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朱熹译注)第5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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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武
前言
朱杰人
《诗经》,在先秦只称作《诗》,“经”字是汉儒加上去的。从目录学上来说,称《诗》为经,始于《汉书·艺文志》。因为《汉书·艺文志》是以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为蓝本的,所以,也可以说是始于《别录》、《七略》。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些诗歌产生的时代,上自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历时五百多年。孔子曾经用《诗》作为教材。孔子说过:“《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语·为政》)又教育他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论语·季氏》)意思是,不学《诗》,连话都说不好。
秦始皇的焚书,《诗》首当其冲。《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秦火之后,《诗》至西汉复传。据《史记》和《汉书》的《儒林传》以及《汉书·艺文志》,汉代的《诗经》学分今文学与古文学两派。《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属于今文学。《鲁诗》的创始人是鲁人申培,《齐诗》的创始人是齐人辕固生,《韩诗》的创始人是燕人韩婴。三家皆先后立于学官。《诗经》古文学只有《毛诗》一家。现在一般认为《毛诗》的创始人为西汉人毛亨、毛苌。毛亨被称为“大毛公”,毛苌被称为“小毛公”。《汉志》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此书今存,只不过已经不是单行本,而是被散置于整个《诗经》的有关诗句下面了。《毛诗》没有被立于学官。东汉以后,古文学之《毛诗》逐渐盛行,当时的著名学者如郑众、贾逵、马融等,均治《毛诗》。郑玄所作《诗笺》,“宗毛为主”;又作《诗谱》,贯彻《毛诗》“以史说诗”之解经观念,将三百篇贯串为一诗史系统,尤为今、古文盛衰的一大关键。魏时,王肃虽然攻郑,但亦宗《毛诗》。从此,《毛诗》盛行,《三家诗》趋于式微。《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至南宋亦亡。两汉今文学派的《诗经》学著作,唯有《韩诗外传》一书流传至今。而《毛诗》的处境却如旭日东升,方兴未艾。唐初,孔颖达奉诏撰定《五经正义》,其所作《毛诗正义》,即宗毛《传》、郑《笺》为说。《毛诗正义》是官方认定的标准教材,天下通行,遂造成其长盛不衰的局面。
《诗经》现存305篇(所以又名《三百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进一步细分,《风》又分为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计160篇。《雅》又分为《小雅》、《大雅》。《小雅》共计74篇,10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计有《鹿鸣》之什,《南有嘉鱼》之什,《鸿雁》之什,《节南山》之什,《谷风》之什,《甫田》之什,《鱼藻》之什14篇。旧说《小雅》又分《正雅》、《变雅》。所谓《正雅》,是指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所谓《变雅》,是指周王朝衰败时期的作品。《小雅》从《鹿鸣》篇到《菁菁者莪》,凡16篇,是《正雅》;《六月》篇以下,都是《变雅》。《大雅》共计31篇,即:《文王》之什,《生民》之什,《荡》之什11篇。旧说《大雅》也分正变:从《文王》到《卷阿》,凡18篇,为正;《民劳》以下都是变。《颂》凡40篇,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诗经》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上古史的研究方面,在上古音的研究方面,也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人们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孔孟之道”,这当然不错。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把“孔孟之道”中的“孟”字换成“朱”字,成为“孔朱之道”,恐怕更切合我国历史的实际。这样讲的根据何在呢?首先,钱穆《朱子学提纲》云:“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笔者以为,这是不刊之论,反映了学者的观点。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官方的态度。《元史·选举志》记载:“考试程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明史·选举志》和《清史稿·选举志》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此不赘引)这里对上述引文稍微加一点解释。所谓“用朱氏《章句集注》”,就是用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考试《四书》的标准教材。所谓“《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意思是说,考试《诗经》时就用朱子的《诗集传》作为主要标准,考试《尚书》时就用朱子门人蔡沈编写的《书集传》作为主要标准,考试《周易》时就用程颐《伊川易传》和朱子的《周易本义》作为主要标准。大家看,《四书》、《五经》考试用的标准教科书,差不多被朱子全包了去。这一包就包了将近六百年,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为止。根据以上两点,我认为,用“孔朱之道”来代替“孔孟之道”的表述,谅无大差。
