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50部分在线阅读

此游民部分，亟须换以工农分子，只是没有法子找得。一面天天在战斗中，游民分子战斗力却特别好，同时伤亡数目又大，所以不但少不了现有的游民成分，即另找游民来补充亦即怕找不到。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以改变其质量之一法。[97]
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98]毛泽东所谓的“客观力量”是特别指白军而言，因为他们是在共产党人的直接控制之外的；“主观力量”指的则是红军，共产党人对他们可以从内部了解，因而也就懂得他们的动向和战略。但是，他说的显然也是就广义的客观历史境况而言的客观因素，和就人类通过“自觉行动”以影响那些境况的能力这个意义而言的主观因素。
毛泽东在军事斗争的环境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并从1927年起就开始在这样的环境中干革命，正如我在前面已提过，这样的环境也加强了毛泽东思想中的上述要素。毛泽东把战争看成是“自觉行动”的最高表现，和人类精神的最高检验。他在一段话里说了这一点，对这段话他非常喜欢，以致在1926年和1938年他多次重复这段话，用的几乎是同样的词汇。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更是人类在战争中的特点。人类在任何的行动中表现的能动性，没有比在战争中更加强烈的。战争的胜负，一方面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如此，仅有这些，还只是包含着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与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的自觉的能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99]
这段话雄辩地表达了我称之为毛泽东的“军事浪漫精神”的东西，它是为了生存，进行多年艰苦战斗的经验的产物。可是，仅仅用毛泽东的浪漫气质或他的战斗生活来解释他相信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无限能量，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他强调主观因素，正如我已提出过，也符合在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素构成的过渡社会中进行革命的需要。
正是中国现实的这一方面，提供了毛泽东的思想和经验的军事性和政治性之间的联结点。正因一场战斗的结局常常不能确切地预言，而部分地有赖于主观因素——像毛泽东在上述引文中所强调的——如士兵的勇气和指挥员的战术技巧，因而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不如在西欧，乃至在以前的俄罗斯帝国，显得那么界限明确。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看成是分别代表工人和资本家，可是农民在前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以及地主在后者中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事实上都要大一些。此外，这个局面也因外国人出现的冲击而大为改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兰问题，列宁关于20世纪的殖民地，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原理：在一定的社会中，各个阶级的行动，可由对外国压迫者的团结一致反应所改变。至于毛泽东，他不只是把它作为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从30年代开始他就深信，为了追求民族的目标，联盟是能够有效地实现的，它的建立，撇开工人和他们的最接近的同盟者农民不说，很大部分有赖于共产党人成功地改变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立场。
这种对于当作挽救民族危亡条件的国家团结的关心，虽然始终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的特征，但绝不意味着他只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甚至在30年代末期，当他缔结并执行与蒋介石的新联盟的时候，他就说得一清二楚，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它的最高纲领。而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革命则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集中点，他也不是仅仅根据道德价值和心理改造来对待它的。虽然他相信客观社会现实能由意识的变化加以改变，但他也认为参与革命的行动，是改变人思想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诚然，深刻地认识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深思熟虑地运用这一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他政治上成功的秘诀之一。
把革命斗争作为推动文化革命工具的思想，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提出了，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要农民自己丢……”[100]
以后整整20年，农村一直既是毛泽东的社会革命，也是他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实验场。在这个领域里，他活动的中心当然是土地改革。这里不拟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土地政策已在第5章充分地讨论过，有一个事件最能生动地说明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改变立场的方法，这就是1933—1934年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可能不是毛泽东发起的，但是他在1933年使这个运动具有他的特征。这个运动的表面经济目标，是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已恰当地实行，而事实上却不过是为在根本上追求政治目的提供一个框架。考虑到地主和富农的传统声望，以及他们有文化，善于讲话这一事实，毛泽东深信，不管正式的财产结构有什么变化，这些过去的特权分子仍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慢慢地在农会里取得权力地位，阻止这样隐蔽地回复到旧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基层不断地鼓动农民，鼓励贫农进行反对过去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建立他们的自信心，并让今后他们是社会的主人的信念扎下根来。
