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497部分在线阅读

　　不过克拉斯诺夫企图让顿河独立的计划和投靠德国人的行动，也让他失去了协约国的支持和邓尼金和阿列克谢耶夫的公开斥责。5月28日，克拉斯诺夫与南俄志愿军首领邓尼金进行了会晤，克拉斯诺夫斥责了对方不懂得与布党作战的性质，过于重视与协约国的军事义务是会吃亏的，最后一切都会被他那样的人给毁掉。
　　在经过了艰难的协商之后，邓尼金终于接受了克拉斯诺夫的提议，罗斯托夫银行给予志愿军600万卢布的贷款购买军械，同时志愿军负责保护顿河军的侧翼。虽然南俄志愿军勉强同意和克拉斯诺夫合作，但是却并不愿意和顿河哥萨克联合作战，而为了说服南俄志愿军和自己合作，克拉斯诺夫也白白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
　　顿河哥萨克军的迟缓行动，倒是给了斯大林一个整合内部并建立环绕察里津防御阵地的时间。他一边建立了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自己任主席，伏罗希洛夫和米宁任委员全面领导察里津的军事和政治，并抓捕了城内大量的破坏分子和可疑分子，对于知情不报者也一并抓捕了起来。
　　另一边则从工人中选出可靠的无产阶级建立工人武装，然后调动了大量的居民在城市内外修建了野战工事、掩体和环城铁路线，并架设了钢丝网，还调来了伏尔加河舰队。
　　在建立了这样强大完备的防御工事后，斯大林觉得克拉斯诺夫想要攻入这座城市，除非是察里津的防御部队出现了问题，因此他又将军队分为了三个部分进行互相掩护和监督。做完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反倒是担心克拉斯诺夫不肯来进攻自己了，如果不能依赖阵地战大量的杀伤顿河哥萨克，那么之后他就不能南下征收粮食，莫斯科就会挨饿，那就是真正的大问题了。
　　想到这里斯大林便感到不满的说道：“假如不是托洛茨基胡乱的发委任状给特利弗诺夫、阿弗托诺莫夫、柯培这些人，南俄的形势又怎么会坏到这个程度。正是这些人，使得南俄的农民们都起来反对苏维埃了。
　　那些所谓的军事顾问，完全就是在红军内部阴谋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除了消极作战之外，就是在和白匪军互通消息。”
　　米宁也只能点头附和道：“确实如此，那些前沙皇军官根本不可信，只有工人阶级出身的红军将领才是可靠的。事实上，那些家里是富农的士兵现在也变的不可靠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人民委员会的征粮制度。至于那些哥萨克，他们更乐意站在哥萨克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革命。”
　　斯大林注视着窗外夜色中的星星好久，方才说道：“希望中国同志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第一千零七十章
　　7月25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落幕。虽然本次运动会中出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许多人对于体育比赛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因此许多比赛不得推倒重来了一两次，不过这场运动会还是给观众和参加运动会的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种深刻的印象就是，原来东方也能组织起这么大型的公众活动，不同于赛龙舟之类的节日活动，而是有组织有秩序的观赏比赛；第二种印象就是，原来东方人在运动天赋上并不是不及西方人，比如中国东北及北朝鲜参与的比赛队伍，在足球和田径运动中都表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体育表演。
　　这场运动会还带来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那就是中国国内的收音机销售量突然比上半年暴增了十倍。过去几年内革命委员会对无线电广播设施的大量投入，使得东北各县和华北各大城市都建立起了政府或商业广播电台，这么多电台已经能够给听众带来了大量的新闻和娱乐内容。
　　如果说，过去买一只收音机不过是为了研究无线电或炫耀自家的财力，那么现在购买一只收音机的人，更多是为了消遣。某些新工人拿到工资的第一天就是先去购买一台价值12元的矿石收音机，然后在晚上或休息天的时候听广播电台。
　　当然，如果有的人对无线电技术比较了解的话，大可以自己购买矿石收音机的配件自己组装，那样9到10元也就足够了。
