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267部分在线阅读

　　恒宝昆不卑不亢的回道：“与其说是我们割据一方，倒不如说是北洋挟持了中央政府。今日中央政府处处都在北洋的控制之下，处处都在维护北洋的利益，和人民究竟有什么关系？对于一个人民没有权力的政府，自然也就没有权威可言……”
第五百九十章
　　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的突然发难，除了给正骄满志得不可一世的北洋军一记狠狠的耳光，同样也让原本摄服于北洋军威的各省地方势力跌破了眼镜，天下人这才发觉北洋武力也不过是如此。
　　而原本假借北洋军势在本省掀起白色恐怖的地方士绅，在听闻革命委员会在山东实施的报复政策之后，顿时也收敛了不少。这些地方劣绅之前敢于跳将出来清洗本地的革命党人，无非就是看到国民党失势，连几个头领都被北京通缉了，他们此时对这些革命党人下手，既可以讨好北京，又能够重新夺回地方上的权力，这才如此上蹿下跳。
　　但是革命委员会在山东的举动告诉了这些反动劣绅，北洋军还没有彻底镇压全国的力量，而革命委员会和国民党不同，前者是敢于清洗乡里的，完全不会顾忌地方上是否会糜烂一片。特别是现在，那些被反动劣绅教育过的革命党人也已经醒悟了过来，不再对这些乡里乡亲讲什么乡党情谊，而是怒气冲冲的带着革命军回家乡报仇来了。
　　这些反动劣绅虽然顽固守旧，但大多数人还是识时务的，当革命军拿起屠刀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老实了起来。既然北京政府不能把革命委员会怎么样，那么他们自然就退回到了中立的立场，继续观看北京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的斗争结果了。
　　9月28日，袁世凯率北京大小官员到孔庙祭孔，并发表了如下讲话：“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
　　9月29日，吴川在《共和日报》上亲自发表了打倒孔家店一文，文中把孔教比作了吃人的礼教。虽然这一文章在孔教会甚嚣尘上的关内遭到了蜂拥一般的攻击，但是四川《醒群报》主笔吴虞却发文表示支持。
　　吴虞以《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为开端，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批驳尊孔思想。最终总结出这样一个观点：“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一句话，中国要新，国民要新，思想要新，就要彻底打倒孔教思想。
　　吴虞的文章彻底引发了各省反孔教势力的批孔思潮，这其中不仅有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和留学生们，还有各种反对把孔教定为国家的宗教人士。孔教会把孔子政治化的后果就是，凡是主张共和政治的人士就不得不首先打倒孔子这尊圣人，然后才能打倒躲在孔子背后的封建礼教。
　　此前一直为关内知识分子所诟病的革命委员会的反封建思想理论和白话文运动，此时倒是因为袁世凯的尊孔行动，转而为知识分子中的温和派所接受了。
　　就好比陈独秀的断言：“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
　　也就是说，原本认为革命委员会对于孔孟思想的批评过于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面对袁世凯有可能走向独裁专制的时候，不得不在维护共和政治的旗帜下，同革命委员会站在了一起。这对于那些试图通过国教行动维护孔孟思想的旧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种措手不及的打击。
　　对于文化界的这种思想斗争，袁世凯既不出面澄清，也不支持孔教会的国教行动，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含糊姿态。毕竟对于此时的袁世凯来说，他眼中最为紧张的两件事，一件就是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去掉头上临时两字，从而获得这个国家名正言顺的统治权力；另一件就是和革命委员会言和，先为北洋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
　　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也就在这一天，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周树模抵达天津，下榻于海河边上上利顺德酒店内。在他抵达之前，作为袁世凯代表的徐世昌已经住进了酒店，两人于是开始了会面。
