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69部分在线阅读

[281]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346页脚注45，引了汪精卫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和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30日发出的快信。
[282]美国国务院893.00/8929，电报，罗赫德，汉口，5月18日，报告说夏斗寅率部离汉口只有40英里，“相信已与蒋介石联合”。6月1日，罗易在一篇为《国际通讯报》写的文章中，也这样暗示，称杨森、夏斗寅和当时也已叛变的许克祥是“傀儡，他们的行动由上海通过南京进行操纵”。孙科在6月20日一份报告中也指责蒋介石，报告现存国民党档案馆，484/283。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13页。关于同样的主张和证明，蒋介石对事态的发展有准确了解的5月20日的文件，见《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4页。
[283]《从容共到清党》，第696页引了一个武汉反共组织给南京的一份报告。
[284]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2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9页。两者都对共产党针对夏的威胁活动作了敌视的报道，但也提供了战斗的有价值的记载。关于共产党一边的材料，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27—632页；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1、22，第286—292页。孙科在前面引的6月20日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叶挺的作用，而是说，幸而第六和第二这两个军返回，赶走了夏斗寅，然后打败杨森（1930年，夏成为武汉三镇的卫戍军司令，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285]《革命文献》，25，在第5284—5285页何键提了四个计划政变的人的姓名。一封代理省主席张翼鹏及许多军官签署的自我辩解的电报，指控激进分子计划对卫戍部队发动进攻。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695和700，日期为1927年6月1、4和7日。一个共产党员回忆说，共产党领导人知道进攻正在来临，并试图做准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83页。
[286]蒋永敬：《鲍罗廷》，第328—330页，引用6月初湖南长沙几个人给武汉政治委员会的报告。蒋永敬把这次联欢会说成是共产党的防御策略。
[287]校注：此时湖南省代理省主席为周斓。
[288]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58页；布尔曼、霍华德合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2，第61页。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314页声称，只有何键的岳父挨了一次打。他列举了从5月中到5月21日，除长沙外各地对农会的杀害行动。我没有见到证明侵入何键家中的当时的文献。
[289]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9，1927年6月14日，提供了给委员会的购粮款（大部分损失）的账目，以及一名目击者关于攻打省农民协会总部的报道。
[290]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第133页脚注30列举了许多关于“马日事变”（5月21日）的报道。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35—236页提供了关于处决的生动的、但基本上没有出处的描述。《从容共到清党》，第699、702页，说3000人被捕，70个机关被封闭。李云汉提到了三名被处死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其他几个化装逃走的人的姓名。
[291]湖北省农民协会送出的一份1927年6月15日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列举了19个具体的地方，并估计有4000至5000人被杀，许多村庄被破坏。协会请求国民党政府阻止这些攻击和惩办犯罪者。又《从容共到清党》，第699页。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27页，引了湖北屠杀农民的一份可悲的报告。
[292]校注：原文为“P’eng
Tse-hsiang”译彭泽湘，疑为彭泽民之误。
[293]校注：唐生智指定的两人，为周鳌山、刘绍兹。
[294]校注：原名为“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
[295]蒋永敬：《鲍罗廷》，第332—333、337页。
[296]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3，第302页。
[297]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12页，引了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298]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3页，引5月28日的《人民论坛）》。
[299]《列昂·托洛茨基论中国》，第220—248页，有托洛茨基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文章。
[300]《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哈罗德·艾萨克斯作导言，《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第100—115页，附艾伯特·特雷恩特在1935年所写但根据1927年11月发表的文本的英文译文和法文译文。英文译文转载于格鲁伯：《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90—494页（斯大林提议给鲍罗廷的指示不过加强了当时中共既定方针的力量）。
[301]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92—93页。他们充分地讨论了5月份莫斯科激烈地展开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
[302]蔡和森和彭述之都指责李停止进攻的命令。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页；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487页脚注8。施拉姆断言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指令下的命令。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页注。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同意李要为这个命令负责。
[303]《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8页，根据柳直荀发表于一年后的回忆。它的部分英文译文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316页。6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湖南特别委员会，内附湘潭党部和农民协会发来的电报，描述了第八、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等三个军的部队进攻工农组织的情况，使人相信5月31日以前侵略来自军方。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3。代理省主席张翼鹏于5月30日电报汉口，描述了一些县的群众集会和对不同地方的进攻；后来，“今天上午10时”“数百名带枪的人和数千名携木棍的人”进攻长沙。经过两小时战斗，“农民被全部击溃”。他引了对俘虏的审讯，大意是省农会已下令在20日突入城市并抢劫。“因此，我们才杀人”。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日期令人不解）。
