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560部分在线阅读

　　虽然很多市民并不了解，什么是社会进步，不过他们觉得只要自己的工资涨了，物价跌了，生活变好了，那么就是一种社会进步。至于打倒地主和资本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很多人是敬而远之的。
　　面对南方如此没有觉悟的社会现状，共和党上层也觉得没有必要强行去解放他们。光是现在解放和建设北中国都够他们焦头烂额了，大家都在盯着自己培养出来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希望能够多分配一点到自己的部门，从而承担起更多的革命工作，而不是想着把他们丢到南方那个没有革命气氛的地方去发动群众去。
　　按照宋云桐的说法：“当前我们还没有能力把南方各省的自然资源开发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去搞基建。南方那么多山地地形，光是要在山里修建桥梁和公路、铁路就需要一个极为惊人的投入了。我们完全可以先把这些投入放在北方更容易建设的地方，这也是更有效率的配置。
　　此外就是，南方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同列强密不可分，我们哪怕把列强从南方成功赶走，南方人也不会感激我们，他们只会觉得我们破坏了南方的经济。因为目前我们的经济模式还不能同南方经济完全搭接起来，在解放南方的初期，南方的生活水准不会有所提高，反而会有所下降。这就是吴川同志说的，时机还不够成熟。”
　　梁廷栋等人是反对宋云桐的说法的，但是他们也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解放南方，因为共和党应当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公社的建立上来，假如不能确立公社组织对于城市、乡村的控制，那么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来说，他们所建立的这个新中国就会偏离共产主义的方向。
　　简单的说，不要说南方群众不够赤色，他们觉得现在北方的群众也缺乏真正的革命热情。过于看重个人的物质生活，对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还存在着习惯性的认同，这就妨碍了集体主义观念的养成。因此，现在着急扩大解放区，只会继续稀释北方的革命信仰。
　　王亚樵其实更加支持梁廷栋这一方的理念，但是他更反对放缓解放南方的节奏，他觉得应该尽快的把共和党的力量扩散到全国，然后再进行全面化的社会革命改造。
　　只不过，他并没有权力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他并不打算放过当前的好机会，共和党中央虽然不想挑起对南方军阀的战争，但是当国民党挑起安徽的战乱时，驻扎在河南的革命军显然是会接受安徽人民的请求南下维持秩序的。
　　12月2日，新任江苏省长李纯在南京宣誓上任的时候，柏文蔚指示淮上军发动了起义，以安徽人民的名义对倪嗣冲发表了一篇声讨书，就其督军安徽期间犯下的各种罪行进行了声讨，表示要赶跑这个独夫民贼。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章
　　12月7日，吴川接待了从意大利来到法国的蔡锷、顾品珍等远征军司令部人员。虽然因为战争的缘故，蔡锷消瘦了不少，但是就精神上来看，却还是不错的。
　　在旅馆套房的客厅内，吴川和蔡锷、顾品珍等人就意大利的作战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交谈。蔡锷对此向吴川表示道：“……此次能够参加欧洲大战，对于我国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极好的尝试。
　　我军在国内时只能进行简单的步枪对射，稍微打上几炮就已经算的上是大战了。但是来到欧洲之后，大家就看清楚我们同欧洲各国在军事上的差距有多大了。不仅仅是武器上的差距，还有着思想上的差距，我们许多军官还停留在日俄战争时期的作战方式上，但是这一次的欧洲大战则完全摧毁了过去100年内发展出来的陆军作战理念。
　　哪怕是欧洲据说最为羸弱的意大利，一旦投入战争，也能迅速的武装起几十个陆军师，并制造出足够的弹药给这些军队使用。面对这样的国家，我国的人口优势几乎就没有发挥出来的余地……”
