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400部分在线阅读

第八百七十八章
　　1917年9月28日，哈尔滨呼兰区的第一化工厂内一片欢歌笑语，这座建于1913年的化工厂正在为厂内第三套硫酸制成设备落成进行剪彩仪式。
　　30出头的奥地利工程师克利姆特作为这套制成设备的主要设计师，被邀请参与了剪彩。对于克利姆特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惊喜，毕竟他现在的身份还是一名战俘，他并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获得这样的荣誉。
　　截止1917年8月，俄国在东线俘虏的战俘达到了230万人，其中210万战俘是来自于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些战俘大多被送往了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安置。
　　到了1917年6月为止，约有32万名战俘安置于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和阿穆尔军区，远东地区天寒地冻，俄国人又不给战俘足够的饮食和御寒衣物，对于不适应这里酷寒气候的德奥战俘来说，无疑就是一场谋杀。
　　如果不是1915年革命委员会同阿穆尔总督区开始大规模开发小兴安岭-布列亚山铁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建设矿区和矿区到佳木斯之间的铁路，使得阿穆尔军区突然发觉这些战俘不仅不是负担还是一笔可以变现的财富，估计还有大量的德奥战俘会默默无闻的在战俘营中冻死饿死。
　　和在俄国人的战俘营中缺衣少食的生活相比，替中国人工作的德奥战俘至少获得了食物、保暖衣物和有效的治疗。在北京和同盟国断交之前，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官在视察了革命委员会为本国战俘提供的待遇后，也认为革命委员会已经竭尽所能的救助了这些战俘。
　　而如克利姆特这样有专业技能的战俘，更是直接脱离了战俘营的管制，拥有了独立的房间和相当不错的报酬，他的报酬不仅可以负担自己的日常用度，还能积蓄下一部分。对于那些从俄国人可怕的战俘营出来的战俘们来说，这简直是天堂一般的待遇。
　　并不是没有人想要趁机逃离东北就此归国的，不过德国外交官劝说他们还是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比较好，因为德国在华的侨民和那些中国人从俄国人手中租借的德国战俘足足有七、八万人，德国政府并不希望因为救援了一两百名战俘而让其他人遭到针对性措施，更何况协约国对于德国的船只和侨民特别的敌视，他们也难以确保这些战俘能够安全的返回国内，因此还不如让他们待在和德国关系密切的东北境内更安全一些。
　　至于奥地利人，随着战局的发展，奥地利政府甚至连国内的民众都快要顾不上了，更何况是这些远在东亚的战俘。因此对于逃到天津的奥地利战俘，奥地利领事馆采取了闭门不纳的态度，不仅不给他们提供返回国内的帮助，甚至连食物和住所都不提供。
　　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派兵进入天津，打断了一群奥地利逃亡战俘的计划，奥地利驻天津领事馆估计将会成为第一个为本国公民在海外攻击的驻外机构了。
　　因此到了1916年下半年之后，在东北的德奥战俘已经没有人想要在战争结束前返回国内去的想法了，大家都安心的在东北工作着，等待战争结束之后安全的被遣返。特别是到了1917年初，得知了协约国对于同盟国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海上禁运之后，在对协约国政府的痛恨之余，德奥战俘们倒是更加努力的工作，以期待能够在战争结束之后，带一些积蓄回国去重建家园了。
　　虽然1917年东西两线协约国都遭遇到了失败，但是处于战场之外的德奥战俘们获得的信息可比国内的同胞们全面的多，特别是对于美国在宣布参战后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资，在革命委员会的报纸和广播中都讲述的非常详细了。
　　在这些报纸和广播的分析中，同盟国已经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即便德国继续在东西线获胜，甚至于俄国直接退出战争，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之后，协约国的人力和物资已经压倒性的战胜了同盟国，而柏林现在最好的出路就是在还占据战场上的优势时赢得一个体面的投降，而不是期待什么和平协定。