[304]电文载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107页，译自斯大林的两篇1935年的文章。又载尤廷和诺思：《苏俄和东方》，第303—304页。1929年，陈独秀提供了斯大林指示的要点，他说，指示来自共产国际，见《告全党同志书》，第333—334页；艾萨克斯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45—246页）用了此信。不清楚电报是给鲍罗廷的，还是给罗易或中共中央的。
[305]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4—235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37页，罗易提供了6月15日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电文，罗易说电报是陈独秀奉政治局之命发出的。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9，第338—340页，电报详述了危急的形势，表示共产党目前无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306]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6和697，6月4、5日，一份请愿书，是在武汉举行的湖北省各界代表大会递交的，另一份是武汉庆祝攻占郑州和开封的大会递交的（有明显证据，说明是共同起草的）。
[307]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6、27，第314—320页，6月3、4日。
[308]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0。
[309]蒋永敬：《鲍罗廷》，第338页，引6月13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讨论。
[310]蒋永敬：《鲍罗廷》，第343—344页，引用文件。夺取铁路之事，在6月15日的政治委员会上报告了。
[311]蒋永敬：《鲍罗廷》，第348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07页。两书都引用了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3页也有引文。根据蔡和森的说法，鲍罗廷也是用这种解释。湖南农民运动的不法行为，“是当地的歹徒和哥老会引导的，我们没有引导”。蒋永敬：《鲍罗廷》，第336页，但没有说明确切的日期。
[312]唐生智将军6月26日电报的英文译文，见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20—121页，译文取自6月29日的《人民论坛》（武汉无此刊物，疑为《武汉评论》之误）。中文电文载《从容共到清党》，第708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50—351页。
[313]校注：朱培德于1927年3月30日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314]这一简要论述系根据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09—715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354—368页）的材料综合写成，二者都根据当时的文件。
[315]汪精卫在7月15日向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了日期和情况，根据《从容共到清党》第736页和蒋永敬的《鲍罗廷》第403—404页。电报要点作为7月19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的报告，在1927年8月第一次公开透露，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45页脚注94。1927年11月5日，汪精卫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详细地谈了当时的情况，但说罗易透露的日期为6月1日。汪精卫的演讲发表在11月9日的《民国日报》上，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851—2865页，有关的部分在第2861—2862页。
[316]汪精卫在6月13日政治会议的第28次会上提名的主席团成员是谭延闿、顾孟馀、孙科、徐谦和他自己。汪提到其他与会者是武汉集团的于树德（唯一的共产党党员）、王法勤、邓演达和唐生智以及冯玉祥、鹿钟麟和于右任。国民党档案馆，005/3。蒋永敬：《鲍罗廷》，第380页又加上了张发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和雷纳·普罗梅同行；斯特朗小姐在一篇生动的报道中说加伦将军（布留赫尔）也前往，但鲍罗廷因发烧和伤臂不能起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中国大众》，第46—48页。
[317]张发奎在与夏连荫的一次会晤中，想起了汪精卫报告共产国际决议，即斯大林的电报的内容，以及唐生智报告湖南农民动乱的情况。张将军回忆说，于是作出了“让共产党员脱离关系”的决定。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5—227页，有根据不同史料写的郑州会议的报道。关于讨论共产党问题的报道，见该书第7章的脚注50。可以推测，于树德和布留赫尔未参加这些会谈。
[318]美国国务院893.00/9106，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1927年6月15日，电报报告了鲍罗廷的沮丧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参加，会议的结果本来会更有利。罗赫德补充说：“出现了一种日益强烈的[意见]，即从这里的国民党各委员会中，将逐渐地清除俄国人和中国的激进分子。”
[319]蒋永敬：《鲍罗廷》，第393—39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35页，有蔡和森的《机会主义的历史》的摘录。
[320]争论的热烈可以从罗易6月9、15日的文件感觉到，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第28、31、32号，以及从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批评感觉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02—118页有摘要。又蔡和森关于以后几个星期的争论的记述，见他在几个月以后所写的《机会主义的历史》，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255—261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93—394页有摘要。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47—649页有回顾性的报道。快到5月底，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在指示中预测对蒋介石的一次征讨：“在蒋介石军队的内部和后方极力进行破坏士气的工作，以图消灭他们；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的军队。”尤廷、诺思：《苏俄与东方》，第275页。可以设想，这些指示已通过无线电传给鲍罗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