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175部分在线阅读

袁世凯之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倒退时期。经过了数月的混乱之后，商业界急于要恢复稳定和安全；在稍作犹豫之后，就表示对袁世凯的拥护。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商界与革命的共和派联系就更为松弛了。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总指挥刘福标[45]在公共租界被捕时，就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都被吸引到新的温和的政党里，这些党派在1912年5月改组为共和党。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的全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共和党。此外，袁世凯尽量向商人们提供补偿和保证，承担南京临时政府与上海商界签订合同的义务[46]，并答应赔偿汉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商店被捣毁所蒙受的损失。[47]袁世凯长时间出席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关于发展实业的方案。
度过了1912年初的数月不景气之后，商业的恢复把资产阶级从政治活动中吸引开去。由于农业的丰收和国际市场的白银价格上涨，与1911年相比，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下降甚微。1912年是8.43亿海关两，1911年为8.48亿海关两。[48]这种繁荣也扩大到实业部门。1912年，电力的供应必须增加4倍，才能满足新工厂——特别是沿苏州河两岸正在兴建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49]同一时期，面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1913年登记的53家企业中，有14家是在1911年以后成立的）。[50]机械工厂的数目也有大幅度增加，1912—1913年间，新建厂5家，大多都在上海。[51]汉阳钢铁厂的高炉，在1911年10月起义时即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此后的操作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52]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有所发展，有时也得到外国资本的援助。[53]上海华界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完全没有依靠外国的帮助。[54]这些业绩得到十几个省区或全国性社团的支持与协作；这些团体都是为振兴实业而于1912年组建成功的。[55]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界最担心的政治与军事上的混乱重演。1913年3月22日，袁世凯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深的不安。[56]然而，比起袁世凯的背叛来，更使巨商们忧虑的是孙逸仙作出敌对反应。在新的共和国体制和自由处于危急存亡的当头，资产阶级所担心的，新的危机将会给其带来直接的麻烦。对革命实验的失望，有秩序政权的吸引力，经济发展激起的希望，三者结合在一起，推动资产阶级趋向保持中立。[57]1913年夏季的危机，将迫使其作出抉择。
1913年7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都督宣布独立。上海也卷入了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了讨袁军总司令。是公开反对讨袁运动，还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商人们对此犹豫不决。总商会拒不批准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其所需之资金。商人们最大的希望，是避免讨袁军与重新占据江南制造总局的袁军之间的战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58]商人们一个集团的私利，就如此简单地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广东都督陈炯明于6月21日宣布独立，但却遭到商人们的敌视和冷遇。[59]国民党为数不多支持陈炯明的人，都来自海外华侨或港澳。可是没过多久，其中最活跃的郑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其居住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如重庆、长沙、芜湖、南京，商人们也表现得小心翼翼，对讨袁军抱着不公开的敌视态度。[60]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其城市，贿赂讨袁军士兵，促其速即撤离，并为袁军的和平返回做好准备。商人们在这些方面也都获得了一些成就。可是商人们在南京的这些做法却未能奏效，首先被迫交给讨袁军大量的金钱；而袁军入城以后，又遭到大肆抢劫而倾家荡产（1913年9月1日至3日）。[61]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很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宣布独立的省份尤其如此。各地商人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予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是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各省都督及其统率军队的人数与质量。袁世凯在这方面占有压倒优势。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反对，毋宁说是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的作用。正如在辛亥革命时期一样，资产阶级的支持革命，对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资产阶级对革命都是次要的力量。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和商店的横遭抢劫，迫使资产阶级去保护自己眼前的短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其在传统社会的孤立中去，远离政治。在挫败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不再满足于迫使革命领导人流亡海外，而是首先解散国民党（1913年11月），然后又解散国会（1913年12月），企图以此来消灭革命。袁世凯进而又把目标指向革命以后地方士绅建立起来的代议机构，于1914年2月4日下令解散省议会和地方议会；1912—1913年冬季，这些议会是在扩大选民范围基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恢复的。[62]自革命以后，这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政府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政事务。[63]此外，议会还成为当时人数逐渐增多的新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妇女组织的论坛和活动舞台。正是这些社会组织，整个社会各阶层——士绅，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都纳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这些地方议会在中国传统之内，其代表性很似自由主义的内容，起着保护地方利益，也捍卫了被官僚机构拒绝或忽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心目中，议会对其个人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此人把国家的统一，看成仅仅就是严厉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二次革命是异乎寻常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被称为绅商的上海士绅，曾有机会证明其管理能力和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及其对重大问题的兴趣。[64]现在，上海商界将永远不能恢复其地方行政和政治自治权。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1914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发言权。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失去了过去十余年中曾鼓舞起对伟大理想的兴趣。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商人在中国所开创的现代化，于是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身的短期利益。面对一个虽不曾向往，但也并不难于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商人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努力去加强自己地理和社会基础的自治；因此，要求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65]扩展到下关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居住的一些社会名流，则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保护，用一位外国侨民具有讽刺意味的话说，寻求“我们自治暴政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旧政权的复辟。袁世凯在担任总统期内，表现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立法，稳定了财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66]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农商总长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建立培植棉花和甘蔗的示范站，并计划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标准。1914年2月，在梁士诒的策划下，作为统一货币的第一步，铸造了袁世凯头像的银元。
袁世凯的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其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恰形成奇特的对比。袁世凯本人在清末就是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此人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传统的老路。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的权力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袁世凯的经济政策看成是对资产阶级的支持，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袁世凯的这一政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其黄金时代的动力，乃是来自他处，即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局势的改变。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年
尽管资产阶级只是有限度地参加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动乱采取保守反应，但这并不足以否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于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引进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1911—1913年所发生的事件也许意义不大，但是对中国较长时期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过渡演变的概念（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演变），就应当代替革命突变的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传统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一演变在19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成为20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因此，把资产阶级兴起的发展过程，简单归结为一个革命事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10年至15年的时间内，辛亥革命是否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是否促进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者，在提到革命正是为了释放“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能量时，总是强调这一进程发展得十分缓慢。[67]在中国，情形恰截然与之相反。革命后10年到2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开足了马力，出现了新一代从事工业生产和采用工资雇佣制的企业家。