展起来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及高科技武器的装备才开始突飞猛进的。
　　意气之争、口舌之辩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尽相同，自然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展模式。同样，和平不应仅仅作为策略手段，而且应作为一种战略上的可能性来对待。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最终要得到解决，这是社会展的客观规律。但是，解决的方法、道路归根结底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探索，不应以某国的历史经验为模式，也不应由别国别党来设计。暴力革命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无法解决每个国家深层次的问题，探寻适合本国展的道路才是执政者应该优先考虑的事情。
　　而更为可怕的是一个人不是神，却认为自己是神，认为自己是始终正确的，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人既然不是神，无论多么英明、智慧，也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当他的周围没有人敢指出他的错误，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听的时候，一个普通人还罢了，一个国家领导人却会造成国家民族的一场灾难。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国家的行为，一个人的愤怒，就是国家的愤怒，一个人要战争，便会将全民族绑架上他的战车。
　　黄历作为大总统，背后又有第一大党的全力支持，推行政策可谓顺风顺水，再加上在军队中的无比威望，也可称为一个强势总统。但即便如此，他也有一个智囊团，推出各种措施也要先集思广益，听取大家的意见。不是相信专家，而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集体的氛围，形成一个集体决定的体制。
　　换句话说，他可以独断，但却深知独断有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为了国家以后的可持续的良性展，也为了他以后的生活，他必须抑制那种具有无上威权的冲动。
　　当中国在论战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越来越激进的倾向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吸引了西方国家的紧张和关注。
　　“激进的赤色中国试图用游击战和输出革命来征服世界”的“中国威胁论”开始在国际上蔓延，这更加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处于恶劣的形势。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声称：“中国人正在提倡以更好战更咄咄逼人的政策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我们肯定不应站到中国人一边，同苏联人相比，他们倡导一种至少在短期内对我们更危险的政策。”
　　
　　第284章
逃港风潮
　　
　　美国总统肯尼迪也注意到了中苏之间的变化，他在对N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中国的领土是如此之大，就象一个巨大的庞然之物一样，屹立在边境之外，越南民主共和国如果倒向他们，那将会为他们在马来亚、泰国、老挝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而且，也会给人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即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将掌握在中国的手中。”
　　自从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将“大规模报复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便要求部下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游击战的理论，以求能找出破解以弱胜强人民战争的策略和方法。他曾对他的妻子杰奎琳说，毛泽东把军人与人民的关系比作鱼儿与水的关系，多么巧妙。杰奎琳听后哈哈大笑。
　　两越战争虽然告一段落，但美国依然担心东南亚局势的安全，中国将要或者已经在支持马共、缅共、越共等共产主义组织，这是可以确定的事实。而越南王国和柬埔寨、老挝则处于首当其冲的第一线，南洋联邦作为东南亚稳定的柱石地位更加突出出来。
　　美国在派出地面部队的决策上一贯谨慎，相对于美国兵的生命，他们更喜欢出钱出装备。这便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南洋联邦的一些要求，包括一些关键军工技术的转让和买卖。当然，南洋联邦作为亚共体最有实力的国家，也承诺将负担起成员国的安全。
　　而在一九六二年，南洋联邦和中国的关系出现了意外的坎坷，这使美国暗自欣喜，对于南洋联邦同中国的贸易，以及南洋联邦承认中国，美国一直心怀不满，只是要依靠南洋联邦，又怕逼迫使得南洋联邦向“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才没有发作。现在，中、南两国爆发了纠纷和争吵，自然顺了美国人的心思。
　　南洋联邦与中国的贸易打着民间交往的旗号，一直进行得很平稳，而在香港则设有一个大机构，其实质是具有官方性质的办事处。而中南两国的纠纷就是这个办事处向上汇报的“逃港”风潮所引起的。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跃进”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
　　更为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发香港身份证。这样的做法，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
　　而一九六二年的“逃港”高潮，主要发生在那年的五月份以后，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冠之。据记载，单是在五月十六日那天，便有五千多人，由新界边界地区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
　　当时，在宝安县由东至西长达一百五十公里的公路上，外流群众一波接一波，如同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一般，奔向边境线。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们，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籍贯遍及十二个省区。宝安与新界交界的梧桐山，是“逃港”的必经之路，因此在那段时间里，这里差不多每天都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偷渡者。同时，公安边防也在这里重兵布防。面对封锁，这些偷渡者自发组织起来，常常是青壮年手执木棍在前面，妇女和老人在后面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以示威的姿态强行冲关。
　　除了陆路，还有不少人选择海路。偷渡的地点一般是距离香港四公里的蛇口，这里的海边有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两国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