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的年代(校对)第589部分在线阅读

　　送走了霍恩爵士之后，劳合。乔治招来了内阁秘书处主任莫里斯汉基，向其问道：“也许我们需要召开一次内阁会议，讨论一下关于和德国、苏联恢复贸易关系的问题，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帮我摸一摸各位大臣和保守党骨干的意见。”
　　汉基点头接受了首相的安排，但是他很快像首相问道：“那么那些德国人的请求，我们应该怎么答复？”
　　劳合。乔治思考了许久，方才向着这位得力助手说道：“德国和苏联的联合，或者和法国的联合，都是在破坏欧洲大陆的均势，这对于大英帝国来说都没什么好处。
　　但是，我们手上的猎枪里只剩下了一发子弹，打在德国身上并不能改变我国的外部处境。所以，我们支持德国重新回到国际秩序之下，但我们只是支持，其他的事并不做任何承诺。”
　　汉基想了想回道：“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回复那些德国人了。”
　　汉基从首相办公室回到了花园内的别馆后，就找来了得力助手利奥埃莫里，向他说道：“告诉德国人，我们欢迎他们回来，但是他们得先解决了自己的麻烦。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皇帝，我们一个都不要。”
　　利奥埃莫里犹豫了一下后说道：“这两个恐怕不能同时解决吧？而且，根据我的了解，一些德国人其实并不想改变现状，他们只是希望德共不要继续向前走了而已。”
　　汉基对着部下摇着头说道：“这是德国人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求他们从肉体上消灭，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皇帝如果能够离开德国，同样也是解决了问题……”
　　在汉基离开之后，劳合。乔治想了想，便让秘书给外交大臣乔治寇松打了个电话，当乔治寇松抵达了他的办公室后，劳合。乔治向着外交大臣说道：“大英帝国需要一段平静的时期来恢复力量了，我们不可能同时应付国内外的诸多麻烦，帝国正在滑向深渊。”
　　乔治寇松沉默了片刻后说道：“我也有这样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先把国内外的麻烦压制下去，在接下来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人恐怕不会轻易的退让的。”
　　劳合。乔治叹了口气后说道：“我们需要向美国退让，否则就不能重建国际秩序。战争已经结束两年了，但是世界各地反对我们的事件却一件接着一件，这样下去，帝国的血迟早要流干。我们不能再刺激美国人了，但也不能过于放纵他们。”
　　乔治寇松思考了很久方才说道：“过去我们用日本来牵制美国，而现在美国则用中国来牵制日本，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又和苏联、德国有着一些说不清的联系。我们必须要拆掉这个联盟，否则帝国的外交空间就会越来越小，最终像战前的德国那样，被关在了一个笼子里……”
第一千二百二十三章
　　近代陕西农民反抗官府压迫的特殊形势，叫做“交农”。虽然这一形式起于何时已经不清楚了，但是陕西人还记得咸丰六年渭南县民冯元佐等人反抗官府地亩摊派盐课银两，聚众前往县城交卸农器，中途获得了仓渡苏拜各处回民支持的事迹。
　　所以，“交农”实际上就是和工人罢工一样，农民罢种上交农具的示威行动。陕西虽然过去以八百里秦川而富庶一时，不过唐朝之后陕西植被破坏严重，水土不断流失，加上清末多年没有修缮水利，陕西农业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再加上鸦片种植挤占了粮食种植的土地，因此到了民国成立的时候，陕西已经成为了一个极为贫困的地区。
　　而清末陕西实施新政，为了编练新军和投资实业，对于陕西农民加捐加税，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前十年各地“交农”斗争的大爆发。辛亥革命后，虽然满清政府垮台了，但是北洋政府继承的清制，导致陕西民众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为加重了。
　　在陆建章执政陕西的时候，一年田赋就征收到了500万元以上，其中附加税达到了正税的67%，陕西民众痛苦不堪，这也是陕西各地军阀能够联合起来倒陆的根源。
　　共和党借助这场倒陆事件大张旗鼓的进入了陕西，不过只是控制了西安、宝鸡几个要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修路和修水利的事业上。陈树藩等陕西军阀依旧控制着陕西大部分的地区，当然在共和党的严令下，这些军阀也稍稍收敛了一些，比如鸦片是不敢种了，强拉壮丁参军和同土匪勾结的事不敢做了，但是赋税还是要收的。
