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06部分在线阅读

随着社会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民权得到正式的承认；这是激进的。与此同时，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不论其互相之间如何争吵不休，但都一致同意把政权掌握在上层士绅手中；这是保守的。作为革命的湖南都督焦达峰，1911年底，被认为其势力的基础在秘密帮会时，即遭暗杀。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闿周围的，是社会上更为保守的集团，遂夺取了政权。贵州的革命政府刚刚坚持同下层分子结盟，于1912年3月，就被邻省云南的革命军队所推翻。自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精英名流，在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在辛亥革命的余波中，精英名流们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表现出奇特的凝聚力与决心。少数的革命变节者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处置了，根本用不着上报北京的袁世凯政府。
士绅阶层在成功挫败对其构成威胁的社会力量之后，遂向国家和省的领导人提出两项要求，即国家应维护统一，地方应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的紧张局势所以未得缓解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的统一是珍贵的历史遗产；而外国对中国的野心图谋，也是迫切的现实，需要图谋对策的。对这一基本的看法，几乎不存在什么分歧。但如何去组织国家的统一呢？随着革命的发展，一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团体，竭力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其中以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蔡锷主张最力；中央集权制也是许多党派政纲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数月中，中央集权制的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8]中被否决；这些鼓吹者往往是省自治的极端拥护者。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制，更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末即已广为传布。大多数省份在革命后，也都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于放弃其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地方的军队，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与此同时，省级以下的县议会的影响力和自信心，也大为增强了。在地方主义者的心目中，统一和自治两项要求，可以融合在联邦制的体制中。民国早期，中国在实际上是各省联邦的形式；但是外国对中国政府不断的施加压力，使这种松散的联邦受到严峻的考验。
新秩序的结构
在紧张的局势未得缓解的形势下，新的政治秩序虽已建立，但上述矛盾并未获得解决，还需付出艰苦的努力。为了弄清以后各主要事件的前后经过，简述1912年新的政治秩序结构是必要的。
根据革命后谈判达成的协议，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袁氏宣读了革命领导人1912年在南京起草的《临时约法》和总统誓词，宣誓实行共和体制。但新的《约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理论上总统是全国海陆军的统帅[9]；要弹劾总统是不容易的。再者，总统在理论上有广泛任用官吏的权力，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即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是袁世凯的老同事唐绍仪，在革命以后，却异乎寻常地坚持同情革命。[10]
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组成，每省选出代表5人；参议院没有重要的保皇派，但主要革命党同盟会员的席位仍不足1/3。这反映出同盟会对参加革命的各省，仍不能控制半数以上的省份。其他的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中分离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士绅的改良主义立宪派。这些官吏和士绅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在革命后，才开始接受共和体制的。第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定两院制议会和新的省议会的法规（各省的省议会，实际上是1913年上半年建立的）；其另外一个成就，是抵制袁世凯关于建立控制各省行政管理的设想。
在大多数的省份里，政治领导集团由两套机构组成：一是军队，主要是清末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省议会。虽然革命的爆发经常是从社会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政府已处于土崩瓦解之际，要巩固新政权还是要靠这两个集团中的人。各省最高的军政长官是都督。我们把满洲的几个省和甘肃省排除在外，因为那里的情况不同，难以比较。余下的内地17省中[11]，在1912年仲夏，有12省的都督是军人[12]；这12人中，有6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13]，有5位都督不是军人，其中2人自清帝退位前没有参加革命。[14]在各省政权中，军队和省议会成员所占比例各有不同。在云南，新军军官牢固地控制都督府；在湖南，掌握省军政大权的都督，改由省议会议长谭延闿担任。在几个省内，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成了第三方面势力。在广东，省政权完全由革命党人所控制，胡汉民得以出任都督。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湖北和江苏，军队中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到处是革命党的支持者，或与其持同样激进的观点。而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是相当混乱的。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早先参加革命的省份，多数省都能团结一致，防止北京的权势人物插手地方事务。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满洲，袁世凯才能单方面任命重要官员。
