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409部分在线阅读

　　在解决了河北地区的北洋军队之后，河北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重心自然就只有两个，排水和安置重灾区的灾民。根据河北当地民众的经验，长时间的水淹，将会把当地的良田也变为盐碱地。因此如果不能尽快排除大水，如文安洼等地估计水位退去之后也无法耕作了。
　　因此河北革命委员会提出了开挖独流减河出海，从独流镇经静海、西青、大港、津南和塘沽入海，全长约70公里，预算2000万元。这条减河开挖完成后，大清河、子牙河的洪水就可以从此地分流出海，天津地区也就安全了。
　　除此之外，还要对海河各处进行截弯取直、清理淤泥和修筑堤坝，整个海河水系都清理一遍的话，估计不少于八千万元。因此整个海河治理工程，总投资超过1亿元，工期约为3-5年，动员劳动力为10-20万人。
　　如果在减去唐山建设和迁移去东北、山东的灾民，我估计至少还需要迁移20-30万左右的灾民，才能令河北灾区灾民安然度过这个冬天……“
第八百九十八章
　　宋云桐说完了当前救灾最大的问题之后，这才转头看向宾步程问道：“……工业发展委员会对于华北地区的工业发展规划能否提前实施？需要投入多少预算，能够帮助解决多少劳动力的安置？”
　　宾步程迟疑了一下方才说道：“根据这几年哈尔滨、长春的建设经验来看，扩建工业区和在一片白地上凭空建设工业区，这个难度和投入是成倍上升的。
　　工业发展委员会对于华北地区的工业发展规划，是根据欧洲和东北的经验，走以点带线，以线扩面的建设办法。而发展工业首先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有足够开阔的平地，交通便利之地，靠近能源或资源产地，附近有足够的粮食产区。
　　因此我们当前规划中优先发展的重点地区，一是港口，比如青岛、天津和东海县；二是铁路交汇之处，比如济南、郑州、徐州和天津、洛阳；三是靠近资源产地，唐山、徐州、郑州等地。
　　结合以上条件进行筛选之后，工业委员会以为华北地区可以建设三个工业地带：唐山-天津工业带，济南-青岛工业带，洛阳-郑州-徐州工业带。
　　其中唐山-天津一带带的基础条件最好，现在已经正在落实规划之中。济南-青岛沿胶济铁路一带的基础也不差，还临近产棉区，最为适合轻工业的发展，就是路线太长了些，想要发展这里投资巨大，我们还在规划当中。
　　最后就是洛阳-郑州-徐州工业带，这三座城市的周边都有着大储量的煤矿，能够提供丰富的能源供应。城市周边都有着丰富的水资源和临近粮食产区，都具备建设成为百万人口居住的大城市的条件。
　　洛阳位于东西铁路干道陇海路上，只要能够把陇海路建到西安去，陕西的自然资源就能通过这条铁路运往洛阳，在此地加工完成后再通过陇海路、京汉路、津浦路和胶济铁路运往全国各地或是外洋。
　　郑州和徐州就更加不用说了，它们都在陇海路和南北铁路干道的交汇处，交通条件比洛阳还要便利。只要投入资本，就必然能够建立起一个超大规模的工业带。
　　但是，和前两个工业带相比，洛阳-郑州-徐州的前景虽然是最好的，可是现阶段的投入却也是我们所负担不起的。想要发展这一地区，我们需要先建立电厂、输电线路、城市自来水及排水系统、公路网……”
　　吴川终于出声打断了宾步程的话语说道：“你说的这些困难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我和各位委员想听的不是这个，我们想知道的是，是不是只有投入建设洛阳-郑州-徐州工业带，才能解决当前2、30万河北灾民的迁移安置问题？如果要开始建设这一工业带，需要革命委员会解决那些问题？”
　　宾步程沉默了数秒后冷静的说道：“工业发展委员会规划处的同志们认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对这一工业带地区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如果不能把这一地区的土地变更为国有或集体所有，那么不管修建工业区、电站、公路和城市建设，最终都会受阻于当地的地主。
　　按照我们过去的建设经验，工业区的建设一旦开始，区域内的地价就会出现暴涨，城市建设越是完善，土地的价格就越是高涨。现在郑州、徐州一带，中等田地不过10多两一亩，但是一旦我们宣布在这些地区兴建工业区，地价很快就会翻倍。如果我们正式开始建设，那么没有100两一亩的价格就不可能拿下，等到我们建设的差不多了，新城区的土地估计最终能够达到300-400两一亩。