　　凡事最怕比较，共和党对于陕西的定位不是以征收赋税为主，而是以发展当地的交通枢纽和原料产地、销售市场为目的，共和党需要通过陕西进入四川、青藏高原和河西走廊，从而控制住西北、西南地区，对于一年5、600万银元的税收，还真没怎么放在心上。
　　毕竟修建从宝鸡到汉中，从宝鸡到兰州的山中铁路，现在每公里的造价已经超过10万共和元了，陕西一年的税收还修不到60公里，而宝鸡至天水段铁路，就有154公里长。
　　因此张绍曾入陕之后，压根就没想在当地搞什么花头，每年光是经他签字批出的资金就有8千万到1亿的规模了，他实在没必要去搞什么田赋，收获不多，还把陕人都得罪了。更何况，国民革命军也轮不到他来发军饷，他把税收收上来都没有名目去侵占，四处分一分，落入腰包的也不过几十万大洋，但是罪名却都落在了他的头上，实在是犯不着。
　　有这样的精力，他不如让自家的亲戚开家建材厂，随便漏一点工程过去，一年赚到的也不止这个数了，而且还安全。因此在其入陕之后，他就把陇海铁路经过地区的苛捐杂税都给免除了，还对某些工程队驻扎的地方采取了粮食采购补贴政策。
　　通过这些优惠政策，陕西民众对于修缮铁路和公路的抵触情绪降到了最低。陕西士绅倒是欢迎共和党在陕西投资兴建铁路的，因为他们有着大量的田地，铁路修通之后可以种植棉花和烟草出售给内地，但是对于那些土地较少的自耕农来说，铁路如果经过了他们的田地，他们的生活就遭到了侵害了，因为补偿金终究是要花完的。
　　但是在共和党把这些被征地农民吸纳进铁路局当养路工后，加上地方有力人士的劝说，陇海铁路的建设工程就很顺利了。不过这也让张绍曾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有什么问题和这些地方有力人士打交道就好，至于农民减税就完了，其他事务他就不想管了。
　　于是共和党直接管理的地区，社会矛盾是缓和下来了，但是那些陕西小军阀管辖的地区，民众就有些不忿了。在共和党的压制下，陕西小军阀们是不敢扩军了，反正再扩军也打不过共和党，而且还容易被共和党盯上。但是对于农民的征税，他们可一点都不愿意减少。
　　等到固原地震爆发，共和党一边救灾，一边对灾区颁发了减免税收时，陕西农民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就爆发出来了。共和党是按照地区进行减免的，只要是受灾区域都一概免税，并退回已经缴纳的税粮。但是在军阀控制的区域就变成了，房屋倒塌或者死人了的家庭才能免税，已经缴纳的税粮不退，顶多从明年的税额中扣除。
　　张绍曾虽然把精力都放在了修路、修水利的工程项目上，但是共和党是一个组织，而不是小朝廷，所以党在陕西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因为没有得到关注而发展缓慢而已。
　　但是在渭南、华县等地农民爆发了“交农”事件后，原本把注意力放在救灾事务上的救灾指挥部，有一部分党员就开始为陕西农民抱不平了。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后，魏野畴、杨钟健等本省党员在李润石、伍豪等青年党员的带领下，对陕西省党支部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
　　在陕西省党支部的会议上，魏野畴、杨钟健等本省党员为那些军阀控制区域的贫苦农民发声道，“陕北一个成年农民一年的口粮折成小麦是16斗，但是军阀在每个丁口身上征收的税赋就接近8斗。
　　渭南县的苛捐杂税简直多如牛毛，一个月麦捐，要求每户每月出5升麦子，但是渭南原上风调雨顺的年份，一亩地也就收5、6斗小麦，这要让农民怎么活下去？”
　　伍豪也接着众人的话说道：“陕西农民的困苦已到了极点，农村的劣绅，其罪恶与军阀、官僚相等，农民自救，只有聚众反抗这一条路。各地爆发的交农运动不是暴乱，而是农民起义，我们应当站在农民这边，而不是军阀那一边。”
　　李润石则对于陕西省党支部过去脱离农村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认为党员们过于迷恋城市工作而放弃了农村工作，这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国家是行不通。
　　他最后总结道：“……过去3个月里，我们不仅去过固原、海县等灾区，也走访过华县、渭南和榆林等地，我们不仅和城里的绅士阶级交谈过，也和乡下的农民们讨论过。
　　农民们告诉我们的，和城里绅士阶级告诉我们的，完全是相反的。从农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许多奇事，可谓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按照我们的调查，农民们讲述的才是事实，而绅士阶级讲述的不是颠倒黑白就是只讲一部分实话。
