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086部分在线阅读

在讲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1895年至1913年间，中国至少有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549家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利用机械动力的。这些企业的创办资本共达120288000元。[11]此外，同在这一时期开办的96家外资和40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拥有创办资本103153000元。这当然只是根据当时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资料作出的粗略估计。
不包括现代矿业，但包括兵工厂和公用事业的两个相似的表格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可以看出中资现代工业的增长。第一个表格表明，在1913年有698家工厂，拥有创办资本为330824000元，工人270717名；第二个表格表明，1920年有1759家工厂，拥有创办资本为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12]在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时军火生产，又因缺乏船只运输，所以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中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机会。虽然购置设备的订单已早发出，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运抵中国后才能开工。
在民国的前10年间，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1914—1918年的4年中，直接的投资却很少。投资增长最快的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几年。例如，1918年和1922年，中国修订了关税税则，提高了从日本向中国进口细纱的进口税，于是日本遂在中国开办新的纱厂。
同晚清中国人或外国开办的工厂一样，20世纪第二个10年开办的工厂（和矿场），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苏、辽宁、河北、广东、山东和湖北等地，换言之，主要是在沿海和长江流域。[13]
中华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1933年刘大钧领导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者们进行的，是直接从工厂的经理收集来的统计资料。除了不包括外资公司以及满洲、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西藏和蒙古（除了满洲外，其他各省区的现代工厂均微不足道）外，一般都认为这次统计是相当可靠的。刘大钧1937年发表的调查，记录了2435家中资工厂，资本为406926634元，总产值为1113974413元，雇用工人493257名。[14]这些工厂都集中在沿海省份，而集中在上海的工厂有1186家。在1933年，80％以上的中资工厂，都设置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满洲的辽宁；如果把外资企业也算进来（它们当然限于在条约口岸），这个比例就更大。
巫宝三在对中国1933年的国民收入研究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补充，即增加了对在中国境内外资工厂的估计，也增加了满洲和其他被略去省份工厂的估计。巫宝三修订过的估计，工厂总数为3841家（中资3167家，外资674家），总产值为2186159000元（中资为1415459000元，外资为770700000元），雇用工人738029名。[15]
刘大中和叶孔嘉在表4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进一步修订，列出1933年中国现代工业部门几个行业的总产值和工人人数，统计中国关内和满洲运用机械动力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不计每家企业的工人人数，在1933年创总产值为2645400000元，雇用工人共1075800名。与刘大钧和巫宝三的统计一对照，刘大中、叶孔嘉的统计尽管不包括公用事业，但总数实际上是较高的。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刘大中、叶孔嘉对工厂下的定义较为宽泛，而且包括了满洲的工厂；还因为他们对棉纱、棉布、水泥、生铁和钢的数据，使用了其他来源的材料，而不是使用刘大钧的调查结果。
表4　现代工业的产量与就业，1933年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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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名工人以下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2—143、426—428页。
对1949年以前的其他年份而言，没有严格可比的数据，特别是没有总产值的数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6]1937年报告，当年有3935家工厂（不包括矿场，但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根据《工厂法》在该部注册，雇用工人457063名，有创业资本377938000元。[17]在3935家工厂中，有1235家（占30％）设在上海，2063家（占52％）设在沿海各省，637家（占17％）设在内地。纺织业和食品业占注册工厂总资本的55％。至于1933年至1936年的世界性经济萧条在中国的影响程度，现在还不够清楚。1937年以后，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天津、武汉等制造业中心，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生产的下降，以及新投资的停滞，都可以从各地和部分定性的证据中推知。同样，对国民政府努力在大后方发展制造业基地——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工业虽很广泛，但没有完全的报道。
