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11部分在线阅读

[54]农工商部：《农工商部现行章程》。
[55]根据《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五册和《第二次》第五册的材料算出。
[56]《东方杂志》，“商务”第2年第1期（1905年），第2—3页。
[57]关于商部筹备成立的消息，在《华字日报》上经常刊登，例如见1903年3月23日、5月7日、7月18日、8月8日、9月26日、10月10、31日、11月13日以及12月30日的报道。
[58]钱实甫编：《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第68、71页。
[59]关于其中某些方案的报道，见《华字日报》1903年10月10日；1904年2月9日、7月6日、8月13日；1905年2月24日、5月31日；1909年10月16日、11月8日；另见《东方杂志·记载》第6年第9期（1909年），第430页。
[60]见沈云龙《掌握晚清政柄之奕　劻》，载于他著的《现代政治人物述评》第2册，第73—74页。
[61]《东方杂志·记载》第5年第10期（1908年），第93页。
[62]见李恩涵《浙江绅商与北京朝廷官员关于1905—1911年收回英国苏杭甬路权的斗争》。
[63]张謇：《张季子九录·政文录》卷1，第19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596—597页。
[64]《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6，第36—37页。
[65]《东方杂志·商务》第1年第11期（1904年），第119—120页。
[66]《东方杂志·商务》第2年第9期（1905年），第88—90页。
[67]王有龄：《商部之责任》，载《商务官报》第7期（1906年），第1—4页。
[68]关于对政府胥吏和地方绅士的地区、地方权力增长的分析，见刘广京《对清末地方权限的再估价》，载《清华学报》卷10第2期（1974年），第207—223页。（中文和注解见第176—207页。）
[69]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
[70]关于盛宣怀重官轻商的抉择的不同解释，见中村义《清末政治和官僚资本：盛宣怀所起的作用》，载《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第34页。
[71]关于华新纱厂和聂氏家庭的情况，见根据公司档案和目击者记述所编的《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及聂曾纪芬《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
[72]关于周学熙的传记，见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包华德编：《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卷1，第409—413页。
[73]卡尔逊：《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3—40页。
[74]关于启新的原始材料见公司档案的资料汇编，见南开大学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及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19。最近用英文写的研究有费维恺的《20世纪中国的企业：启新洋灰公司》，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304—341页。
[75]关于大生纱厂的建立有张謇本人的记述，见他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第14—18页。最近的一篇研究是朱昌峻的《张謇和大生纱厂的建立》，载《清华学报》卷2第1期（1960年），第301—317页。
[76]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353页。
[7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编，第72页。
[78]托马斯·史密斯：《1868—1880年日本的政府企业：其政局变化和工业发展》。
第九章　共和革命运动
1911年秋和1912年春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人们称之为辛亥革命。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虽然分析家们对许多问题有见仁见智之不同，[1]但是直到最近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们的怀疑。一位蜚声坛坫的学者曾经认为它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所以这次革命是一场“假革命”；[2]另一位学者认为，旧的统治阶级仍像在过去易代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3]。由于对旧说提出了这样一些挑战性言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就成了一个热烈辩论的题目。
在近年争论中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观点中，有两种是我们这一章的出发点。[4]第一，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它也完成了种种社会变革，例如出现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改变了旧的社会集团。[5]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20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仅仅看作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1912年阶段。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像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6]这是一场大于它所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7]。根据这种看法，辛亥革命运动对1900—1913年事件所作的贡献，不如它所创造的革命传统那样重要。总之，我们目前的解说倾向于两个与以往不同的论点：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最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种革命？谁应对所发生的事负责？这段时期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中占什么地位？有一种尝试性的答案以下面这种认识开始：即在1911—1912年，种种抗议运动临时凑合在一起了。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则不是革命的，但综合我们试图加以阐释的种种理由，不妨认为：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一切抗议运动都认为，在当时应该拥护以共和国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对此应该表示接受。由志趣各异、利益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所组成的一个脆弱的联合，产生于一个处于大变动状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些旧纽带已经断裂，另一些纽带反而有所加强；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像盛开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长。换言之，到了1911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了。那些彼此龃龉的意见可能模糊了这一事实：在中国的某些部分是有社会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则又看到传统的权威和阶级关系恢复了力量，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又有许多程度不等的情况。事实不仅仅是每一种说法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国社会在1900—1913年时期已经分裂，并且开始沿着新路线重新组合起来。1911年不是像某些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民主运动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它是中国将近20年大动荡的顶点；这2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以往许多世纪的任何20年都要急剧。可是，这种变化的发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革命者只是19世纪90年代初期到1913年之间许多活动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运动促使19世纪60年代以来维新派和反维新派绅士之间早已存在的比较温和的分裂变成势不两立的鸿沟，结果使前者发现自己与革命派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同反维新的绅士之间的共同点。至少暂时看来，绅士地位与其说是表示一种团结统一的力量，倒不如说是表示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的标志。新的鸿沟分裂了主要已经西洋化的都市中国和传统的大部分农村中国，并且它促进了开始超越旧有亲属、阶级和乡土纽带的新结合和新结盟；商会和政党就是这种组合的例子。这些革命运动形成的分裂、组合、利害关系和思想感情，又形成了中国以后几十年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00—1913年时期代表了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早期的联盟：1905年以前的革命运动
中国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统一的。产生最深刻分歧的问题——即应向西方学习多少以抗拒西方的问题——并未使一些人产生推翻传统制度的认真打算，甚至没有产生这种倾向。人们普遍设想，学习国外技术是为了保卫中国文化。这一共同的想法绰绰有余地弥缝了所有的不同意见。
在90年代的中叶，这种共同的意见被第一次革命的刺耳之声打开了缺口。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一个小组织成立了起来，它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为职志。它促成了1895年的起事，虽然遭到失败，却标志着武装革命的开始。
19世纪90年代末期，从传统阵营内部泛起的另一股思潮也汇合到革命运动中来。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使许多维新之士相信：自强运动已告失败，需要进行更加深远的努力。1898年的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有一翼变得更加激进，而且自此以后，主要在梁启超领导下，它摇摆于革命和改良之间。
共和派革命分子与激进维新派这两个集团都在海外留学生中间寻找支持。从1902—1905年，留学生人数增至约八千人，足以引起政府及其政敌的注意，足以在一切中国革命者中间构成人数最多、喊声最高和行动最活跃的一支力量。
这二者都不是组织完善的，或紧密结合的集团，但它们共同地都希望唤起和保卫中华民族，使它富强，即令为此目的而要大大地牺牲传统的文明也在所不惜。偶尔他们也想合作共事一番。但大部分时间他们却是各走各的道路，同时清政府却保持着政治主动权。因此，革命运动在它的头10年只是一棵幼苗，对事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