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566部分在线阅读

　　吴川安静的听了几位委员们的争吵后，才开口制止了他们说道：“经济部门肯定是需要抽调一部分人员出来的，没有骨干带头，新部门很难打开局面。现在赈灾是第一位的，其他事务可以放一放。
　　当然，我也并不是说，全部从经济部门抽调人手，即便是抽调人手，该补充新人还是要补充的。我的意思是，当前长江以南地区的党员骨干可以抽调一批回来了，在革命军南下抵达长江之后，南方各省的军阀武装恐怕是要开始提防我们了。他们也许不敢明着下手，但我们要防备他们暗地里下手。
　　而且，现在南方也不适合搞什么暴动，这只会暴露我们在南方的力量。把那些明面上的党员调回北方来，让南方安心一些，然后再重新组建南方的党组织，化明为暗。等待我们积蓄好力量，南下时机到来时，再让他们接应革命军解放南方……”
第一千一百八十六章
　　英国从阿富汗的撤军，从汉口、九江撤离军事人员，这一系列的事件受到最大震动的，还是日本人。作为战争期间上台，又持续到了战后的原敬内阁来说，此时正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关头。
　　对于日本的资本家来说，支持日本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原敬及政友会，显然是他们所属意的好的日本政治力量。但是对于日本的平民和进步知识分子而言，原敬的政治民主化就是一个骗局，因为他追求的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而是代表资本主义民主的金钱政治。
　　虽然原敬组建了日本维新以来第一个政党内阁，打击了幕末革新以来的藩阀政治，但是原敬并没有把从藩阀那里夺来的权力交给平民，而是交给了资本家，并达成了藩阀和资产阶级合流的政治局面。
　　原敬一边批评着藩阀政治所存在的各种弊端，但一边却又积极的保护着资本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比如在取消了对于外国粮食进口的高额关税后，原敬并没有去提高工人阶级的工资，反而限定了工人工资的行业最高限额。
　　而在战争结束后，一些资本家面对外贸订单的快速减少陷入经营困难时，原敬又动用了大量税金去支援这些资本家，说是：“……想要保住日本的经济，就要先保住这些财团，只有先让资本家活下去，工人们才有工作养家活口。”
　　然而，这些财团拿到了政府的援助金后并没有用来更新机器和改善经营，他们大多把政府的援助金发给了股东当成股息，然后继续关闭工厂开除工人。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都没有享受到战争带来的“成金”好处，反倒是因为战后订单的减少和降低粮食关税而遭到了损失。
　　原本对于原敬内阁颇具期待感的日本进步知识分子，也对于原敬在政治民主化上的犹豫感到不满，原敬虽然自诩为民主主义者，但实际上他心中并不是那么的支持民主。
　　原敬自己在日记中就这样写道，“实际上将来民主主义发展是件可怕的事情，对此我与官僚势力有相同的担忧。所不同之处在于官僚势力想阻断这种潮流，而我是想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进行疏导，使之不致引起大乱。”
　　由此可见，原敬距离一个民主主义者还是有着不少距离的，如果把他放在英国的话，那么他只能算是一个保守派，类似于丘吉尔的立场，也许还要比丘吉尔更右一些。
　　对于日本陆军的太上皇山县有朋来说，从原来对政党的嗤之以鼻，到现在对于原敬的赞赏，其实都逃不掉一个定律，日本陆军已经越来越难以被长州派所控制了。
　　明治以来，陆军推动义务兵役制和实施陆军士官学校培养年青将校之后，日本陆军就越来越倾向于国家化，官兵主张向天皇而不是向长州藩效忠。毕竟现在陆军各个师团都是在日本各县按照地域组成的，士官学校也是遍布于日本各地，从这点来说，陆军基层对于长州藩实在难以培养起特殊的情况。
　　昔日长州藩之所以能够控制住陆军，因为倒幕军就是以长州藩军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如山县有朋、久扳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等，都出身于长州藩，因此长州派才能在陆军中一直居于核心位置。
　　但是现在的日本，已经不再是幕末的藩国体制，甲午战争之后出生的日本人都把自己视为了日本国民而不是藩国之民。长州派在陆军、萨摩派在海军，想要继续搞藩国时代的军阀治军方式，已经招到了年青军官们的极力不满。这不仅有违他们从小受到的皇国教育，也阻碍了他们在军中的上进之路。
