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27部分在线阅读

[66]广州各商会的详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年广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以保护七十二行的共同利益。参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80—81、148—149页。
[67]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辑，第198—270页。
[68]同上书，第209页。
[69]比较著名的小说之一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1—1905年连载于上海的一家杂志上。
[70]例如，1896—1898年间张謇就曾遇到过种种麻烦，他建议开办纺织厂，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绅的坚决反对。参见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33页。关于广东的反应，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页。
[71]齐赫文斯基：《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康有为》，第257—280页。
[72]1958年对天津地区的高龄老人所作的调查很有意义，见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59、263—264页。
[73]参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页。
[74]兰金：《浙江的革命运动》，载　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47—348页。
[75]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4—737页。
[76]特别参见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
[77]19世纪之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15万人。1909年有中学702所，学生7.2万人；在当时书院已不复存在了。关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相对减少问题，见巴斯蒂的《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3—85、222—224页）和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76页）。
[78]参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185—226页。
[79]关于几个开放商埠的人口统计，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3—1174页。
[80]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
[81]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页。
[82]小学的费用涨了一倍，中学的费用则增加了三四倍。见巴斯蒂《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124、150、218、222、224页。
[83]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页。
[84]H.E.金：《中国新订的教育制度》，第92—96页。
[85]在宣传妇女解放方面，中国妇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们创办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妇女编辑发行的日报。参见吉波伦《秋瑾》，第233—244页。
[86]汪敬虞、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51页。
[87]根据孙毓棠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1页）的不完全估计，三分之一的工人受雇于外国人开办的工厂。雇工500人以上的厂矿有6万名工人，其比例也是这样。
[88]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21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83页。后者估计从1900—1910年雇工500人以上的厂矿有工人24万人，其中10.9万人是在外商企业中干活。
[89]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48—1249页。
[90]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2—1233、1244—1246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4—1240页；谢诺：《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94—108页。
[91]孙任以都：《清代矿工》，载费维恺等编《中国近代史探索》，第61—65页。
[9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22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98—1261页。
[93]王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5—1254页。
[94]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37—1241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04—1216页。
[9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16—1222页。
[96]据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的材料算出（第1184—1185、1190、1299—1301页）。
[97]赵亲：《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工人运动》，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第1—16页。
[98]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44—1248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265—1269页；汪敬虞、聂宝璋：《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斗争资料》，载《经济研究》1962年第3期，第43—51页。
[99]谢诺：《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第181—185页。
[100]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9—1911年》，第638—640、672—685页。
[101]景甦、罗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第3—37页。
[102]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84—257页。
[10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年》，第386—416、469—482、651—660页。
[104]同上书，第557—563页。
[105]迈尔斯：《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第142页。这些数字涉及的是直隶和山东种植高粱的地区。此种情况并不普遍，参见李文治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中第276—277页提到的两个相反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