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191部分在线阅读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城市工人、学生不断的加入革命，使得革命委员会完全巩固了铁路和松花江沿线城镇的革命政权之后。向黑龙江、吉林两省下辖各县扩展革命力量，并清理混入革命委员会内部的投机分子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
　　虽然革命委员会内部还有些人犹豫不决，认为这些人在前期就投靠了革命委员会，为稳定地方局势还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眼下这些人并没有竖立起反对革命委员会的旗帜，革命委员会就要向他们下手未免有过河拆桥的味道。
　　但是这种争执随着对日战争的开启立刻就低落了下去，长春士绅试图向日本人示好，以便在战后接收革命委员会权力的举动，给了吴川一个极好的借口，可以名正言顺的对革命委员会内部进行一番清理了。
　　只是，虽然有了清理革命委员会的借口，吴川却也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整理整个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充其量也只能把那些自行其是的地方势力集团清除出去而已。
　　这种内部的清理虽然扩大了共和党和同盟会左派联盟在革命委员会中的权力，却也让被打击的同盟会中的右派和旧清官吏联合了起来。一直不愿出任革命委员会职务的前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在宋小濂等人的劝说下终于出面求见了吴川。
　　两人关起门来谈了大半天，吴川以制定了五条革命委员会内部整理原则作为交换，换取了周树模保证支持革命委员会清理不合格人员的行动，而周树模也接受了吴川的任命，同意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一职，接手整顿机构和整理人员的工作。
　　周树模的出面虽然削弱了吴川对于革命委员会内部人员整顿的力度，但是这位前黑龙江巡抚的加入革命，却也彻底打消了黑龙江、吉林两地地方势力反抗革命委员会的念头。而作为前清的封疆大臣，对于政府的行政架构和组织流程也比吴川和俄国布尔什维克要熟悉的多。
　　虽然吴川和俄国人用委员会这个机构取代了前清的内阁、六部和地方督抚衙门，甚至隐隐有取代县衙的意思。这些新型的权力组织方式对于俄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一个新奇玩意。虽然这一模式取消了许多中间环节，使得行政效率提高了许多，也令平民能够直接和委员们打交道，让过去的衙前小吏和师爷幕僚失去了权力寻租的机会。
　　但是委员会的模式也造成了权责不够清晰，委员会权力有近乎无限化的趋势。甚至于，委员会之间因为没有明确的层级区分，各委员会之间各自颁发互相抵触的政令也并不少见。如果不是革命正处于上升阶段，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各委员都还算负责，地方上的冲突早就频繁爆发了。
　　吴川之前一直关注着军事和共和党的组织，因此对于革命委员会行政架构的问题关心不够，也实在是没有这个精力再去关注，因此等到他注意到这一现象时，问题已经不算小了。打击清理革命委员会内部的投机分子，未尝不是准备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开端。
　　周树模的出面，让吴川衡量轻重之后，决定还是把这位前黑龙江巡抚拉进革命委员会，由其来整顿合并机构、清退一部分人员，并理一理革命委员会内部的行政架构问题。
而对于周树模来说，他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革命委员会走向全面的亲俄，如同吴川和共和党党员把要清理的对象贴上亲日派分子和消极分子的头衔一样，他们也被政治对手视为了亲俄分子。只是当前革命委员会正和日本开战，而俄国人又表现出了偏袒革命委员会的态度，才使得这个亲俄分子的头衔杀伤力不大。
　　不过对于常年和俄国人打交道的周树模等人来说，他们对于俄国人的警惕却比日本人要大的多。虽然因为对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他们不能为日本人说话，但他们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革命委员会完全的倒向俄国，这将有可能把北满真的分裂出去。
　　于是原本并不想在革命委员会任职的周树模，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坚持接受了吴川的任命，将革命委员会中的中立派和民族主义者团结到了自己身边，以防止革命委员会成为俄国人的傀儡。
　　对于周树模的担忧，吴川并不觉得可笑，因为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状况。虽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中不乏具有真正无产阶级联盟思想的革命者，但是其中也并不缺乏具有强烈俄罗斯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在某些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俄罗斯的无产阶级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也许就是一回事。这也就是吴川并不愿意一棒子把右派打死的原因。
　　有了周树模的出头，革命委员会对内部人员的整理工作就温和了许多，而这次的整肃也没有造成委员会内部的分裂，算是达成了一个左右妥协的局面。
　　将这部分工作丢给了周树模之后，吴川随即又把重心放在了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和工农业的调查研究上，短短三日内就同三个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不下十次会议，或是单独会议或是联合会议。
　　通过这三日连续不断的讨论，不管吴川也好，还是分管财政、工业、农业的委员们也好，总算对于未来东三省的经济建设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
　　11月18日晚上，吴川召开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对于革命委员会未来的财政、工业、农业前进方向进行了重点讨论。