1938年至1940年间，448家“工厂”和12182名“技术人员”随国民政府和军队的撤退，一起搬迁到内地的四川、湖南、广西和陕西。1943年初，重庆经济部发表一份工业报告，虽然缺少产量数字，但提供了一些大后方工业发展情况。报告提到的3758家工厂和241662名工人中，有590家工厂是在1937年以前就有的，有3168家工厂是1938年至1942年期间创办的。这些工厂的总资本，考虑到物价指数上涨了10倍，大约等于上海1933年中资工厂的资本，工人的数目也大致相同。这些工厂，大多数设置在四川（1654家）、湖南（501家）、陕西（385家）、广西（292家），其余的厂家分散设在大后方各地。与战前工业着重在消费品生产对照，新的战时工业，约有50％（根据资本衡量）制造军用品和生产资料。另一个与战前工业相对照，是在战时工业中，国有企业起着主导作用。在登记的工厂中，只有656家（17％）是公营的，但其资本却占资本总额的69％。与私营企业相比，公营企业的规模大，使用的机械动力多，并控制了生产资料部门（特别是在化学和金属制品以及机械制造方面）。[18]
战时大后方的工业化模式，特别把重点放在与军事有关的生产资料和化学制品上，这从表5可以明显看出来。1942年以后，内地的工业建设开始放慢，新建工厂的数目急剧下降，不仅产量停止上升，一些生产资料行业也在下降。其所以如此，除原料短缺和运输设施不足外，还因为这些企业（每一家都做好了回上海的准备）对战后命运前途未卜，而最主要的原因是通货膨胀。对商品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比生产产品更有利可图。
表5　国民党统治区若干种工业产品、电力和煤的相对产量，1933年、1938—1946年（19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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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地理范围上1933年与1946年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中间几年也有差别；从1938年至1945年每年都略有差别。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0—101页。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沦陷区的工业生产很可能是停滞或下降，但没有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在1937—1939年间，沦陷区的工业生产明显下降。在华北，从1939年或1940年到1943年或1944年，煤、铁和钢、水泥、电力和化学制品的产量有增长，但有些消费品工业如棉、毛织品和面粉的产量，实际上仍低于战前水平。华北的工厂产品总值的指数（按1939年物价）在急剧下降之后，到1942年，已经恢复到1933年的水平。[19]不过，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上海的纱厂在战争时期情况很凄惨；中资纱厂的棉纱和棉布产量自1937年起即急剧下降，在1939—1941年间虽略有回升，以后就奄奄一息，几近停产了。[20]现在仍不清楚，日本人控制的企业生产状况是否会好一些。
与此同时，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即迅速增长，至少到1941年为止。在30年代中期以前满洲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农业开垦区的扩大。当时也出现一些小型华人资金的企业，但主要的现代工业却是日本人控制下的生产资料企业网，为日本经济提供原料和半成品。鞍山、本溪钢铁厂和抚顺煤矿，是垂直统一管理的大型企业，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企业。伪满洲国政权巩固后，在日本权益集团支持下，建立一个综合性生产资料制造部门的大计划，固定资本主要由日本提供，总投资率1924年为9％，1934年达到17％，1939年达到23％（中国全国1933年的相应投资率为5％，这个数很可能在1949年以前没有被超过）。广义的工业（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和建筑业）在1936年至1941年间，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与此相比，在1924年至1936年间仅为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伪满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显然是以牺牲小型工业为代价，换言之，是伴随工业部门的“现代化”而实现的。伪满工业部门的扩大速度，与其生产总值的扩大速度相同，而工业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并未提高。伪满和关内恰好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对比。1941年后，由于从日本来的设备、资金和某些重要原料的减少，伪满工业的增长和多样化经营均停止了。1945年至1946年，严重的战争破坏和苏军搬走最现代化的工厂和设备（损失合计10亿美元或更多），使战后的中国所能利用的满洲生产能力大为降低。[21]
1946年至1949年是充满动乱的年代，内战很快遍及全国，通货恶性膨胀。到1947年，消费品的生产可能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满洲的重工业和矿业生产能力已大为削弱；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实际上抛弃了战时内迁“温室”式的生产资料工厂（这些工厂一直依靠军事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订货）。这两者合起来，遂导致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及其相对的重要性都显著下降；换言之，又回到战前着重于消费品生产的工业结构模式。
日本投降后，在沦陷区到处引起工业生产的部分破坏。日本的技术人员撤走后，生产暂时停顿下来；而中国对接管日本的产业和恢复工业生产，又没有适当的计划。收回的工厂被当成战利品，国民党的各派各系，不论文武，都抢着要分一杯羹。抗战时期在内地建立的工厂，却任其毁坏。从前为日本人所控制的工厂和矿场，为扩大国营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在资源委员会的主持下，生产资料生产的重要部门、电力和矿场，都要划归政府控制。[22]1947年底，资源委员会监督291家工厂和矿场，总就业人数为223770人。在消费品部门，1945年有69家日本和敌伪纺织厂（其中38家纱厂、6家毛织厂和25家有关企业）被没收，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家由政府投资的控股公司，在经济部的指导下经营。1947年，中纺公司控制中国纱锭的36.1％和织布机的59.4％，所属工厂生产43.7％的纱和72.6％的棉布。中纺公司的纱厂，由政府提供充分的营运资金，为其购买原棉受到外汇分配上的优待；与私营纱厂相比，占有明显优势——其地位与战时日本在中国的纱厂相似，甚至是当年日本纱厂的继承者，不同的是日本人管理得更为有效率。中纺公司的经营方针，主要是为其自身和政府谋求短期效益。[23]