多数省的都督不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还能聚集起足够的力量，防止下级行政单位分离出去。在几个省内，巩固省都督的权力是很不容易的过程。扩大革命地区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道一级革命政权，虽隶属于省都督府，但经常不能迅速完成。与革命前的省巡抚权力相比，到1912年底，省的都督在辖区内普遍已具有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这种状况部分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面对僵化的中央集权——被认为这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数年统治的特征，各省坚持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在对省自治的阐述中，上海年轻的记者戴季陶[15]1912年曾撰文称：“省之地位，对于地方，则为最高之行政区域；对于中央，则为最大之自治范围。盖欲达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权之发达不可；而民权之发达，则非扩充自治之范围不可也。”戴氏指出，中央集权拥护者辩解称：“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一般人士每论为地方之见太深，故此省与彼省隔，此府与彼府隔……”戴氏为驳倒此论点称，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行中央集权之制；中央集权之制，常造成帝制时期衰弱与崩溃之局。戴氏断言：“由此言之，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正以中央集权思想过深，地方自治观念甚微。”并认为，省自治与民选省长，为国家政治进步与安定之关键。[16]
这种地方分权的自治情绪，与北京的官僚，包括总统在内，正好相反。戴氏的分析，也意味着制止省以下的道有避开省权力的意图。
各省都督府在省内取得的实际权力，也大不相同。清朝末年，已经开始在县建立自治的谘议局；革命后，这些团体的影响迅速增加。按照清政府的预计，地方代议机构的职能，只能是在中央委派的官员指导下，着手进行地方的改革，特别是教育的改革，并为这些改革筹集资金。革命以后，许多地方的县谘议局就任意扩大权力，竟自行推举县的行政官员，包括县知事。县谘议局的这些做法，与数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吻合；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进地方名流与地方行政长官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1912年至1913年间，一个实际的现实问题，不仅违背了北京中央集权者在政治组织上的观点，而且也是对各省都督的蔑视；大体上都是省行政当局得到胜利。但从数年来各省的预算来判断，省当局的胜利常常是部分的；与清代多数省的情况相比，县里截留的税收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时革命后，军队扩充多了，因之向各省征收的税款也大为增加。尽管在清帝退位以前就裁减一些军队，但参加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在革命中招募的。不发清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军队是办不到的；拖欠的军饷越多，士兵和下级军官留在营里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发生骚乱，或从事抢劫。例如在江苏，据一位日本领事估计，清末该省有4.4万名军人，革命时增至18万人。经过大力裁减和遣散之后，在1912年8月，各军事单位仍有10万人。[17]至于全国性的数字，只不过是一种估计。北京政府同外国银行谈判贷款，以便用贷款的一部分去支付裁减军队所需的遣散费；对于当时全国的军事武装人员，谈判时使用的数字是80万。只要有靠地方财政的供给维持军队，北京政府既得到加强，又削弱了省的实力。各省虽对北京当局也做了防范准备，但也耗尽了省预算的资金。不然，这些资金完全可以用在改革上面，也能够为省自治注入活力。1912年和1913年，北京政府继续裁军。到1913年春，当时的现代化正规的军队，约有50万人。[18]但大多数参加革命的各省中，军费的筹措与军队的指挥仍由各省负责；直到1913年夏，袁世凯向省自治发起武装进攻为止。[19]
拖欠军饷曾多次激起兵变，这也是事实。但军队从来不反对社会制度，也没有对当时的上层集团统治构成威胁。同时，农村的混乱和骚动也很快平息了。有关大股土匪的活动也经常发生，农村偶尔也发生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的动乱，但是经常遭到镇压。在二次革命后，农村的动乱也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是分散和无组织情况，也引起地方社会上和政治当权者的重视。当国家的领导在试行自由主义的政治时，来自下面的威胁也被顺利地控制了。
政党和立宪政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政府之外的团体，是否可以联合起来以达到参政的目的，一直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在帝制时期，正统的观点认为，党派和小集团对政府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邪恶的。这种观点主要集中在“党”字这个词上。当清朝被推翻时，党禁也被解除，被压制了数个世纪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月里，一下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在名义上都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团体的大量出现，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现象，这些政治团体，正是建立在革命前的实际经验基础之上的。组织党派的领导人，大多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间。而日本的政党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后，日本的政治生活正进入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于1894年、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进行密谋活动出现的。在清朝末年，各省建立的谘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于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政党的面目出现。卓越政论家与具有丰富经验的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在日本撰文，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组织政党事态的发展。当革命到来之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具有西方政治概念的人，遂以高度的积极性进入政坛，投身于政治斗争。
这时，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同盟会上面，孙逸仙、黄兴、宋教仁是同盟会著名的领导人。但同盟会的这些具有全国性威信的领导人，手中并没有掌握有影响力的地方组织；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坚定革命分子，也不能真正控制。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强调辛亥革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国家的统一仍然是最终目标，国会、总统府等正处在形成全国性合法机构。在此形势下，全国性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功或失败，对革命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对整个政治风气具有重大影响作用。