在伴随内战及40年代末取得政权之后的土地改革期间，也追求完全同样的目的。在群众大会上，农民被鼓励针对地主过去的压迫“诉苦”，有时候随之还要对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目的不仅在于压倒士绅的威风，而且首先在于让农民除去自卑感，并最终像人一样地站起来。这样，毛泽东就在改变对权威态度的意义上着手进行文化革命，并以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是这一工作方法从20年代到40年代和以后，在他的路线中很突出的时候，他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环境在这些年大大地改变了。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战术情况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军事需要和政治需要的矛盾。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最大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在早年曾实行“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心的原则，那里进行过土地改革，因而对红军的同情也是最热烈的，可是这样的战术意味着共产党队伍忠实的支持者常常遭受战争的危险和损失，同时这也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的可靠性，因为它不能保卫自己的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进攻战略”为这一困境提供了回答——这个回答在于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声望和完整的政治需要，置于军事可能性的现实估价之前。它的结局是个灾难，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毛泽东的早期战术在1934年原本会起作用。总之，只是由于日本很快地加速向中国推进，和随之而来的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才有效地使共产党人能摆脱他们所处的困境。此外，毛泽东有好几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兴趣讲话，只是在1935—1937年形成的新的环境里，才再次以具有信心的口气开始发言。无疑，他在党内再次拥有强有力的地位，而在1933—1934年间他被贬低，成了只不过是挂名的首脑，这与他的新的雄辩有关。但是，毫无疑问，这一现象也是由于关于民族解放战争他确有许多话要说。甚至在30年代初，毛泽东的关于革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的言论，就使人联想到将发生什么事情。
导致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夙敌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的有计划的行动，与两党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是怎么从理论上为第二次统一战线辩解的呢？
1931年秋，当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最初把抵抗外国侵略问题提到显著地位时，中国共产党关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立场基本上和共产国际相似，概括在“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之中。然而，虽然它在原则上被理解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但毛泽东的关于具体斗争的社会学看法，仍然与1926年他所持有的一样。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签署的1931年9月25日给“白军士兵兄弟”的信，在号召他们杀掉反动上级军官，与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联合起来，推翻“该死的国民党政府”以后，接着说：
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政府，即苏维埃政府。[101]
很清楚，对毛泽东来说，农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地区。在这一封信中，“国民党军阀”被看作“帝国主义走狗”和地主阶级奴才，正如毛泽东在20年代文章中所写的，但是，国民党对内“剥削与屠杀民众”的反动作用仍然被给以最突出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攻击集中在抗日问题上来说，毛泽东的立场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论的影像。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因此必须首先对付国内敌人，才可能对外国入侵者采取有效的行动。
1932年4月，继日本在同年1月进攻上海之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本宣战，从而使外事问题更加接近它的政治战略的中心。毛泽东与其他政治力量合作观点的改变，是以1933年1月17日的宣言为标志，它提出在某些条件下（停止对苏区进攻，给予民主权利，武装抗日群众）与“任何武装部队”，也就是说，与任何准备与共产党打交道的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官缔结协议。[102]虽然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路线里制定的“从下缔结的统一战线”的框架之内，就是说，与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联合，而不是与他们的领袖人物联合，不过愿意与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虽然不是与蒋介石本人），却标志了走向“从上缔结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这样的统一战线在1937年建立起来。
在与朱德1934年7月15日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中，毛泽东再次号召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并与那些愿意开展这样战争的人联合，同时打倒“卖国贼汉奸集团的国民党”。[103]然而，尽管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位置，可是对径直走向第二次的统一战线却很明显地比苏联领导者更加保留一些。1935
年8月1日要求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的宣言，事实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环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他们对再次与蒋介石拥抱远比斯大林更觉得不快，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屠杀他们朋友的刽子手，并且认定他是革命的叛徒。到1935年底，当毛泽东的队伍于12月在瓦窑堡再次集结时，他已准备不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且与资产阶级中同欧、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倾向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那些成分合作。有了他们的支持，“工农共和国”将会变成一个“国防政府”。但是蒋介石，作为“汉奸卖国贼营垒”的“首领”和土豪劣绅、军阀和买办的代表，则特别被排除在所提出的统一战线之外。[104]
