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国当小编(校对)第365部分在线阅读

　　“第五部分，技术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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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华和小组成员一边听一边简单地记笔记。
　　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之庞大、结构之复杂、运转之困难，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家。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引入计算机和网络，也需要海量的计算机支撑。这是大好消息。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苏联计划经济的管理体系有40多个全联盟部和联盟兼共和国部，全联盟部下属280个管理总局，联盟兼共和国部下属400个管理总局。管理层级方面，工业管理最多的为六级管理，一般的在四到五级。”
　　唐华抬头连看了几眼这位考察团中的苏联国家计委委员、在计委副主席之后第二个发言的专家。
　　嗯，他是197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和数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苏联的计划经济不只是制定计划，而且它还用极其高深复杂的数学模型来计算计划中所涉及到的参数。
　　苏联计划经济，其实可以说是由线性规划和运筹学科学来支撑的。
　　1938年康托罗维奇提出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解乘数法，从此苏联国家计委就试图构建物质产品平衡体。之后又不断改进计算方法和软硬件措施。最终目标是——
　　计算出人类（苏联）生产的所有商品当中包含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各是多少。
　　这意味着什么呢？……还是打个比方吧。
　　这个计算的难度，和求出三体运动的较长期精确数值解的难度差不多。
　　因为商品与商品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而且影响链条极长。生产一把勺子，不锈钢后面是碳素钢，后面是铁，后面是铁矿……原材料这一块其实很简单，复杂的是人。生产勺子需要劳动，一个工人的劳动成本后面……是这个工人需要消费的几百种生活必须的商品，每一种商品发生了变化，人工成本就应该变化。
　　是不是很崩溃？
　　苏联显然没有因为计算量太大而停止暴力计算法的尝试，60～70年代的OGAS、70～80年代的ASDR，一直算到苏联解体。
　　算到苏联解体当然算不完。按照苏联国家计委的最终目标，大概每个五年计划需要用天河III号算20年吧。
　　你以为用20台天河III号就可以把这事儿在一年内搞定？想得美。
　　计算所有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含量只是获取了计划经济“完美运行”的基底数值。
　　说极端一点，苏联大马路上，一个工人掏出卢布从黑市的另一个工人手里买了块手表，这种“计划外”的行动马上就会导致整个计算出来的数值体系re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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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托罗维奇发言，当然话题很快就转到数学和计算需求、通信需求方面去了。
　　“……总之，我们所需要的计算机系统，需要对线性约束条件下线性目标函数的极值问题求解有特别的优化。”康托罗维奇说。
　　唐华：“没有问题。但是，我想您也估计到了，计算机系统并不能无限精度地求解这些线性方程的数值解，而是需要一个近似值。”
　　“唐华院士，影子价格与决策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在线性规划的对偶问题中，这一对关系一直是个谜。您的看法如何呢？”康托罗维奇说得越来越放松，干脆开始探讨学术。
　　“康托罗维奇院士，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并不多，”唐华摇着头婉拒，“虽然我是中国的计委委员……但不是负责经济计算的。对于影子价格，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来表达或者说来定义似乎更简洁一些。不如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你们提供国家计划委员会所需的数值精度范围，我们依据这个数值精度范围，来为苏联国家计委配备相应计算能力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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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勉强算工业国了吗
　　1952年，中国准备拟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派出考察团拿着草案去找苏联国家计委请教时，苏联同志就向李复春全盘讲过这些，告诉中国同志们“这才是正确的五年计划编制方法”。
　　然后……李复春带的团队在苏联接触苏联国家计委一段时间，主动放弃。中国无法像苏联那样编制国家计划。
　　如果像苏联那样编制五年计划，成千上万的指令初稿、意见稿、修改意见飞来飞去，还有数不清的党委、政府机关、企业、工会，不断的组织开会。这还只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国家计划会变得越加复杂。
　　李复春最后也只能发电报给当时的国家计委主席高山：咱太笨，学不来。
　　国家缺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尤其是精通数学和经济学的高材生。
　　不要说高等教育了，当时初中以上文化的干部都不多。
　　苏联的计划经济必须由科学家牵头，进行巨量的统计，发布巨量的精确生产指令和调整指令。（如果有可能，苏联希望在统计完毕之后先进行一番计算）
