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299部分在线阅读

根据朱莉娅·林的分析，这首诗产生的“联想”效果，造成了“一种可以与他在诗歌方面的导师保罗·魏尔兰相媲美的弥漫着委婉娇柔的魅力，忧郁倦慵的气度，和流畅的乐音的氛围”[96]。
在中国现代文学左翼的学术研究中，李金发和戴望舒的作品被视为一股“逆流”；因为它们是与继续专注生活和社会现实的30年代文学的主流相悖的。[97]但是新的人才不断出现。北京大学的三名学生——卞之琳、李广田和何其芳，出版了一部名为《汉园集》的合集，其中收有那个时期一些最具独创性的作品。这三人中，最有学识的大概是卞之琳。他翻译了波德莱尔、马拉梅的作品，后来崇拜叶芝、[98]奥登[99]和T.S.艾略特；[100]他使自己的作品充满中国现代诗人罕有的冥想的，有时是形而上学的素养。由于这种“智慧的美”[101]，卞的作品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是不易理解的，他们倾向于偏爱较为光彩夺目和无产阶级化的何其芳。何其芳的早期诗作，甚至比卞之琳更矫揉造作地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何同样受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相信在诗歌中“美主要是通过意象，或象征的运用来实现的”，并认为诗歌的最终目的是“发挥想象，逃离现实进入梦境和幻觉”[102]。但是如邦妮·麦克杜格尔指出的那样，“迫使何其芳在1933年夏回乡的那场政治危机，使他的作品发生了一个突然的转变。他的诗句的丰富的意象减退了”[103]。在他写于1936—1937年的一些小诗中，他告别了已不再能支撑他的西方浪漫主义作品；取而代之的是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现实——陷入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农民们。
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
我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
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
望着天空的远方人。
我走到乡下。
农民们因为诚实而失掉了土地。
他们的家缩小为一束农具。
白天他们到田野间去寻找零活，
夜间以干燥的石桥为床榻。
……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
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不爱月，
也不爱星星。[104]
何其芳写道，“我总是带着感谢，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在那里，我的反抗思想才像果子一样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者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从此我要以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莱蒙托夫[105]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成鞭棰”[106]。
在诗歌方面，现代派的实验于30年代中期突然中止，为一种简单的、无产阶级的风格所代替。臧克家是体现这种新潮流的一位年轻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在1934年被当作一件大事，受到闻一多、茅盾以及其他作家的赞扬。在他们看来，臧的诗作由于极其简朴，“不肯”通过“美丽的字眼粉饰现实”，显得更有力度。臧用两行诗句解释他的第一部诗集的标题，“痛苦在我心上打个烙印，刻刻惊醒我这是生活”[107]。臧克家是农村无产阶级诗歌的先驱者之一，这是一种战争年代在何其芳、艾青、田间以及后来郭沫若的作品中盛行的趋向。对经历苦难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中国乡村“有血有肉的”人物富有诗意的聚焦，以及为诗歌效果而更加灵巧地运用口语，这些成了他们的共同特点。到中日战争开始时，诗歌与小说都集中到当前现实的主题上。城市中的象征主义和现代派的传统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108]
戏剧
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二者都是有意识的对传统的反抗，从受西方启发而产生的新形式开始。1907年，一小群中国学生在日本组织了春柳社，并且用清一色的男演员演出了翻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09]（《黑奴吁天录》）等剧作。从此，这种新剧种的业余演员们称其为“新剧”、“新戏”，后来又称作“文明戏”或“现代戏”，以与传统的戏剧相区别。1927年，早期的剧作家之一田汉采用了“话剧”这一名称，以表明它与传统的京戏——基本上是“唱的戏剧”的重大背离。[110]
同新诗一样，新剧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事实上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媒介，它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胡适在《新青年》上对易卜生[111]的介绍，继之而来的《玩偶之家》中文译本，以及胡适的易卜生式的戏剧《终身大事》，将这种新的戏剧媒介转向社会改革。但在艺术质量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剧，甚至比诗歌还要粗糙，尽管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剧作的数量相当可观。当时少数几部剧作，不过是以社会叛逆或者个人挫折为主题的文学习作，如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三部曲《三个叛逆的女性》，洪深的《赵阎王》，以及田汉的《湖上的悲剧》、《咖啡店之一夜》和《名优之死》。
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新剧较之诗歌和小说两种书面文艺体裁遇到了更多的困难。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些剧社或剧团已经组成，尤其是“民众剧社”（1921年）和“南国社”（1922年），但它们是“业余的”。从这一词的双重意义讲，它们只是“爱好”戏剧的作家和学生的群体，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编演戏剧的专业知识。尽管有田汉、欧阳予倩，特别是洪深（他曾在哈佛大学随贝克教授的47写作实验班接受实际训练）的努力，在20年代根本没有专业性的“戏剧”可言。一个剧目很少上演一、二次以上，通常作为庆典的一部分，在中学的礼堂或其他公共场所演出。非职业性的剧团缺乏资金和人才；有时他们的演出被认为对学生的道德产生不良影响，遭到学校或者地方当局禁止。迟至1930年，根据夏衍的一篇有趣的记述，他所属的业余剧团在上海租用了一家日本人的带有移动舞台的剧院，举行了一场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盛大演出”，但男女“演员”寥寥无几，每人不得不充当几个角色，还要与导演一起充当舞台服务人员，在幕间更换布景和移动舞台。[112]
直到30年代早期，中国现代戏剧才最终在写作和表演两方面成熟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单独归功于一个人。