　　在明亮的电灯下，吴川拿着几张稿纸向着在座的委员们说道：“这几天来我同分管财政、工业、农业工作的委员们进行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关系着革命委员会未来的工作重心，因此我现在就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先在党内形成统一的意见，然后再付诸于委员会进行最终的讨论。
　　首先我要说的是财政上的问题，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财政总是一个政权存在下去的首要条件。没有一个健康的财政，在战时我们就无钱组织反侵略作战，平时就无法解决民众所需要的民生建设，那么这样的政权必然是要垮台的。
　　而就目前来看，革命委员会的财政是极不健康的，我们现在完全是依赖于借款和囤积粮食获得的溢价支付我们的日常支出。我们现在要给养的人员，光是政府部门这块就已经达到了近2万人，而军事人员则超过了20万人，以我们治下的200万人口计算，脱产人员已经超过了2%。
　　虽然关外的农民收入虽然比关内高上一些，这个脱产比例也已经突破了农业经济能够承担的上限。所以，即便是不从政治上考虑，光是从财政上考虑，精简人员合并机构也到了极为必要的关头。我希望大家记住这样一个事实，人民支持我们，是因为我们能够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让他们过的比从前更坏。
　　所以，想要稳固住革命政权，我们就得确保我们的财政不出问题，只要财政不出现问题，那么其他问题都可以慢慢解决。
　　那么如何确保财政的健康，我以为就有两个阶段性的问题要解决，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和长远来看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是统一货币的问题，旧清虽然采用的是银本位货币，但却依然还在使用称量货币和纵容各地钱庄、外国银行在我国私发钱币，这导致了我国的货币极为混乱，大笔的利钱落入了私人和外国银行的手中，给普通人和本国的商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第四百二十二章
　　“……而谈到银本位货币，我们就不得不谈一谈这百多年来金银比价的变化。在英国刚刚进入到工业革命的时期，也就是1800年前后，欧洲的金银比价始终在1：12至1：18之间浮动，而东方的金银比价则在1：12至1：13之间浮动。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当欧洲进入到蒸汽机时代时，东西方的金银比价就开始向西方靠拢了。到上个世纪中叶时，国际金银比价突破了1：18.当整个欧美基本完成工业革命时，金银比价差不多接近了1：20.紧接着是上个世纪末，欧美各国统一采取了金本位货币，于是金银比价迅速突破了1：30.而到了今日，每一盎司黄金已经可以交换38盎司以上的纯银了。
　　到了今天，除了印度和中国及一些亚洲小国还在使用银本位货币外，世界其他国家都已经采取了金本位制度。那么为什么欧美各国会不约而同的采取金本位？”
　　“是因为黄金较为稳定吗？”一名较为了解金融的党员不由插嘴回道。
　　吴川看着他摇了摇头道：“我以为，这是为了更好的掠夺落后国家的财富。资本论告诉我们，商品贸易的实质是劳动力的交换，如果在不受外力的干预下交换，此种凝结于商品上的劳动力应当是相等的交换。
　　而在资本主义的干预下，资本家总是试图用低劳动力的商品去换取高劳动力的商品。这百余年来金银比价的变化，实质上就是欧美资本主义故意抬高黄金价格，从而对银本位国家进行掠夺的一种隐蔽手段。
　　可以这么说，抬高黄金价格的本质，就是要使采取金本位货币国家的劳动力价值高于采取银本位货币国家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在两种本位货币国家之间的贸易有利于金本位货币国家，令其以较少的劳动力换取更多的劳动力。
　　而这种商品贸易之所以能够成立，就是因为采取金本位货币的国家大多是工业国，而采取了银本位货币的国家大多是农业国，前者能够生产后者无法生产的工业品，使得后者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对等的贸易模式。而黄金价格之所以稳定，一是保持黄金价格的稳定符合欧美资本主义的利益；二是当前世界的黄金产地基本都被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了。”
　　斯维尔德洛夫若有所思的出声问道：“所以你认为我们也得采取金本位货币，才能避免被资本主义剥削无产阶级国家的劳动力吗？”
　　吴川先是微微点头，但很快又摇着头说道：“从长远来看，世界走向金本位货币是一个历史趋势，世界市场的统一，将会迫使白银退出货币地位，因为没有那个银本位国家能够把这种不对等的贸易模式持续下去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仅仅把银本位货币改为金本位货币，是无法改变先进工业国对落后农业国的贸易优势的。只要落后农业国无法制造自己所需的工业品，那么就不得不向工业国低价出售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原料，以换取高价的工业品。
　　而在采取了相同货币本位的状况下，落后农业国所制造的工业品，其成本必将是超过工业国所制造的工业品的。因为这些先进工业国拥有更好的机器、更好的技术和更加熟练的技术工人。如果落后农业国生产的工业品想要同这些先进工业国生产的工业品在市场上竞争，那么就得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落后的工业。
　　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发展历程，正是受惠于这种高额关税的保护。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时世界的资本主义还没有今天这样强大，而这两个国家一个拥有强大的武力，一个则拥有优渥的地理环境，不是现在这个被列强所控制的中国能够复制的工业化道路。毕竟今天中国的关税都被英国人所控制着，想要通过关税来保护初期的工业，现实中是做不到的。
　　所以当前的中国想要走工业化的道路，抵抗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剥削，我们必须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暂时保存银本位，自我压低中国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使得我们的初期工业能够拥有一个价格竞争上的优势。