然而，到了1936年4月，张学良会见周恩来，力劝共产党人停止与蒋介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应运用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劝蒋介石接受这样的休战。因此，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直接打电报给南京军事委员会，这封通电随后被毛泽东描述为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105]此后，毛泽东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接触，讨论合作抗日的可能性，[106]并且在1936年10月5日特地致函张学良，表示愿“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达成抗日救国的协议”。1936年12
月1日，毛泽东与其他18名共产党高级军政领导人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张，这样子孙后代将不是把他当作对中国的毁灭应负责任的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来记忆。[107]
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恶感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当蒋介石在12月12日被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时，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应，认为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审判是十分适宜的，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样的政策也被毛泽东和其他高层成员认真地考虑过。相反，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2日写信给阎锡山，让他放心，说“丝毫不求报复南京”。[108]曾有一再的报道，毛泽东在收到莫斯科专横地命令他不要杀害蒋介石的电报后很生气，他的生气可见并不是由于被剥夺了猎获物时的失望而激起的，而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或怀疑他的常识而引起的。[109]
无论如何，一旦开始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就表现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显，原因是对于他们来说，拯救中华民族并非仅仅像对于列宁来说那样，是策略计谋的基础；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
当然，按照中国革命新近已达到的阶段，以及当时可以相应推行的工作，毛泽东不管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追随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这样重大的改变，而不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在刚刚提到的1935年1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开始粗略地叙述他有关这个主题的想法；他只是在1939—1940年才对它们充分地加以研究，并给以明确的表述。但是，在继续探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它在延安时期，在成熟和复杂性上，显著地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以前，有必要谈一谈在他的整个思想中越来越占中心地位的哲学思想在1937年的出现。
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1937—1940年
尽管毛泽东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著作中就偶尔触及哲学问题，他第一次认真地研究马克思哲学却是在1936—1937年的冬天。埃德加·斯诺曾记录下毛泽东为了贪婪地读那一摞刚刚到达共产党首都保安的苏联哲学著作的中译本，而中断与他的会见；这些会见的谈话将成为他的自传的基础。读了这些书籍以后，毛泽东几乎立即做了一系列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演，现在以《实践论》和《矛盾论》而闻名的著作，原来就是这些讲演的结束部分。[110]
当然，在中国，1949年以来，只有《实践论》和《矛盾论》正式出版，分别出版于1950年和1952年。可是，毛泽东确实在1937年讲过一门有关辩证唯物论的课，当时的证据是确定的，无可辩驳的。[111]因此，有一定重要性的是，当斯诺在1965年向毛泽东问到这一事情时，毛泽东否认《论辩证唯物论》是他所作。[112]诚然，他通常宁愿人们只读经他自己审定、认可的版本，不过为了免去找麻烦，他经常不去直截了当地否定那些他不再认为是合适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很敏感的原因并不难找。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从列宁活动的时期开始，在共产主义运动内就被看作领袖人物的一个必需的条件。没有疑问，为了确立他在这一方面的凭证（正如斯大林在他之前试图做的那样），他本来做过这些讲演。他在党内的对手都在莫斯科受过教育——他在以后的五六年中要与他们进行连续的较量——因此他感到他易于受到指责，说他不过是个农民游击队的领袖，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处理抽象范畴问题的能力。可是很快变得很明显，毛泽东所作辩证唯物论的讲演没有有效地起到所期望的作用。讲演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前面几节）等于抄袭苏联资料，而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表达的地方则常显得很粗糙。[113]
毛泽东是人，也会犯错误；“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在这样的观点（明显地表述是在1981年，但自1978年或1979年就已开始含蓄地表达了）的条件下，不论是毛泽东在1937年确实做过有关辩证唯物论的讲演，还是他有亏欠于其他作者，特别是艾思奇，现在都已正式在中国记录在卷了。[114]