　　当战争还没有分出胜负之前，哪怕是已经成为了战俘，这些德国人和奥匈帝国人还试图保卫帝国的荣誉，但是一旦意识到帝国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之后，战俘们顿时就开始转变了思想，表现出了厌恶战争和憎恨发动战争的皇帝了。
　　克利姆特正是其中的一员，从为了皇帝而战到赶紧结束该死的战争，他仅仅用了不到三周就转变了自己的认识。当然，他也不能否认，战俘营中刊印的那些小册子和报纸，确实极大的促进了自己思想的改变，开始把这场战争看成了各国资本家对于无产阶级力量的一次大谋杀。
　　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和把这场战争看成是统治阶级对于底层民众的谋杀，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观来说简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即便是刚刚被中国人从俄国的战俘营中解救出来，克利姆特也只是对于中国人有所感激，但并没有消除欧洲人对于中国人的偏见，比如中国人只适合干体力活之类的观点。
　　等到他接受了部分社会主义的观点之后，他顿时觉得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把贵族和资本家都送上绞刑台，世界才会变得安宁和平。而在这样的思想改变之下，原先为了报恩而替中国人工作，顿时变成了更有主动性的帮助中国社会主义者建设国家，壮大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工作。
　　正因为他的这种主动性，克利姆特才会被革命委员会赋予了越来越大的责任，比如研发改进第一化工厂的这套接触法生产硫酸的装置。
　　1881发起，德国巴登苯胺纯碱公司的R·克尼奇对接触法进行了历时10年的研究，在各种工艺条件下系统地测试了铂及其他催化剂的性能，并在工业装置上全面解决了以硫铁矿为原料进行生产的技术关键。
　　1906年，美国人F·G·科特雷耳发明高压静电捕集矿尘和酸雾的技术在接触法工厂获得成功，成为净化技术上的重要突破。
　　1911年，奥地利人C·奥普尔在赫鲁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塔式法装置。六个塔的总容积为600m，日产14t硫酸（以100%HSO计）。
　　1913年，巴登苯胺纯碱公司发明了添加碱金属盐的钒催化剂，活性较好，不易中毒，且价格较低，在工业应用中显示了优异的成效。
　　在巴登苯胺纯碱公司转让的技术和设备下，1914年哈尔滨第一化工厂就完成了第一座5塔式装置，日产硫酸12吨。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工厂无法继续提供关键设备，革命委员会同美国方面合作，于1915年在长春建成了由一个脱硝塔、两个成酸塔和四个吸硝塔组成的七塔式装置，在酸液循环流程及塔内气液接触方式等方面有所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
　　而克利姆特所负责改进建设的这座七塔式装置，则是把昂贵的铅材替换为了革命委员会自己能够生产的钢材，这一套装置的成功，使得革命委员会不仅完全掌握了接触法生产硫酸，还拥有了量产塔式装置的能力。
　　硫酸在三酸两碱的化工基础原料中占据了第一重要的地位，大量的廉价的硫酸不仅能够极大的降低其他产业的生产成本，还能够促进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
　　比如对于化肥的生产，硫酸就是最为不可缺少的原料。1吨普通过磷酸钙需要消耗360公斤硫酸，1吨硫酸铵需要消耗250公斤硫酸，而这两种化肥现在就是东北能够生产的主要化肥品种。每吨化肥大约能够增加3吨到7吨粮食，效果远比豆饼等农家肥要出色的多，随着大规模化肥生产成为可能，原先用作肥料的豆饼倒是可以更多的用于饲料当中去了。
　　正因为如此，革命委员会对于此次建成仪式相当重视，工业委员会的委员不仅亲自到场，还特意邀请了身份有些尴尬的克利姆特参与了剪彩仪式。
　　只不过让第一化工厂领导和工人们没有想到的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吴川居然和工业委员会的宾步程委员一起到了现场。于是剪彩仪式就变得更加隆重了起来，第一化工厂的工人们不是受益于革命委员会大办教育的第一批中学毕业生，便是辛亥革命之后退役的革命军士兵，天然就是吴川的支持者。