　　作为前黑龙江巡抚，周树模过去就做过徐世昌的下属，他倒是没有料到自己还有同这位老上司进行谈判的时候。两人在一间面对海河的茶室内，先是品茶叙旧了将近一个下午，直到这场会谈将要结束的时候，徐世昌才漫不经心的向老部下问道：“吴畏之是真心想要和平呢？还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呢？”
　　周树模沉吟了片刻后，便不疾不徐的回道：“确实是想要和平，而不是什么缓兵之计。再说了，眼下处于不利局势的并不是我方，就算要用缓兵之计，也该是贵方需要才对。”
　　徐世昌眉头一挑，语带不满的说道：“少朴，我们交往的日子也不算浅了，何以还有你我的说法。真要论你我，你也应该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吧。吴畏之何许人也，值得你这么敬重于他？”
　　徐世昌不过是一句玩笑之言，但周树模却思考了许久，才慎重的回道：“我看不懂这个人，虽然年纪轻轻，但却能轻易的把人心掌握在自己手里，谋划之际胆略过人，行事之时却又谨慎万端，绝无一般少年得志的张扬。有曾左之长，而无曾左之短。”
　　徐世昌有些哑然失笑的看着这位老部下道：“少朴莫不是在说笑？曾左可是中兴大清的人杰，虽项城也不及远矣，吴畏之真有这样的才能和志向？”
　　周树模沉默了片刻之后问道：“项城以能吏、干吏而著称，北洋上下都知其不好财，不好色，平生只好做事。但即便是如此，下面人的孝敬一样是少不了的，年轻时也有了数名小妾。
　　但是反观吴畏之，年未满30就手握一方重权，又有从日本人手中收回南满特权的功绩，以其在东北之地位，何物不可得，何女不可娶？然而时至今日，彼也未置田宅，也未求美色，不管是我们这些前清时代的老人，还是那些留学生看来，这都是一个圣人。
　　手握重权而能够做到如此自律的，除了曾涤生、左宗棠外我还没见过第三人。那些革命党人一朝得势随即腐化的，可谓是数不胜数了。其身正，治下严，则军民自然无有不服。”
　　徐世昌脸上的笑容渐渐敛去，正正经经的向他问道：“那么什么叫无有曾左之短呢？”
　　周树模顿了顿，这才语气平和的说道：“因为他不用效忠一个满人皇帝，所以不必在忠君和爱民之中做出选择，故自不必如曾左这般做一些违心之事，说一些违心之言。此便是无曾左之短了。”
　　徐世昌在心里反复思考了数次，这才试探的问道：“照这么说，你觉得今后这天下是属于吴畏之的了？”
　　周树模想了良久，才摇着头叹息的说道：“我确定不了，吴畏之走的路和袁项城走的路不同，那条路太过艰难，非大毅力、大勇气、大志向、大智慧，外加一点运气，就是中道而坠的下场。强如李中堂不也只能做一辈子的裱糊匠吗？”
　　徐世昌默然无语，过了许久才问道：“既然如此，吴畏之何以要走那条路？”
　　周树模长吐了一口气道：“我和吴畏之虽然交往不久，不过隐约也能瞧得出他的心意，不过是不甘心三个字。我们终究不及这些年青人，想要顾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些，所以国事才会败坏至此，这个世道也只能靠着他们去改变了……”
　　徐世昌和周树模在利顺德酒店内谈了三天，算是谈妥了双方和平的条件。革命委员会获得胶济铁路以北的胶东半岛及诸城地区的统治权，但需把周村交还给山东都督府，并在名义上接受山东都督府的管理。
　　胶东半岛的盐税、关税等，不得加以截留。而北洋政府不得干扰东北和山东之间的铁路运输，关内外铁路的管理权交于东北铁路局，但是铁路余利必须上缴给国库。革命委员会不干扰北京在热河的驻军，而热河驻军也不能干预革命委员会在该地的商业活动。
　　北京政府将调换山东都督和江苏都督，但不对两都督进行处分。北京政府支持并保护革命委员会在关内各地的商业贸易，比如长江的航运事业、马鞍山铁矿的开发、海南岛的橡胶种植及矿产开发等。
　　最后，革命委员会尊重本次国会大总统的选举结果，而北洋派也承诺将会在适当的时候恢复第一版的临时约法，非南京临时参议院修改的第二版。
　　对于徐世昌带回来的结果，袁世凯还是有些不满的，他对着徐世昌埋怨道：“东海兄，你这也太好说话了，革命委员会所谓的第一版临时约法，比之第二版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要是恢复了这版约法，这天下事依然轮不到我们说了算，反而给了各省反抗中央的借口。”
　　徐世昌只能搪塞道：“总要革命委员会承认了这个大总统选举的结果，之后我们才好做事。否则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就在眼前，项城你难道真要和革命委员会打个结果出来，然后让孙、黄之辈看笑话吗？何况国民党的武力是被消灭了，但是国民党这个政党还在，要是我们和革命委员会打个两败俱伤，恐怕得利的倒是他们了。”
　　袁世凯顿时恨恨的说道：“就他们这些捣乱的，还想渔翁得利？既然我们和革命委员会达成了协议，就要彻底解决了国民党不可。”
　　徐世昌一惊，马上劝说道：“项城你可要慎重行事，我们可刚刚和革命委员会达成协议，说好了不能再迫害革命党人，还要追究那些无辜迫害革命党人的凶手的。要是革命委员会以为我们欺骗了他们，恐怕是不好收场的。”