　　和这不断上涨的地价相比，固定建筑的投资成本反而是相对廉价的。以当前革命委员会的财政收入，我们可以满足发展工业的固定建筑投资，但是没办法填补地价上升造成的额外支出。除非，我们先对该地区的土地完成国有化和集体化的改革。”
　　吴川沉思了片刻，抬头扫视了一眼会议室内的各位委员后说道：“如果没有爆发这场水灾的话，我是支持先对河南民众进行普遍的教育宣传，然后再推行河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但是这场水灾既然爆发了，我们就需要先保证大多数人能够活下去，再考虑其他问题了。
　　我建议，恢复河南的土地改革运动，为安置河北灾民打好物质基础。我们的时间很紧，再过一个月华北就要下雪了，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把需要安置的灾民迁移出重灾区，就会出现大量的死人事件，那样河北南部至少十年之内不能恢复元气了。
　　这对于国家来说是不能忍受的，既然北京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局面，那么我们就只能责无旁贷的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另外，我建议让夏阳同志协助华北的土地改革运动，革命委员会分部虽然在河南、河北地区发展迅速，但是我们还不能鉴别这些新加入人员的政治倾向，借助土地改革运动筛选一批投机者是有必要的。这也可以锻炼一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能力，从肃反委员会分离出来的政治保卫局同样需要熟悉自己的工作职责……”
　　宋云桐虽然并不希望让政治保卫局插手土地改革的事务，但是在当前的局势下他又不得不接受了吴川的主张，因为没有政治保卫局的插手，河南革命委员会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他们的要求。而安置好被国内外所注目的河北水灾灾民，将会进一步确立革命委员会统一全国的合法性，在这一目标的吸引下，各位委员对于河南地主的利益就没那么关心了。
　　解决了灾区的社会秩序、灾民的口粮及重灾区灾民的迁移问题后，接下来的问题就都是繁琐的细节问题了，吴川基本没有发言，各位委员们就已经按照自己负责分管的工作，三言两语的把问题解决或分配了下去。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关于河北水灾事务的讨论也就告一段落了。宋云桐于是向各位委员们顺便汇报了下内蒙古鼠疫的防范情况，“……在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经费后，山西及陕西北部地区的军民现在都动员了起来。
　　根据我们现在获得的资料来看，鼠疫发生地周边的地区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封闭，疫区内的百姓已经开始接受禁止出行的命令，疫区的物资供应也安排了专门的输送车队。该地区的人口不多，因此在隔离之后，新增的鼠疫病患数量已经缓和了下来。
　　至于外围的包头等地已经一周没有发现新病例了，我们在疫区及周边地区实施的消毒及扑灭四害运动，证明对于防范鼠疫是有效的。负责防疫工作的伍连德博士认为，只要到本月底之前周边地区没有再发生新病例，那么就证明疫病被控制住了。
　　按照他的估计，疫区内大约到11月底就完全控制住疫病的流行，然后再观察一个月就可以确定当地的疫情是否彻底结束了。另外，他希望我们能够多分配一些柴油和汽油给防疫指挥部，当前汽车运输已经成为了疫区的重要物资运输手段，而焚烧那些尸体也需要大量的汽油……”
　　吴川随即向能源委员会的代表张瀛问道：“能源委员会这边能够拿出多少汽油、柴油给防疫指挥部抓紧送去？”
　　张瀛摊开双手苦笑着说道：“我手里已经没有配额了，甚至还倒欠工业发展委员会不少汽油、柴油的配额。我们计算过，到1920年以前，我国一年的石油消耗量至少需要4000万桶原油，加工成汽油和柴油，大约有1600万桶。但我们自己能够加工的汽油、柴油，一年也才不到500万桶，剩下的都需要向美孚和壳牌公司进口。
　　我们在南洋发现的诗里亚油田，一年产出的石油大概在120-150桶；在加州的油田一年产油1500-2000万桶；在委内瑞拉的油田一年产油3000-3500万桶。应该来说，如果这些石油都运回国内来加工的话，我们还是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的。