　　因此每一次吴川来第一化工的时候，总会有许多工人围上来想要和吴主席说上几句，说什么倒是不重要，哪怕是问候了吴主席一声，得到了回应，这些质朴的工人就很开心了。毕竟和他们过去的生活相比，现在的生活已经让他们觉得没什么可求的了。
　　已经多次历经了这样场面的吴川，驾轻就熟的和工人们打着招呼，然后询问了一些安全生产和工人的福利待遇问题，和厂里的领导们交流了对于厂内子弟学校及工人们的军事训练情况，这才离开了热情的工人群体，开始观看起了新设备。
　　在询问了一些关于设备的问题之后，吴川忍不住向身边的宾步程问道：“现在用接触法生产硫酸的产能有多少了？总的硫酸制造产能又达到多少了？”
　　宾步程心情舒畅的回道：“到今年年底，接触法制造硫酸的产能大约能突破30万吨，加上铅室法等制造硫酸的产能，预计总的产能可以上50万吨了。工业委员会认为，我们应当停建其他落后的设备，主要投入到接触法生产，两年内再上30万吨的塔式装置，从而彻底完成硫酸自产……”
第八百七十九章
　　吴川现在对于工业设备和资本投入已经比较放心了，但是对于技术人员却是真的有些不大放心，因此他很快就向宾步程询问道：“上30万吨硫酸产能的设备，只要钢材能够供应的上，我是没有多大意见的，但是我们有这么多人手操作这些设备吗？之前可是已经发生过两起因为工人操作失误造成的化学工厂爆炸事件了。”
　　宾步程立刻保证道：“钢材那边我已经问过，能够保证供应。至于之前长春及抚顺化工厂的爆炸事件确实是工人培训不足，导致在操作中出现了失误。
　　不过在这之后，我们已经加强了对于青年工人的培训力度，并重新修订了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工业委员会对于工人职业学校及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加大了拨款，工业委员会认为，三到四年之后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有技术能力的青年工人顶上这些岗位了。
　　而在这些青年工人从学校出来之前，我们从俄国战俘营里解放出来的那些德、奥战俘，完全可以胜任这些岗位。这些战俘不愿意为俄国人工作，但是在我们解放了他们之后，他们都表示愿意为我们工作，只要我们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和御寒衣物，并在战后帮助他们返回国内去就行。
　　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战俘来解决当前熟练工人不足的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至少有中学以上的文凭，还有不少人甚至是大学生和工程师，让他们待在战俘营里晒太阳实在是过于浪费了。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批量生产塔式装备的技术问题，成批量的生产能够极大的缩减成本，要是单独生产的话，成本就高了将近一倍，我认为这显然是不划算的。宁可造好了空置几套设备，也比一套套设备单独生产平白增加成本强啊。”
　　吴川抬头看了看面前耸立的钢铁之塔，终于点了点头说道：“那就这样办吧，工业委员会拟一个计划上来，下次经济委员会开会时，我会支持你的……”
　　平田五郎趴在松花江岸边的铁栏杆上，望着宽阔的松花江面和远处天空的蓝天白云，觉得这里的景色美极了，就好像他站在家乡的长崎港码头观赏着海面和蓝天一样，同样令人感觉心情开阔了起来。
　　而不远处的铁路桥上，不时的有冒着黑烟的列车头带着一长串车厢来来去去，就算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铁路迷，也一样被这种钢铁的力量给迷住了。
　　在明治天皇宣布维新之后的第二年，日本首次开通了第一条铁路，虽然只是从新桥到横滨之间短短的29公里，但是日本上下却为止欢欣鼓舞，因为这是日本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
　　和这条深受日本人爱护的第一条铁路相比，中国的铁路事业却是相当坎坷的。比日本早了9年，一名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宣武门外的平地上造了一里长的微缩版铁路，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火车模型，英国人希望用这个模型来打动满清政府，从而允许英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设铁路。