　　而在另一方面，藩阀控制国家所带来的贪腐行为，也让国民失去了对于这些维新豪杰的敬仰，特别是在西洋民主主义传入日本后，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们开始寻求日本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于是如山县这样的明治元老，就同时面临着军中年青军官的反抗和政治上民主人士的批评。
　　寺内正毅内阁的倒台，正是长州派在政治上的大失败。而更令山县措手不及的是，寺内正毅在去年的病逝，让长州派损失了一员大将，使得长州派在政治上失去了一个旗帜人物，此时的田中还无法接替寺内成为长州派的军政领袖。更何况，在寺内去世后，上原勇作终于揭竿而起，在年青将校们的支持下和田中义一争夺起了对于陆军的控制权。
　　于是在这一非常时刻，山县只能支持原敬，至少这位保守派政治家还需要军方的支持，而不会和长州派翻脸。反之要是让其他倒长势力上台，那么长州派就要遇到大麻烦了。
　　而对于山县和原敬来说，此时的日本最好还是安静一些为好。山县是希望等待着田中成熟起来，能够真正的成为长州派的新领袖；原敬则是想要先消化掉日本在战争中获得的胜利品，并进一步调整日本的工业结构，欧洲战争的结束，让原敬意识到以日本的国力想要参与到世界的竞争当中去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以政友会的名义提出了“四大政策纲领”，除了以前提出的：改善教育、整备交通机关、控制米价物价外，又加了一条充实国防。
　　在对战后世界的预测上，原敬向身边人这样说过，“这场欧洲大战其实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单纯的军事力量的竞争已经落伍了，今后各国必然要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时代，因此我们需要培养大量受过高等教育，有专门知识的人才。
　　从这一点来看，共和党的吴君要比我们看到的更早，他在革命刚刚成功不久就开始了对于教育和工业建设的投入，到了今天已经开始结出了果实。假如我们还以过去看待满清的方式去看待共和党，那么下一次日中发生冲突时，我们将会喝下满清曾经喝下过的苦酒。”
　　在外交上，原敬依旧坚持着和英美协调的方针，并试图保全日英同盟。但是日本底层的民众对于原敬内阁已经失去信心，他们需要一个更加激进的政治理念来解除他们的痛苦，不管是打倒国内的财阀，或是在国外的加速扩张。在这种底层民众意识的推动下，陆海军的基层官兵开始越来越倾向于改变现状。
　　巴黎和会英法对于德国、俄国的无能为力，让日本的外交精英们大感震惊，但更加感到震撼的则是日本陆军的那些省部幕僚们，这些出身陆大的军中精英，是日本陆军研究各国军事和国家体制的主要干将，他们的未来也是光明无比，只要不犯错误，就会成为将军。
　　这些日本陆军的精英，同样也是倒长派的主力，就连田中义一对他们也不得不退让三分。在这些日本陆军精英们看来，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把自身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但是这样最终还是失败了，这足以证明英国国力之强大，因此日本维持日英同盟是必要的。
　　而按照他们的想法，既然德国已经承认失败，那么德国将会在战后遭到英法毫不留情的审判才对。一开始，英法对于德国提出的苛刻投降要求，让这些日本精英对德国多有同情。特别是在德国待了很久，并以德国的动员体制为模本写出了《国家总动员意见书》的永田铁山。
　　这位陆大刚刚毕业就一人制定了《军队教育令》的陆军秀才，一直被陆军上层看好，从一九一三年开始，连续两次被派往欧洲，亲身经历了欧洲战争，回国后又编写了内容宏大的《国家总动员意见书》，被宇垣一成称赞为比鲁登道夫总体战论更精彩的鸿篇大作。
　　也因此，永田铁山在省部幕僚中开始声名鹊起，被视为未来陆军的大脑。但就是这样一位日本陆军的精英，由于把精力过多的放在了欧洲，对于东亚乃至中国的变化所知不多，1919年刚刚回国的时候，还是把日本想要建立国防体系的资源来源地放在了大陆，认为日本如不先占据一块资源丰富的大陆就无法完成国防体系的物质基础。
　　不过永田铁山的国防体系和其他日本陆军精英的设想又是有区别的，他并不是立足于东西方大战的基础上去考虑日本的国防建设的，而是立足于日本自保的设想来建立的日本国防。因此他并不主张和英美翻脸，而是希望通过建成日本的国防圈后，让英美知难而退，承认日本在亚洲的势力范围。