　　但是现在海上运力不足，我们能够运回的石油还不到一半，加上今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水艇战，英美航运公司都中止了和我方签订的油轮租借合同，全力保证欧洲的油料运输去了。因此能源委员会正考虑限制民用油料，并请求增加油轮的制造数量……”
　　对于张瀛的诉苦，吴川也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虽然他知道东北就有石油，但是奈何现在的采油技术达不到啊。而且就算革命委员会有这样的技术，他也不会下令勘探大庆油田，因为革命委员会和美孚石油公司的利益纠葛太深入了，现在要是在东北境内发现油田，就要被美孚石油公司拿走一半的开发权，这是吴川所不能忍受的。
　　他和美孚石油公司的合作，是建立在中国是一个贫油国的基础上的，美孚石油公司在经过了大量的勘探之后，已经基本认同了吴川的看法。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为了美孚石油公司最好的客户而不是竞争对手，也因此革命委员会获得了不少美孚石油公司转让的技术。
　　在美国人看来，革命委员会得到了这些技术也没什么问题，毕竟石油可是出自美国和南美地区，美国终究控制着源头。至于东南亚地区的油田，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英国人，中国反而是美国的助力。在一战爆发之后，英国就开始在全世界排挤美国的石油公司，这让美国人非常恼火。
　　但是美孚和中国石油公司合作，在委内瑞拉和诗里亚发现的油田，算是打破了英国人对于中美石油公司的封锁。所以美孚和中国石油现在才会是良好的伙伴关系，可一旦要是在东北发现了大油田，双方恐怕就不会如现在这么密切了。
　　吴川最终还是让工业发展委员会这边让出了1800吨汽油、柴油，在冬季之前运往张家口和绥远。至于油轮的建设问题，还是放到了下一次工业发展委员会的会议上去讨论了。
　　当宾步程忙完一切，从工业发展委员会坐车回家的时候，才发觉天上已经有一轮弯月挂在天中了。他已经有些不大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回家的了。
第八百九十九章
　　对于俄国犹太人领袖弗拉基米尔·金兹堡伯爵来说，这场欧洲大战的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不管是作为犹太人还是银行家，俄国当下的局面都超出了他在战前的估计。
　　特别是二月革命摧毁了罗曼诺夫王朝，同样也摧毁了金兹堡家族通过皇后和沙皇家族联系起来的官商渠道。虽然凭借着金兹堡家族在俄国的数代经营，金兹堡家族并没有和罗曼诺夫王朝一起沉沦下去，但是金兹堡家族已经退出了俄国的权力中枢。
　　如果仅仅是如此，金兹堡伯爵还不会感到慌乱，以前两代金兹堡家族族长在俄国和德国的经营，哪怕俄国真的变成了共和国，金兹堡家族终究还是有着卷土重来的机会的，毕竟革命之后的临时政府，看起来和沙皇时代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家族暂时的离开俄国权力中枢并不是什么问题，只要掌权的还是这些人，那么金兹堡家族返回俄国权力中枢的通道就不会断绝。只要等到战争结束，和平重新降临欧洲的时候，临时政府终究还是要依靠他们这样的银行家来重建俄罗斯的。
　　但是随着临时政府组织的夏季攻势失利，7月重新改组过的临时政府试图使用俄国传统的政治技能，把一切问题都推到犹太人头上，这就让金兹堡家族面临了真正的危机。对于像金兹堡家族这样的犹太人家族，又在德国建立了分支，还是皇后的亲信，不管怎么看都是用来转移民众不满的最好对象。
　　因此在七月的反犹太人示威活动中，金兹堡家族的产业大多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连伯爵的住所也差点成为了群众的攻击目标。而一向对待弗拉基米尔·金兹堡比较友善的政府官员，从反犹太人示威活动之后也开始疏远金兹堡家族了。
　　到了八月份，彼得堡街头的士兵和市民示威变得更为普遍了起来，因为临时政府并没有做到给予他们的承诺，不管是和平还是面包，彼得堡的士兵和市民都没有看到。
　　而金兹堡家族所面临的形势越发的恶劣了，如果说七月份彼得堡的群众示威是一场无组织性的动乱，前线的失败让彼得堡的群众想要找一个替罪羊担负起战败的责任来，犹太人就成为了政府推卸战败责任最好的替罪羊。