　　袁世凯笑了笑说道：“我何必迫害他们，国民党发起叛乱，本就触犯了国法，我名正言顺的解散他们不就是了。把这些国民党人开除出国会，这样国会凑不足法定人数开会，我们也正好少了一个麻烦。”
　　徐世昌沉思了片刻后说道：“是不是再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说不定现在那些国民党议员也许会改变想法，尊重大总统的政令了。”
　　袁世凯沉默了良久说道：“那就看看他们草拟了这么久的宪法草案到底是什么内容，如果他们真的不想和我作对了，那么我也不是不能网开一面的……”
第五百九十一章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成立，便从参众两院各选30人为宪法起草委员，由于这些人是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商议的宪法草案，因此又被称之为天坛宪法草案。
　　虽然因为宋教仁的被暗杀，使得国民党组阁的梦想成为了泡影，但是国会内还是国民党占据了主流，因此宪法在商讨的时候，依然采取了限制总统权力的思想，把国会凌驾于行政权之上。
　　10月14日，袁世凯见到了宪法草案后勃然大怒，认为国民党简直是不讲规矩，在军事上失败之后居然还想在政治上夺回自己的胜利果实，实在是把北洋的实力完全不放在眼中。至此，开除国民党解散国会的念头在他心里已经不可抑制。
　　此时黎元洪已经当选为副总统，因此袁世凯令段祺瑞邀请黎副总统入京议事。段祺瑞强行把黎元洪劝入京城之后，便接到北京来电任命其为代理湖北都督，要求其整顿湖北的军政。
　　黎元洪抵达京城之后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袁世凯安置于瀛台之内，相当于半软禁的处境。这使得黎元洪对于袁世凯越发毕恭毕敬，不敢稍有违背大总统的意思，两人相见时黎元洪犹如“一极可敬之少年见一极尊严之长辈”。
　　于此同时，袁世凯也下令冯国璋进入南京整顿军纪，并找人劝说张勋主动辞去江苏都督的职位。面对革命委员会的通电问责，张勋虽然私下破口大骂不止，但却不敢回电反击。
　　张勋很清楚，他之所以敢如此行事，就是出于对袁世凯背叛清廷的不满，认为袁世凯有负国恩，而北洋集团上下虽然支持袁世凯却并不否认这种看法。因此袁世凯如果敢对他下手，北洋内部也没什么人愿意和他死磕，毕竟他占着大义的名分。满清虽然对不起汉人，可没有对不起北洋。
　　但是对上革命委员会他却没有这种心理优势了，虽然他天天在自己的军中宣传大清的恩德，表示自己还是要效忠宣统皇帝的，但他并不是真的要誓死效忠于宣统皇帝，否则此前同民军作战时他就该战死，而不是向北京发电要求朝廷同南方议和了。
　　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击败了冯国璋率领的军队，又击败了日本人，张勋当然知道自己不是革命委员会的对手。更何况，此次山东的国民革命军以如此优势击败第五师，也让张勋的部下们胆寒不已。
　　让这些辫子军去祸害没什么战斗力的民军，并准许他们在战后劫掠平民，这些辫子军是胆气十足的。但是让他们去同一只能够同列强的军队对战的强军去打，战后还要被清算家属，那么他们估计造张勋反的机会更大一些。
　　原本在攻入南京时因为军纪败坏就已经导致各国不满，特别是张勋的部队还误杀了三名日本侨民，使得一向支持清室的日本人对于张勋也是大为不满，在这种强大的外交压力下，袁世凯已经有意替换张勋的江苏都督位置了。
　　现在再加上革命委员会的通牒，袁世凯就更是向张勋摊牌了，要么张勋带兵去山东剿灭革命委员会，则事后可以担任山东都督，要么就是顺从内外意思，先交出江苏都督的位置，过一段时间他再给张勋安排一个位置。
　　张勋自然不会去选择前一个选项，不过他也不肯接受过一段时间给自己安排，而是要袁世凯现在就给他一个去处，否则即便是他愿意交出江苏都督的位置，但手下这些人还是要在江苏继续待下去的。
　　袁世凯不得不给出了一个长江巡阅使的头衔，并允诺每月给拨款项，张勋才心有不甘的点头认同。
　　在南方事务安排妥当之后，10月25日袁世凯突然向国民党发难，袁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攻击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形成国会专制’。
　　北洋集团在各省的支持者随即一一通电表态，认为国民党“肆毒宪法”，指责天坛宪法草案为“暴民专制之宪法”。不过袁世凯的恐吓并没有让国民党议员们屈服，宪法草案还是在10月25日进行了三读。
　　眼看着天坛宪法草案要正式通过成为正式的宪法，袁世凯于11月4日悍然下令解散了国民党，从而使得国会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自行闭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不得不和国会一起，于11月10日自行解散。