从1948年底起，由于失控的通货膨胀，中共对运输和原料供应的破坏，劳动力的短缺，工人的骚动和人为过失，国营和私营的工厂和矿场已是奄奄一息。
对工业发展的精密衡量，是看一段时间内生产的增长。约翰·
K.张最近编制的1912—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生产指数（不包括手工业），替代了所有以前的产量估计，并为上述分散的观察联系起来，提供了一条数量线索加以证实。张的指数根据15种制造业和矿业产品，涉及约50％的工业产量，用1933年的物价为衡量单位，见表6。这个估计，把中资和外资公用与关内和满洲都包括进去了。工业生产从很低的起点开始，一直持续增长到1936年。从制造业和矿业总体上看，中国显然没有受到世界性经济不景气的不利影响，尽管有许多工厂经历了暂时的实际困难。由于把关内和满洲合在一起，出现了在不景气年代中的某种上升趋势。上海工业所受不景气年代的影响，比满洲的工业企业更为严重。战争的爆发使工业在1937年至1938年急剧下降，随后在未沦陷地区和满洲的工业产量都有回升，到1942年达到顶点。从1942年起，对情况就不够清楚；1946年是全年产量下降，接着在1947年至1948年略有恢复，但没有达到1936年的水平。
表6　中国大陆工业生产指数（1912—1949年）
续表
资料来源：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60—61页。
从几个选定时间段的年均增长率（用净增值表示）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工业明显扩大（1912—1920年，13.4％），随后是1921年至1922年的战后衰退；从1923年至1936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12年至1942年为8.4％；而1912年至1949年整个时期——因为1949年是个低年份，则为5.6％。因此，在战前具有代表性的年份，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的产量，如用1933年的物价计算，是以给人深刻印象的8％一9％增长率在增长。[24]
然而，正如表2中刘—叶的国民收入估计所表明的，工业是包括传统工业，在中国经济中仅占一个小位置；而在广义的工业部门里，现代工厂的总产值却低于手工制造业的总产值。在1933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合计产值，只占国内净产值的10.5％。在工业产值中，手工业产值占67.8％、工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在估计4691万的全部非农业工作人口中，有1213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万（2.4％）受雇于工厂、77万（1.6％）受雇于矿场、4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虽然约翰·K.张的估计有8％—9％的年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的起点是很低的。在民国时期的近40年中，整个工业部门的产值，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没有多少变化。所谓30年代中国现代工业部门的弱小，是与当时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而言；若与1895年的日本相比，则是相当可观的，也是有进一步发展潜力的。
整个看来，手工业在工业部门所占的相对份额，在20世纪30年代，无疑比在1850年或1912年为少（见表3）。当然，在19世纪中叶，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工业；甚至在1912年也只是刚刚露出的一棵嫩芽。表7概括了刘—叶关于1933年手工业在各种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的估计。考虑到与工厂产品比较，在所得到的资料中，对手工业的概括是不完全的。这样，对所有的工业来说，64.5％的平均数确实是太低了。[25]刘—叶根据就业和每个手工业工人的增值作出的补充估计，实际上表明，1933年手工业在总增值中所占份额接近75％。
到这里，比较确切的数据资料就结束了。经常有人断言，在鸦片战争之后一个世纪中，由于进口外国货物，国内中资及外资现代工业产品的竞争，传统的手工制造业一直在下降。[26]如前面所指出的，满洲可能是这个情况，即工厂工业的增长，是以牺牲小型的（即手工业的）工业为代价的。但就整个中国来说，情况都是如此吗？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虽不够完整，但亦能够充分说明，从绝对量上讲，手工业产值没有不保持住原有的水平，而且还有所增长；这与上述认为下降的看法是不同的。
表7　在14类产品中手工业生产占总增值的百分数，1933年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2—143页，表38；和第512—513页，表G—1。
上述问题所以变得如此复杂，是看用什么定义去界说“手工业”与各种行业之间的差异，大多数界说据以解释实地调查时间次数的选择。从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的城市或半城市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至少从唐代起就在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不过，就其产值和从业人数来看，至少在1912年以前以及随后的40年中，被农村和城市家庭手工业生产所掩盖了。[27]例如，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想像得到，手工纺纱曾经是农民家庭一项主要手工业，然而其绝对产量在20世纪下降了。在对外贸易和工厂生产日益增长的刺激下，手工业作坊迅速发展起来，遂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于是即全部或部分取代了家庭手工业生产。这些小型工厂雇用少数工人，不用机械动力，加工供出口的农产品（如轧棉花和缫丝），或作为分包商向现代工厂供应零配件，或冒险仿制比较粗糙便宜的工厂制品（如纺织品、卷烟、火柴和面粉）。[28]所以，中国初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跟日本一样，所采取的不照搬外国的模式，而是采取符合中国劳动—资本比率较高的特点形式。
有些手工业没有经受住竞争，进口的煤油几乎代替了点灯用的植物油。在20世纪前25年中，曾经是繁荣的纺织业，到20年代末开始衰落。原因固然很多，日本人的竞争，1931年后的中国失掉满洲的市场，人造丝的出现，以及国际市场的普遍不景气。[29]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内对茶叶的需求没有什么变化，但茶叶出口的下降，说明制茶业也遇到困难。不过，不论是丝业或是制茶业的情况，从19世纪以来，并未因工厂产品取代手工业产品而使产量直线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