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即推翻清朝的密谋者，革命中或革命后的军事领导人和行政官员，争取全国大选胜利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在共和的旗帜下，革命得以迅速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同盟会及其支持者的宣传及各种密谋组织网；革命的成功，也大为提高有经验的同盟会领导人的威信。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因士绅政客和军官的加入，使革命政府陷入困境。革命密谋的成功虽给地方带来了好处，但好处并没为密谋者所垄断。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许多省里实际掌握了政权，控制了资金和军队的权力，因之其在同盟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全国性领导人（以区别于省的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发生在1912年1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孙逸仙当了革命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从1月直到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孙逸仙同少数杰出的革命家一样，也接受了北京袁世凯的新共和政府授予的职位，当了发展全国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分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集中其精力于社会关切的问题，而不去问政治的意向。黄兴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部队驻南京的留守，忠实地在南京进行裁军，把军队裁减到经费所能承担的地步，并在1912年6月即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1912年春，黄兴与其他的同盟会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加了新的共和政府的内阁。
不论是为革命时的密谋者，或为革命后的行政官员，都未能使革命者获得稳固和主要的地位。除在少数几个省还在掌握权力和有较大的影响外，革命党人在民国元年的趋势，是手中的行政权力越来越削弱了。1912年6月，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矛盾，辞去内阁总理[20]时，来自南京的内阁阁员也都随唐绍仪退出政府。[21]袁世凯控制着内务与陆军两部，使辞职成为唯一可走的路子。因此，有经验的革命家想以和平的方式重新恢复其全国政治影响，就得组织政党，而不能靠官僚机构的特权。
1912年3月，同盟会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唐绍仪之出任国务总理，虽由袁世凯总统所任命，但原来是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谈判议和的内容之一。此时唐绍仪也参加了同盟会。但同盟会在参议院中仍是少数党，尽管与其他团体联合在一起能成为多数党。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以同盟会为核心，合并了其他四个小党，建立了一个新党，采用了国民党的名称。
同盟会的这次改组不仅是形式，是国民党妥协的结果；从其政策上来看，明显不如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在国民党的政纲中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是温和的，但对于出身上层社会的人，仍为之感到不安。国民党党纲又删除了“男女平权”主张；对于同盟会“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因中国受有不平等条约的制约，而软化为“维持国际和平”。同盟会纲领中“行政统一”号召，被含糊地鼓励“政治统一”所代替，却保留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这些改动是保守的，但其独特的社会政治倾向，与袁世凯是截然不同的。与一些老革命党人的愿望相反，宋教仁把立足点放在拉拢保守的士绅阶层选民上面，而这部分选民早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政治参与上了。革命党人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以适应虽在政治上激进，但在社会方面保守的性质。国民党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之后，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在革命领导人眼中看来，民国元年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的退却。在革命过程中，革命的力量并没有完全调动起来，全力以赴地去夺取全面的胜利（大部分革命力量并非听从革命领袖）。当权力机构重新改组时，权力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1913年冬季选举时，这个趋势才得到改变。有些革命党人甚至怀疑，通过选举能否获得政权，竞选是否会冲淡人们的革命信念。[22]但是，若用另一观点来看1912年时，同盟会却显得更加强大了。
在民国建立的数月内，一些非同盟会的主要党派纷纷试图合并，但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党派之一的民社，是以湖北都督、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该政团于1912年1月组成，说明其已脱离湖北省同盟会。民社之所以重要，因为黎元洪是第一个革命政府有威信的首脑，也是一支规模相当大军队的有力统帅。
另一个重要的政治集团是统一党，其主要领导人为学者章炳麟。章氏成为共和主义者已有10年，曾一度为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但在1910年与同盟会决裂，并与在上海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章氏与在江苏、浙江两省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曾是官僚和拥护过君主立宪政体，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也都转而支持革命。这些人士中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曾任孙逸仙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总长[23]；有前清的江苏巡抚，当时任江苏都督的程德全。在章炳麟的帮助下，统一党成了前清官员和士绅要求向新秩序过渡的桥梁。[24]统一党的纲领，正如其名称一样，强调国家的统一，提出对全国的行政区划实行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统一党正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不强调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有些人建立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在君主政体下，通过全国的资政院和省谘议局组织代议制政府，曾起过重要作用。1912年秋，这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25]这个政治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一些类似政党的组织，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组织1909年和1910年为召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中起过很大作用。革命以后，该政治集团不久即主张实际取消省的行政建制，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强大政府的必要步骤。[26]