　　我相信，这些情况在各地应当是常见的。因此，我们应当迅速的纠正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舆论，陕西党支部之前对于农民运动发表的一些错误言论应当进行纠正。只有这样做，农民才会相信我党，支持我党，从而进一步推动陕西革命的进程。
　　我应当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同志，革命不仅仅是建设新秩序，也应当是对于旧秩序的摧毁。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据绝对多数的国家，革命就是解放农民，就是让农民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
　　只有当几万万中国农民从北部、中部、南部各省起来，如暴风骤雨一般的追求解放，那么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不倒他们。当他们在解放的道路上奔跑时，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被他们葬入坟墓。而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我们究竟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革命呢？还是站在他们身后指手画脚的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我以为，对于本党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坐在会议室内被青年党员批评的张绍曾感到了愤怒，在李润石说完之后，他就怒气冲冲的反驳道：“你们这是再宣扬冒险主义。在东北的时候，吴川主席就说过：革命需要破坏旧秩序，但更要建立一个新秩序。
　　现在我们在陕西控制的地区并不大，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先完成陕西的基础建设，军阀的问题可以逐步处理，但是不加限制的煽动农民起事，只会让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混乱起来，到时候我们还怎么搞建设？那些乡绅也会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
　　这场陕西省党支部的扩大会议原本是讨论关于赈灾事务收尾的，关于当前各地的农民运动只是顺带的议题，但是如今却变成了一些年轻党员对于陕西省党支部所执行的革命路线偏差问题的声讨了。
　　张绍曾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些年轻党员的批评，如果不是因为赈灾指挥部的存在，这些年轻党员甚至不能在省党支部会议上发言，而且魏野畴、杨钟健等本省党员也难以绕过各级组织直接对省党支部的工作提出质疑，因为程序上不合法。
　　但是李润石、伍豪等人却并不属于陕西省党支部的人，甚至连西北局都管不到。他们是隶属于中央党部管理的年青干部，这一次不过是借调给赈灾指挥部使用，因此张绍曾甚至不能以组织手段压制对方的发言，因为李润石、伍豪等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发言整理成文字，直接发给中央党部。
　　而想要用理论压倒这些年轻人，张绍曾显然是无能为力的，虽然他身边也有不少党内的秀才，但是对于经过中央党央校培训的李润石、伍豪等人来说，他们的理论基础显然要比这些秀才们深厚一些的。特别是那个李润石，在理论之外还富有深厚的调查经验，张绍曾在陕西待了这么久，有些事情居然还不如对方知道的清楚。
　　在省党支部会议上辩论失败的张绍曾等人很快就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基层的党组织在了解了这场辩论之后，纷纷站在了李润石、伍豪等年轻人的这边，只有那些城市里的党员偏向于他们这边。
　　这个基层党组织可不仅仅是指乡村内的党组织，还包括工程建设部队内的党组织，而工程建设部队又和军队关系密切。因此张绍曾很快就发觉，他自己反而还处于劣势了，因为现在支持他更多的，反而是党外的知名绅士，基层党员反而看不惯他们这些老是待在城市里的高级干部了。
　　张绍曾立刻察觉到了不妙，要是陕西省党员中的大部分不支持他的话，那么他在党内选举中央委员时可就要麻烦了，那些党外的绅士可没权力投票给自己。
　　于是张绍曾修正了自己的立场，在西北局的会议上他表态道：“我们的党对于农民里的宣传应当注意地方政府征收田税的问题，同样也应当在大多数小私有者的农民之间，鼓励他们反对土豪劣绅……这种前清官僚的遗孽大半是村里实际上的政府。为了解决一切地方经济行政问题起见，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的主张……”