　　如果是家庭使用的，则会购买三灯或五灯收音机，这样的收音机不仅声音响亮清晰，也很适合全家人晚上坐在一起收听广播以为娱乐。不过这样的收音机就比较昂贵了，最便宜的三灯收音机也要5、60元，五灯收音机则至少在120元左右。最好的9灯收音机则超过了400元，几乎是普通小学老师一年的工资了。
　　不过和国外的收音机相比，国产的收音机却又显得相当便宜了。国外豪华版的橱柜式收音机要800-900银元，五灯或六灯的中等档次收音机价格是400-500元。除了那些在战争景气中赚到了大钱的工厂主或买办商人，很少人会去买英美产的收音机，因为这些外国产的收音机除了价格高昂外，质量并不见得比国产的收音机更好。
　　正因为中国产的收音机质优价廉，所以各国从中国采购的广播设备和收音机每年都在增加，去年中国出口的广播设备和各类型的收音机及配件，总价就达到了7679万美元，美国进口了一半以上。中国的通讯产业之所以能够发展的如此迅速，美国和德国的电气工程师的帮助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由于之前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地区搞的有线广播太过成功，因此许多人还没有改变思维，城市居民在上下班的公共场所或乡村居民在晚上听一会免费的公共广播，他们就已经满足了，不愿意再花钱去购买收音机了。
　　但是随着运动会的召开，商业广播电台开通了现场广播节目向听众直接广播比赛后，无法前往现场观看的人们突然就出现了对于收音机的热切需要。不管是在工厂、家中、道路上，还是田野、山林和列车中，只要是能够接收到无线电波的地方，他们都能够通过一道电波和赛场上的观众一起关注比赛，这是一种极为激动人心的体验。
　　凭借着这种莫名的情绪，国内的收音机销售数量第一次突破了月销售10万台这个数值。而相比起南方，东北和山东地区的民众对于通过收音机去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显得更急切一些。
　　当吴川参加了闭幕式并宣布本届运动会结束时，站立在会场上的观众和赛场上的运动员们都久久站立在那里不愿退场，大家都在怀念着这一个月来在这所宏大的体育场上留下的汗水、笑声和激情，这是他们在过去生活中所没有感受过的集体活动。
　　不管革命委员会举办这场运动会的初衷是什么，这一次的长春运动会都给予了革命委员会超出预期的回报，东北、内外蒙古和山东地区的民众，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向心力显然加强了。革命委员会能够带领他们摆脱被帝国主义欺凌和殖民的命运，重新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来过长春的民众从来没有比这一刻更加的坚信不疑。
　　中国人自信力的增强，对于外国人来说就不是什么愉快的感受了。比如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在1918年关东都督府正式改为关东厅后，这位老牌的外交官就担任了首任关东厅长官。
　　在过去，关东都督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职位，和朝鲜总督、台湾总督的地位相当，除了接受内阁总理的直接指导外，几乎就是当地可以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了。而这三个职位中，又以台湾总督和关东都督最为吸引人，因为台湾孤悬海外几乎不受大陆影响，而台湾人的抗争也较朝鲜人弱的多。
　　至于关东都督，虽然管辖的地方不及台湾、朝鲜大，但却是三地之中最有前途的，因为关东州可以向南满拓展势力，是日本政府默认的扩张地区。直到1911到1912年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被革命委员会重创，不仅失去了南满这个势力范围，也失去了把关东州从租借地变为领土的可能。
　　山东和北朝鲜的失败，让日本陆军意识到，想要通过大连强行登陆辽东半岛，还不如直接从南朝鲜半岛向鸭绿江进攻，如果他们在朝鲜半岛都不能取得胜利，那么在革命委员会重兵集结且有铁路作为后勤保障的辽东半岛强行登陆，等于是让陆军将士去送死。
　　山东一战中国民革命军在一次战斗中使用的炮弹数量，已经彻底打醒了日本军部中的那些将军们，除非他们能够获得海军的舰炮支援，而且还得让中国军队进入到舰炮的射程之内，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辽东、山东半岛这样的地方登陆并展开作战阵型。
　　以中国人在空军上的优势，登陆作战时对于陆军来说就是一场灾难，而到1918年为止，日本陆军虽然从法国获得了几架较为先进的飞机，但是还没有形成仿造能力。而即便是法国最先进的飞机，法国人也认为性能不会超过中国外销飞机太多，而和法国一样，中国最先进的飞机同样是不许出口的。
　　而这还不是最让日本陆军感到头疼的，更加让日本陆军难以忍受的是，中国人不仅仅在制造战斗机和培训战斗机的飞行员，中国人还在制造农用飞机和商用飞机，并已经开始在民间培养飞行的后备力量了。就目前为止，日本陆军不仅不能批量的制造和中国先进战斗机相当的飞机，连培训飞行员的计划也大大的落后于中国了。