　　但是只要德国人还在前线取得胜利，那么这种推卸责任的行为终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到了八月份，彼得堡的士兵和市民开始转向了一直反对继续战争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联合组建临时政府的结果就是，彼得堡苏维埃正逐渐布尔什维克化。
　　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下，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和面包的游行不断的在各大城市内爆发着，这些游行不仅进一步团结了士兵和工人，也加强了布尔什维克对于苏维埃的领导，并进一步削弱了临时政府的权威。
　　但是在这些游行中，金兹堡家族再次成为了群众敌对的对象，这次他们不是以犹太人的身份，而是以贵族和银行家的身份被仇恨着。俄国的民众认为正是俄国的贵族和资本家们发动了这场大战，贵族和资本家把数百上千万俄国人民送去了战场，用他们的鲜血铸造了胸前的勋章和金卢布，俄国无产阶级在这场大战中除了死亡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到了这个时候，弗拉基米尔·金兹堡终于开始考虑暂时离开俄国了，但是金兹堡家族在俄国数代经营，光是家族人员就有上千人之多，各种不动产更是不计其数，想要就此离开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但是随着8月中旬，有鉴于工人和士兵的不断游行示威，立宪民主党人开始讨论在俄国建立军事专政的可能，米留可夫在立宪民主党中央扩大会议上建议：让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共同掌握政权，然后用武力迫使克伦斯基同意解散苏维埃。
　　8月20日，立宪民主党中央以多数票通过了米留可夫关于军事专政的提议。克伦斯基同意了立宪民主党的提议，批准设立了直属于大本营的彼得格勒军事长官职位，以及向彼得格勒调动可靠的部队恢复首都的秩序。
　　8月24日，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调动了克雷莫夫的第三骑兵军团来彼得格勒，但是这位并不是来恢复彼得堡秩序的，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要求克伦斯基交出全部的军事和民事权力，从而建立属于自己的军事独裁政权。
　　科尔尼洛夫和立宪民主党的出尔反尔，让克伦斯基意识到一旦让科尔尼洛夫得逞，社会革命党不仅将会失去政权，甚至还可能让罗曼诺夫王朝复辟。沙皇政府对于他们这些革命者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绞刑台。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克伦斯基迅速的行动了起来。
　　他一边于8月26日宣布科尔尼洛夫背叛了政府，并解除了其俄军总司令的职务；一边解除了对于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通缉令，并释放了托洛斯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要求他们领导苏维埃协助临时政府抵抗叛变的俄军。
　　已经向克伦斯基发出了最后通牒的科尔尼洛夫自然不会接受临时政府解除自己总司令职务的声明，他向陆军部长萨文科夫发电宣告道：“骑兵军团将于8月28日傍晚在彼得格勒近郊集中，我请求于8月29日宣布彼得格勒实行戒严。”
　　8月29日一早，科尔尼洛夫就向全俄人民发表了声明：指责临时政府正在向德国的军官示好，正在迫害军队，动摇国家，因此他不得不号召所有的俄国人拯救他们将要灭亡的国家。
　　不过在布尔什维克领袖回到了苏维埃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一致同意发动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阻止叛乱。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团结了起来，彼得格勒卫戍区的军队，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彼得格勒的工人们都团结在了苏维埃的旗帜下。