　　而同时他也感受到了这些中央党部直属的年青干部的威胁性，他们不仅在舆论上支持各地的农民运动，还建立了农民夜校和农会，以帮助农民理解革命道理并组织起来，这些行动虽然扩大了共和党在陕西的活动范围，但也让基层党组织开始脱离省党支部的管理。
　　张绍曾只能打电报给在北京的吴川诉苦，并在电报中请求把李润石调走，他向吴川如此说道：“……其他人还有一些大局观念，知道应当争取开明绅士和我们一起搞建设。
　　但是这位仁兄却是唯恐天下不乱，说什么：农民在乡下造反，绅士们都说糟得很，我却说好得很。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于革命几十年，所要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里就做到了云云。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农民运动之后的一地鸡毛，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也许是打倒了，但是地方上也已经空白一片，几乎没人管了。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建设？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农民参加革命，农民参加革命我是支持的。但是这样打成一片空白，真的是中央的路线吗？如果是的话，我当然服从中央的命令。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应当让这位仁兄回去学习学习中央的路线了……”
　　耿谨文、王葆真也看过了张绍曾的来电，王葆真对于土地改革并不那么的关心，他更关注于共和党执政后的外交路线，因此对于张绍曾的抱怨不置可否。
　　倒是耿谨文为李润石说了几句，“现在这个局势，保证国内的稳定还是应该放在前面的。不管是政权交接，还是将要推动的五年计划，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局势。
　　当然，李润石同志的想法也不是错误，如果真的能够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农民革命运动，那么对于我们快速的掌握全国统治权力是有利的。只是农民革命运动实在太不可控了，一旦爆发起来，也许就会让我们直接和帝国主义对上，我觉得还是先建设和教育，完成一五计划之后，再考虑解放农民的问题。”
　　吴川沉吟了半天之后，终于还是摇头说道：“农民革命也许能够完成中国革命，但是建不成社会主义。当然，没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农民革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就不能被摧毁。
　　我们需要李润石这样关注农民革命的同志，他们在党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要让这些同志的力量再强壮一些，再去发动农民革命才更有把握。我看，就接张绍曾的意见，把李润石调动回来吧。正好，我们和美国人谈成了政府部门考察的计划。就以这个名义调动，顺便把安徽的张国焘也叫上来，让他们两人作为第一批考察团的成员……”
第一千二百二十四章
　　将李润石和张国焘安插进第一批前往美国考察的干部名单中去后，吴川便丢下了张绍曾的电报和耿谨文、王葆真继续交谈起了正事。他今天和两人谈话，主要还是为了把共和党接手政权后的施政方针初步理一理。
　　吴川坐在窗下的木沙发上，稍稍理了理思路后接着说道：“我国当前人口虽然没有经过一次详细的普查，但是从目前的各项社会调查数据来看，五亿人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按照平均每人每年400斤口粮，那么我国一年至少要消耗掉2000亿斤粮食；按照世界平均水平，每年每人消耗5.6磅棉花，那么我国一年要消耗28亿磅棉花；每人每年消耗4斤食用油，那么一年是20亿斤；每人每年3斤糖，那么一年是15亿斤糖。
　　然后把这些农产品折算成耕地，按照160斤每亩的产量，需要12.5亿亩耕地；棉花每亩均产大约为28磅多，折1亿亩；植物油按照12公斤一亩计算，那么就是0.83亿亩；糖每亩500斤，就需要300万亩耕地；总计加起来就是14.36亿亩。
