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9部分在线阅读

民间崇拜
关于民间崇拜的情况，远没有皇室成员或官员参加的崇拜形式那样清楚。可以假定，对两种超自然的生命——神和鬼——普遍怀有敬畏之心，但是对这些鬼神的特性或力量则没有详细的文字描述。许多神在《山海经》和《淮南子》等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这些书中被想象为兽形或半人半兽的形状，并且其神力与人世某些特定的地点有关。[43]“鬼”这一名称除其他所指外，指的是死人的精神要素；有时鬼能以另一种生物的肉体形式返回人世，报复他生前所遭的冤屈。由于近期发现的文字材料，关于饿鬼的概念现在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前的中国，至迟出现在公元前221年大一统之前不久。[44]
对一大批山河及日、月、星辰以及风神、雨神和其他被命名的神也进行祭祀和礼拜。[45]民间宗教仪式的扩大显然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并且招致前汉和后汉的一些作者的批评，认为这是奢侈和虚伪。[46]除了有些崇拜形式因举行的费用而被取缔外，有的形式之取消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是不恰当的，所崇拜的对象不值得尊敬，其仪式是随意的，甚至是淫猥的。与王莽自己的做法稍有矛盾的是，他下令恢复不久前已被取消的一些祭祀；我们得知到他统治结束时，至少有1700个崇拜地点受到保护，那里敬奉各种各样的神，并以动物和禽鸟来献祭。不久以后，我们听到至少有一个名宗均的地方官员在他的辖区禁止这类仪式。[47]
普遍相信神的拯救的迷信在公元前3年引起了深切的注意，《汉书》有不少于三段文字的详细叙述。这种崇拜与通过西王母以寻求长生的活动有关，《汉书》有明白的叙述：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
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
至秋止。是时帝祖母傅太后骄，与政事。[48]
佛教
在后汉，宗教信仰和活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几乎在各个方面必将影响中国文化的未来进程。这就是外国佛教的传入，它立刻在中国的哲学、文学、语言和艺术中产生了影响。关于佛教传进中国的方式还没有直接叙述；我们必须依靠历史上的少数参考材料，才能据以推测出更完整的情况。可以假设，旅行者和朝圣者沿丝绸之路带来了佛教，但此事是否最早发生在约公元前100年丝绸之路刚开辟之际，这肯定还没有定论。[49]
最早直接提到佛教的材料约在公元1世纪，但是这些材料包含着圣徒传说的内容，不一定可靠和准确。这些记载谈到了公元65年明帝的一个著名的梦以及刘英大致在这个时期正信奉佛教的说法。[50]我们可能有理由相信，到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已经渗透到淮河之北的地区和在洛阳扎下了根；到了2世纪末，佛教社团在彭城（今江苏）十分兴旺。中文的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可能出现在公元1世纪后期或2世纪，但是它的可靠性常引起怀疑。公元2世纪后半期首先把佛经系统地译成中文的工作应归功于安息人安世高。[51]
但是从否定的一面说，在有的著作中没有可以确认的有关佛教的材料，而在写这些著作（例如王充、王符或荀悦的批判性著作）时如果佛教正在不断地发挥影响，它们应该有这种材料。在后汉时期，从一些图画、偶像和浮雕中可以看到少数佛像。[52]以后不久，佛教的思想和象征可能已开始渗入中国本地神话的流行形式之中。[53]
佛教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在没有其他思想体系或宗教能够赐福的时候许诺解除正在受难的人类的痛苦。下面将要谈到，[54]当时土生土长的道教作出了性质略有不同的诺言，而它指出的实现诺言的方式与佛教自省自律的方式完全不同。道教和佛教都产生了一个有组织的具有高级僧侣、礼仪和经卷的教团。此外，佛教除了对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产生影响外，还在设计的中国寺院、庙宇和佛塔的建筑中留下了它的痕迹。
佛教和中国土生土长的思想体系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表现在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与他的命运和幸福的联系方面。佛教徒可以通过自己接受戒律和服从准则，以达到极乐的境地。当受准则约束的行为与戒除邪恶的或对他人有害的行为这一行动结合起来时，就能开花结果，在等待他的未来生活中会更加幸福。相反的行为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宣扬孔子教诲的道德论者不提这种联系；也找不到具有道家思想基础的道德论者提出过道德行为和命运之间关系的迹象，这些人只是告诫，要取得最有成就的生活方式，就必须符合自然界的规律。
像王充那样的理性主义者认定，人即使接受了伦理的准则和献身于公认的美德，也保证不了他能获得幸福。所有的人，不论好坏或是平凡的人，都同样容易遭受自然的灾害或人的伤害。那些寻求克服困难和通过使用占卜预测未来的人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命运，这种态度也与佛教思想不是一个路数。