朱子,是人们对朱熹的尊称。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遯翁等。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出生于福建尤溪,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病逝于福建建阳。父名松,字乔年,号韦斋。朱子十四岁时,朱松病逝,临终托孤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羽、刘子兄弟。绍兴十八年(1148),朱子登进士第。仕途并不发达,相反,其学术一度被当权的政敌斥为“伪学”,承风趋旨者甚至还上书要求杀了他。在残酷的政治压力面前,朱子处变不惊,仍然坚持聚徒讲学,潜心著述。死后,追谥“文”,故后人又尊称为朱文公。《宋史·道学传》有传。今人束景南撰有《朱子大传》和《朱子年谱长编》两书,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朱子其人很有帮助。朱子的一生,主要是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的一生。他著述弘富,据束景南《朱熹著述考略》统计,凡144种,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此文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附录。此外,有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的《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诗集传》这个书名,其中的“诗”,是指《诗经》。请读者注意,千万不要把这个《诗》理解为《毛诗》。那样的话,我们就辜负了朱子命名的一片苦心了。其中的“集传”,意思是“集解”、“集释”。“传”是注解的一种别名。所谓“集传”,意味着书中的注解,并非都是出自朱子本人,而是汇纳百川,采众家之长。所谓“众家”,上自汉儒,下至南宋的学者,不分门户,只要说解合理,就小大不捐,悉数吸收。这与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大异其趣。我们知道,在朱子《诗集传》之前,官方认可的《诗经》标准读本是唐初孔颖达领衔编写的《毛诗正义》(又叫《毛诗注疏》)。《毛诗正义》就是一部坚守门户,排斥异己的注释之作。它是以《毛诗》文本为定本,以毛传、郑笺为权威注解,亦步亦趋,固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搞得一部活泼泼的《诗经》了无生义,索然寡味。朱子的《诗集传》就是对《毛诗正义》的一个反动,集宋学《诗经》学之大成,成为宋学《诗经》学的代表作,开创了《诗经》研究的新纪元,被看作《诗经》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诗集传》的第一个特点是,思想解放,不迷信任何权威,包括孔子在内。举例来说,孔子说过:“《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何谓“思无邪”?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曰:“归于正。”汉人解《诗》,大体本此。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有个叫王式的《诗经》学者,曾经当过昌邑王的老师。昌邑王被立为皇帝以后,由于肆行淫乱被废。当局要追究责任,认为昌邑王的淫乱,都怪昌邑王的臣子没有尽到劝谏之责,于是纷纷被下狱处死。王式也被抓进监狱,审问他的人说:“你作为昌邑王的老师,为什么没有谏书?”王式回答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这就是说,一部《诗经》,就是一部谏书,无论是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有教育意义。当局认为王式说得有理,就减免了他的死罪。宋人对《诗经》的认识,就思想解放,与汉儒大不一样了。朱子在《诗集传·郑风》的末尾说:“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啻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他认为《诗经》三百篇中的“情诗”着实不少,所以朱子说:“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朱子语类》卷八十)显然有点是在和孔子唱反调的意思。这个看法在《诗经》学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正是朱子的这个反动,才使得后人对《诗经》的解释从诗教向着文本方面转向。开启风气之功,朱子当之无愧!