　　顾品珍等人也向吴川所领导的共和党进行了恭维，他们其实说的也是真心话。假如真的只是靠着北京政府，那么今次中国远征军就会在欧洲成为一个笑话，正是在共和党的后勤物资支援下，远征军的战果才能不至于被欧洲人鄙视。
　　英法只能保证一定的弹药配给，至于防毒面具及衣物、战时口粮等物资，还是要国内运输过来的。日本军队一开始以为英法会提供这些物资，后来才发现意大利人连自己的军队都快顾不上了，就没想过分一点物资给日本人。这一度让意大利人嘲笑了日本人，说他们是东方来的乞丐。
　　和蔡锷、顾品珍等人谈完话后，吴川也一一询问了这些人归国后想要做点什么。结果他们表示，愿意为革命委员会做点事，不太想进入现政府的陆军部当官。
　　不管是蔡锷、顾品珍还是其他司令部的人员，在经历了这场欧洲大战之后都已经明白了过来，想要回到过去的世界已经不可能了。这些人当初在国外留学学习军事的时候，世界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剧烈变化，因此他们学习军事的时候，还是把19世纪的德军、和日俄战争中的日军当成了日后中国军队的模板。
　　但是经历了欧洲战争之后，他们就意识到战争的形式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如果不能迅速的让本国军队迎头赶上，那么也许下一次中国被卷入战争的时候，就又会是一次甲午战争。
　　而环顾国内各方势力，有能力打造一支欧洲水准军队的，只有共和党而已。其他势力，不要说建立一支欧洲式样的军队，光是维持这支欧式军队的后勤就能拖垮自己。事实上也是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军人才开始理解，工业和军事进步之间的联系，光是靠种田收租买装备，是永远不能超过西方军队的。
　　就如他们向吴川的坦言，他们回国之后去陆军部，也只能当官而已，政府能够养得起他们，但是养不起他们想要的那种军队。仅仅只是为了当官的话，那么这些人几乎都不会去学习军事和倾向于革命。就这一点来说，当官其实他们最迫不得已的选择。
　　吴川自然不会拒绝这些有欧洲大战经验的军官为共和党服务，不过他也并没有立刻给他们许下什么职位，而是表示东北的军事学院正打算和德国的退役军官联合写作一本关于欧洲战争的战史和军事教材，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参加到这个项目。
　　蔡锷想都没想就接受了，其他人稍稍迟疑了一下，也接受了。虽然看起来，吴川给出的职务和军队关系不大，但是至少给了他们一个融入革命军的机会。
　　谈话结束的时候，王葆真拿了一封电报交给了吴川，他送走蔡锷等人后低头看了看，很快就摇着头说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趁着这个风平浪静的时候多搞点建设，提高一下民生生活，建设一下三民主义不好吗？非要弄点事出来，真要出了事，他们自己又扛不动，这不是送给人打脸么。”
　　王葆真也只能苦笑着说道：“真没想到，国民党这么不智，明明让政府下一道调令的事，他们居然也能搞这么复杂，非要搞出一场兵变了。现在徐树铮和齐燮元这些北洋军将领都表示，淮上军是叛乱行动，要求李纯下令平乱，靖安皖省。总统府认为这只是一场误会，国民党也没有在背后煽动，政府这边倾向于武汉的说法，但还在请求我们的意见。”
　　吴川想了想说道：“之前忍耐他们是为了搞建设，不是为了搞民主，既然他们不想过安生日子了，那就让他们不要过了。给朱和中、吴禄贞发电，要求他们组织军队南下，进驻安徽和湖北长江以北地区，对这一地区的军队进行整编，并调动到新疆、山西、内蒙地区。
　　给耿瑾文、柴好发电，有两件事要他们去办，第一件是对新区的土地改革，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动开来，依靠当地的党团员和进步人士，对那些试图干涉土地改革的地主，也一并强制向新疆地区迁移；第二件事是，做好收回武汉租界的准备工作，看看这些列强究竟还要和我们扯皮多久……”
　　国民党在安徽挑起摩擦的时候，本是看在冯国璋下台，徐世昌和段副总统几乎已经不管事的局势下，想要借机从北洋这边拿下安徽这块地盘。但是，徐树铮在武汉表示要东出平乱，大有要强行吃下江西的势头，而江苏这边北洋第六师又要进军安徽，国民党顿时就恐惧了起来，担心因此引发内乱，于是又把柏文蔚和淮上军丢了出去，试图灭火。
　　国民党的这种作风，让淮上军气急败坏不说，柏文蔚都觉得很是失望。假如总统连这点压力都扛不住，那么就不应该让他来安徽搞事么。现在事情是搞出来了，倪嗣冲据说已经把家当搬上了火车，只要淮上军接近蚌埠，他就向南京跑路了。
