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套装全11卷)(校对)第1355部分在线阅读

[29]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年）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发表在《法学研究》第46卷第2期（1972年），第99—107页，附有用日文写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东京）第14期（1973年12月），第37—47页和《中国季刊》第68期（1976年12月），第751—777页论述这些文章。
[30]《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29—230页。
[31]同上书，第242页。
[32]《新民学会资料》，第62—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1—194页。
[33]《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261—262页。
[34]《新民学会资料》，第63—65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92—194页。
[35]《新民学会资料》，第75—7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61页。
[36]《新民学会资料》，第127页（蔡和森1920年5月28日的信）和第121页（毛泽东1920年11月25日给罗学瓒的信）。后一信也见于《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75—277页。
[37]毛泽东就这个主题共写了九篇文章。关于这些文章的简短摘要，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10—111页。这九篇文章的全文刊载在1919年11月16日和28日之间的长沙《大公报》，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43—172页。
[38]特别是见《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61—163页。又《改革婚制问题》，《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149页。
[39]《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76页。
[40]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第327—329页。
[41]《新民学会资料》，第146页和第15—41页，特别是第20—23页。
[42]《新民学会资料》，第144—152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289—296页。关于蔡和森和萧旭东1920年8月的信，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28—143页。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论述了这个时期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见《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发展：毛泽东在1919—1921年》，《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1期（1982年11月），第29—61页。
[43]《新民学会资料》，第153—162页。
[44]同上书，第162—163页。这封信和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和萧旭东的信，编在《蔡和森文集》，第37—40、49—73页。毛泽东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信，编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6页。
[4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第81—84页。这篇宣言刊载在《东方杂志》第20卷第6期（1923年3月1日）。
[46]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28—430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89—107页。
[47]因此，马林在对伊罗生说他只凭个人威信，“手头没有莫斯科文件”支持而说服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个建议时说了谎。[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中国季刊》第45期（1971年1—3月）），第106页。]这点的主要事实已由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第48期（1971年10—12月），第677—697页合适地概述，又见道夫·宾发表在《中国季刊》第54期上的对刊载在《中国季刊》第53期上评论他的文章的意见的答复。我已在本章概述道夫·宾的见解，他的见解也得到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赞同。一方面，见V.I.格卢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920—1927年）》，收入R.A.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280—344页，特别是第289—293页。关于中国史学界最近在这方面的论述，见萧甡和姜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51—68页，特别是第58页。
[48]见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4页。
[49]《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09—111页。
[50]《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年7月11日），第233—234页。
[51]林达·谢弗：《毛泽东与1922年10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4期（1978年10月），第380、416—471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弗：《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1920—1923年》，第1—2、222—223页。
[52]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53]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54]《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47页。
[55]《毛泽东集》第1卷，第151页。
[56]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引文见于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第59—60页。
[57]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特别是第55—56、80—89页。
[58]《告中国的农民》，原载于《共产党》第3期（1920年12月23日），《一大前后》第207—214页转载。毛泽东用这篇文章讲课的事实见于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55页。《资料选编》第24页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错误。
[59]《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毛泽东集》第1卷，第153—173页。
[60]《一大前后》，第212—214页。
[6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61—174页。
[62]我已在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中比较毛泽东和陈独秀对农村关系的分析，该文载于《中国之政治与经济：故村松祜次教授追悼论文集》，第227—239页。
[63]如黄宗智在他的论文《毛泽东与中农，1925—1928年》中的论述，见《现代中国》第1卷第3期（1975年7月），第279—280页。
[64]约翰·菲茨杰拉德在他的论文《便装的毛泽东：新近识别的毛泽东著作》中，最先认为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　[见《澳洲中国学报》第9期（1983年1月），第1—16页]。菲茨杰拉德的论点本身都是有说服力的，但是，这些文章是毛泽东所写的事实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胡华在1982年9月10日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证实。毛泽东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原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10—12页，英译全文见菲茨杰拉德文第9—15页。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10年在东山小学读书时就用“子任”作为替用名。他取“子任”之名是出于对梁启超的仰慕，毛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梁启超号任公，“子任”有“任之子”之意。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第176页。
[65]《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第148页。这篇文章中采用的各类人口数字，与1926年2月写的文章中采用的数字相同。
[66]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第170页。
[67]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9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论述，见我的论文《毛泽东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1923—1927年》，附有这篇文章的英译文摘录。
[68]《毛泽东集》第1卷，第175—176页。