　　三年前中国能够独立飞行的飞行员大约不会超过五百，但是现在至少已经超过1500人，相比之下日本连150人都不到，还要分为陆军飞行员和海军飞行员。
　　这样一来，关东州的地位就显得相当尴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中国和日本发生冲突，这里必然是守不住的，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公开站出来说，应当直接放弃关东州。只是，陆军借着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干脆利落的撤走了关东州的驻军，直接将关东州的防务交给了海军。
　　海军自然也是不肯派出军队驻守关东州的，以防止失去关东州的恶名落在自己头上，于是关东州便成了一个不设防的地区。当然，这对于外务省来说倒是一件好事，正好可以以此同革命委员会进行交涉，以换取对方不在关东州附近驻扎军队。
　　关东都督府变更为关东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去除日本在当地的军事强占色彩。也是日本政府默认，关东州将会和平交还给中国的开端。当然，这种交还并不是日本政府的心甘情愿，只不过是日本上下经过仔细考量后认为，他们并无能力强占此地而已。
　　只是，虽然日本政府明了关东州的回归不可避免，但是他们依然想要通过政治上的手段保留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乃至为日后的卷土重来打下基础。所以外务省派了林权助担任关东厅首任长官，寄希望于这位外交精英能够交好中国人，保留日本在旅顺、大连乃至南满的影响力。
　　按照原敬主政时的对华政策，日本应当以怀柔的方式交好中国的政商精英，从而换取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亲近，一如日俄战争之前。但是很显然，原敬下台之后，代表藩阀政治上台的寺内并没有这样柔软的身段，应该说依赖于强硬姿态赢得国民和军方支持的军人首相，在外交思想上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
　　就林权助看来，寺内首相的外交完全就是投机主义者，他既希望用强硬姿态赢得国民的支持，却又想要通过秘密外交和中国达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混乱的外交思想下，上海的外交官才会纵容侨民在这样不恰当的时候挑衅中国人，但是军方却又不敢在上海做什么，以防止激怒英国及其他列强。
　　“这简直是搬起了石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站在官邸窗口注视着旅顺湾的林权助喃喃的说了这样一句。
　　关东厅长官官邸原本是1900年沙俄关东州厅长官阿列克塞耶夫中将修建起来送给侄子启里尔亲王的生日礼物，这座建立于白玉山南麓的俄式别墅，在日本人接手后就成为了总督府、都督府和现在的长官官邸。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一贯习惯于将俄国人在关东州的痕迹抹去的日本人，完全保留了这座别墅的俄式装修，红色的波斯地毯，紫色的天鹅绒落地式大窗帘，古铜色的柜橱、写字台、梳妆台和穿衣镜等家具，一如俄国人停留在这里的时光。除了在庭院中种了许多樱花，从而让这座别墅多了几分日式的情调。
　　站在林权助身后的船津辰一郎，和林权助同时调任于驻奉天总领事兼关东厅外务部长，虽然听到了外务省的老前辈说了什么，但他还是装着什么也没听到，默默的站在那里注视着窗边的紫色天鹅绒。
　　只不过林权助似乎猜到了这位后辈心里的想法，他转过身来看着他说道：“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装作听不见可不行。你对于上海总领事馆的做法，难道什么意见都没有吗？我记得之前你出任的是驻南京领事，不可能不了解上海总领事馆内的情况吧？”
　　40出头的船津辰一郎摊开双手无奈的对着上司说道：“林长官，上海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上海总领馆同样也是如此。特别是随着南满地区为中国人完全控制之后，那些陆军富有野心的年轻参谋和企图煽动满蒙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浪人们，一下就失去了人生目标。
　　我想您不会不了解，陆军的年轻参谋们一直都想着再来一场如甲午、日俄这样的陆上大战，从而为自己铺就通往将级的光明大道。环顾东亚，现在还能让陆军作为对手的也只有中国了，毕竟陆军不能游过大海去打印度支那，而且法国人也不好惹。