　　淮上军的驻地在寿县，革命后被改编为屯垦团，实际上武力并不强大。但是倪嗣冲克扣安武军军费，有些部队已经6个月没有发军饷了，因此淮上军闹事的时候，安武军不仅没有出动，反而有人偷偷跑去参加淮上军反对倪嗣冲去了。
　　安徽的省政府和军政府是分治的，前者在长江边上的安庆，后者则在津浦铁路边上的蚌埠。不过安徽的军政大权一开始就在倪嗣冲手中，随着袁世凯去世他转投冯国璋后，冯国璋倒是往安徽的省政府内安插了不少人手，才稍稍分了倪嗣冲的权力。
　　淮上军向蚌埠进军的时候，一开始北洋各将领都是在看笑话的，直到他们看到倪嗣冲真的号令不动安武军，难以平息淮上军的兵变时，徐树铮等北洋将领才发声说要向安徽进军平叛。
　　实际上徐树铮的声明才发出几个小时，南京那边已经支持皖南镇守使王普在安庆发动兵变，表示倪督军在安徽搞的天怒人怨，皖人多不服，因此他决定自行代理安徽督军，以平息皖人对于倪嗣冲的愤怒。
　　武汉和南京联合发声，国民党退却，导致淮上军开始分裂。倪嗣冲看着反对自己的淮上军似乎打不到蚌埠后，他又下了火车，表示要同蚌埠共存亡。不过他的举动又让部下张文生感到了不满，因为倪嗣冲逃跑的时候曾经表示要让他来接替安徽督军一职。
　　在安徽内部闹的不可开交时，江苏省长李纯终于下令出兵平息安徽内乱，不过他命令出兵的是孙传芳部，只是孙传芳刚刚跨过长江，就听到河南的革命军南下了，他立刻就退回江南去了。
　　到蚌埠的津浦路很快就被革命军给控制，虽然一开始河南革命军南下的只有一个团，但是蚌埠的安武军一个师还是交出了自己的武器，没敢向革命军开上一枪。倪嗣冲放在火车上的家产被革命军一网打尽，其和其家属被逮捕送往北京。
　　革命军于12月12日进入安徽，一周后，安徽全境向革命军投诚。再三日，李鸿章家族开始陆续离开安徽，或是前往上海，或是前往日本。
　　而原本气势汹汹欲要发兵江西的徐树铮很快就偃旗息鼓，表示支持革命军平息皖乱。但是革命军并没有止步于安徽，也同时顺着京汉路南下汉口，并要求湖北各军停驻原地不得外出，准备接受整编。
　　革命军的行动让南方各省地方势力都感到了恐慌，他们担心革命军想要借着这个时机武力统一中国，因此纷纷向北京政府提出了质疑，并开始招兵买马组建新军。
　　徐树铮的位置最为尴尬，虽然湖北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中游最强，但是这些军队并不是他的，之前他们反叛王占元，是因为觉得段总长能够成事。但是没想到，段总长居然失手没有登上总统宝座，这样一来答应这些军头的官职就没了着落了。
　　而徐树铮能够接手湖北省长，除了有段系代表的身份，还在于得到了黎元洪等人的支持。黎元洪被共和党拦截，无法以副总统的地位接手袁世凯死后的大总统一职，其实是很是懊恼的。但是他也知道，在北京他是难以和共和党斗争下去的。
　　但是他之前为了抱袁世凯的大腿，对湖北的革命党人下手也狠了点，现在那些残存的湖北革命党人都投入到共和党名下了。因此为了不被这些前湖北革命党报复，黎元洪就和徐树铮展开了合作。北洋系统加上湖北本地士绅的支持，徐树铮确实练出了一支自己的嫡系。
　　可是有嫡系就会有旁系，而徐树铮又要花钱练兵，又要收买安抚本地势力，自然就没有那么多钱去供养王占元的老部下了。虽然大家都是北洋一脉，但徐树铮却只能要他们下面的兵，双方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当然，这些王占元占老部下和徐树铮的矛盾还没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因此徐树铮表示要打下江西时，这些军头还是支持的，毕竟地盘扩大了，他们也有好处。但是等到革命军南下了，这些北洋军头就不想听徐树铮的了。
　　之前他们上蹿下跳，是以为革命军这两年没什么动静，看起来似乎是对于南边的列强势力有所顾忌。他们这些人毕竟是遵从列强的意志的，因此革命军南下如果不服从列强的意志，必然会引发双方的冲突。长江是英国人的地盘，可不是日本、俄国这些实力不强的列强的势力范围。光是那些在长江往来的军舰，共和党人就没有办法了。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北洋的军头们才跟着徐树铮上蹿下跳，以为掌握了什么坚固的挡箭牌。只要他们不向北去，革命军应该不会来找自己的麻烦。
　　不过随着革命军的断然南下，他们自然知道自己的猜测是错误的。在没有能够阻挡革命军的力量出现之前，他们自然是不愿意再服从徐树铮的命令了。
　　而革命军的南下安徽和汉口，把势力扩展到长江边上，也同样引起了各国公使的疑惑。正在和北京外交部讨论中英外交关系提升的英国新公使就觉得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军队的行动已经妨碍到英国在中国的自由贸易权利了。
