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24部分在线阅读

表18　中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
资料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3页，及引用资料。
*此处中共组织及负责人名单未必准确，请读者用时加以鉴别。——译者注
下一级组织的第二种类型是区域性的，与党开展活动的地区相对应。这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门那样，对延安的党中央负责。它们通过指挥系统向下监督各分局（主要位于华北根据地）以及下级委员会和支部的工作。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样设有职能部门，但形式上有所简化。
最后，党在各级政府和军队中，以及在群众团体中，均设有支部。因此党的作用犹如神经系统，连接这一运动的各个部分，传送和处理信息，并发布指令。
军队。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活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式结构见表19。作为正规的专职的野战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三级军事结构的最高一级。这两个军是共产党人可以投入战斗的在训练、领导和装备上最好的部队——虽然他们的装备至少离要求还很远。[16]这两个军的部队可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区，但每个根据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队。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反宣传，共产党人从不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但下层团、营和连却在扩展。实际作战由这些较小的分队执行；师从不以完整的部队参战，而团也只是偶尔全体出动。
表19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组织
资料来源：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296页。
在中共的根据地，存在着另外两种类型的武装力量：地方军和民兵。大多数地方军也负有专职的军事责任，但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他们长期留在自己的管辖地区以内。民兵理论上包括16—45岁之间全部身体健全的人，但不同于野战军或地方军，他们不“脱离生产”，而是在需要时执行零星任务。与此同时他们继续从事自己的正常业务。当然，在人们说到这种军事组织时，都感到训练和装备的不足日益明显。大多数民兵是用大刀与农具武装起来的，他们的老式鸟铳和土枪已被野战军或地方军征用了。
虽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创立这种军事组织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任务，但共产党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联系的军事权力等级制，向下延伸到地方社会。当八路军或新四军的一支分队进入一个不熟悉的地区时，他们可以期望与了解地形和敌人部署的辅助部队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与提供后勤支援、情报、向导和住处的当地老百姓一道工作。每一级都是上一级的征兵基础，是人员培训和兵力补充的源泉。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在战争最后一年的扩大（见上表17）大多来自地方武装的集体改编。
中共每到一处都设法缓解农民对服兵役怀有的传统怨恨与不信任，因为根据民间传说和痛苦的经验，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远失去心爱的儿子、丈夫以及十分需要的劳动力。但每个人都熟悉年轻人在田间劳动而于必要时保卫家园的观念。因而，即使一些年轻人被调到地方部队或正规军，震动也不会很大——特别是，如果他们的家庭得到某些减税优待，庄稼有人帮助照料，并被给予对子弟兵做出贡献的光荣。确实，送子参军是富裕农户寻求照顾和减税的一种方法。
中共公开声称他们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的觉醒的中国公民。但是，在这一角色之外，中共领导的各级部队还执行着许多其他任务，如与当地各种对手争夺地区控制权，推行社会和经济政策，维护治安。共产党人也不得不计算每个地方可以负担多少“脱产”的部队，因为许多党政干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劳动提供食宿。平常微薄的剩余产品因受战争的冲击而进一步减少，经济上的非生产人员容易成为沉重的负担。
协调。人们当然不能只通过形式上的结构去估计一个组织的效率。清朝官僚制度的决策、执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体得到描绘，与此不同，中共体制的运作只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一个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把关键人物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调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使前者的经验可以传给后者。刘少奇提供了这种解决难题的突出例子，战争的头6年他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之间来回奔波，先在华北，后到华中，将他和毛建设根据地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践。还有许多其他较低级的干部也到处调动，如在1939年，有几千名八路军政治干部到达华中，以加强新四军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工作。但这样的人事调动经常是有选择的，绝不是整体的，这样就保证了领导班子的连续性，熟悉当地情况，并维持由对有声望的领导人的忠诚而产生的士气和纪律。
根据在江西时期的经验，各个层次的党校和军校成为干部训练和教育的另一条途径。[17]这类学校，如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把它的毕业生分配到需要他们的地方去。此外，每个主要根据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干部学校、短期培训班等教育网络。各种类型的会议——公开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标记。出席和参加这些会议，对于党员、士兵和积极分子来说，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向许多不识字的干部解释党的政策则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联络与指导的又一重要媒介。中共为普通读者出版了两种主要报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在国民党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华日报》。[18]这两种报纸和其他公开的出版物刊登来自全国的、经过净化的新闻报道，主要的国际事件，共产党领导人的一般声明，某些文件以及宣传材料。同时，每个主要根据地也出版当地的报纸和期刊。较机密的材料用多种方式由信使传递：保密期刊、经过分类的汇编和报告、特殊指示。地方报刊常采用原始的方法，如印在极为粗糙的纸张上的手写胶版拷贝。某些情报可通过无线电传送，但设备是凑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维修的人极少。用数码传送汉字常常出错，当然也可能被截收。[19]尽管困难很大，失败也常有，这种通讯系统还是很有效地把许多地区不同层次的党、军和政的工作协调起来。
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最初反应