　　至于那些浪人们，他们不过就是想要效法前辈，通过一场对外战争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罢了。就像他们的前辈在朝鲜、在满洲做的那样，在这样的冒险中成为国民的英雄，最终赢得名利成为新的暴发户。
　　革命委员会在满洲、蒙古的统治越来越牢不可破，接下来他们又将要把华北地区纳入掌握，于是中国尚可以冒险的地方就剩下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了。
　　从中国历史上去看，若是南方能够守住淮河一线或是长江一线，南北分治并不是不可能。当然，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现在的南方根本不能守住淮河或长江一线，但是长江流域毕竟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如果英国人和我们能够联手控制住长江一线，禁止国民革命军南下，那么就可以营造出这样一个南北分治的局面。
　　上海虹口事件，虽然是一些侨民试图扩大日本在上海的势力，但恐怕也是那些野心家和冒险家们试图借此让日本加强在长江一线的力量，为之后中国的南北分治打下基础吧。否则，驻上海总领事馆就不可能做出这样不可理喻的举动。”
　　林权助沉默了数秒之后，这才接着问道：“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面对中国人送来的通牒？”
　　船津辰一郎思考了许久，方才说道：“王永江送来的通牒其实就是革命委员会向日本政府表明了立场，他们想要通知的对象不是我们，而是东京的寺内首相和本野外相。假如中国人真的要动用武力强行接管关东州的话，那么我们根本抵挡不住。当然，中国人先送来了通牒而不是派出了军队，说明革命委员会，不，共和党现在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和我们撕破脸。”
　　林权助抬头注视着对面墙上的尼古拉二世画像，看了好久才说道：“其实我倒是觉得，共和党恐怕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中日合作视为建立东亚秩序的基础，否则他们就不会如此果断的给我们下这样的通牒。要是在1911年之前，这样的通牒已经可以成为一场战争的借口了。”
　　船津辰一郎默然无语，他心中默默的腹诽道：“但现在已经不是1911年了，日本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向现在的满洲发起一场轻率的战争了。只要瞧一瞧中东铁路沿线不断树立起来的烟囱，就知道现在的共和党能够动员起多大的力量。”
　　林权助停顿了一会后突然又说道：“你说，现在的尼古拉二世在想什么？他会不会后悔资助了吴川？让日俄两国数十万军人的雪都白白流淌在了这片土地上……”
第一千零七十一章
　　比之林权助更觉得头疼的，是北京城内的国民党人。孙中山夺得了总统宝座，原本因为二次革命四分五裂的国民党人重新聚合在了一起，对于胡汉民、居正、戴季陶等孙中山身边的老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他们所期待的光明时代的开始。
　　哪怕是之前极力反对和共和党妥协，反对以接受土地改革为条件参加政治协商的党内保守派，现在也对共和党的恨意减少了许多，不再口口声声的要求要以暴力对抗革命的暴力了。因为国民党内的功臣们，现在正着急于瓜分从中央政府到各省、地、县政府的政治红利。
　　比如，陕西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希望让井勿幕回去担任陕西省省长，而孙中山则更加的属意于右任出任陕西省省长。在袁世凯病重的时候，陕西和山西的地方势力都发起了对于本省北洋驻军势力的反抗，这些地方势力认为随着袁世凯去世，共和党和北洋集团必然会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斗争起来，这样一来北洋集团势必要从各地收缩力量，即便这些北洋军不返回河北，失去了中央政府支持的北洋军在各省也就无力继续压制地方势力了。
　　毕竟北洋军和这些省内的地方势力一样，都是靠着农业收入养活自己的，山西和陕西在同治回乱和俄国入侵外蒙、新疆后，两地的经济就都陷入了长期衰退。
　　本就农业不发达的西北地区显然是不能够养着双倍人马的，更何况北洋军依旧保持着清军的做派，一旦离开了家乡和驻地，这些军人就好似进入了敌国的地区，盘剥和残害民众几乎是不受约束的。虽然随着袁世凯通过二次革命赶跑了南方民党和地方立宪民主派，建立起了形式上的统一后，稍稍约束了下军纪，但是北洋军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了。
　　因此在看到有希望解脱北洋军的控制之后，各省的地方势力也就纷纷发起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反抗。陕西地方势力是最为激进的，在其他各省还在观望共和党同北洋集团的斗争时，陕西已经发生了兵变打出了要打倒陆建章和北洋军的旗号。
