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04部分在线阅读

[60]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79—181页；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283—361页。
[61]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74—385页；魏建酞：《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92—207页。
[62]《大清德宗实录》卷579，第2—3页；《光绪政要》卷43，第43—44页；卡梅伦：《1898—1912年中国的改革运动》，第179页。
[63]《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0，第95—98页。
[64]《财政说明书》有23个报告，每一报告长达数百页，大约刊印于1911年。
[65]参看王业键《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第75—76页。
[66]参看迈杰尔《中国近代刑法介绍》第1—2章；陶龙生：《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载《社会科学论丛》第25期（1976年9月），第275—290页。（参考书目所列陶龙生一文刊载时间为1966年9月。——译者）
[67]迈杰尔：《中国近代刑法介绍》第3—5章；《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9，第25—64页。
[68]《大清现行刑律》卷26；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第887—898页。
[69]岛田正郎：《关于清末民法与商法草案的编纂》，载《法律论丛》卷34第6期（1962年），第119—149页；米特拉诺：《1906—1907年中国的破产法》，载《华裔学志》卷30（1972—1973年），第259—337页。
[70]《大清德宗实录》卷492，第9页；李又宁、张玉法合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1册，第525—532页。
[71]《东华续录》卷203，第6—7页；《大清德宗实录》卷579，第2—3页；余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5章；至于背景，参看斯宾士《清代吸食鸦片概况》，载小韦克曼和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143—173页。
[72]《禁烟条件》1911年5月8日，载麦克默里编《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的和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和协定》第1册，第861—866页。
[73]《大清德宗实录》卷492，第9页；卷576，第1页；卷579，第2页。《大清宣统实录》卷30，第26页。罗伯特·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144—145页。
[74]《大清德宗实录》卷583，第4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25—32页。
[75]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2501—2516页。
[76]关于对它的进一步的讨论，参看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297—313页。
[77]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著作是李恩涵的《1904—1911年中国争取自办铁路的行动》。
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1]
关于商人和现代企业的再评价
当清朝在公元1911年覆灭的时候，大约有六百个中国人自己兴办的使用机器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已经铺设的铁路约5600英里长。中国人在这些现代的商业冒险事业中的投资总额大概达到1.6亿元。[2]这个数目相当大，但只合农业投资的百分之六七。
虽然在清朝的最后10年，这些事业的发展步伐都加快了，特别是在兴建铁路方面，但是，这几种工业没有造成任何持续的经济发展。主办人和经理方面没有制定出计划去注意各种工业发展本身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经济部门（如信用设施、资金筹措、市场销售、税收结构等）的职能上的结合。无论如何，许许多多必要的变革必须在全国范围进行，因此都非控制现代工业的地方官吏办得到的。（甚至在1918—1922年之间大得多的经济大发展也无法造成一种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到了1933年，由制造业、矿业、银行和运输业组成的中国现代经济部门，也只占全国国内纯产值的大约百分之十二。）[3]
工业化的政治理论基础
虽说中国早期的工业实验以令人失望的结果告终，但也不是没有费过劲的。最初是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船坞和兵工厂，当时中国政界领袖和知识界名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们对西方技术和工业管理是抱着完全赞同的态度的。这种以“自强”口号表现出来的新态度推动了一个借鉴西方实际知识以建立强大中国的运动。[4]
由于具有这样一个得人心的目标，“自强”的思想对所有爱国者都有巨大号召力，甚至在今天还是这样。但是关于怎样才最能取得这种崭新的力量，则因时间的转移和意识形态的歧异而意见有所不同。文化纯粹派希望只借用西方的枪炮和炮舰等重武器。但是事实证明，只是增加一点现代军事器械，要抵御西方的侵犯是很不够的。甚至在重新加强的欧洲压力——它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使中国受辱的中法战争中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面前，中国领导阶层已经开始制定各种政策，借以执行一个更为广泛的自强计划。
一份新的材料促进了在士大夫中间重新集中辩论借鉴西方的问题。1864年中国海关开始发表各商埠进出口数字，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中国几乎经常出现贸易亏空。对这种逆差的关心从19世纪初就已开始，批评者曾把它归咎于折成铜钱的银价上涨的缘故。现在有了中国海关的具体统计，官员们再次挑起这个问题，说这种不平衡在抽吸人民的财富，使国家愈来愈弱，人民愈来愈穷。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甚至夸大其词地宣称，“计洋商（每年）所赢之利，当不下3000万”[5]。
薛福成和许多其他同样关心国事的官员因此提出了一个促进“商务”的理论根据。既然中国无法拒绝接受外国商品，它只能多生产自制产品供应国内外市场，以此来限制进口。这样一来，贸易不平衡便颠倒了过来，而增加的财富就会加强国力。一旦把富和强这样联系起来，追求财富就变成新的自强计划的动力了。为了在思想意识上重视这一新的自强计划，它的一些倡议者转而求助于儒教中主张把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增加到最大限度的法家一派。有几位士大夫为了使“富强”的旧口号重新流行起来，在19世纪80年代创作了一批新作品来表示他们的新信念，如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的《富国策》、汪康年的《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和许多其他的文章（见第三章）。[6]的确，他们如此强烈地提倡他们的新的经济思想，致使共产党历史学家也把他们看成是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7]
然而，这些作者的主要重点是放在现代工业上面。他们普遍认为经营商业最多只能起辅助作用。事实上，对外贸易活动一般都限于通商口岸。运输困难、地方集市和地区市场所起的作用，以及多数商人对经商方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一切都使得国内的商业仍按传统的方式继续进行。[8]
更重要的是，成为现代企业主办者的有权势的官吏，对工业特别偏爱。从19世纪70年代初起李鸿章就争辩说，仅有枪炮和炮舰，不能使一个国家强大；要使用它们和使它们运行，还得靠制造业、矿业和现代运输业的支持；工业将创造这一伸张国力的新财富。[9]张之洞也认识到军事力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他的信念，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优先于商业，所以他争辩说，所有西方国家的富强都来源于煤铁。[10]
因此，中国在19世纪末之提倡现代企业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即要求尽快地获得受人尊重的国力。这一根本目的把见仁见智的政府官员联合到一起，使他们能共襄工业化的盛举。
商人的作用和地位的变化
清末倡导现代工业的官员因迷信现代工业能产生财富，财富又能产生权力的思想，所以迅即肯定了工业的重要性，认为不能任其落入私人企业家之手。于是在发展工业的目标下，这些官员依次担任了下列的新职务：先是当监督，继之当经理，再当投资者，最后，有些人当上了官僚—企业主。在担任这些新职务之后，倡导现代工业的官员便提出了关于商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系列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