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64部分在线阅读

[83]《会议记录》，第134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页。
[84]《会议记录》，第18—19页。
[85]《会议记录》，第165—169页。
[86]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页。前四人各得249张有效票数中的248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249张，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282页和第708页脚注14。
[87]《从容共到清党》，第473页、第519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88]校注：政治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的政治指导机构。国民政府一切重大决策，均由政治委员会先行作出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交国民政府实施。所以政治委员会是联结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纽带。
[89]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年4月6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其日期约从1926年3月起，第1份《关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年3月15日；它与第6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19日颁布，为转载于《革命文献》（12，第1814—1821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90]校注：1926年7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出师北伐，召开临时会议，决议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中央政治会议。
[91]校注：1925年7月，陈公博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1926年7月，此时政治训练部改称总政治部，原政治训练部属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隶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9月25日，郭沫若任代理主任。
[92]校注：1926年2月，为强调黄埔军校（全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工作，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至1930年停办。
[93]校注：此处的“该部”所指是政治训练部。周恩来1924年秋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1925年10月，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并未担任过政治训练部主任，更未“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1925年7月3日，军事委员会成立时，政治训练部隶属军委会，主任为陈公博；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政治训练部即改称总政治部，隶属总司令部，主任为邓演达，副主任为郭沫若，同年9月25日郭沫若代理主任。周恩来从未任政治训练部或总政治部副主任；疑此处周恩来为郭沫若之误。
[94]校注：此政治训练教科书，为瞿秋白所编写。
[95]《革命文献》，12，第1818页，上引文件附件6的译文不同。
[96]校注：1926年6月，政治训练部改称政治部，隶属军事委员会改隶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此时，党代表是上报总司令，不上报军委会主席。
[97]校注：此时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为周恩来。
[98]校注：按：第一军共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十四、第二十共五个师，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党代表周恩来；其余各师党代表不详。此处第一军疑为第一军第一师之误。文中所称五个师，疑为五个团之误。第一师下辖五个团。第一团党代表为贺衷寒，系国民党员；第二团党代表金佛庄，第三团党代表包惠僧，第四团党代表徐坚，第五团党代表严凤仪，均为共产党员。即第一师五个团的党代表，有四人为共产党员。
[99]韦慕庭与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59页，推断的日期是1926年4月10日至16日之间。一份令人失望的关于共产党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报道，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12—221页，特别是第221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100]校注：青年军人联合会，由周恩来指导，1925年2月1日在广州成立，以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孙文主义学会前身是1925年2月由陈诚、贺衷寒在黄埔军校成立的“中山主义研究社”，以反对共产党的人为骨干，以戴季陶主义为理论，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更名为“孙文主义学会”，于当年12月29日正式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中，没有共产党员，此处把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并列，说均有共产党员有误。
[101]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102]《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年1月28日，第14—18页。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1，10（1929年2月15日），第69—94，案卷存国会图书馆。
[103]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131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年3—11月》，第118页。192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译自俄文），第37页。
[104]见上《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段的第2条脚注。
[105]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年5月5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份重要材料是刘少奇的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年6月5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见到。
[106]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页（根据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217804人）；又切诺斯，第339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年5月，15个工会连同47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部分，《1926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107]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中有所发挥。
[108]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条脚注。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数字为21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109]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第639—687、654页。报告提供了每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个县的6442个协会有823338名会员。见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页。
[110]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1，第182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第78—92页），讨论了讲习所。
[111]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页，举例加以总结。
[112]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第22—40页；特别是第24页，根据苏联档案。
[113]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到4月19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114]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留赫尔（1889—1938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第41—65、62—63页。
[115]校注：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300余人，分别包围北京东交民巷中的中东铁路办事处、远东银行、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处，重点搜查苏联驻华使馆及兵营。
[116]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802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苏俄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年下半年来北京接任武官职务。
[117]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页、第352页脚注99。
[118]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内有詹金斯5月29日自广州发来的快信。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月27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留赫尔》，第62—63页。两个报道都认定作为国民党官员的廖仲恺，先与鲍罗廷，后与布留赫尔谈判苏联拨款之事。
[119]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期，3月3日。
[120]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国家捐款5000卢布，也通过莫斯科汇到中国。
[121]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5，1927年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到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122]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第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近1100万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