　　外交部长颜惠庆此时也已经习惯了列强公使对于北京政府的抗议，作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高材生，他对于出身普林斯顿大学的吴川有着天然的亲切感，认为大家都是留美学生。
　　当然，对于吴川的激进政治理念，他还是不尽认同的。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吴川的激进主义和共和党的实力，让北京政府有了更多的外交腾挪空间，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因此虽然颜惠庆不是共和党员，但他却是吴川的支持者。对于英国人的抗议，他表示自己能够理解对方的担忧，但是不能理解对方为何会有这样的担忧，他对英国公使说道：“……公使先生，不管是安徽还是汉口，那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调动，贵国为什么要感到不安？
　　如果您的抗议是合理的话，那么贵国在印度和中东的兵力调动，我国也可以抗议的吗？按照我国出席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所言，贵国在亚洲的军事行动，正在为世界和平制造障碍，这也是妨碍到了中国的安全的。”
　　英国人阴沉着脸看着他说道：“您不觉得，对于阿富汗和中东地区来说，中国的手是否伸的太长了？我们是希望和贵国发展进一步外交关系的，但是贵国却在无视了大英帝国的善意。您确定，这真是贵国政府的想法？”
　　颜惠庆沉默了一会后，便双手一摊问道：“难道还有比我所代表的政府更适合的外交对象吗？在中国。”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章
　　英国驻华公使埃斯顿爵士对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颜惠庆反问无言以对，除了北京政府之外，他确实找不到一个更加适合的对象了。因为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几乎都是背离了国际条约的。
　　如果说的再直白一些，共和党人根本就没尊重过所谓的国际秩序，他们总是把过去满清签订的条约视为一种历史文物而不是现行的秩序。
　　特别是那个共和党的领袖吴川，按照朱尔典的说法，那个他还没有见过的中国人，把条约视为一种力的角逐平衡，当力的状态发生了改变，那么就应当重新签署一份新的平衡后的秩序，而不是试图继续用旧的已经被破坏的平衡来约束新的平衡。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去自然是被英国外交官所推崇的，因为过去的英国就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世界，世界应当适应强大的英国，而不是英国去适应世界。所以为了让英国不至于毁坏这个世界，就需要一种条约来确立英国对于世界的统治。
　　但只要见过凡尔登战场和索姆河战场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尸体，那么埃斯顿爵士认为英国人就应当知道那个战前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特别是在阿富汗战场上和巴黎和会上所遭遇到的对于英法统治世界权力提出的挑战，那么英国人就知道，旧的国际秩序正在快速崩溃。
　　在来中国之前，埃斯顿爵士一直认为中国不过是一个大一点的印度大陆而已，虽然这里人口众多，但是在英国外交和武力的压制下，中国人不会比印度人干的更加出色。也许英国统治世界的秩序正在崩坏，但他觉得至少不会明天就出现崩坏的局面。
　　但是在中国待了几个月之后，埃斯顿爵士承认自己过去对于这个国家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如果印度只能说是数百个土邦联合起来的大陆，那么中国就是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哪怕这个国家看起来，还有许多拥兵自立的军头。
　　可是这个国家的文字是统一的，精神世界是统一的，度量衡也是接近统一的，货币也是统一的，哪怕各地中国人的口语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个国家的民众之间还是可以交流的，这就意味着他们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才是真正的外人。