　　当然，我们所要实施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并不是那种满清政府不作为下的货币制度，我们必须对革命委员会治下所使用的货币进行强制性的统一，取缔私人和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的货币，限制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的流通，从而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先禁止黄金、白银在市场上的交易，废两改元，以法令的形式把货币定义下来。确保在革命委员会的治下，一切贸易及税收都必须使用革命委员会的法定货币……”
　　吴川所说的取缔私钱、统一货币和改铸铜元都是财政委员会已经在实施的政策，今日不过是把此前的这些政策汇总，并多加了一个废两改元，因此各位党的执行委员只是稍稍讨论了下吴川对金、银本位货币的阐述，就同意了这个当前财政政策的推动实施。
　　不过很快就有人向吴川追问起了，如何从长远角度上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吴川于是便接着说道：“一国之财政，说到底就是一国生产力积累下来的开销。
　　就好比一家人忙碌了一年，扣除了生产成本和伙食费用之后剩下的节余，这点节余或是用来给家人买点衣服，或是用来改善伙食，或是用来修建房屋，又或是多买一块田地扩大生产。
　　所以财政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部分支出，给养政府及军队，投入民生建设，投入教育，投入生产建设。这四个部分的财政比例支出，今日暂且不讨论。我们今日要说的是，一个健康的财政，就必须得要支付起这四个部分的支出。
　　但是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如果光靠农业税收的话，恐怕我们连第一部分都解决不了。比如以关内的土地产出，大概100个农民才能供养两个脱产人口。东三省的农业状况好上一些，也不过是每100个农民才能供养2个脱产人口。
　　所以今日的满清，关税收入已经成为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这还是在帝国主义强制中国降低关税下取得的成果。当然这种关税收入，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大肆剥削压迫的基础上的，在关税不断增长的背后，则是我国农村的不断破产，而这也是人民起来革命的根本原因。
　　所以，且不说我们现在还拿不到这些关税，就是今后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国家政权，也不能够依靠这种建立在对内压迫基础上的关税来维持财政，这只能让我们变成第二个满清，从而为人民所打倒。
　　而想要脱离帝国主义利用关税控制革命委员会的财政，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发展生产力上来获取财政来源。在欧洲，一个农民的产出抵得上2-8个中国农民；在美国，1个农民生产的粮食抵得上我国10个农民的产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因为欧洲农民采用了更多的工业成果，比如先进的农具、化肥和农药，而美国人除了利用这些工业革命的成果之外，他们还拥有着更大规模的个人农场。
　　所以我们想要提高财政收入，就得先让农业实现现代化，而农业想要实现现代化，又离不开一个强大工业体系的支持。而工人在工厂中所创造的财富，又远远高于农民。因此，只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家才能够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
　　那么，如何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在各位面前已经有了一份较为详尽的工业发展计划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多加强调了。我接下来想要说的是，在发展工业化道路上，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和为发展工农业应当采取何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
　　由财政问题转到农业问题，由农业问题再转到工业问题，接着由从这三种问题延伸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讨论上，可以说吴川为了今晚这场会议已经是殚精竭虑了。
　　在这样一步步的深入讨论中，他事实上已经推翻了党内左翼所主张的，立即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别是土地公有制的主张。
　　吴川在讨论中承认，在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上，大农业是必须得，没有一个土地集中的大农业，就无法为工业化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化肥、农药，只有个人农场才消费的起。而也只有个人农场才能提供更多的商品粮给城市，从而向城市购买更多的消费品。
　　也只有当一个有活力的农业和工业匹配起来，工农业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经济循环，从而实现共同增长。吴川说道：“……根据我们对国内外农业的调查，一个全劳动力依靠牲畜和人力经营的田地面积，20亩是一个最为合理的数字；如果采用半机械化经营模式，那么一个全劳动力大约负责200亩土地是适宜的；如果采用全机械化的经营模式，适合于小麦和大豆的种植，一个全劳动力可以照顾2000亩土地。
　　所以，如果我们追求绝对公平的话，就应当在土地公有制的模式下给每人分上20亩土地，这样农民是会满意的，但是我们的工业将几乎没有发展的可能。而以我国适合耕地的土地面积计算，能够满足这一分配方式的，只有边疆省份，人口密集的关内各省和山地占据多数的南方各省是满足不了这一土地分配方式的。”
第四百二十三章
