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48部分在线阅读

由于蒋介石把革命运动改造成军事独裁政权，党——国民党——甚至比政府的行政机关更萎缩。孙逸仙把党看作权力的根本所在，看作宪政以前两阶段管理民权的受托者，而蒋介石却使党软弱无力。1929年以后，由于党的左翼受镇压，国民党没有起到独立的作用。它只不过成为南京政权的宣传、新闻和历史研究的机构。
党的削弱，连同旧式官僚和军阀在南京政权里的地位显赫，使先前理想主义的党员士气低落。一位以前的国民党员回忆，他“和许多……同学一样，原来参加国民党，是相信国民党是唯一能在中国摧毁地方军阀，长期掌握权力的力量”。然而，由于蒋介石对国民党运动的非激进化，他和像他的许多人一样，“可以理解地对国民党感到幻灭，我们中许多人事实上退了党”[36]。党员资格仍然是政府聘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是，在30年代，党成了空壳；它的作用——正如杨格所说——正在变得“几乎有名无实”[37]。
然而，国民党继续存在，因为该党的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为蒋介石作出的决定提供合法的图章。因此，不管多么容易识破，党也提供了一点实质性的东西，使这个政权能够声称它不是军事的和个人的独裁政权，而是——依照孙逸仙的教导——代表民众的一党独裁政权，直到民众能担负起自治的责任为止。
国民党政权在性质上是矛盾的：有时它专横暴虐；有时它又屈从软弱。国民党政权以集权主义为借口，它的权力主要来自控制了一支优势的军队。因此，只要为国民党军警力量所能及，不论个人或团体向它的权力挑战，或批评它的政策，往往会受到它强有力的压制。例如，工会在20年代中期力量强大，组织严密，高度政治化；1927年以后，这些工会的领导人就被撤职，而由这个政权的代理人接替。工会的指导原则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与雇主和政府合作。独立工会活动受到禁止，工会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软弱顺从的工具。
自五四运动（1919年）以来，学生运动是全国政治中的一个有力的因素，如今也受到压制——虽然不如对待工会有效和持久。[38]例如，1930年，国民党的训练部取缔一切非学术性的学生团体，除非受到党的严格管理。同时，学生被要求专心读书，避免参加政治活动。然而，学生依然是这个国家最热心的爱国群体之一。在1931—1932年和以后在1935—1936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上升，而南京当局看上去是躲在绥靖政策之后时，学生的爱国热情迸发为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甚至殴打政府官员。南京政权对学生的这些抗议，最终一概以武力回答。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而对学生鼓动者中有少数共产党人的事实又过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有好几千学生被投入监狱。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现，出其不意地搜查学生宿舍和同学突然失踪，使学生感到恐怖。这样，南京政权在控制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学生运动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然而，为取得这种成功，南京政权同学生疏远了，在政治上把学生推向左倾，其中许多人终于变成了共产党员。
政治镇压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主要手段。早在1929年和1930年，当时贪污腐化、派系倾轧和管理无能再也掩饰不了，南京政权就不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北华捷报》在1930年5月写道，“与不到18个月前的热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国人中的绝望感，也许是最糟的一点”[39]。三年后，颇有声望的《国闻周报》评论说，“民众厌弃国民党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40]。
南京政权决心镇压这股正在兴起的不满浪潮，加剧对批评政府者的控制。政治上的反对者遭暗杀；爱报道缺点的新闻记者被逮捕；报纸刊物受检查。因为政府对领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评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国人管理的租界，或者是蒋介石的政敌控制的省份，如张学良的湖北省或陈济棠的广东省，以求相对地安全。所以，南京的10年时期，中国不乏智力的和政治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华中地区，对蒋介石政策的反对却是沉默的。任何组织和群体，若要对该政权的权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该政权强加控制，使之无害。
然而，正如阴阳之间的关系一样，南京政权独裁主义的性质，也由它本质上的虚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动和贪污腐化，腐蚀了国民党运动早期的革命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风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积极性。所以，甚至这个政权本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实现孙逸仙纲领目标的动力、献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京政权之虚弱，还因为它在社会上缺乏稳固的基础。所有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相当大的部分被动员起来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而国民党人在重视政治控制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不信任民众运动和个人的首创精神；所以他们不能创造出那类基础广泛的民众拥护，在20世纪，民众拥护才能导致真正的政治权力。
由于存在这些固有的弱点，南京政权有时不得不勉强地迁就现存社会秩序的领袖，最显著的是地主和资本家。确实，这种自我适应引起了许多——也许大多数——非国民党作家断定，国民党政权是那些阶级的阶级工具。[41]而且，事实上，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时的确与这个统治政权的利益颇为一致。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对，南京政权甚至对温和的减租法令也不予执行。而且，南京的领导人有时竭尽全力维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复了共产党人曾实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后，国民党人的惯常做法是剥夺耕种者，把土地归还原地主。这种政策有时格外难以实施，因为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掌握土地已达六年以上，界标和地契在许多情况下早已被毁。