　　我国现在的总耕地面积大约为15亿亩出头，可以说刚好比14.36亿亩多了那么一点。但是这14.36亿亩耕地是什么标准？是生存的标准，甚至都没有解决我国的温饱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让5亿人吃饱穿暖，以现在的农业产出至少需要20亿亩耕地的产出；而想要过上欧美先进工业国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准，那么至少要达到30亿亩耕地，这还是在确保人口稳定在5亿规模的标准。
　　而以我国国土的开发度，我们最多也就能把总耕地面积开发到20亿亩，再高就不太可能了。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不提高农业亩产的话，那么至少要从外国进口10亿亩耕地的产出，才能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当然不会采取帝国主义的手段，以向海外拓殖的方式来解决粮食缺口的问题，那么我们只能以贸易的手段进行解决。当前能够提供大量粮食出口的，不过是美国、苏联、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除了苏联和我们是陆地相邻国家，其他国家和我们之间都需要通过海路才能和我国进行贸易。
　　从欧洲的这场战争我们几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旦战争爆发，海洋只属于拥有最强大海上力量的国家。哪怕是拥有世界第二的海军力量，在世界第一的海军压制下，依然失去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航路。这也意味着，与其最求一支强大的舰队，倒不如寻求世界和平，对追求海上贸易的国家更为有利。
　　当然，我说的是现阶段，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力已经超过了拥有世界第一海军力量的国家，那么我们当然不会忍受再让人控制海洋，但是现在我们应当接受海上强权所制定的海上秩序，避免海上强权把我们当成敌人。
　　因此在外交上，新政府应当以维护世界和平和海上自由航行权为主，没有这两样东西就不能进行和各国的自由贸易往来，我们就不能从外国进口所需要的原物料，也不能向国外出口我们的加工品。
　　比如，我们现在在南美各国的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农业，哥伦比亚的煤矿和木材，秘鲁和智利的铜矿、铁矿和捕鱼业，阿根廷和巴西的农业及矿产开发；假如陷入了和某个海上强权的敌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就相当危险了，德国人吃的亏，应当成为我们的经验。
　　而这个世界上能够威胁到我国的海上强权，其实只有三个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英国的核心利益在印度和西亚，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威胁到印度和西亚，英国人就不会动我们；日本的海上力量虽然足以压制我们，但是日本列岛距离我们很近，只要我们能够攻击到日本本土，日本人就不会发疯。
　　但是唯有美国，我们没什么可威胁他们的，相反我们处处都需要获得美国人的友谊，因此在相当长的阶段内，我们只能和美国友好相处，除非美国侵犯了我们的核心利益。什么是我国的核心利益？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只要这两个核心利益不受侵犯，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做出让步。
　　另外，中苏德贸易圈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助力，但是中苏的无产阶级联盟才是我国外交的基础。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的维持中苏德贸易圈，除非它威胁到了中苏之间的无产阶级联盟。以上，就是我对于新政府的外交路线设想，你们的看法如何？”
　　坐在吴川对面的耿谨文手中夹着一支香烟，眉头紧锁着思索着吴川刚刚讲述的话语，一时倒是没有回话。坐在吴川下手的王葆真想了想，还是摇着头说道：“我没有意见。以解决国民温饱问题为前提发展海外贸易，我以为将会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上呼吁世界和平及海上自由航行权，是符合逻辑的。
　　不过，战后欧美的经济一直都在动荡，特别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工人运动不断。苏共那边一直通过共产国际支持各国工人运动，并号召各国工人阶级成立共产党以领导本国的工人运动，为世界革命做好准备。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