1937年7月，日本在中国的军队最强有力地由关东军代表。它的总部设在满洲城市长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利益，但它也试图在华北建立柔顺的缓冲区，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关东军一时很成功，但在1935年末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脱离与南京的联系时却遭到了难堪的失败。这一笨拙的举动激起了爱国怒火，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示威运动，并很快扩展到中国大多数主要城市。在华北地区本身，根据《辛丑条约》的条款，有一支规模小得多的日本驻军，总部设在天津。它的指挥官们与关东军争夺在河北北部的权势，但他们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们当时所能支配的力量。这支驻军总数仅约6000人，正是他们的一支分遣队于7月7日在卢沟桥同宋哲元的第29军的中国巡逻队发生了冲突，当时第29军比他们强大得多。
日本在华北的行动既有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动机，也有经济上的动机。为了把华北的经济与满洲国和本土岛屿的经济联系起来，在满洲国当局（关东军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华北派（天津驻屯军及其经济机构——行政公署）和日本各财团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协商。[20]每一方的军事指挥部为了自身利益都拉拢东京的决策者，但他们常常无视他们不赞同的指示。东京的决策者们也说不上较为一致，他们深知他们对战地指挥官的控制是有限的。日本人确实从未找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行动真正协调起来的途径。
7月7日后不久，驻屯军得到关东军和本土岛屿的增援。它重编为华北方面军，兵力不久达20万人左右。同时在华中——头16个月里战斗最频繁的场所——日本兵力达25万人，由此最终成为华中派遣军的部队指挥。
在华北，驻屯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然后，得到加强的华北方面军沿这一地区铁路系统的辐射线出动，如地图9所示。在多数地区，日本的推进只遇到微弱的抵抗。宋哲元的第29军最初表现坚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将军不战而溃，打开了经过山东通向关键性的铁路枢纽与华中门户的苏北徐州的道路。（不久，韩即被蒋介石逮捕并处决。）
在西北和西边，战斗比较激烈。在诡诈的军阀主席阎锡山的全盘指挥下，山西部队一度勇敢地守卫娘子关。在大同以北，[21]山西军队与林彪指挥的中共第115师的混合部队于1937年9月末，在平型关赢得令人振奋的胜利，虽然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见下节《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1937年11月9日陷落，而日本人继续沿同蒲铁路向西南方进军，直指黄河大弯曲处。卢沟桥事变后一年，日本对华北的占领大致如（第627页）地图9所示。
地图9　40
年代中期前后日本对华北的占领
资料来源：黎令勤：《日本军队在华北，1937—1941
年》，第8页。
当然，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领，而只是一些点和线的网络。华北方面军在进军中有时离开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农村成扇形展开。有时他们袭击经过的村庄，但并不想驻守乡村，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事。仅仅在华北，主要的铁路线长达3000英里左右；单单保护这些铁路线和守卫沿线的城镇就分散了他们大约20万人的兵力。结果是，对遥远乡村的控制只能交给中国的合作者。在1937年12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华北方面军将任务交给乡村警察和未加说明的地方民团。但是每个县警察人数不得超过200人，配备手枪，而民团只能拥有现有的或从敌方夺取的武器。[22]最后，各种较正规的傀儡组织被赋予宣传、乡村行政、占领区的经济开发和内部保安等项任务，但是华北方面军从未信任过他们的中国合作者——战时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这种特点。
表20　华北与华中的主要铁路（1942年）
a.战争开始时同蒲与正太线是窄轨而不是标准轨。日本人在1939年完成标准轨改建。
b.华北铁路系统中的这条连接线是日本人在1940年6至12月间建造的。
资料来源：张嘉璈：《中国为铁路发展而奋斗》，第86—87、203、205、322—325页。
在正常时期，用轻武器装备的警察和地方民团也许足以维持铁路线外的秩序。但当时并不是正常时期。日本的入侵破坏了地方行政，而直到县一级的大多数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职能人员都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在县级以下，乡绅大量留在当地，没有放弃他们的家园。像乱世常见的那样，乡绅们通过扩大或组建各种名目——民团、团练、联庄会——的准军事团体以及大刀会或红枪会之类的秘密会社来寻求保护。普通农民经常与这样的团体合作。匪帮也是混乱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对防护性社团的，以掠夺为目的的互补物，这些社团是为防范他们而设置的。[23]然而现在，掠夺者与防护者一样，都吞并溃军的人和武器。当从铁路沿线逃出来的散兵，为食宿而准备做几乎任何事情时，枪械常被弃置不顾。
虽然这种自发的“动员”并不完全引起对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还是有抗日的人：学生和教师，特别是从大城市来的，还有一些国民党组织和当地的共产党人。学生和教师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锋，在1935年12月发起了民族救亡运动。甚至在战争开始前，许多人已在暑假中离开北平回到家乡，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寻找安全港。在战争开始的头一年，仅河北一省中学以上在校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就下降了70%，合计共5万人。[24]这些人中一部分人辍学了，或者随他们的大学流亡到国民党控制的自由中国。但许多人留在了以后成为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
一个经常提到的事例是杨秀峰，他是一位法国留学生，1898年生于河北东部。他作为一个地下党员，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任教时就已经是民族救亡运动的一位积极支持者。战争爆发时，杨和他的妻子以及几位学生逃到冀南，与国民党的某些组织和地方领袖联合。但在一次争吵后，杨与晋东南的共产党分子发生接触，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在那里很活跃。杨的邀请使这些共产党人直接渗透到冀南，以后杨在共产党的事务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撤退了。在华北的一些小部队或者进行了独立的抵抗，或者最终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与共产党联合。出生于满洲国的吕正操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是南撤时脱离国民党第53军的一位团长，他率领平汉铁路以东的部下进入冀中平原。1937年末，吕的部队在日本人手中受到很大的损失后，他与当地的和新到的共产党人发生接触。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而且和杨秀峰一样，于1949年后在共产党的等级制度中升任重要职位。
活跃在华北的共产党人比人们通常了解的要多。到1935年，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几乎使这个党失去活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活动家被关在北平、济南和太原的监狱中。1936年春，刘少奇掌管了中共华北局。日本的压力、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和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更多的宽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悄悄地释放了。发展党员在加快。甚至在战争开始前，就有5000多名党员在华北局管辖之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