南京政权也与国内更有实力的银行家关系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征收权交给各省之后，中央政府从未设计出一种以税收或国营企业支持财政的办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岁入约有1/5来自公债或银行贷款和透支。所以，南京政权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和银行家。而银行则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价——往往仅为面值的60%至75%——把公债出售给他们。这样，银行给政府贷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利润。[42]许多同时代人，从而断定国民党政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的确，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南京政权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们都反对社会革命，都害怕共产党，都对动员农工表示怀疑。但是，它们的利益有时也相互冲突。1927—1928年，当南京政权采取恐吓、敲诈和绑架的手段为北伐最后阶段筹款时，资本家第一次知道了这一实情。1935年，政府又剥夺银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权力。仅仅凭借发行新政府债券，迫使私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接受这些债券充当资本，孔祥熙一举使政府成为两家银行的大股东。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几家规模较小的私人金融机构；截至1937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银行资产总额的近70%。[43]这些金融策略，有效地结束了银行家作为政治压力集团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无疑地表明，是南京政权控制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权。
地主的长远利益也常常与南京政权的长远利益相冲突。这些地主通常希望维持乃至增强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组织民团，开办学校，经办工程等地方项目。他们也收税，表面上用于支持这些事业，可不知有多么大的部分税收落入了地方士绅的腰包。形成对照的是，南京政权竭力扩大其控制，继续不断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军事权力推行到村。例如，已提出的税制改革预示要恢复对地主拥有的土地的税收，而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以来，这些土地是不为税收官员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试图把它的干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职位上，同样预示着要把地方士绅逐出能带给他们权力、晋升和财富的位置。[44]因此，在南京政权和这些地主之间，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10年，这些矛盾引起的冲突常常被缓和下来，要么也仅限于局部，因为当时南京政权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产党和日本的问题上，而不在地方行政问题上。因此，在这10年当中，政府和地方士绅的关系，可以说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但是，径直把阶级性质归于国民党政权，而不提它与地主及资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盖了它的根本性质。因为它首先依赖的是军队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这一事实产生的。国民党政权并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对这个或那个社会—经济的阶级负有责任，或者对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负有责任。在许多方面，国民党政权就是它本身。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和发展的冲力那么微弱；为什么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尽管贪污腐化和行政上无生气，却能维持那么久；为什么国民党政权以那么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却能维持二十余年。当然，国民党政权的有些成员是开明、能干、具有献身精神的。然而，大多数成员却利用这个政权的制度性质，来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声誉和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的幸福奋斗。
国民党诸派系
一个政权习惯上不受舆论的约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义的政治活动，那么在这种政权里，为掌握政治权力的竞争就不会在整个社会进行，而是在这个政权本身的各委员会内进行。此外，由于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多地不是由正式的指挥系统决定，而是由蒋介石本人或他宠信的助手个人决定，权力分配必定过分地取决于个人的影响。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长或局长解除原有人员的职务，而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因此，政治上成功的关键更多地不在于掌握专门技术知识，而是在于与政权的领导人维持个人的关系。换言之，派别活动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例如，国民党内有汪精卫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应钦系、朱家骅系、孙科系——这个单子还可以一直开下去。然而，最大的派系和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一般最具有影响力的派系，是CC系、政学系和黄埔系。
CC系在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周围结合在一起。他们二人因极亲密的私人感情联系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们是陈其美的侄子，而陈其美在1916年被袁世凯暗杀以前，一直是蒋介石的良师，蒋对其事之如父的人物。在1926年以后，二陈兄弟领导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的组织工作。1927年6月，他们首先建立以CC系闻名的秘密团体——据认为“CC”代表的若不是“中央俱乐部”，就是代表“二陈”。这个团体的实际名称也许是青白团或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尽管有关CC系的名称、结构和活动的详情知之甚少。[45]