　　8月31日科尔尼洛夫派出的军队被彼得格勒的赤卫军击退，叛军随即宣布投降，这场由立宪民主党和军队反动将领合谋的叛乱被平息，只花了不到两天时间。
　　9月1日，科尔尼洛夫及其主要助手被赤卫军逮捕。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宣告彻底破裂，孟什维克和苏维埃中已经没有人为立宪民主党辩护了。
　　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于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烈铁里等孟什维克被迫辞职，托洛斯基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布尔什维克党员随即在苏维埃大会上提出：将政权转归苏维埃。大会通过了这项提案，同时莫斯科苏维埃也通过了相同的决议，孟什维克失去了对于苏维埃的领导权。
　　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使得临时政府彻底失去了左右两派的支持，这也标志着中央政府失去了权力，地方政府更是如此。在失去了国家这一暴力机器的控制后，俄国社会开始陷入了无序状态，各地的工人开始夺取工厂，逮捕企业的经理，自己掌握生产管理权；各地的农民则开始驱逐地主，把土地和牲畜农具夺过来加以分配并焚烧庄园。
　　农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转变为起义，至少席卷了一半以上的欧俄地区。前线的军队中，士兵赶走了军官，自己推选出新的指挥官，拒绝继续作战，前线的士兵起义一触即发。
　　弗拉基米尔·金兹堡和他的朋友们彻底对国家秩序的恢复失去了希望，他们只能进一步抓紧离开俄国，并尽量将手中的不动产变现。另外就是希望通过远东这边和布尔什维克搭上线，希望能够在对方上台之后保住自己的财产了，毕竟如彼得堡的祖产总是带不走也舍不得变卖的。
　　作为金兹堡家族在远东的代表康斯坦丁，在收到了伯爵的电报后也是深感责任重大。虽说金兹堡家族在吴川没有投身于国内革命前给予了最初的资助，但是随着德国银行家的加入，金兹堡家族就渐渐从吴川身边远离了。
　　这倒不是说金兹堡家族的眼光不够好，也不是说吴川过河拆桥，而是和以国家为后盾的德国银行家相比，金兹堡家族并没有在中国革命身上孤注一掷的想法。作为俄国犹太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金兹堡只不过想要为俄国犹太人找一条东方的出路，并没有把自己和革命委员会绑在一起的念头，毕竟当时的俄国看起来还那么的强盛。
　　而且，弗拉基米尔虽然承认吴川有着不错的才能，但是他也认为对方身上总有着一股赌徒的心态，对于家大业大的金兹堡家族而言，赞助一笔资金结下一个善缘是不错的，但是要让金兹堡家族把大部分资产投资在吴川身上，那就太过于冒险了。
　　事实也证明，弗拉基米尔眼光是准确的，吴川还没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政权就去挑衅了日本，然后又同俄国翻了脸。虽然吴川的冒险都成功了，但是谁能保证他每一次都能成功呢？金兹堡家族早已经过了，要依赖着冒险才能找到出路的阶段。
　　康斯坦丁在接到了家主的电报之后，就在当晚拜会了吴川，在他抵达吴川的住所时，吴川正在接待着美孚公司的代表库珀律师。康斯坦丁对于这位美国人倒是并不陌生，因此三人就坐在了一起聊上了。
第九百章
　　对于康斯坦丁转述的金兹堡伯爵的请求，吴川只是思考了片刻就回复道：“我和布尔什维克确实有些交情，但是这种交情并不如伯爵想象的这么深。
　　简单的说，假如伯爵把彼得堡的祖宅放在我的名下，那么等到布尔什维克真的维持住了俄国的政权的时候，也许会卖我一个面子，不会做出直接没收的行动。
　　但是，假如伯爵希望我能替他保住自己或其他朋友在俄国的产业，我认为自己的面子还没这么大，因为这已经涉及到布尔什维克今后治理国家的政策制定上了。我不认为掌握了俄国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会为了我们现在的关系，做出有损自身威信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