　　这和印度不同，因为种姓制度的存在，外国人在印度不会被视为外人，而是被视为刹帝利阶层。但是在中国，哪怕一名欧洲人在中国住了几十年，他也不会被中国人视为自己人。这也就意味着欧洲人在中国始终都是少数派，而不能像在印度那样，在融入印度社会后，就能获得那些底层印度人的效忠。
　　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是证明了，过去欧洲在世界各地采取的那种殖民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们也许可以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政府给自己以优待，但一旦到了中国内部矛盾爆发的时候，他们这些外人就会首先成为中国人的攻击对象。
　　是以，朱尔典为代表的驻华外交官们，研究出了一套在中国的特殊殖民方式，就是通过扶植中国的中央政府，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威压制住民间自发的排外运动，然后再通过金融上的控制汲取中国的财富，并控制住中央政府。
　　不管是满清还是之后的袁世凯政府，都没有逃脱英国人的控制。但是朱尔典很坦白的告诉埃斯顿爵士，“共和党是个例外，我们既不能使用军事力量压垮他们，日本已经试过两次了。也不能采用金融和商业的方式去控制他们，因为美国人和德国人已经占据了我们的位置。
　　不过在我看来，美国人和德国人虽然抢走了我们的位置，可是他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这场战争给了共和党一个摆脱美国人和德国人的机会，而共和党也很好的抓住了这个机会。
　　因此，现在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控制共和党经济命脉的机会。现在的满洲地区就像是上个世纪兴旺起来的西里西亚或是鲁尔区，除非这一地区来上一次日俄战争规模的战争，否则就不能打断满洲地区的经济发展。
　　假如要让我来形容满洲地区对于中国的意义，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普鲁士王国对于德意志的意义。而共和党，更像是中国的霍亨索伦王室。依赖于满洲工业化建设形成的强大实力，共和党正将他们的意志从满洲向着关内扩张。想要打断这种新兴力量的扩张，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对中国进行封锁的周边同盟。
　　但是很遗憾，除了日本之外我们已经找不到其他帮手了。更糟糕的是，现在的日本似乎也失去了同共和党正面交锋的兴趣。他们现在对于没有力量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和太平洋群岛更感兴趣。”
　　埃斯顿爵士最终也只能对着颜惠庆表达自己的愤怒，并在双方的外交关系提升上做一点文章。和那些待在亚洲许多年都没有回国的英国同僚相比，埃斯顿爵士对于这场大战对于英国的影响还是比较清醒的。毕竟他不是在远离战场的东亚看着报纸了解这场战争，而是待在了缺衣少食，整天担心德国人飞艇过来丢炸弹的英伦三岛上和欧洲的战场上，直面的战争。
　　因此埃斯顿爵士比这些在中国的同僚更加的清楚，现在的英国几乎就剩下了一个战胜国的躯壳。看起来，这个世界依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挑战大英帝国，但是不少英国上层人士都心知肚明，英国除了战胜国的名义之外，其实并没有得到其他东西。
　　虽然英国把德国的殖民地大多划到了自己名下，但是德国在海外的殖民地本来就是被英法挑剩下的，因此这些殖民地对于英国来说意义不大，英国人也没什么兴趣去开发这些地理位置太差的殖民地。
　　而在赔偿方面，哪怕是照着协约国最初的赔偿约定，德国人也难以支付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掉的财富。战前在全球投资超过40亿英镑的英国，现在在海外的投资已经跌落到10亿英镑以下了，而英国对于海外的欠债，则从几乎是零，一路升到了一个令人咂舌的数额。
　　当然，如果能够收回英国对协约国的战争借款，那么英国的损失至少不会有现在这么大。可惜的是，战前颇为富裕的法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穷光蛋，而俄国则是彻底崩坏了。至于其他欧洲小国，想要让他们还钱，和逼迫他们投向布尔什维主义也没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