陈氏兄弟利用国民党的组织部作为他们的组织基础，把他们的追随者安置在遍及全党和政府的机关，特别是在那些组织的中下层。这样，CC系成了该政权民事部门的统治势力，控制多数官僚政治的行政机构、教育部门、青年团体和工会。CC系也控制各种出版物，如《时事月报》和《文化建设》，主持中央调查统计局，该局是蒋介石两大秘密警察组织之一。
与面向文职人员的CC系相对照，黄埔系则主要由军官组成，但是，它对政治的关心也极为广泛，至少是潜在地触及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严格地说，黄埔系概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们保持着对蒋介石效忠的强烈结合力。然而，如此称谓的黄埔系并无组织，其中一些成员——如何应钦、陈诚及青年军官——相互严重对立。因此，黄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1938年期间，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秘密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46]
蓝衣社在1932年初由为数不多的青年军官组成，他们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对国家及国民党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日本军队正在侵犯中国领土；共产党军队虽历经几次围剿依然在内地生存下来；而且，也许最令人惊恐不安的是，国民党运动成员已变得腐败，更多关心扩大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关心实现革命的目标。根据蓝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经失败，国家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青年军官——以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康泽为代表——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财务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领导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有三个基本层次的金字塔式团体。在高层，由主要领导层组织成力行社；中层命名为革命青年同志会；运动的普通成员来自军队的下层、学生和政府机关，组织成中华复兴社。鉴于国民党组织混乱和纪律松弛，蓝衣社强调有必要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团体领导人；同时还强调俭朴、廉洁和严守秘密。
由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国的力量日益增长，法西斯理论渐渐引起蓝衣社领导人物的注意。蒋介石也大力了解纳粹的组织及活动方法。据报道，大约在1935年，他在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中社会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47]由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明显的成功所产生的魅力，蓝衣社同样地提出极端民族主义、领袖崇拜、清除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社会“军事化”。
蓝衣社在30年代成为颇有影响的团体。他们控制军队内的政治训练，从而有助于保证蒋介石得到这政治权力最终泉源的持续的支持。蓝衣社也涉足于民事活动，如学校、童子军[48]和警察。他们提供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新生活运动的干部。他们手中也掌握着隶属于蒋介石军事委员会的令人生畏的军事调查统计局[49]。这个以戴笠为首的秘密警察组织，对蒋介石判定的敌人（从日本人和共产党人到贪官污吏，甚至国民党内的政治对手）进行情报活动。它参与新闻检查；还要对这10年间许多最声名狼藉的暗杀活动负责，如1934年对史量才——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的编辑[50]的暗杀。
和CC系及黄埔系的形成相对照，政学系全是首脑而非小卒；它的成员个个都是显赫人物，在政权的基层没有追随者。它没有组织，或明确的领导层，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见解。政学系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黄郭和张群，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这种关系在中国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为密切的忠诚纽带。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种关系，政学系在蒋介石顾问小集团及主要行政官员中影响巨大。例如由黄郭和张群推荐，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杨永泰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在那个职位上，杨永泰——直到1936年被暗杀——是全国两三个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之一。政学系的其他成员有王宠惠、熊式辉、吴鼎昌、张嘉璈、翁文灏和黄绍竑。提到这些以及其他政学系成员，意在列出这个国家及政权的许多主要人物。然而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成员与国民党的关系充其量也不过是微弱的。例如，黄郭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他们不是政客而是专家——经济学家、实业家、银行家、出版家、知识分子——他们不服膺任何思想意识的教义，而是支持专门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的专业主义。
这几个派系间的关系很复杂。每个派系都公开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都拥护蒋介石为这个政权的领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时却非常紧张，因为他们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例如，陈果夫和陈立夫非常妒忌政学系在行政机构中的地位，并同他们竞争政府职位。蓝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败的文官政客；尤其敌视CC系，因为这两个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报方面的工作重叠，不时产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义的是，思想意识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两个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现出来，但是，根本问题是权力和地位。例如，蓝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现为如何执行孙逸仙的民生主义。然而，一个前蓝衣社领导人承认，“任何[派系]斗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斗争，而是为了饭碗的斗争”[51]。
