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84部分在线阅读

[28]鲁惟一：《汉代的军事行动》，第3页；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67—122页，载小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关于与南方海上交往的早期中国文字参考材料汇编.见王赓武：《南海贸易》，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刊》31（1958年），第2部分第1—135页。王教授提出，汉以前，从宁波到河内，粤人应被认定为“尚非中国人”（借用拉铁摩尔之言）。在唐以前，他们在沿海基本仍是如此。这就是福建和广东人自称为“唐人”的原因（私人通信）。
[29]爱德华·H.肖孚：《撤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第12—13页。参见马克·埃尔文《中国昔日的模式》，第135—139页。
[30]关于这个主要的谜，李文逊平装本的《1300—1600年欧洲的扩张和亚洲相反的例子》，摘收了20位学者著作的主要内容，并把它们分成“技术”、“宗教”、“精神”和“社会结构”几大类。
[31]李约瑟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3部分第29节；《航海技术》，第379页以后。关于定位航行方向的舵，见第650页以后。关于罗盘，见第562页以后。
[32]校注：南宋因江防与海防需要，在长江中、下游各州，大都置水军，设沿江制置使司与沿海制置使司，掌江防水军事务，以明州知州兼沿海制置使司，节制海防水军。
[33]关于宋、元的海军，见罗荣邦开拓性的劳动成果，特别是《宋末元初中国作为海上强国的崛起》，载《远东季刊》14.4（1955年），第485—564页；《海上商业及其与宋代海军的关系》，载《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12.1（1969年），第57—101页；《明初海军的衰落》，载《远东》，5.2（1958年12月），第149—168页。校注：宋代设管理商船机构的市舶司于广州、泉州、明州、秀州等处。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设广南、福建、两浙三路提举市舶司。广南路设市舶司于广州；福建路设市舶司于泉州；两浙路设市舶司于秀州华亭县，辖杭州、明州、温州、江阴军等五市舶事务，合为九市舶司，即文中所称“九个港口的商舶管理机构”。
[3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3部分，第477页。
[35]J.V.G.米尔斯：《马欢的〈瀛涯胜览〉》，对海洋诸海岸的全面考察（1433年），第303页以后。
[36]校注：此即1449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明英宗为瓦剌首领也先所俘。
[37]牟复礼：《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43—272页，载基尔曼、费正清编：《中国的兵法》，第270—272页。
[38]苏均炜：《16世纪明代的日本海盗活动》，第3章。
[39]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沿海的中国》，第215页。
[40]例如，见伊曼纽东·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根源》，第38—47页。书中引用了17位西方学者（他们都不是主要研究明史的）提出的中国之所以未能像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样扩张的原因。由于没有“文化”这一类目作为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的总框架，沃勒斯坦为难地作出结论说：“15世纪欧洲和中国之间，在某些基本点（人口、面积、技术状况[不论在农业还是造船工程方面]）都没有重大的差别，即使有差别，也不能用它们来解释以后几个世纪发展的巨大差别……价值体系的差别被大大地夸大了，而且即使存在这种差别，也同样不能解释发生的不同后果。”
[41]小约翰·E.威尔斯：《胡椒、枪炮和会谈：荷属东印度公司和中国，1622—1681年》，第207页。
[42]《剑桥中国史》第10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7、8章对此有所论述。
[43]人们仍能从乔治·萨姆森审慎的考察中获益，见他的《西方世界和日本：欧洲和亚洲文化相互作用的研究》，第1部分《欧洲和亚洲》。
[44]《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375—385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409—420页），《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35年）》，及第5章。
[45]关于欧洲通过条约口岸体系的扩张，见罗兹·墨菲：《外国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第2章。关于1840年商业信用制度发展的最详尽的研究，见张荣洋：《清朝官员和商人：19世纪初期的中国代理商怡和洋行》。