曹禺就读于清华大学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该剧出版于1934年，1935年由洪深和欧阳予倩执导，在复旦大学由学生们演出。1936年，“旅行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此剧，并取得空前的成功。[113]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出》（1936年）获得了上海《大公报》颁发的一项文学奖。曹禺受到普遍欢迎后，逐渐发展他的艺术，多种剧作相继问世——《原野》（1937年），《蜕变》（1940年），《北京人》（1940年），以及《桥》（1945年），这些作品奠定了曹禺作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的地位。
在他的所有剧作中，《雷雨》和《日出》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虽然在艺术上《北京人》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雷雨》得到好评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的主题涉及五四时期的关键论点，维护“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的沉重压力下的个人自由和幸福”[114]。在“解放”占统治地位的主题之外，增加了社会主义者初发的对资本主义剥削下工人悲惨境遇的关注。但曹禺不满足于照五四初期“社会问题”剧的过分简单化模型来铸造他的第一部作品。他宁愿让寓意按照希腊悲剧的传统，在情欲和命运的复杂情节中得到表达。曹禺在这一方面显示出他是一位很有才智的剧作家，远比他的所有的前辈更有天赋。这出戏的女主角周繁漪，是一个对继子有乱伦情欲的鬼迷心窍的人物。如刘绍铭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曹禺塑造人物的源泉可以追溯到拉辛[115]（《菲德拉》）、尤金·奥尼尔[116]（《榆树下的欲望》中的艾比·普特南）和易卜生（《群鬼》中的艾尔温夫人）。[117]曹禺有可能把这出戏设想为《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变种（与易卜生写《群鬼》的手法相似，目的在于使观众相信如果娜拉选择与她的丈夫待在一起，那么，最后发生在艾尔温夫人身上的事情可能就是她的命运）。但是曹禺试图探索乱伦情欲这一主题，作为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悲剧性的抗议，这显得更为大胆。曹禺由于这种对西方戏剧资料的创造性运用而享有盛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日出》中，曹禺的意图更具社会学意义。像茅盾的《子夜》一样，曹禺的剧作也被设计成资本主义秩序灭亡的尖刻描绘。为了突出这个主题，曹禺采取了另一个大胆的步骤。他回忆说，“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118]。这出戏展示了一群不同的人物，而没有占中心地位的主角。为了表现各不相同的生活片段，曹禺在四幕之中既写了上层阶级，也写了下层阶级。发生在一家妓院里的第三幕，唤起人们对堕落和苦难的强烈感受，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戏剧中构思最为大胆的一幕。[119]
曹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敏锐的戏剧意识。他是把戏剧不仅视为文学，而且视为表演的两位中国现代剧作家之一（另一位是洪深）。他的舞台提示是为达到极度紧张而精心设计的。《日出》中妓院一场，舞台一分为二，两组表演同时进行。在《原野》中，咚咚的鼓声和沉默的幻影，像奥尼尔的《琼斯皇》那样用来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气氛。而在《雷雨》中有意识地运用希腊悲剧的程式，则是曹禺热情掌握编演技巧的又一例证。
虽然曹禺的剧作在技巧上明显模仿西方模式，但在内容上全然是中国的。他的作品把同时代人所共有的情感和关注戏剧化。他的剧作的主题，以《雷雨》和《日出》为例，是大家很熟悉的；旧的婚姻制度的悲剧，封建的家庭结构，下层阶级所受的压迫，城市资本家们的腐败，以及年轻知识分子所受的挫折。但是曹禺能给这些主题以尽情宣泄的毁灭性的力量。在这方面，他像巴金，他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戏剧。曹禺同巴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情的支配。在写《雷雨》时，他写道，我被如此强烈的一种突发的激情紧紧地抓住，以致我不得不寻求把它发泄出来。当他写《日出》时，他同样“自始至终被强烈感情”所主宰。[120]事实上，曹禺的大多数剧作可以视为他在上演自己的感情。它们也暴露了人们在巴金的小说里发现的同样的缺陷，散漫的笔调，过分热衷于运用夸张的语言，以及通俗剧和煽情主义的倾向。但是作为一名剧作家，曹禺比巴金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他能够借助活的媒介来传达他的真实情感。
尽管曹禺对受迫害者非常同情，但他并没有狭隘的政治性。他无意用辛劳发展起来的媒介作为宣传的工具。身为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只关心他所看到的“日出”前弥漫的黑暗——战争与革命前夜可怕的现实的种种弊端。与鲁迅和茅盾一样，他既无法提出积极的治理措施，也无法提出对未来的具体展望。在《日出》的结尾，女主角引用她已故丈夫[121]（也是一个诗人）的小说中的话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122]。
这几行有名的台词是预言。1936年，中国确实处在一场国家大变动的前夜，但新的“黎明”并没有给曹禺的同胞的生活带来多少光明；相反，它引来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延续不断的革命的时期。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民族抗战”的英雄传奇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将文学活动推向高潮。文学界知识分子的空前团结，取代了30年代早期的宗派主义。曾使左翼文学队伍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几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所有的口号，都被淹没在“抗战”这个响亮的号召之下。各种组织自发地建立起来，并且发表了抗日宣言。最终，在1938年3月，也就是日本人于1月侵入上海[123]以后不久，一个广泛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老舍担任会长[124]，不久在20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这个协会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推进抗战工作。它组织作家们加入“战地访问团”，前往军事防御阵地慰问部队官兵，并撰写具有感情色彩的通讯。协会还建立起一个“文艺通讯员”网，缺乏经验的年轻作家们——其中有些人在农村地区，被组织成地方小组，接受协会分支机构指导。他们时常聚会，讨论协会布置的主题，并撰写有关当地文艺活动的通讯。这些通讯连同他们的创作样本，被送交协会中的上级评论和修改。在广东省，仅在数天之内就组织了三百多份原始的文艺通讯；上海地区数量不相上下。甚至在华北的农村地区，成员据称达五六百名。这些通讯员大多是学生，但有些是店员、工人或地区政府中的小职员。[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