　　当时的清人笔记记载了北京人看到这条火车模型的观感，“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最终这条只有一里长的铁路被步军统领捣毁，才平息了京城百姓的混乱。
　　而在日本修建了新桥到横滨之间铁路的第二年，英国人偷偷的在上海到吴淞建设了一条30里长的铁路，由于英国人的强势，满清政府不能强行拆除，因此便花费了28万两白银购下这条铁路，然后一拆了事。
　　之后，洋务派和顽固派就为修建铁路一事较上了劲，一直到1881年才总算修建了9.7公里的唐胥铁路，还不准使用蒸汽车头，直到5年以后才终于真正开始了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不过这个时候，日本不仅修通了东京到大坂、神户之间的铁路，还开始准许私人投资铁路事业了。
　　明治39年时，日本的铁路里程已经突破了7000公里。而直到满清垮台，中国的铁路也不过才突破9000公里而已。不过革命委员会控制住了满洲之后，关外的铁路就从满清时的2900公里增长到了今年的9000公里以上，已经和日本的铁路里程持平了。
　　平田五郎出生的时候，长崎还看不到铁路，之后他随着父母迁移到大连时，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条铁路，这种在铁轨上飞奔的钢铁巨兽，在他眼中充满了力量。那个时候他一度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火车司机，不过革命委员会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满洲，也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
　　革命委员会控制了满洲之后，就大力开发广播事业，哪怕暂时还属于日本的大连，也没有避开这股广播的热潮。从接触了第一部矿石收音机后，平田五郎就迷上了这种能够听得远方声音的机器，最终在中学毕业后选择了旅顺工科并不出名的无线电科系就读了。
　　在踏上前往哈尔滨的列车之前，平田五郎从前最远的旅行就是从长崎到大连而已，来到大连之后他只去过金州城，金州城往北他就没有到过了。不过在金州城这座属于中国人的城市里，他没有看到任何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除了肮脏的街道和低矮昏暗的老旧房屋之外，他看不到一点向着全新世界变化的迹象。
　　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日清、日俄两次大战的胜利，日本的国民已经接受了向着欧洲文明方向改变才能富国强兵的思想认知。因此即便是远离了日本国的在外侨民，也没有固执于日本的传统文化，而是时时刻刻的向着西洋化方向前进的。
　　在平田五郎这些年轻人眼中，改变才是习以为常的生活，固执不变就代表着落后。因此，不断发生变化的大连是开化的，守旧不变的金州自然是落后愚昧的代表，而给大连带来变化的正是日本人，因此只有在日本的领导下，中国人才会开化，这种思想正是平田五郎在中学中学到的认知。
　　不过随着山东一战日本的失利后，大连的日本学校已经不再如此教育学生了。平田五郎之前以为，这大约是战争的后遗症，毕竟日本败给了中国人，再这么诋毁中国人不够开化，未免就有些自欺欺人了。不够开化的中国人都能打败日本，那么日本的开化又什么值得自豪的呢？
　　只是这次北上之后，平田五郎才觉得自己的想法也许是错误的。学校中的那些日本老师之所以不再谈论中国的开化问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变化要远比日本明治时期所经历过的变化更为惊人。
　　在这次北上的行程中，他看到了铁路两旁从大石桥到沈阳之间连绵不断的烟囱和建筑工地，铁岭到四平一带成片的田野中成排在工作的收割机器，长春郊外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赤练砖砌就的厂房，和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宏伟之城-哈尔滨。
　　当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之后，他这才发觉过去学校中那些老师所说的，中国是一个拒绝开化的国家的言论究竟有多蠢。虽然他过去并没有来到过这些地方，但是他可是看到过这些地方过去的照片的，在日本人出版的画报上就刊登过，比如面前的这座中东铁路大桥。
　　但是在画报上他重来没见过另一边的那道公路铁路两用桥，也没有见过环绕整个哈尔滨的城市铁路、那些公共汽车、城市内的柏油马路和水泥路面，更不用提他现在所站立的松花江南岸用混凝土和石头砌筑的江堤步行大道。