　　当然，在读过了《国家总动员意见书》后的日本陆军精英中，也并不是全然支持永田铁山的意见的。比如荒木贞夫等人就不支持，永田这种不能理解本国实际情况的好大之言。在荒木贞夫看来，日本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不去主张人的精神能量，反而要学习欧洲的武器致胜论，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他同好友真崎甚三郎说道：“当前的陆军确实需要进行革新，但不是把三八步枪换成机关枪和飞机就完事了，而是要提升一批具有坚固的信念和坚忍不拔毅力的青年将官，把那些老头子赶下台，才能给死气沉沉的军部体制带来活力。
　　说句难听的，之前我们和中国军队在山东和朝鲜都拼过大炮和飞机了，我们都失败了么。如果要等到军事装备压倒中国才能发起进攻的话，那么我看今后几十年都未必有这个机会了。”
　　真崎甚三郎甚是认同好友的看法，事实上在永田铁山编制了《国家总动员意见书》呈上后，原本支持总力战的许多军官都改变了主意。
　　比如时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菊池慎之介，1917年时是总体战的支持者，认为今后的战争光是动员军队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家各个机关在经济和工业方面进行动员。但是在看过了《国家总动员意见书》后，他对于一场战争所需要的惊人物资感到了震惊，开始转变思想，认为日本的对手并不需要实施这样竭尽日本日国力的动员。实际上他想说的是，发动这样规模的战争之后，输赢已经和日本无关，等待日本的只有灭亡。
　　陆军省欧美课长大竹沢治一也和菊池一样，一开始支持总体战，但是看过了《国家总动员意见书》后也转变了思想，1920年夏调任作战课长时，他更是进一步表示：“日本的兵力和资源处于劣势，应当把军事放在速决战上，回避长期战。”
　　在真正意识到什么是总体战之后，很多军官都转向了现状维持派，认为：“关于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劣势，应靠军队在编制上及训练上的精兵主义和精神力等无形的要素来补充。”
　　当然也有人对于永田铁山的国家总动员体系坚决支持的人，如石原莞尔、冈村宁次和小畑敏四郎等人，他们认为南洋诸岛正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既有石油、煤炭，又有橡胶，如果再加上马来的铁矿，那么足以为日本的国防体系打下基础了。
　　而在这个时候，英国对于中俄德这一隐隐成型的大陆同盟做出退让后，日本的陆军精英们猛然发觉战后的国际格局出现了崭新的变化。战前以英法为头领统治世界的秩序已经开始衰败，美国一方，中俄德一方，世界突然就分裂成了三块。
　　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中，日本继续站在英国一方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先遭到中美的联合打击。而英国在向中俄德做出了退让之后，就不可能冒着和三个大陆国家开战的风险站在日本一边，这也就意味着日英同盟走到了尽头。
　　但是对于此时的日本资本家，日本平民，日本的军人来说，如果不向外找到一个新的扩张方向，那么日本国内积攒下来的社会矛盾就会在内部爆炸，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日本帝国的未来了。
　　面对这一全新的国际格局，日本除了南下之外，已经别无出路。毕竟荷兰人和中国人相比还是弱小的，而既然英国向中俄德做出了退让，那么也就意味着英国的全球统治体系开始收缩，作为拥有亚洲海上第一舰队的日本，自然是责无旁贷要填上英国离开后的空缺的。
　　而原本一战结束时日本国内渐成主流的同英美协调外交论，开始让位给了中日提携论和大东亚论。假如日本不以中国为目标，那么日中之间的利益冲突其实并不多，拥有海权的日本和拥有陆权的中国，在短期内几乎不会发生大的冲突，而朝鲜问题也能暂时搁置。
　　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日本都盯上了南洋那片富饶的群岛，甚至对于东南亚大陆、澳洲、新西兰和马六甲海峡也生起了别样的心思。假如英国真的不行了，有资格拿到这些地区的自然只有日本，因为周边其他国家都没有日本这样强大的舰队。