　　虽然袁世凯一度担忧自己的行为会招致革命委员会的不满，因此还特意发电向吴川说明了自己解散国民党的苦衷和迫不得已。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吴川的回电对于他解散国民党的行为并无过多指责，而只是提醒他共和之总统并非前朝之皇帝，请他不要逾越了总统的职权。
　　革命委员会的温和提醒，让袁世凯误以为吴川所率领的共和党和孙、黄率领的国民党也颇有积怨，所以吴川对于国民党的支持也仅限于人身保护而已。试探出这个结果之后，袁世凯倒是放开了不少手脚，开始进一步集中自己在北洋团体中的权力，预备埋头几年再和革命委员会见分晓。
　　袁世凯之所以要对北洋集权，实在是在这次镇压南方各省民军的过程中，北洋暴露出了过多的弊病。虽然他极力在外人面前维护北洋团体，但是张勋和冯国璋率领的部队在南京的所作所为也是让他在各国公使面前丢了极大的面子。
　　就连日本的军事顾问也在他面前直言不讳的说道：“如果大总统不能整顿北洋军纪的话，不要说南方各省民众不会真心臣服于北洋，日后和革命委员会交战时，大总统手中恐怕也要无兵可用了。”
　　袁世凯也知道，日本人说这话是三分带气，四分是真看不起北洋军，还有三分则是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忌惮。不过他还是被日本人的话语激起了想要整顿北洋的念头，在国民革命军这个唯一大敌在侧虎视眈眈之时，他已经不能再容忍北洋军继续腐化下去了。
　　更何况，从他接手临时大总统开始，北洋集团就有一种天下是北洋的了的心理，因此在军政官员的任免上，处处都以是否出身北洋作为评判的标准。这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想要当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而不是北洋的总统。
　　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很清楚北洋的军政力量虽强，但是当今中国并不止北洋一家之势力，即便不提关外的革命委员会，光是南方各省的地方势力也只是在名义上服从中央而已，一旦北洋暴露出独占中枢的意图，南方各省肯定是要爆发大规模的叛乱的。
　　此次北军南下所暴露出来的败坏军纪，也决定了南北之间的地域偏见有多大，北军进入江苏之后就好像是进入了外国一样，肆无忌惮的劫掠杀戮平民，使得中央政府在战前获得的舆论同情，在南京一战后尽皆化为乌有。
　　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号召各省发起二次革命时几乎没有人响应。但是南京之战后，山东革命委员会突然向北京发难，南方各省却突然出现了许多抗击北军的地方武装。倒不是革命委员会的号召力大过了孙中山、黄兴的国民党，而是南方各省民众确实受不了北军恶劣的军纪，因此看到有人带头后，就忍不住响应了革命委员会的号召。
　　而在山东革命委员会发难后，北洋诸军调动不灵的局面，也让袁世凯开始意识到北洋团体内已经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这些小团体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其次是北洋大团体的利益，最后才是服从于他这个北洋领袖。
　　面对这样的内外局面，袁世凯也只能彻底放弃了撕毁和革命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趁着对南方的胜利之际，对革命委员会展开决战。他只能先把精力放在梳理内政上，不仅要梳理北洋团体内部的关系，更要梳理解散了国民党之后如何安抚那些非北洋势力的关系上。
　　对于北洋团体，袁世凯以为暮气已深，需要对北洋团体进行重建，淘汰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而又不能打仗的军事人员，因此他试图用蔡锷这个外系将领来担任重组北洋的任务。蔡锷虽然不是北洋一系，但是他的老师梁启超却是袁世凯的政治盟友，二次革命中更是坚定的站在了袁世凯这边，因此被袁世凯视为了半个自己人。
　　而对于各地的非北洋势力，袁世凯则以为应当排斥持有共和思想的人员，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二次革命，袁世凯终于弄清楚了一件事，只要谈论共和就不能不附和国民党的主张，附和国民党的主张就等于是承认孙文、黄兴才是共和的缔造者，这样一来他就天然矮了孙文、黄兴一头。
　　且共和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天然就是反对政府的一面旗帜，只要政府管一管事，地方上的无赖文人就破口大骂政府破坏共和，欲行专制之政。袁世凯又不能去学吴川，高喊共和即是人民对于反动势力的专政，那么北洋这个团体就要先散伙了。
　　袁世凯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尊崇孔子思想，以纲常礼教正人心护道德，以进大同世界的道路上前行了。
第五百九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