　　据说，在东京有一整条街道是仿造伦敦街区打造的，号称是东京最为繁华的商业街-银座。他只在画报和照片上看到过银座的风采，想象一下欧洲的城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在哈尔滨，他已经用不着去想象了，这里到处充满着西洋式的建筑，走在这里已经仿佛走在了巴黎或是莫斯科的街头。
　　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平田五郎觉得不仅是大连，恐怕东京也是难以与之相比较的。面对这样一座宏伟的城市，他觉得自己才仿佛是那个从乡下来的孩子。虽说这座城市有一部分是俄国人建设的，但是在周游了这座城市的各处之后，平田五郎承认中国人新建造的城区至少超过了一半，已经把俄国人的那部分街区给包围了起来。
　　在这里待了两周之后，平田五郎已经决定，不管哈尔滨通讯器材公司是否录用自己，他都要留下来，因为他确实很喜欢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唯一的缺陷大约只有一个，气候实在是太过于寒冷了些，明明还不到10月，在大连还是穿单薄外套的季节，但是在哈尔滨却仿佛已经进入了11月的大连一样了。
　　平田五郎终于收回了视线，准备返回自己借住的朝日旅馆，看看哈尔滨通讯器材公司有没有发来录取信，要是今天还没有的话，他就要考虑自己是否要答应前田时计店经理的邀请，去他那边上班了。
　　前田时计店虽然以卖钟表为主业，但是也兼营珠宝和高级收音机，一台好的收音机价格要超过900银元，比名表的价格还要贵，因此自然需要专业人员为顾客讲解使用方式。只是现在这样的人才很难招聘到，因此当前田经理听说了平田五郎的专业后，就忍不住向他发出了邀请。
　　革命委员会虽然收回了这座城市许多权力，但是并没有对外国人居住区进行什么限制，因此日本人也好，俄国人、波兰人、美国人也罢，都还是保持了聚集在某个街区居住的习惯。
　　日本人所居住的街区并不大，外地来的日本人住进街区之后，很快就会在日本人日常聚会的居酒屋内传开了，按照此时在外日本人的习俗，大家都会给新人一些照顾，好让新人尽快安居下来，从而壮大一分本地日本侨民的力量。
第八百八十章
　　平田五郎花了15个铜元从江边坐公交车回到了石头道街，此时正值下班的时间，街上车水马龙的堵得厉害，虽然有着穿着黑色制服的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调度车辆，但是公共汽车和那些四轮马车、私人汽车依旧把整条地段街给堵住了。
　　虽然在哈尔滨待了不到半个月，平田五郎倒是已经渐渐习惯了这座城市的早晚交通高峰期了，这是他在大连很少遇到的状况。不过他现在也理解了哈尔滨的交通高峰是怎么形成的了，因为在大连工人基本都住的离工厂区较近，但是在哈尔滨却并非如此。
　　这座五年里人口增长了近8倍的城市，城区面积也扩大了将近3到4倍，虽然这座城市和大连一样有着详尽的规划，但是当城市人口增长到了一个数值之上后，想要在上班地点附近寻找住宅或是在住所附近寻找工作，都成为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而且，哈尔滨的城市规划要比大连更为详细，不仅仅规划了商业街和行政中心，甚至还分出了不同的工业区和商业区及住宅区。为了确保工业区不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确保商业区位于城内的核心区域，这些功能区之间距离都做出了严格的要求，于是后来迁移来的城市居民都被安排在了城市边缘地带的居民区内生活。
　　这样的规划安排，使得工厂区和居民区都设置在了地价较为便宜的城市郊区，某些化工厂和电镀厂甚至都被安排到了松花江北岸去了。这样一来城市居民上下班或是出门逛街大多需要通过自行车、公交车或是环绕城区的火车才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点了。
　　平田五郎知道，东京的工人上下班的盛况比哈尔滨还要热闹，毕竟东京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50万人，是哈尔滨人口的三倍有余。但是他也知道，东京的街头不会有这么多的私人小汽车。
　　在日本，私人小汽车都是进口货物，加上关税的话一辆美国产的福特汽车大约也要2、3千日元，而中国产的小汽车也差不多是这个价位，相对于日本普通工人每月20日元的平均薪水来说，这几乎要不吃不喝十年才能购置的起，因此在日本私人小汽车都是富豪们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