　　作为陕西同盟会的领导人和省内的名流，井勿幕在看到北洋在袁世凯病重时的四分五裂后，就迅速站出来号召陕西各界人士联合起来驱逐陆建章，向中央政府号召以陕人治理陕西。袁世凯快死的那几天，各省都不约而同的打出了联省自治的旗号，或是陕人治陕、晋人治晋、皖人治皖、鄂人治鄂等等。
　　在这些口号的背后，实质上就是各省地方势力试图把北洋和共和党都拒之门外，各自关起门来当土皇帝而已。当然，这些地方势力敢暴露这样的野心，也是同共和党和北洋集团将会在袁世凯去世后发生武装冲突的判断分不开的。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反正共和党和北洋军都不可能把中央政府和平的交给对方的，北洋军虽然弱一些，但也不可能被共和党一戳就倒下，毕竟北洋军在辛亥年和民党打的那几仗，确实是震慑住了不少地方人士。至于共和党虽然和日军打了个有来有往，但共和党治下的人口实在太少了，想要彻底压制住北洋军，没个三五年也未必能决出胜负来。
　　因此在双方没有决出胜负的时候，各省自然就有了左右逢源的空间，不管是共和党还是北洋军，他们总要先收拾了对方才能来收拾他们，因此在决出胜负之前，两边都应该拉拢他们这些地方势力才对。再说了要是共和党真的把北洋军彻底打垮了，大家便纳头再拜好了，共和党总不能对他们这些主动向中央政府靠拢的人下手吧，那样谁还敢投降共和党呢？
　　只不过出乎这些地方人士的预料，共和党不仅和北洋集团握手言和了，还拉拢了一大批中间人士，这下地方势力反而遭到了打压。比如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井勿幕和隐隐有独立于北洋之外的王占元，都被强行召来了中央甚至是被撤职逮捕。
　　这样一来，原本鼓吹联省自治的声音顿时少了许多，原本想要在共和党和北洋集团间左右逢源的势力，现在也不得不低下头回乖宝宝去了。
　　不过等到孙中山当选为总统，许多地方势力加入到国民党之后，这些地方势力顿时又起了借助中央政府的任命返回家乡去的打算。只不过孙中山等人复兴国民党并不是为了帮这些地方势力出头的，他们是想要利用这些地方势力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从而真正的让国民党成为国内第一大党。
　　按照胡汉民、戴季陶的说法，眼下把这些过去的同盟会员和前国民党员吸纳进新组建的国民党，并不是真的就把他们当成革命同志了。
　　戴季陶就很直白的对孙中山说过：“这些所谓的老同盟会员和前国民党党员，说到底当初不就是向袁世凯屈服了，不肯服从总理的号召响应二次革命的那些人吗？既然他们当初能够背叛革命，那么谁能保证他们不会背叛第二次？
　　真正效忠于总理，对于革命从无二心的，只有我们这些当初抛家舍业跟着总理流亡于日本的老同志。一旦有什么事发生，总理不指望我们这些老党员，难道还要去指望那些墙头草吗？
　　现在我们之所以要笼络这些墙头草进入新的国民党，那是因为我革命党离开国内数年里，已经流失了许多国内的基层党员，假如没有这些地方上的有力人士支持我们，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竞争得过不断往各地渗透的共和党。
　　而这些地方有力人士也需要总理的三民主义去抵挡共和党的过激主义，因为共和党动不动就叫那些乡村和城市中的群氓起来反抗有产者，说什么要打倒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可见我党和这些地方有力人士的合作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
　　当然，这些地方有力人士也未必支持总理的三民主义，所以在我们掌握了地方上的民众之后，为了实践总理的三民主义，我们同样是要把这些反对三民主义的地方有力人士打倒，从而真正建立起一个三民主义的社会……”
　　这些各怀心思的国民党内各团体，很快就分裂成了数个派系，为了争夺党内和政府中的职务互相攻击了起来。一开始这种争权夺利的行动还是背着孙中山的，当然孙中山并不是不知道，但他实在是无力说服双方，只能装作听不到看不见了。
　　不过等到共和党就上海事件和新政府的成立提出了一揽子要求之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终于被摆在了桌面上。一派是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联合了韬园派，主张应该支持政府对抗共和党的压力，以求和平解决上海事件；另一派则是居正、谢持等人联合了政学系，主张应当顺着共和党的意思向政府发难，倒徐世昌的阁，然后由国民党单独组阁，从而达成府院一致的局面。
　　7月25日下午，孙中山不得不召集了国民党高层在中南海居仁堂内，就上海事件和共和党的一揽子主张进行公开讨论，以求弥合党内的分歧，得出一个能够令双方妥协的方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