　　于是，从1920年7月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向北京政府和共和党示好，不仅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航运、保险事业上的合作，也终于放弃了日本在华的一些特殊利益，包括对于中国海关的一些权力。另一边，英国为了尽快从阿富汗脱身，和平息同中国方面的冲突问题，也终于在八月份和阿富汗、中国签署了条约，承认阿富汗王国拥有完全独立的权力，放弃了九江、汉口的英租界。
　　随着英国做出的退让，日本和法国也同样和北京政府签署了新约，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地只剩下了南方沿海的几个港口，而长江南京以上地区的内水，列强军舰也终于失去了自由航行的权力。中国军机也停止了对南京、上海的巡航任务。
第一千一百八十七章
　　虽然晚饭前下了一场小雨，但是屋内依旧闷热非常，倒是屋外的院子里不时有一阵山风吹过，还能带给人一阵清凉。李润石此时正坐在院子里耐心的开导着弟弟和妹妹，“……母亲和父亲都不在了，我这个做兄长不能不把家里的事理一理。
　　韶山冲的天地里是很安稳，但是这里实在是太小了。你们要是继续留下来，就只能过父亲和母亲的生活。我觉得这种生活并不好，至少你们现在还小，还可以先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你们真的不喜欢外面的世界，再回来也不迟么。”
　　李润湘第一个赞成的说道：“我愿意跟着大哥出去读书，还能看着小弟。”
　　自从李润石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后，李润莲就一直在家中务农，帮着父亲管理家务，他有些不舍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回忆，于是为难的说道：“我们都走的话，家里的田、屋和债务怎么办？不仅有别人欠我们的，还有我们欠别人的。”
　　李润石挥了挥手上的蒲扇，斩钉截铁的说道：“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乡亲住，田地可以给乡亲种。我们欠人家的钱都还清楚，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
　　李润莲还是有些畏惧这个哥哥的，见他说的这么坚决，终于放弃抵抗说道：“我们欠人家的，也就是毛义顺堂的几张票子。”
　　李润石毫不犹豫的对一旁的妹妹说道：“三妹，去给我拿纸笔过来，我来写个通知，二弟你明日发出去，让他们尽快把我们发的票子送回来……”
　　几日后，兄妹三人一大早起来去了父母坟前上了香，然后就顺着山路向着山外走去了。李润石离开父母的墓地时有些伤感，这次带着弟弟妹妹离开，他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看望他们了，不过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不希望自己的家人依旧认命的活下去，他觉得其他人也不能认命的活下去。
　　于此同时，刚刚秋收完毕的浙江，发起了一场遍及全浙的“驱张运动”，这个张指的是国民党浙江党支部主席张静江。国民党在浙江各县市的党部被本地乡绅捣毁，五六千国民党党员被驱逐，还有坚决不肯离开的党员被地主武装给枪毙或活埋了。
　　浙江的乡绅向浙江省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提出的驱张理由是，浙江自从18年日本流感传播后就开始民生凋敝，可是张某不体恤民生，反而一味搜刮民脂民膏，浙人已经不能忍受，必驱赶张静江离开本省为止。
　　在家乡亲族好友的劝说下，实际上是本省乡绅对湖州张家的威胁下，张静江不得不离开湖州，带着家人前往了上海，并宣布辞去了身上的公职。国民党从1918年夏天开始的浙江土地改革，正式宣告失败。
　　在前往上海的火车上，张静江写信给孙中山报告道：“本党此次在浙江推动土地改革失败，第一个原因就是手中没钱赎买地主手中的土地，想要以债券的方式购买他们手上的土地，遭到了地主们的普遍抵制；
　　第二个原因是本党手中武力不足，浙江的军队虽然名义上效忠中央，但是却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他们和本地的乡绅完全是一体的，许多军官就是本地乡绅家的子弟。依靠这些人，又怎么能够强行推动他们去反对自己的家族呢？
　　第三个原因就是，今年北方大旱，粮食价格高企，地主们不愿意给农民减租，也不愿意把土地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给他们。在这些人眼中，所谓的分期付款，就是拿他们的粮食购买他们的土地。因为在往年，农民手中就不会有余粮……”
