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国当小编(校对)第690部分在线阅读

　　“好了，定位得够多了，”孙家栋说，“有没有觉得所有定位点的平均中心线，有点偏东南？”
　　唐华：“定位终端里记录了今天所有的定位记录下来的经纬度，我们测试完，把数据读出来再慢慢研究。今天差不多了。定位了200多次，终端都快没电了。最后一个点，我们往那边走。”
　　孙家栋：“啊？我们现在站的地方不就是最后一个点了吗？还要走一个？”
　　唐华：“不不，卢司令员在那儿堆柴火架架子了，是要烤全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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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共有10台终端在进行测试，除了地面的7台外，天上还有3架飞机各带着一套终端在乌梁素海上空飞过。飞机装了高频信号发生器，基地的6个无线电测向点对飞机进行尽量精确的定位，用这个定位数字来和北斗终端定位出来的数字做对比。
　　无论是空中定位的精度还是地面定位的精度，好像离理论值还差那么一点，看来回去得好好查找原因，到底是地图错位还是时钟校准还是仪器误差。
　　“下一次天上出现三颗飞星是三天以后，8月16日的上午。三天后，我们乌梁素海要回归老本行了，航空弹药投放测试。”卢司令宣布。
　　“老卢，今天没什么事，我开车去钓会儿鱼。”唐华说。
　　卢司令哦了一声，从办公室角落的弹药箱取出两颗手榴弹，“给。”
　　和12年前相比，乌梁素海的湖水水位似乎有点下降，不知道这是偶然的还是大气候变化导致的。
　　原历史位面，到21世纪乌梁素海的面积缩水得非常厉害，以至于要搞污水处理＋引水＋水体复氧的综合治理，因为它的存在可以阻止附近很大一片地区草原的沙漠化。
　　不过现在而言，乌梁素海的湖面还是一望无际，湖里鱼类众多，各种鸟类也多。
　　“海军空军都在关注北斗的测试呢，”孙家栋说，“他们对这个二代导航系统非常感兴趣。”
　　唐华：“昨天测试的精度有点儿问题，希望回去尽快分析出故障原因，而且最好是个不太难解决的原因。如果故障排除了，那5、6、7、8号星下半年可以一口气全打出去。”
　　孙家栋：“5～10米的定位精度，测得的平均误差13.3米，不至于用故障来形容吧……”
　　唐华：“其实北斗系统在三星定位、终端低速时的精度就应该是5米，如果将来星座成型，同时解析4颗甚至更多的卫星，还会小于5米。13.3米一定是哪儿出了问题。当然，现在这个平均误差已经只有六分仪的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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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航天发射有不少是语焉不详，人民日报也不肯说出细节的。
　　密级最高的莫过于高分二号卫星，报纸和广播只说“1964年7月3日，中国进行了一次航天发射，把科学实验载荷送入了近地轨道”。
　　北斗卫星的用词则是“中国进行了一次航天发射，把一枚科学实验卫星送入了2万公里的中圆轨道。”
　　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蒙在鼓里，但美国那边，NASA则是一阵骚动。
　　虽然美国的子午仪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时间比中国晚，但GPS的雏形或者说基本技术，美国也开始测试了：
　　超高精度的原子钟；把原子钟装在卫星发上天；卫星授时＋三星定位模式；卫星授时＋测高仪＋二星定位模式……
　　为什么中国一说科学实验卫星，美国就开始往导航卫星上联想，那是因为2万公里左右的中圆轨道，卫星周期是12小时，刚好是一天的1/2，在这个轨道上运行的导航卫星，在全球任一点空中出现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比较有规律的。
　　就这样，尽管阿波罗计划在1965年开始疯狂烧钱模式，美国还是拨款给新一代导航卫星项目组，让他们不要拖延研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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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想PUA印尼的事情，现在也不是秘密了。腊斯克访问印尼是公开的，在印尼三天，和苏加诺谈了两天，最后两人在记者面前都是笑容满面。
　　腊斯克的说法是“这次访问对于美国与印尼来说是破冰之旅，我和苏加诺总统的谈话非常有建设性，为两国今后的关系铺开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苏加诺则表示“美国如果愿意抛弃新殖民主义的思维，与印尼在平等的原则上交流对世界局势的看法，那么印尼是不会拒绝的。”
　　腊斯克回去之后，美国和印尼的交流还没停，参议员的3个议员组团又来印尼访问了。
　　这次访问不知道谈了些什么，总之在议员回国后，美国宣布向印尼国家银行提供8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于稳定印尼的金融市场和货币。
　　中国外交部对此发表了信息量不大的声明，除了客套话之外，就是重复一些外交原则。
　　中美关系就是这样，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笑里藏刀、借刀杀人，有时候还来点指桑骂槐借古讽今。
　　不过，在这个大背景下，有时也有点清流出现。
　　“几位先生，前往中国的签证需要中国的有关单位发出邀请函，而且邀请函所邀请的人的身份通过我们的考察，我才能发放签证，所以——实在爱莫能助。”
　　乔冠华坐在桌子后面认真地说。
　　汤米·德维托：“我们前往中国完全是出于中美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没有其他的目的。”