[46]张荣洋注意到，到1838年时，“当时在广州的西方人和中国人所熟悉的贸易和合同的中国做法，必须与沿海的商人一起重新加以改革……人们对政治和洋行……日益依赖的中国代理人和掮客的作用，与后来条约口岸买办的作用十分相似的情况，印象很深刻”，见他的《清朝的官员和商人》，第138页。
[47]这个问题在侯继明的《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中提出，书中有一大批文献资料。
[48]在与施坚雅启发人的开拓性著作《泰国的中国社会：一部分析性的历史》（1957年）作比较时，1977年出版的萨拉辛·维拉福尔的《纳贡和利润：1652—1853年的中国暹罗贸易》，特别是中泰关系的研究放在现在有待研究的崭新史料的基础之上，见维拉福尔的参考书目说明，第342—360页。
[49]在寻找一种与新教徒伦理相似的儒家伦理时，托马斯·A.梅茨格甚至提出，“中国现代化改革的观点本身就扎根于传统”——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题目，见托马斯·A.梅茨格的《摆脱困境：理学和中国的演变中的政治文化》的“专题讨论”，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年2月），第235—290、282页。
[50]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55页。
[51]关于近期对义和团现象的周密观察，见马克·埃尔文《清朝官员和追求千年盛世的教徒：关于1899—1900年义和团起义的反思》，载《牛津人类学学会杂志》10.3（1979年），第115—138页。
第二章　经济趋势，1912—1949年
导言：概述
纵观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语调难免有些低沉。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看不到经济总增长量趋于持续“起飞”的形势，也没有可能因经济的增长而带来个人福祉利益的提高；充其量来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仅是勉强维持生存而已。硬心肠的人也许会说，他们对此早已习惯了。在艰苦的十年内战和始于30年代中期的抗日战争中，许多人连这种最低的生活水平也保持不了。[1]
仅凭一点确知的材料作了谨慎的思考之后，我认为在1912年至1949年间的经济总增长量是很慢的，人均收入没有提高，也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虽然在19世纪后期，中国已开始出现小型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也是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在1949年以前，其影响还是比较小的。有关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供应，都基本上没有变化。人口的职业分布也几乎一如既往；在这40年中，城市人口虽有所增加，但城乡人口的比例却没有重大变化。尽管从国外进口一些新产品，国内工厂也生产出一些新产品，但都是微不足道，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信贷机构数量极少，而且力量也很微弱；统一的全国市场还未形成，对外贸易对于大多数人口并不重要。在整个中国农村，依旧呈现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统计格式。经济上的困难，特别是农村的贫困，是中国的普遍现象；1937年的中日战争爆发后，情况更加严重。在中国大多数上层领导人员中，都还没有发生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最终导致把这种苦难用来达到各种政治目的；而这种政治目的，又不是经济过程本身所直接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经济制度是会崩溃，还是会向现代化经济方向去发展。作为经济制度，中国经济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仍停留在“前现代”时期。这种经济制度，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告结束。不过这是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有了明确选择带来的结果，而不是主要的对抗性经济矛盾的结果。
虽然民国时期的数量指标没有显出大的变化，但中国在1949年时毕竟与1912年时是不相同的。很小的现代工业和运输部门，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积累的工艺技能和复杂经济组织的经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进行建设的确实基础。
粗略地来看，194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看成是有两部分所组成：一个是很大的农业部分（或者是农村部分），包括大约75％的人口；一个很小的非农业部分（或者是城市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的农产品，占全国产出总量的65％，并且也是利用手工业、小贩运商和旧式运输进行交换。一些与城市联系不定的农业腹地，是附属于城市的部分，主要分布在通商港口的河流沿岸和铁路沿线，因为这些农业腹地，在很大程度上与沿海和河流城市进行贸易，所以应使之与中国农村主体加以区别。