　　但事实上张静江所不知道的是，这一次浙江地主乡绅发起的驱张运动已经很温和了，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国民党有什么好感，和对张静江有什么乡里之亲，而是北方共和党的土地改革过于酷烈，让这些浙江地主不敢搞的过于激烈，以避免国民革命军直接跨越长江进入浙江。
　　北方近200万地主，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山西、安徽、湖北等全部或部分地区内，被判处死刑的约16.5万人，被流放的超过60万人，剩下的要么主动和共和党合作，放弃土地进入城市，要么被监视居住。
　　在这样强硬的土地改革面前，这些地区的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成分终于超过了80%，共和党付出的现金寥寥无几，多数是一种按年付息的公债。北方的大地主几乎被扫荡一空，依赖于公司股份形式存在的私有农场在东北虽然还有，但是这些农场几乎和股东没什么关联，只和公司经营者有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终结了。
　　北方的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或许比南方的地主要有钱，也能享受更多的社会服务，但是他们已经无法命令公司职员盲目的服从于自己了。或者说，现在这个阶段的资本家还幼稚的很，不能把手中的社会资源转化为政治力量。
　　和北方共和党主导的土地改革相比，国民党所主导的土地改革简直温柔极了，因此浙江乡绅决定只是驱逐他们，而不是把他们赶尽杀绝，以避免招来更为冷酷的土地改革推动者。
　　张静江抵达上海不久，上海的国民党员就纷纷来拜见这位老前辈，刚好戴季陶来上海探望友人，也顺势过来拜访了这位孙中山最为信任的党员。
　　待到其他闲人离去之后，戴季陶才向张静江说道：“张先生，我来之前接到了北京的来电。总统说：浙江之事必然不是先生的问题，他请你北上就浙江土改一事详谈。总统还说，假如先生真的不愿再负责土地改革一事，也万勿心灰意冷，现在政府手上的工作千头万绪，他正要请你出面负责新的工作，为他减轻一点负担。”
　　张静江默默的把头转向了窗外的花园，法租界扩界之后，他就在这里卖下了几块地皮修建了六幢花园别墅，其中一幢就让给总统归国时居住。这条路被法国人称之为马思南路，用来纪念在上海去世的法国音乐家，道路两边种满了法国梧桐，幽静而景致优美。
　　默默的看着窗外的草坪思考了很久，张静江才收回目光，对着戴季陶拍了拍自己的腿说道：“其实我的腿疾已经很严重了，哪怕不是出了现在这样的事情，我也想要向总统告假养病了。
　　更何况，现在浙江舆论都集中在我身上，我辞职在家休养一段时间，舆论也就慢慢平息下去了。至于浙江土改中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已经写了一封书信，寄往北京去了。总统看过之后，当能了解我的苦衷。本次土地改革失败，三分在我，七分在天。
　　我只想说：我们如果不在南方土改，然后投身于工商实业的建设，那么我们同共和党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但是，想要在南方推动土地改革，本党就必须要有一支真正的武力，否则就都是空谈。这些南方劣绅，你不把刀架到他们脖子上，他们都不会对土地放手。”
　　听到张静江对于南方乡绅的评价，戴季陶只能保持沉默，因为那些南方乡绅可不仅仅在党外，党内还有着大批呢。对于浙江土改的失败，不少党员不仅不感到愤怒，反而对于张静江的失败幸灾乐祸，认为这就是咎由自取，他们一点都不想看的什么土地改革。总统的三民主义，平均地权这一项，几乎是被他们无视的。
　　就在戴季陶思考张静江的话语时，这边张静江又接着说道：“况且，现在总统的日子也不好过啊。和列强的交涉，对于北方旱灾的救济，还有新一届国会的选举问题。
　　现在外国人也好，国内舆论也好，都认为总统并没有负起中华民国总统的责任来。但是我们自己很清楚，并不是总统不愿意承担起责任，而是共和党在北方的势力太强，完全压制住了中央政府的施政权。
　　共和党在华北四省的土地改革逐渐完成之后，北洋在地方上的势力就真的是土崩瓦解了。虽然现在还有一些北洋人物投身于实业，和共和党还算相处融洽，但是北洋作为一个政治派系已经不复存在了。南方的徐树铮和李纯这些人，不过是抓了一点军队，但是当地的地主乡绅可不是和他们一伙的，那些北方的士兵又怎么可能为这些本地乡绅和革命军对抗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