《诗集传》的第二个特点是,抛开了《大序》、《小序》这两个理解《诗经》的迷障,建立了从诗文本身求诗义的科学思路。《大序》、《小序》,合称《诗序》。今本《毛诗》列在各诗之前,具有解题性质,说明该诗主旨的文字,叫做《小序》。例如: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
《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
这就是《小序》。而位于《诗经》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概论《诗经》全经宗旨的文字(据朱熹说,从“诗者,志之所至也”一句开始,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止。说见《朱子语类》卷八十),叫做《大序》。
《诗序》的信奉者,将《大序》看作是正确理解整个《诗经》的钥匙,将《小序》看作是正确理解当篇诗的钥匙。实际上多是削足适履,穿凿附会,大失诗之本义。朱熹对于《诗序》的认识,有一个从尊《序》到反《序》的过程。他自己说:“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候仿佛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发。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朱子语类》卷八十)又说:“《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同上)有鉴于此,《诗集传》就干净利索地全部删去了《诗序》。钱穆评价此事说:“朱子为《诗集传》,又为《诗序辨说》,一主经文,而尽破毛、郑以来依据《小序》穿凿之说。此是朱子一种辨伪功夫,与其《易本义》主张《易》为卜筮书,同为千古创见。”(《朱子学提纲·朱子之经学》)话拐回来说,朱子尽管在《诗集传》中删去了《诗序》,但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朱子对《诗序》的态度是,全盘否定,百无一是。不是的。朱子说:“《小序》如《硕人》、《定之方中》等,见于《左传》者,自可无疑。”(《朱子语类》卷八十)可见,作为个案来处理,个别《小序》还是得到肯定的。
《诗集传》的第三个特点是由上述两个特点延伸出来的,即新意迭出,精义纷呈。例如《秦风·蒹葭》,全诗三章,其首章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山水画呀,引人产生无限的遐思。笔者读高中时,读到了这首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读大学,读研究生,接触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其《小序》说:“《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搞得人一头雾水,兴味索然。而《诗集传》则另辟蹊径说:“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就诗求义,给读者留出想象的空间。难怪王照圆《诗说》说:“《蒹葭》一篇,最好之诗,却解作‘刺襄公不用周礼’等语,此前儒之陋而《小序》误之也。自朱子《诗集传》出,朗吟一过,如游武夷、天台,引人入胜。乃知朱子翼经之功,不在孔子下。”(转引自洪湛侯《诗经学史》第四章第四节)尝鼎一脔,可知其余。
须要说明的是,《诗集传》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为后学所赞仰,除了朱子本人的努力以外,时代学风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的《诗集传》,郑樵的《诗辨妄》,对于朱子的《诗集传》来说,都是前驱者,朱子继承了他们的批判精神。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缺点的书,自古未有。今人对《诗集传》的诟病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第一点,《诗集传》尽管以其破旧立新取得了成功,赢得了喝彩,但仍然未脱经学之窠臼。换言之,《诗经》是文学,朱子尽管开始以纯文学的眼光审视《诗经》,但用经学的眼光去审视《诗经》者更多,所以,并没有把《诗经》从《经学》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在笔者看来,这是苛求古人了。道理就无须多讲了。第二点,朱子的“叶音”说。《诗经》是韵文,可是有些韵脚字我们后人读起来不押韵了。古人不明白这是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所致,于是采用叶音说,即为了求其押韵,认为某字应该临时改读为某音。“叶音”说,始于六朝,朱子不过是承其余风罢了。对此。我们也不为尊者讳,承认这确实是《诗集传》的一个缺点,并请读者引起足够的注意。
此次整理,我们将我社出版的《朱子全书》中的《诗集传》的简体字横排的形式重新排印,不出校记。
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国风
朱熹曰: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旧说《二南》为正风,所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也。十三国为变风,则亦领在乐官,以时存肄,备观省而垂监戒耳。合之凡十五国云。
周南
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周国本在《禹贡》雍州境内岐山之阳。后稷十三世孙古公亶父始居其地,传子王季历,至孙文王昌,辟国浸广。于是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系于天子也。岐周,在今凤翔府岐山县。丰在今京兆府鄠县终南山北。南方之国,即今兴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诸州。镐在丰东二十五里。小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关雎
《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2]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3]
朱熹云: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愚谓此言为此诗者得其性情之正,声气之和也。盖德如雎鸠,挚而有别,则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见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侧,琴瑟钟鼓,极其哀乐,而皆不过其则焉。则诗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见其全体也。独其声气之和,有不可得而闻者。虽若可恨,然学者姑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自上世以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
[1]兴也。关关,雌雄相应之和声也。雎鸠,水鸟,一名王雎,状类凫鹥,今江、淮间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列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闲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称,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传》云“挚”字与“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〇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汉康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可谓善说《诗》矣。
[2]兴也。参差,长短不齐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茎如钗股,上青下白,叶紫赤,圆径寸余,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无方也。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无时也。服,犹怀也。悠,长也。辗者,转之半。转者,辗之周。反者,辗之过。侧者,转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〇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参差之荇菜,则当左右无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当寤寐不忘以求之矣。盖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则无以配君子而成其内治之美,故其忧思之深,不能自已,至于如此也。
[3]兴也。采,取而择之也。芼,熟而荐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丝属,乐之小者也。友者,亲爱之意也。钟,金属。鼓,革属。乐之大者也。乐则和平之极也。〇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参差之荇菜,既得之,则当采择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则当亲爱而娱乐之矣。盖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则有以配君子而成内治,故其喜乐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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