蒋介石知道这些党内冲突，但是只要它们不爆发为暴力行为——如1934年蓝衣社和CC系之间的一次——他都不加干预。的确，蒋介石实际上鼓励派系之间的竞争。因为派系间的斗争使任何一个派系不致过于强大，蒋介石从而得以确保他对所有派系的至高权力。
国民党统治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然而，这易于使人误解，因为这个政权的领导人事实上强烈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期望骤然地，甚至“彻底地”与中国当前的民族衰老状况分手。例如，他们赞美西方科学及工业的进步，热切期望运用西方技术来改善中国民众的经济福利。他们也希望重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蒋介石理想的社会模式不在中国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大利及德国独特的军国主义。他回想起他在日本军校的学生时代，声称那里严格的兵营纪律，大体上恰恰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52]他认为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国实现了那种理想。他羡慕地声称，“按照法西斯主义，组织、精神和活动都须军事化……在家庭、工厂和政府机关，每个人的活动必须和在军队中一样……换句话说，必须有服从、牺牲、严格、清洁、准确、勤奋、保密……大家在一起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为团体和国家做出牺牲”[53]。
蒋介石热切希望在中国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无条件服从领袖意志的军事化的社会形象。他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自吹自擂地说它能为医治中国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从他下面的言论可以看出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什么是我现在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问道。“简单地说，就是把全国公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以便他们能培养勇敢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为国家做出牺牲。”[54]显然，他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实际上完整无缺地转变成了新生活运动。
然而，蒋介石及国民党领导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是这一点使得许多观察家确信，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势力。例如，蒋介石通常宣称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礼、义、廉、耻。蒋介石非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国藩和胡林翼。而且，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正式恢复了尊孔，宣布孔子诞辰为国定节日，鼓励学生和军官学习儒家经典著作。
国民党政权的传统主义，可以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倡的古典主义相比。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为中国民众向新社会前进时有助于增强凝聚力的道德因素。正如CC系的一个成员所说，儒家思想提供一个“中心信念”，没有这个信念，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道德上就会陷于混乱。[55]于是，蒋介石常常以中国传统的惯用语讲话。事实上蒋介石的许多方法和观点——如强调传统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观念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确实显示出他的现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个彻底管辖起来的社会的目标，与中国儒家的往昔并无相似之处。他要成为一个极权主义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权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服从这个政权，达到清朝历代皇帝甚至未曾梦想到的程度。这绝不是一个保守的理想，因为它从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实际。
国民党政权的成就
对南京10年国民党的成就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者断定国民党人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统治制度，并为建设一个强大、民主和繁荣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个充满希望的开端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而夭折。另有一些历史学者则坚决认为国民党人建立的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领导人不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对可供抉择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战略一无所知。因此，根据这种看法，即使日本人不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政权也注定要失败。[56]
这些都是热烈辩论的问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因为如果日本当时不进攻中国，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一点就其实质来说是无法证明的。然而，有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一，国民党人面临的任务——即扭转国家分裂的潮流——是巨大的。第二，他们试图完成这项任务所处的环境，对成功或迅速地解决这项任务极不相宜。经济不景气、外国侵略和内讧——这些状况大多是国民党人无法控制的——妨碍执行有意义的改革。此外，因为南京10年的头四年主要致力于巩固政权，他们只有大约六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些改革。
国民党人显著的成就是扭转了领土走向分裂的趋势。他们在1927年取得权力时，仅控制了江苏、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由于1929—1931年的内战，中央政府的势力威震各省军阀，从而保证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华中的几省或其一部分（最显著的是在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