但是，这一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多地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很少受惠于被军阀所长期占有的革命成果。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必然是受外部国际关系的演变所制约。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1914—192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19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的一部分市场，又归还给了中国；交战国双方全力以赴贯注于战争，无暇顾及于中国。欧洲的衰落，正有利于中国恢复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中国带来新的障碍，并为未来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使世界对于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原料的主要产地，中国正适应这一需要的供应。再者，西方列强不断在银本位的中国和印度增加白银的采购量，自1913年墨西哥关闭诸银矿以来，刺激了国际银价持续进一步升值。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倍。可是，虽然中国外债的负担因此减轻了，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却并没有受益。因为战争虽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但对此机遇的掌握和利用，却受到中国“不发达”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中国经济的基础，是深为各种障碍所困扰的半殖民地制度，作这些障碍则来自波及全球的战争。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商业性海运吨位的减少，结果是运费的上升，阻碍了国际贸易的进行。实行外汇管制，1917年英、法两国实施的丝绸和茶叶的禁运，使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火工业，使对中国的设备供应受到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刺激中国民族工业增长时，但中国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器变得十分困难。[6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尚不能使其从外国势力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益。战争引起的困难，只是无利可图，而不是直接的损失。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的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是直到和平恢复以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1919年，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获得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对原料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战争的需要被建设的需要所代替。1919年的上海出口值，较之前一年提高了30％。在出口的增长中，尤为突出的是银价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白银”汇率的升高；欧洲买主的迫切需求，使之其不惜高价购买。由于海运能力的增加和战时工业又恢复到战前状态，中国的实业家能够重新转向西方市场，去购买所需要的原料。其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白银，从1918年的180万两增加到1919年390万两。[69]由于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市场，中国企业能够从所需求中受益；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及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和有利的汇率中受益。
在经过1917年以前缓慢发展时期之后，对外贸易总值从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70]进口增长并不迅速，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棉纺织品（中国的纺织工业正发展）的进口下降；生产资料的进口则上升了。1920年，这类生产资料的进口，占中国进口货物总值的28.5％。[71]进口与出口货物的不等量增长，促使贸易恢复了平衡。1919年的贸易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72]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属于“不发达”经济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依赖型的经济了，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相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求。迄于1919年，远洋运输力的不足和设备的缺乏，妨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但对于传统的手工业部门却没有多少影响。在1915—1916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商业资本遍及附近的乡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榨油等产品取得新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手工业此时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取用工业的原材料（棉纱、化工产品）。手工业活动表现适应趋势的能动性。这种适应趋势，正是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过渡很好的例子。因此，H.H.福克斯所说的“工业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口岸”[73]，虽然这个说法为同时代的人所普遍首肯，但我们未敢苟同。
沿海城市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企业更加普遍发展的一个方面，无疑这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至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74]（这样迅速的增长，只是在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在中国现代工业增长中，首屈一指的是棉纺织业。全国的纱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锭，升至1922年的1506634锭，其中有63％属于中国工厂主。[75]1928年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至1922年间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共开办了26家面粉厂[76]，还购进了一些原来外商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发展。但是这个黄金时代的狂热，却很少影响到重工业领域。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荣，完全是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活动的结束而消失。现代的煤矿和铁矿，仍然有75％至100％归外国资本所控制。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意。[77]上海及其附近一带地方，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波及了天津、广州和武汉，但受其影响的程度较小。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外国银行的衰落，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却没有影响到国内市场，因为国内市场的资金一直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相反，国内金融市场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的大量资金，过去出于安全和对利润的考虑，一直是投资于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仅在1918年和1919年两年，就创办了96家[78]，其中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有密切联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79]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此类。另外，还有许多“政治”银行，其创办人都来自政界或与政府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经营国家的资金和信贷。另有十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纯粹是商业经营；可是当其参与民族工商业金融活动时，却始终受到市场古老结构的阻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股票交易所，经营的只是外国股票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创办和成功，促使许多人群效仿。到1921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家，大多数只经营自己的股票；数月之后，发生了“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倒闭风，才将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刹住。[80]
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一样经营直接信贷。但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按向来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样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新式银行规模可观，但其兴起基本是投机性的，真正的商业银行还是“钱庄”。1920年，上海有71家钱庄；而1913年还只有31家。1920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万元，是世界大战前的5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各银行间互相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1919年的每月利率平均为0.06（每千两每日利率一分），1922年升至0.17。虽然可以将银价的升值解释为纯财政原因（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世界市场对黄金的投机抢购），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起了作用。例如，在各大城市的金融市场上，销售特别指定输出的农产品，就要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种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以精确的分析。[81]但是物价指数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上涨了20％至40％。和同时期西方国家相比，这并不算大。因为和工业品价格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供出口的产品外，农产品价格之稳定，较多原因表明年景好，而不表明市场疲软——也就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和工业品价格的上涨，这是繁荣时期的互相补充现象。
在这一繁荣期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1914年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82]一些重要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的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83]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其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利润的意义就更为重大。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20％。[84]
正是在这物质繁荣的基础上，都市社会在沿海大城里，越来越受西方影响发展了。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人口的总增长率。这个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之中增长3倍（参看表38）；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表38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城市人口增加统计[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