在有实力的同盟会面前，这些小党派感到其势单力弱。1912年5月，这些小党派合并组成共和党[27]，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称，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28]。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章炳麟一派和梁启超一派遂与该党就分道扬镳了。但分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对同盟会势力的估计；相反，却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分恐惧所致。梁启超是革命党人主要攻击的对象。民国初年，一些党派的组织者生怕招致同盟会的攻击，力图避免吸收梁启超参加其党。
同盟会对梁启超的敌视，可以追溯到10年以前。那时，同盟会与梁启超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侨与中国海外留学生有过争夺。梁启超与同盟会的代言人，曾就革命是否必须以及其他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论战。[29]梁启超反对革命的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1911年末和1912年初清帝退位势在必行之际，仍坚持其延续清帝的立场。梁氏当时鼓吹“虚君共和”，并从日本委托在国内的密使，把这个主张转达给章炳麟和袁世凯等人。这是梁氏组织和鼓吹10多年君主立宪运动最后发出的哀鸣。梁氏最后“虚君共和”的提法，可能是其对这场政治大变动所采取的最激进的步骤，有意把君主降低到只有象征性的做法，像1946年后的日本天皇一样。但是，梁氏为此所作出的努力，像其在革命中阻挠真正共和主义者所设计的各种方案一样，都丝毫无助于同盟会对其取得和解。
梁氏的好友张君劢，在清帝退位的当天，写信给在日本的梁启超说，虽然革命党人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氏所期望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经受不起折腾了。此时梁氏集团已处于瓦解的边缘[30]，看来梁启超是接受这个意见的。但对梁启超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其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之后并未停止，广东就曾发生主张剥夺梁启超从事社会活动公民权的运动。1912年7月，一些革命派的编辑对一篇有侮辱性文章的反应，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工作人员的职务，并企图逮捕其经理人，而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启超的密友。梁党[31]的集会也遭到同盟会代理人的破坏；梁启超得到了通知，吓得其他的人不敢去开会。[32]与此同时，袁世凯在革命时期曾求助于梁启超的支持，但遭到梁氏拒绝。1912年早春，在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之后，袁世凯也明显失去对梁启超的兴趣，甚至发现梁氏正逐步卷入由同盟会政治基调所左右的气氛之中。梁氏在国内的代表劝告梁启超，在其从日本回国之前，应先取得北京政府的正式邀请。[33]袁世凯在首都北京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于1912年9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启超发出邀请返国函。10月，梁氏在北京备受款待，并立即恢复其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梁氏仍然重新向其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解。[34]
非同盟会的观点表明，在1912年，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人不多，但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在国民党成立后三个月的国会选举中，是一次唯一的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免受官僚操纵，或在被迫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性，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数量交纳税金（数量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4％—6％。选民的总数大大超过清末的选举人数，那时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选民投票选举的，是国会两院议员和省议会与县议会的议员。选举是间接的，投票人先选出代表，由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出县议会议员；再由县议会议员中选举省议会议员，再由省议会议员中选举产生国会议员。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新的县议会和省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于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
国会的许多席位的分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席位，不可能由选举来产生议员，实际都是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曹汝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成了代表蒙古的参议院议员。[35]如果不考虑这些特殊情况（274席中的64席），只计算内地和满洲21省[36]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明显的多数（210席中的123席）。在众议院中也是同样情况。许多议员并没有参加任何一党，有的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党加在一起总数的154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处于极其有利地位，可以要求在国会占优势的党内选出总理和内阁成员。
对国民党获胜的解释，公正地说，是其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就必须直接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股力量。很明显，国民党既依靠其所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对立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区内，开展强有力的宣传活动。与其他政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在当时条件下，要承认许多省的自治，这是受到地方士绅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欢迎的。接着，国民党凭借其革命威信与组织效率，制定了具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