　　吴川最终总结道：“……所以，根据中国农村的普遍情况、东三省农业的现状和我们想要实施工业化的目标，我们需要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的中国之前设立一个过渡阶段，既要确保这一过渡阶段中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又要接受私有制经济将在过渡阶段中长期存在的现实。”
　　以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为首的俄国党员并不满意吴川对于资本主义的妥协姿态，但是之前吴川分散俄国党员的力量和同各分管委员会的反复讨论，却已经让两种经济所有制共存，积极发展工业和提高农业现代化的思想获得了许多革命委员们的认可。
　　因此斯维尔德洛夫不得不压制了俄国党员们反对声音，向吴川表示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细节。吴川沉默的思考了片刻，便向着与会众人说道。
　　“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它不仅是农业的基础，也是工业的基础，因此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封建地主之间最为根本的矛盾，也是不可调节的矛盾。
　　所以共和党对于土地所有制度的目标只有一个，实现土地公有制度，消灭土地私有制度，这是党的土地政策，是绝不容许讨论的根本政策。
　　但是，当前党还没有完全掌握国家的政权，中国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压迫和控制的半殖民地状态，所以我们当前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都不能完全彻底的消灭土地私有制度。
　　所以党在当前的土地问题上应当制定这样一个目标，限制土地私有制的过度发展，支持在发展生产力的状况下适当的集中土地经营；建立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型国有农场；鼓励小土地所有者联合经营土地，变土地私有制为村社为核心的集体土地所有制。
　　我们应当制定有利于土地公有制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政策，暂时的扶持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型农场，打击完全脱离生产的大地主这一食利阶层。
　　所以我们应当对规模以上土地的私有者进行累进税制和征收遗产税，对粮食贸易商实施准入制度，严禁小商人和外国商人介入粮食贸易。并将纸币发行和粮食征购联系起来，使粮食成为革命委员会所发行纸币的保证物，从而慢慢从银本位货币转变为粮食本位，毕竟我国是一个缺乏银矿的国家，但东三省却是一个极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
　　这样一来，只要我们控制了粮食，外国人即便积攒了一批我们发行的纸币，也无法挤兑我们。而如果是银本位的话，货币的定价权就掌握在了外国人手中，他们可以向我国输入大量白银造成通货膨胀，也可以在之后收回白银攻击我国的对外汇率，从而直接劫掠我国的财富。
　　但是如果我们以粮食作为货币本位，然后再对粮食贸易进行限制，那么他们想要攻击我们的货币就会极为困难。即便他们手中握有大量我们发行的纸币，也无法变现为具体的财富带出中国。
　　之后便是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关系，我认为对于工业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制，在目前来看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现在是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想要发展工业，既缺乏资本、技术，也缺乏大量的熟练工人。
　　如果我们无视中国的现实，一味的提倡无产阶级对于工业生产资料的控制，那么我们也就丧失了从外部资本主义输入资本和技术的可能性，也将民族资本家推向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敌人。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处于极弱小的状态，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双方还是可以团结为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
　　而在目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资本家每建立起一个工厂，就能给我们增加数十、数百，甚至是上千的工人阶级。因此我们应当接受资本主义在当前中国的发展，当然这不代表我们就在一边袖手旁观，只看着资本家壮大自己的力量。
　　我认为党和革命委员会还是有着很多工作可做的，第一党必须积极的把组织深入到工人阶级中去，确保党对于工人阶级的绝对领导；第二党必须使用手中掌握的政权保护工人的利益，减轻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无底限压迫；第三我们应当禁止私人资本在某些天然垄断的行业发展，比如铁路、电网、通讯、邮政、石油、国防建设等。限制私人资本在生产资料生产行业的垄断，如钢铁、电力、粮食贸易等。对于那些消费品生产行业，则应当给予他们以充分的竞争，以满足人民的需求……”
　　虽然在政治上，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都认为吴川所提出的过渡阶段理论，实际上已经有些接近于俄国社民党中经济派的论调了。
　　《工人思想报》、《工人事业》为阵地的经济派主张：为经济地位而斗争，为切身的日常利益而同资本家进行斗争——这就是工人运动的座右铭。
　　他们仅仅号召工人从事经济斗争，向资本家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作日等等。经济派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斗争的含义，认为任何工人的自发行动都是政治斗争。经济派提出了一个所谓“阶级论“的理论，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先是纯粹的经济宣传，其次是同经济斗争相联系的政治宣传，最终才是政治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