我在这里将不从总体上去分析毛泽东的讲演，不过这一情节确实有助于估价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而那两篇文章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背景。首先要说的是，相当于《实践论》和《矛盾论》那一部分讲演，比那一著作的前一部分，显然更有独到之处，也更引人兴趣。此外，尽管毛泽东在1936—1937年所看到的文章和苏联著作的译文常常相当详细地论述认识论，并且常常（像《实践论》那样）是在马克思哲学通论中相对接近结束之处出现，而毛泽东给予矛盾的这个主题以显著的地位，这在他可能得到的任何原始资料中都无类似情况。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部分论及对立的统一与斗争，否定之否定和有关题目，但是一般都很短，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像毛泽东的讲演那样放在最后，从而使得它成为整个课程的顶点和综合。
毛泽东给予矛盾这样突出的地位，无疑可以有多种原因。其中两个很自然地来自本章已概略叙述过的对他的思想的解释。一方面，他对辩证法的理解，有强烈的道家及中国传统思想的其他潮流的印记。另一方面，正如我一直强调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内诸矛盾）的复杂性和不明确性，并试图把这些见识结合进他的革命策略。这些特点的第一条，可能被有些人看成是他在理解辩证法方面的瑕疵；第二条则很可能被认作优点。接下去的对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简略讨论，将首先论述的这两点中的一点，然后再论述另一点。
大连版的《辩证唯物论》共计110页，而他讲演提纲的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竟占53页，从这一事实可以得到毛泽东重视矛盾的一点启发。相当紧密地与《矛盾论》相符合的这一章的这个部分（从第64页开始），大约有2.5万字，而《毛泽东选集》内的文本约为2.2万字。尽管两种版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其相符之处却足够接近，可以彻底地解决由阿瑟·科恩和别人提出的这种说法：毛泽东不可能在1937年写出这样充实的著作。[115]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讲演的这一部分比以前各节好得多。从本质上说，我以为答案在于毛泽东所处理的不仅是对他有吸引力的概念，他还要把它们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的现实中去。另一方面，《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章的很大一部分，不过是苏联作者所理解的希腊和西方哲学史的概要。在这里毛泽东只能照抄资料，不可能加上他自己的任何东西。
至于《矛盾论》的内容，毛泽东的辩证法的非正统性质问题，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变得尖锐起来，部分是由于同苏联人论战的结果，这样它已超出我们这里的讨论范围。简言之，一般认为苏联杂志（这些杂志在1950年赞扬过《实践论》）在两年之后没有理会《矛盾论》，因为这些杂志反对这篇文章暗含的对斯大林的至高无上理论权威的挑战。不容任何怀疑，这确实是个因素，但是，苏联人也完全可能觉得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奇怪的、异端的。
在50年代，毛泽东多次抱怨《简明哲学词典》专门批评了他的有关矛盾的观点，有一次他解释说，他谈的是这一著作的第四版（1953年在莫斯科出版），他说它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苏联的批评意见，是生转化为死是“形而上学的”，战争转化为和平是错误的。[116]关于毛泽东老年时的辩证法的超传统的特点，有一点可以谈一谈，这时（在1964年）他抛弃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中的两条，其中之一是否定的否定。[117]毛泽东在1937年的观点多由派生形成，因而按照马克思主义总的来看也更为正统，不过可以争辩说，他已倾向于他25年后所遵循的方向。最明显的线索可能应在“对立统一的法则”是“思维的根本法则”[118]这一断言中去找；这句话似乎把这一规律置于比其他两条原则（否定的否定和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更高的范畴，后来这两条原则却为他所拒绝。[119]
毛泽东的讲演提纲的最早版本，间接提到列宁把对立的统一看成是“辩证法的核心”，[120]在1957年毛泽东又很清楚地引用了有关的片断，“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121]列宁的这段话出现在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阅读札记里，而它所涉及的概括黑格尔的思想的那段话，既讲了否定的否定，也讲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122]
进一步探寻这一问题，不仅需要详细地讨论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还会把我们带向考虑严格的哲学问题，而远离本章主要对政治的关心。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和他从而得出的理论上的结论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它能帮助我们从哲学到毛泽东的思想的其他方面的顺利过渡。有人再三争辩说，以下主张甚至为科恩所接受，毛泽东对于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述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两个概念。首先，我愿意提出，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可以直接与他对中国现实的细致的理解联系起来。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在马克思本人观察过的，被理解为不断向两极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那种类型的社会里，就哪些是阶级间的基本矛盾，或哪些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的基本矛盾来说，本不应该产生疑问。广而言之，直到这一冲突为革命所解决时为止，这一模式可望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另一方面，中国不论是内部形势，还是与外国列强的关系都不稳定，或者说难以逆料；要决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哪个因素，或哪个矛盾是关键性的，或支配性的，这不仅仅是个让人感兴趣的理性问题，而且是紧迫的策略需要。
不妨注意一下一本最早在中国翻译，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苏联著作，它有一节专门谈矛盾的“主导”方面，可是，它说这一般总是同样的，例如，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基础总是主要的。[123]这是科恩认为毛泽东的论文中最有意义之点之一；他让人注意这一段话：
有人觉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导；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导。如此等等，他们并不互相转化。……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对于政治、文化上面的革新就成为主导的决定东西了……[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