地图2　中华民国各省
农业部门主要是由6000万至7000万个家庭农户组成，其中大概有1/2的农户是自耕农，1/4是半自耕农，向地主租种若干土地，其余1/4是佃农。所有这些农户都生活在几十万个村庄里，这些村庄遍布在中国境内绝大部分适于农耕的地区。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由于人口的增长快于可耕土地的增长，因此这些农户耕作的土地平均规模不断缩小。中国农村只有少数地区（在人口稠密区域），例如在四川，有些地方的农家不是聚居的，而是分散的居住。典型的景观，是沿着一条或几条街道，互相挤挨着一簇簇房屋；村庄周围都是农田。在村庄最稠密的地方，村与村之间相距很小，往往在一个村庄可以望见相邻的另一个村庄。在19世纪，为了防范地方上发生骚乱，先是在北方，后来也在南方，有许多村庄四周筑起了圩墙。这样，村子里的居民，就依据居住在土墙或砖墙的寨子里面的居民来划分，其结果与血缘的关系很一致在一个村寨里的居民，往往都是同族人或少数几个姓氏。一个村子居民的田地与邻村居民田地之间的界线，是不易辨别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田地的自由买卖，甲村地产的受押人（可能是最后的所有者），可能是乙村的居民，或者是从甲村迁移至有相当距离的丙村，成了丙村的居民，这些都是很平常的事。
村庄界线的不确定性，到了19世纪后期才开始改变。因为当时的县政府想要增加田赋的收入，有必要清丈田地的准确面积，据以征收新税。尽管在20世纪，精心在农村设立保甲组织，但农村仍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当然也不是组织人力与物力资源去发展经济的单位。确实，在1949年以前，政府人员除了征税外，一直没能深入到中国社会的这个最基本的“自然”单元中去。这是中国传统经济之所以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的原因。
家庭和村庄是自然的社会单元。20年代恢复的保甲组织是国家强加的，在农民的心目中并不受它的约束。社会相互影响的正常界限，不在村界，而在上一层的乡镇界限。乡镇是由若干（一打或一打以上）村庄和为其服务的集镇组成。中国大部分农家生产全部或大部分自己用的食物，但对其生产的谷物、经济作物、地方特产以及家庭手工制品——价值大概占农产品的10％，则定期拿到集市上出售。农民的活动范围，实际上是由许多当地的集市所组成；每个集市经济活动区域的半径，大致相当于到集镇上买卖农产品的人，一天之内能够走个来回的距离。集镇通常不是每天开市，而是定期的，按当地某种约定成俗的规矩，每隔几天“逢集”或“赶场”一次。施坚雅称这种基本单位为“标准市场区”，认为“在沿袭历史传统的近代中国广大农村，可被视为约有7万个六边形格子的坐标格，每格以一个标准市场为中心，自成一个经济体系”[2]。在标准市场上，大部分贸易是以农民之间的横向商品交换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手工制品和农业土特产品，也从标准市场区域流向城市区域；不过，流出的大宗物品，主要是向政府上缴的纳税粮。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标准市场区日益成为新商品的最基层销售地；这些商品有的是条约口岸制造的，有的是从国外进口的。
在有限的程度内，中国农村开始生产供出口的大宗商品，其中包括供应条约口岸工厂加工的经济作物。这些商品流通趋向的新渠道，不再是传统的定期集市。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各条约口岸的周边农业腹地，与定期集市经济并行，现代城市经济发展起来。但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传统的市场结构还是十分活跃，直到1949年还看不到有消退的迹象。这有力地表明，中国的农村经济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到20世纪中叶，农户所需的商品，可能更多的已不是靠自家或邻里生产的。这和50年前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但是，由于地方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少有实际的改善，因此原有的市场区域并没有扩大，也未能从根本上用现代的商业渠道取代标准市场区；现代的商业渠道，是建立在较大区域范围内的综合性市场交易基础之上的。
非农业的或“城市的”经济，并不一定是“现代的”经济。在19世纪初，约有1200万人，占当时中国3.5亿总人口的3％—4％，居住在3万人以上的城市里。除少数例外，这些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京城北京（有近100万居民），各省的省城以及最大的府治之地。有的城市同时也是省内或一定范围地区内的重要商业中心，如南京、苏州、汉口、广州、福州、杭州、成都和西安。这些城市，都是清朝皇室贵族、达官权要、八旗将领与防营、富商巨贾及能工巧匠的居住地。在这些城市居住的人口中，有地方上的士绅、中小商人、官署衙门的胥吏、劳工和脚夫，以及略有文化的阶层，如僧侣、术士、落榜举子、退伍将校、赋闲的小业主等；此外，还有一些如“流浪汉、季节工和无业游民”之类的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