佛教和道数的关系日趋复杂。每个宗教信仰的思想和仪式，对另一个都有影响，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某些基本矛盾。佛教认为人从肉体凡胎解脱出来而达到极乐境界，而道教的许多做法则是为了在凡界延长生命。在佛教对自我的看法和儒家对人的看法之间，也存在深刻的冲突；佛教视个人境遇的改善和他的得救与个人的周围无关。而儒家则认为，一个人的意义表现在他与其家庭的关系，表现在规定他的地位和他对他人义务的社会秩序方面。
巫术
中国文献中第一个关于巫的确凿的材料见之于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编成的《国语》。[55]但是鉴于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巫”这一词（不管其意义可能是什么），所以有人已在早得多的时候行使巫术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在《楚辞》的几首诗中可以发现更明确的材料和叙述；这个集子的《九歌》被解释成取材于长江流域的巫术。[56]
在最初，不同的字用来区别男巫和女巫，但到汉代，这个区别似乎消失了。像《山海经》等典籍提到了一批男巫和女巫的姓名有时简单地叙述了他们的某些特有的活动。他们的力量包括与另一世界的生命和物体联系的能力；他们能够召唤死者的灵魂返回人世，还能治病。有时他们做病人的替身，身受他们成功地转移到自己身上的病痛的折磨，以此来治病。[57]巫师在干旱的季节求雨时也很有用。根据有些记载，如果求雨未立即见效，人们就会采取激烈的行动，无情地把巫师放在烈日下暴晒，作为解救受灾地区的一个办法。[58]巫师还可用来降灾和制造苦难。
巫师有时被描绘成动物或其他的奇形怪状；他们可能被画成一棵树，或者有蛇作伴。他们通过念咒或舞蹈，有时进入迷惘状态和胡言乱语，来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他们除了在长江流域大肆活动，在淮河流域和山东半岛也特别活跃。所掌握的绝大部分材料涉及他们与社会上层成员的关系，或是在宫廷中活动，或是与官员们来往；这只能推论出，他们也普遍地在其他地方活动。有时这些活动引起尖锐的批评，甚至导致镇压的企图。一度禁止巫师的家属担任官职；在公元前99年，他们被禁止在路边行施巫术，但没有完全见效。著名的将领班超一次谋杀了几名巫师，以阻止他们为西北的一些汉朝敌人效劳（公元73年）。公元140年，一位名栾巴的地方官员禁止巫师向平民索取钱财。[59]
可以预料，王充批判了对巫师魔力的效应的信仰。他再三地嘲笑他们进入梦境，口出胡言，又不能实现他们能使死人复生的诺言。但是我们得知，几十年后那个有科学思想并信仰神秘主义的张衡完全相信他们有既能为善又能为恶的力量。《盐铁论》和后来王符的《潜夫论》发出的谴责则出于不同的理由。它们谴责巫师们大肆欺骗轻信的公众，因为他们的主张老是得不到证实。[60]
占卜的信仰和实践
特点
在前科学时代，当取得信息的手段很少而不能预见和解释的危险又频繁出现时，采用秘术来指导行动的活动相应地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此，理解求教朕兆和占卜活动在秦汉时期为什么比后来远为重要的原因就不致有困难了。有人通过甲骨问卜来考察自然界在正常发展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标记，以解答他的问题；有人通过占卜有意识地造成一些符号，用来进行解释。这两种过程的区别不一定重要，我们也不能肯定秦汉时期的人是否认识到这个区别。可是在考察当时的占卜活动时，这个区别是要记住的。
根据各种各样的证据，现在十分清楚占卜和卜骨的活动在官方和非官方的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叙述了许多事件，在对它们作出决定前，先要占卜和求教甲骨，有的文字还提到了著名的占卜者。除了作为指导占卜过程的近期发现的手抄文书外，还发现几种占卜用的实物。此外，现存的文献还包括使用方法的指导和规则、攻击这些做法的文章和一个为所定的专门标准而做的有力的辩护。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官员的编制包括精于这些技艺的人。[61]
从当时的占卜活动中可以看出四个总的特点：对线形图形的注重；对时间的关心；标准化的倾向；直观和智力思考的相互作用。
如同其他文化，在中国的实践中线性图形有利于解答问题。这些图形表现为在占卜时使龟贝或兽骨显示的裂痕，或见之于若干线的形状或六线形中。那些求教朕兆的人在云雾或彗星的形态和形状中，可能还在地球上形成的自然现象中辨认出问题的答案。在已知的向这些智慧源泉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中，对时间的关注是很突出的，这类问题涉及确定宗教或社会事件的时间，或者国王或官员打算进行活动的时间。
在众所周知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占卜活动中，可以看到如何加进了一种标准化的措施。早在商代时期，对龟壳和兽骨的使用表明，当时已相当注意节约利用材料和系统地提出和解答问题。以正面和反面的方式提同一问题的习惯同样表明当时出现了系统化的措施。一种机械式的占卜方式可以在指导使用蓍草（欧蓍草的草茎）的汇编中找到，它们现收于《易经》之中；在其他占卜仪式中使用的精致的石板有力地说明大部分占卜过程已成了一种例行事务，而不是一种信仰。直观因素和理智因素的相互作用，可以看成是具有了解自然界非自然迹象的神奇力量的人观察到的景象与哲学家们用以讨论事务的论证和思辨的结合。从一些占卜活动，例如掷蓍草茎或观察地形结构，产生了对中国的玄学的最早贡献。占卜和求教朕兆的活动成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会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