　　弗兰基·瓦利：“而且我们在中国期间，愿意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鲍勃·高迪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或者说同源的。”
　　乔冠华：“哦？”
　　鲍勃·高迪奥：“显而易见，唐把布鲁斯和乡村民谣引入了中国，而且最为奇妙的是，在中国这些乐器和音乐也发展出了摇滚，或者类似的东西，这太有意思了。”
　　乔冠华：“rock？岩石？”
　　“不不，不是岩石，是摇滚，一种音乐风格。”
　　乔冠华：“看来你们是音乐家，那你们应该联系中国中央歌舞团、中央音乐学院或者类似的机构，如果他们向你们发出邀请函，那我会认真考虑的。”
　　弗兰基·瓦利：“其实我们想请唐华给我们发邀请函。您能告诉我唐华的通信地址吗？”
　　乔冠华：“哈哈，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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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乐队的几人失败而归。
　　第二天，还有不信邪的人也去中国大使馆坐地要签证，这回乔冠华都没跟他聊，直接就推出了门外。
　　“第一，前往中国的签证只有在你获得邀请函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发放，邀、请、函，”乔冠华说，“第二，你这流里流气的样子，紧身裤穿得鸡儿轮廓都能看得见，绝对不适合进入中国。”
　　“噢！％^&＄¨&＄％&……”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只好和经纪人一起无奈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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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并不是美国人全都被大使馆挡在门外。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49年到现在去过4次中国，保罗·罗伯逊去过2次，现在他就在北京。
　　保罗·罗伯逊，66岁的黑人男中音、男低音歌唱家，对中国很有好感，二战时就大着舌头硬唱《义勇军进行曲》（那时候还没选为国歌），朝鲜战争时反对美国的这场战争，因反战歌曲被麦卡锡判入狱。
　　出狱之后保罗·罗伯逊有两年被禁止出境，但迫于舆论压力以及麦卡锡死后麦卡锡主义略有些落潮，1960年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中国。
　　不过1960年保罗·罗伯逊那次中国之行，唐华恰好在贝加尔湖。这一次，唐华试验完成后就从乌梁素海往北京赶，终于撞了个正着。
　　“《The
Last
Goodbye》终于不是禁唱歌曲了，”保罗·罗伯逊说，“用了整整12年时间，美国的政治家们终于有了反省。”
　　唐华笑道：“那我们再攒一两首禁歌。”
　　“哦？那太好了。”
　　“不不不，”唐华说，“开玩笑的，我可不能再连累你。再说，美国目前好像确实没有在国外进行侵略战争。”
第121章
十一阅兵
　　北京机场。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从机舱门探出身子，眼前是一片欢迎的人群。他把手里的礼帽举起来，使劲挥舞。
　　“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从舷梯走到地面，看见机场欢迎队列中排第一位的刘副主席，勃列日涅夫笑得眉毛都扬上天了，张开双臂就朝队列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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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的系列庆祝活动、庆典，在9月底拉开了序幕。
　　上一次举行大的庆典、阅兵是在1959年。59年之后，中央决定稍微简化简化国庆的活动，从每年一次阅兵改为逢5、逢10阅兵，这也算是减少开支和减少折腾阅兵部队的节约措施。
　　从一年一阅兵改为5年一阅，国庆节展出的新东西比例也更高了。
　　除了阅兵的内容，1964年的中国还有更多的变化。
　　1959年，中国国内电视机的年销量3万台，国内电视机总拥有量4万台，电视台是各城市独立，当天只有北京电视台对阅兵式进行了实况转播，其余城市是在国庆节后，10月3日～8日才陆续录播阅兵式的。
　　1964年，中国国内电视机销量是黑白电视机755万台、彩色电视机3.4万台，几乎每年都是翻倍的增长率，国内电视机总拥有量140万台。
　　从1959年到1962年，电视机的买者主要是企业、事业单位、农村公社，1963年和1964年，个人购买者逐渐增多，到1964年已经占了大约10%的比例。
　　除了电视机数量的爆炸式增长，电视信号的覆盖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电视台首先“上星”，第一时间就有十几个城市架起大锅收卫星信号，然后在本地再转发。
　　1964年9月，算是有一个小小的突击工程，40多个城市的广播局架锅、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国内地面接收设备超过了150套。
　　虽然就是简单地在城里最高的楼楼顶架大锅、立一根天线转播电视信号，但至少能让县城/地区行署所在地和临近城市的一些地方看到电视节目了。
　　电视既是老百姓文化娱乐活动的最新、最火的形式，也是中央政治精神传达、国家宣传的重要工具。现在140万台电视机保有量，还是实在太少了。以后要是每年都翻着倍往上涨，那在20年大庆的时候，国内就会有上千万台电视机和几千万甚至上亿观众收看国庆阅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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