　　这就意味着1953年的中国玩不转这一套。
　　真实历史上，到1958年中国也没玩转这一套，后来就干脆放弃治疗，走自己的“粗糙计划经济”或者说“佛系计划经济”去了。
　　但怎么说呢……
　　1949年到1978年，“粗糙的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工农业产值增长率高于苏联“正确的计划经济”。这29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就不用说了，29年里有4年的经济增长率是负数，就这样总增长率还高于苏联。
　　去掉苏联奶中国的那些年头，1962年到1978年，中国的总增长率也高于同期苏联。
　　或许这里面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粗糙计划经济的不精确性——在计划的每一个环节，产生的或者预留的误差，才是事情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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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华暗中下了决心，只要还允许回到这条轨道，那中国还是继续“佛系计划经济”的路子比较稳妥。
　　理由也不难找。虽然现在中国是苏东的计算机设备供应国，不缺计算能力，可咱缺有文化的干部啊。
　　也缺编制这么庞大的一群干部的工资。
　　与苏联国家计委的交流持续了很长时间。
　　虽然打算走“佛系计划经济（去除bug版）”的道路，但是和康托罗维奇聊数学模型和国民经济，还是聊得很投机。
　　康托罗维奇的算法和数学模型，现在仍是金融投资和资产核算的常用理论之一，当然华尔街的大佬们不会说他们在用康托罗维奇的理论炒股票，而是说在用解线性规划和拉格朗日体系研究股票。
　　“苏联国家运转所需的这几万种商品，我们打算先挑出3300种最耗费总劳动时间、对国家运转最关键的商品进行计算，”康托罗维奇说，“核算时，数据精确到千分之一。”
　　唐华简单估算了一下计算量。“康托罗维奇同志，那么这一套系统所需要的算力就是这样。折算成T54计算机的话，需要3900台。”
　　“但是，”唐华停顿了一下，又说，“这是不可能的。同志们，现在已是1955年。下个月我们销售的计算机将从T54升级为T55。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产物。”
　　唐华向康托罗维奇展示T55和T54的对比图。T55的机箱和X54差不多，而T54还是大铁柜的晶体管计算机。
　　“T55计算机的主机体积奇迹般地缩小，但它的运算速度是T54计算机的两倍。”
　　“但T55也并不适合作为主运算工具，我们建议用这个，T55M。”
　　T55M用的是类似于刀片服务器的结构，X5404芯片和缓存什么的做在一块板子上，板子一片片地插进机柜里。T55M一共插了12片板子，运算速度视计算的类型而存在差别，大概相当于T55的10～20倍。
　　讨论了五个计算中心的计算机型号和数量，接下来和苏联同志商议计算机网络。需要将许多计划人员的工作相互联系起来，有些甚至不在一个城市，因此要设5个计算分中心，之间用网线相连，而且要建立项目网络进度表。
　　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主计算中心数据库——所有的计算机房定额性质的信息都需从这里读取。
　　康托罗维奇一直在会议室开会，都没空去看准备出售给苏联的T55M中型机样机，但是唐华手中的计算器已经足以让康托罗维奇相信新一代的计算机有多强大了。
　　集成电路掌上计算器现在还是小规模生产，而且对外标称的价格很吓人（其实本来的生产成本也蛮贵），暂时打消了康托罗维奇进口一批给国家财会人员使用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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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8日。
　　1954年全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整理完毕，上报国务院和国家计委。
　　统计数据很好，1954年的经济运行具有里程碑意义。
　　1956年才发生的事提前了两年，在1954年实现了。
　　——五千年历史上，中国工业总产值头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
　　虽然这是压制了农业产品价格之后做出来的数字，但意义仍旧巨大。
　　按照某些宽松的统计标准，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是这个国家“实现初步工业化”的标志。
　　当然唐华觉得另一个标准更加合适，那就是农业人口少于工业＋服务业人口，这才是国家工业化的门槛。
　　1954年，全国农业总产值545亿元，比1953年增加4%。其中粮食产量1.7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283公斤。
　　全年工业总产值是612亿元，上半年320亿，下半年292亿——北戴河会议之后做了产业调整的结果。比1953年增加22.6%。
　　去年农业产值524亿、工业产值499.3亿，已经颇为接近了，今年就是瞬间反超，而且差距拉得还不小。这还只是城市化率14%的水准，工业产值就超过了农业产值，现代工业的厉害程度可见一斑。
　　工农业总产值1157亿元，1953年是1023亿元，第三产业现在还不统计，因此工农业总计，年增长率是13.07%。
　　至于电子信息工业，去年的产值是9.2亿元，其中出口5.1亿元，这是国内的统计表。在公开的账本上，出口额不是5.1亿元而是10亿元，也就是9.1亿卢布。
　　但是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内工业规模还是小，计算机国内的购买量还不如苏联，大致只相当于苏联的70%，消费类电子产品也大多如此。
　　没办法，总体上国内还是国民收入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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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是最艰难的一年，绝对的，”总会计师在会上做扶额庆幸状，“工业扩张的速度太快了，还好从北戴河会议之后我们调整了产业发展计划，勉强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